自去秋至今，笔者潜心于研读《八家后汉书辑注》(今人周天游先生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简称《辑注》)。参考了班固等《东观汉记》、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下简称范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笔者以为《辑注》在如下几个方面仍存在着可资商讨的问题:一、前人校辑误，而《辑注》承之者;二、原文有误，而《辑注》漏校者;三、原文无误，而《辑注》误改者;四、佚文偶或漏辑者;五、《辑注》句读不当者;六、原文不符合史书体例，而《辑注》承之者。今就以上诸方面择取数例，略附管窥，求正于方家。为便于行文，正文不再分类。
1,郭丹，太守杜诗荐为功曹，丹荐长者自代。敕以丹事编署黄堂。
——《辑注》
按:蔡元培云:“事”当为“笔”。《辑注》承用蔡说，并列本书“郑吉执丹笔”为证。蔡说未必正确。这段文字范书本传也有记载，而且比较详尽:太守杜诗钦慕郭丹的忠义，故推荐他担任功曹一职。而丹却荐长者代替自己，杜诗感到他的推举贤能的行为更为可贵，所以让人把郭丹的事编录在黄堂上，以便为后人效法。[1]“丹事”于文义吻合，若强改为“丹笔”，则文义似通非通。另外，谢承《后汉书》(下简称谢书)没有“郑吉”的记载，而谢书《盛吉传》有“(盛)吉持丹笔”，[2]疑“郑吉”是“盛吉”的误文。
2、第五伦迁充州刺史，中常侍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负势贪放，种欲收举，未知所使，……羽出，遂驰到定陶，闭门收匡宾客，亲吏四十余人，六七日中，纠发其赃五六十万，种即奏匡，并以劫超。
——《辑注》
按:此处“五六十万”疑为“五六千万”之误。范书及华峤书本传都有记载，均言“五六十万”。检相关史料，知东汉中后期，钱贱物贵，皇帝赏赐，动辄以钱千万记，如，范书《宦者列传》:“……封(单)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瑗东武阳侯，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1〕更兼孝安帝时，即齐卖官之风，官吏腐败成风。史载灵帝时，“公千万，卿五百万”。[1]《山阳公载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1〕唐杜佑《通典·食货十一·谀爵》:“……凡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理宫室，钱大都至二三千万，钱不毕至，自杀”。[3]单匡官至济阴太守，为二千石，鬻其官已需二三千万，而单匡贪五六十万，不及他官价的四分之一，怎能称“大贪放”呢?据此推之，当以“五六千万”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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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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