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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贾培俊、张儒编著的《诗经百家别解考》(国风部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以下简称为《别解》)，以《诗经》篇目为纲，汇集了汉唐以来学者的学术笔记、杂著中论《诗》的见解，并将其分系于相应的诗篇之下。全书共计112万字，内容丰富，与传统的解《诗》之作不同的是，《别解》集录的意见，多为前人未曾注意的别出心裁之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于《诗经》研究者来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具体说来，《别解》一书有如下特点: 一、搜罗宏富，精择细鉴 《别解》著者研《诗》有年，在阅读经师解《诗》之作的过程中，有感于其依经立说的局限性，遂留意于学术笔记中的论《诗》材料。著者在《弁言》中说:“二十年来，每遇到笔记之类的著作，必翻阅过或抄卡片，或作索引，或复印收存。读了上千种笔记杂著，其中涉及《诗经》的杂著约有二三百种，文字约有三百余万”。《别解》卷首有“征引书目”，开列精选的相关论著近300种，其中涉及别集(如《曹植集》)、子书(如《潜夫论》)、方志(如《陕西通志》)、野史(《塵史》、《鹤林玉露》等)、杂著(《猗觉寮杂记》)等，多数是历代学者的读书笔记，涉猎范围之广，搜罗之富，于此可见一斑。研究《诗经》的专书，已是汗牛充栋，于这许多专书之外，从浩如烟海的学人笔记中搜罗论《诗》的零星条目，其工作量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由此可见著者用功之勤。 书中集录的论《诗》之说，内容也十分丰富，有的是从文字训沽出发，考释诗意，有的则从某风某地的整体特点入手，诠释诗意这些意见，既有关于整首诗作创作背景、主旨的，也有关于具体章句字词的诠解的著者，分总论、分论，将其系于相应的篇章之下，使《别解》全书内容丰富而条理井然。 面对如此之多的论《诗》札记，《别解》并非辄见辄收，而是在认真考辨的基础上，加以仔细的甄别。在某一条目下，如有几说大体相近或相同，则精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并加按语简要指明其优劣。有时还排比诸说，理出各种说法之间的继承关系，明其渊源。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著者常在诸家解说的基础上，结合前人不曾发现的新材料，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别解》不同于一般“集解”类著作的地方。如于《郡风·日月》篇中“报我不述”句的解释，共录惠栋、俞樾、墨庄氏、张一鹏等四说。著者一一陈其得失，在此基础上，结合《左传·宣公三年》所述先秦民俗，指出此句所说，即上古收婚之俗即叔、兄、诸父等过世子弟以其妻为妻类似这样的地方，在《别解》中还有很多，可谓别开生面。 另外，如所录数说虽大体相同，但因其看问题的视角，或者所依据的材料不同，则为便。于研《诗》者利用而尽数加以集录:如遇诸说相恃，而一时难分高下，则并列之，以示谨慎如书中于《周南·关雎》一诗的主旨，共辑得李如《东园丛说》、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和李元吉《读书吃语》等26说。这些说法，早到宋朝，晚至民初，解释《关雎》篇意，各有新意，虽然不一定符合原诗的旨意，但大都新鲜可喜，令人耳目一新。故《别解》依时先后，一并加以收录，并加按语云“经学与时变迁，经典之阐释之发展，体现着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之变化。故一部经学阐释史，实蕴有一部文化思想史在。”点出诸说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提醒读者细加体会分别，这也是《别解》著者的一个重要用意/ 二、别解新见，富于启发 《别解》当中所集录的有关《诗经》具体篇目的意见，大多出自汉代至清代学者的学术笔记。与传统的专门说《诗》之作不同，学术笔记中的见解，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者读《诗》的直观感悟，虽然零星不成系统，或只有片言只语，但多能跳出旧的经学思维模式去解说。《诗经》中的诗篇其作者或纯取文学的角度，或结合自己所处时代人们的情感体验，去体会诗意、阐发诗旨，颇有一些新鲜的见解。这对于我们研究《诗经》的人来说，不仅在具体诗篇的研究上可以有所参考，同时在整体研究上可以拓宽视野，开阔眼界。如《郑风·子衿》篇，朱子《集传》以为“淫诗”，《别解》集录诸说，与此不同，如程颐《伊川经说》卷三认为:“衿青，学者之服，青青，举家之辞。世乱学校不修，学者弃业，贤者念之而悲伤，故曰‘悠悠我心’。……不事于学，则遨游城阙而已。贤者念之，一日不见，如三月之久也。盖士之于学，不可一日忘废”。又陈耀文《经典稽疑》说:“‘《子衿》，刺学校废也，……大宁中，微虞喜为博士，诏曰:丧乱以来，儒雅陵火，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另有周象明《事物考辩》，徐文靖《管城硕记》，郑方坤《经稗》及陆以恬《冷庐杂识》等均认为“子衿非淫诗”，籍此亦可看出由宋到清人们对此诗接受历史。推而广之，从整个《国风》来说，《别解》所集录的各家解诗之说，也简单扼要勾画出了由汉到清，人们对《国风》的接受历史。 总之，《别解》作为一部重要的研究《诗经》的参考书，它的价值，远不止以上所说，本文只指出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方面，希望研究《诗经》的学者注意《别解》这部重要的著作。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