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中，首先是一种观念体系。今人如何考察这一古代学术的观念体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与途径，可以选择不同的面向作为考察的对象。要之，复原不同历史时期古代地理学的学术图景，得其发展之脉络，流变之趋向，为首要之任务。此项工作之完成，首先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学术体系，提供一种较为逼真的历史景观，从而走近古代的学术世界，领悟人类知识累积与变革的过程。进而，则通过考察地理学的过程，从不同的侧面管窥古代学术发展、学术思想与社会历史进程之关系等命题。 因此如何比较逼真地复原古代地理学的学术景观，是地理学史研究必须首先认真对待的问题。而本文则将继续循着目录学的方向[1]，尝试以几种代表性的宋人书目为核心，从总体上勾勒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历史“景观”。 需要说明的是，与之前从目录学的角度对汉唐地理学的分析稍稍有些不同，本文自觉地将地理学看作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采用历史地理的方法，对之进行“景观”复原，尝试建立两宋时期地理学“景观”的连续断面，以期得到一种学术史的新观察，描绘一幅宋代地理学的“鸟瞰图”。 一 北宋书目所见地理学 《隋书·经籍志》有两个突出的思想，一是将叙述王朝地理的著述在史部设立地理类，而将追求吉凶贵贱的“形法”定性为子部五行类，最终确立了王朝地理学作为专门的知识门类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正统地位，并将吉凶贵贱之书摒弃在外。二是其地理类序，确立了“疆理天下”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周官》的思想传统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正统，其他各种类型的地理著述或地理思想难以与之抗衡，逐渐边缘化。无论是在目录学领域，还是地理学发展的具体过程中，若从大的方面讲，这两种思想都基本为后世所遵循。然而就宋代而言，目录学中所反映的地理学观念，除了进一步完善上述旨趣以外，更有其丰富多彩的一面。 1. 景德《龙图阁书目》“地理”的两分与北宋前期地理学范畴的一个侧面 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北宋初期的完备书目清单，是《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但是受其体例的制约，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目录学著述。其中相关书目的著录虽有一定之顺序，然亦非如正式书目那样，以较为严格的学术准则为之，而是以名称之类型，尤其是最后一字之异同为归类著录之顺序[2]，故本文并不将之作为讨论分析之对象。 宋代的官修书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馆阁书目，二是国史艺文志。后者可于《宋史·艺文志》观其大略。然该志虽以宋国史艺文志为基础[3]，但毕竟出于元人手笔，因此本文不做专门讨论。而馆阁书目的范围并不限于崇文院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之书目，如乾德六年《史馆新定书目》，庆历《崇文总目》等，还包括供皇帝御用的其他宫廷殿阁藏书目，如《太清楼书目》，《龙图阁书目》等[4]。虽然馆阁藏书目大多采用四部分类，但是也有一些并没有完全遵循四部分类，而是依据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调整。就现今所见，最突出的就是龙图阁藏书目，除太宗御制御书等以外，其下还列有六阁： 经典阁三千三百四十卷，史传阁七千二百五十八卷，子书阁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阁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图画总七百三轴卷册，瑞总阁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众瑞百一十三、杂宝百九十五[5]。 《玉海》载有此六阁书目之二级类目，今赘引如下： 经典：目录三十卷。正经、经解、训诂、小学、仪注、乐书。 史传：目录四百四十二卷。正史、编年、杂史、史抄、故事、职官、传记、岁时、刑法、谱牒、地理、伪史。 子书：儒家、道书、释书、子书、类书、小说、算术、医书。 文集：别集、总集。 天文：兵书、历书、天文、占书、六壬、遁甲、太一、气神、相书、卜筮、地里、二宅、三命、选日、杂录。 图画：古画上中品、新画上品、古贤墨迹[6]。 《玉海》所引此龙图阁六阁书目，其可珍贵之处在于，它保存了一份完整的北宋前期官修书目的一、二级类目。就本文所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在这份目录中，除史传阁之“地理”类以外，还有天文阁之“地里二宅”。史传阁之“地理”类，与其他四部分类体系中的史部地理类，其所著录书的性质当相同，多为疆域地理书。而天文阁之“地里二宅”则颇可讨论。 此处，“地里”与“二宅”是否点断，其内涵不同。如若点断，作“地里、二宅，”则“地里”与“二宅”为两类，各有所指。二宅比较容易理解，即相阴阳二宅之风水术数书。然“地里”则颇为不确定，其性质自然不可能与史传之“地理”相同，且又与“二宅”有所区别，则其为何种著述？考虑其列于天文之下，推测其有可能是属于分野性质的地理著述，即以天文星度统隶地理区域。此类著述的起源当较早，而且被《汉书·地理志》所采用，但是其取得比较大的发展却是在唐宋时代。隋末唐初，有李播《方志图》、《法象志》，唐代吕才《方域图》，李该《地志图》，尚献甫《方域图》等[7]，而对宋代产生巨大影响，并广为流行的是僧一行的《山河两戒说》与《山河分野图》[8]。此类著述与天文密切相关，列于天文之下亦不为失当。如稍后之《新唐书》，即将李播《法象志》入天文类[9]。如此，则反映当时地理书的认识，不仅包括史部之王朝疆域地理，还包括以天文星度统属州郡区域的分野类著述[10]，并且此类著述有一定之数量。而相宅兆类著述则不列入地理名下，以独立部类存在，不在地理之内。 然而这只是一种情况，尚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地里与二宅不点断，作“地里二宅”，此种情况亦非不可能。虽然依据文例，多为两字一词，点断的可能更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图画类即多字成词，则此处连属亦有可能。如果两者连属，则其所著录之书性质就比较确定，为相宅兆类著述。虽然如此，由于此类著述被冠以“地里”，则表明北宋前期观念中，无论史部之王朝地理，还是此天文之地里二宅，都可以纳入地理书的行列。相宅兆类书被冠以地理之名，宋人以为起于唐人吕才[11]。这在宋代得到了发扬，将王洙等人重修之相宅兆书定名为《地理新书》，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径直记为“命知制诰王洙等修地理书。”[12]凡此，皆可表明当时地理书所指是可以包括宅兆类著述的，即使在非常正式的官修史书中亦如是(关于宋代相宅兆类著述与地理学之关系，内容十分丰富，将另外专门讨论)。 上述两种情况何者为确？在没有其他史料的情况下很难判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北宋前期的地理书所包含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疆域地理著述，还包括其他类型的书籍。或者说，“地理”一词的概念有着多种含义，而宋人对其不同含义的所指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将各自归入不同的知识系统中。但是在宋人眼中，都可以称为“地理书”。这些著述处理的是不同的“地理”问题：王朝疆域，天文分野，人的安居。它们所属的知识体系也不尽相同，分属史官记述，天文算数，形法术数；它们所涉及和关注的社会事务亦有差异，分别以王朝统治，文化分野，礼仪吉凶为中心。虽然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区隔，而且这种区隔逐渐加大，但是在宋人看来，都可以“地理”称之。 2. 《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之间地理学观念的变动 《崇文总目》作为北宋最为重要的目录著述，虽仿唐《开元四部录》而成，然在二级类例方面却有所增删调整，并有序录。此后《秘书总目》即循之而作[13]。虽然前辈学者指出，《崇文总目》之类序，尚空谈而少实证，不足以继轨汉、隋[14]，即使如此，其保存至今的类序，仍然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地理学概貌的基础之一。 保存在欧阳修文集中的《崇文总目》地理类原叙云：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记之《禹贡》。及周之兴，画为九畿而宅其中，内建五等之封，外抚四荒之表，《职方》之述备矣。及其衰也，诸侯并争，并吞削夺。秦汉以来，郡国州县，废兴治乱，割裂分属，更易不常。至于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风俗，五方不同，行师用兵，顺民施政，考于图牒，可以览焉[15]。 依此序，则《崇文总目》地理类之旨趣基本承继了《隋书·经籍志》，阐发疆理天下的王朝地理思想。另据《玉海》云，《崇文总目》地理八十三部，八百四十七卷，始于《山海经》，终于《云南风俗记》[16]，并参照清人钱东垣辑本《崇文总目》，其地理类著录类型大致与《隋书·经籍志》相当[17]。此外，相宅兆类著述亦同《隋书·经籍志》入五行类，排除在“地理”之外[18]。由于现今所见仅有辑本，故本文暂不对其具体著录作更多分析。 稍晚于《崇文总目》的《新唐书·艺文志》，虽然记有唐一代藏书之盛，然实与《旧唐书·经籍志》据唐人书目撰述不同，反映的是宋人的目录学思想和相应的学术观念，它是一份比较完整的反映宋人学术思想的目录清单[19]。因此作为官修正史的《新唐书·艺文志》，其对地理书的著录和相关叙释，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北宋的地理学观念。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第十三为地理类，始于《三辅黄图》，终于《南诏录》。其末云：“地理类六十三家，一百六部，一千二百九十二卷。[失姓名三十一家，李播以下不著录五十三家，九百八十九卷。]”[20]而相宅兆类同《隋书·经籍志》入五行类，屏于地理之外。按：《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之著录，其可以注意者至少有二：一入乙部之解释；二著录之次序。试分疏如下。 于乙部设置二级类例“地理”之解释，《隋书·经籍志》认为：“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自史官废绝久矣，，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迹，凡十三种，别为史部。”[21]其祖述的是博闻强识，无所不通的史官传统，代表的是博学的智识传统和知识追求。而《新唐书·艺文志》虽然同样追述史官传统，但其旨趣似已迥异，认为：“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22]其阐述的仅是文献生成的职官源流，与上述《隋书·经籍志》对智识传统的缅怀已然有很大的差异。其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等内容之所以列入史部，并非在于其知识体系上的内在一致，而是由于这些门类的书籍大多由史官记述、编撰而成，所以也就纳入史部著录。因此，其一级类例对二级类例的统属并非完全出于学术或知识的性质，而是混杂了文献生成的职官源流。就此而言，则古代目录著述的体例，尤其是四部分类，当不能单纯从一级类例与二级类例之统属求其学术之宗旨，而应该更多地关注二级类例内部，或者二级类例相互之间关系求其学术发展之旨趣。 《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之著录，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其著录次序始于《三辅黄图》而非《山海经》。虽然《山海经》仍然著录于地理类中，但是已经失去了《隋书·经籍志》以至于《崇文总目》著录于首的地位，杂侧于普通地理书之中。一方面，这表明《山海经》作为古地理书的代表地位正逐渐丧失，其代表的古代地理学传统所得到的认同也正逐渐被淡化。此后之宋代书目，大多仍然将《山海经》列于地理类之首，但是其意味已然发生了变化。如《直斋书录解题》即依据司马迁所言，“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书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基本排斥其地理学之价值；并采纳朱熹之说，认为《山海经》本乃解《天问》而作。其之所以还列于地理书之首，实乃“古今相传既久”而已[23]，并非因其地理学之价值。而依据宋代国史艺文志而成的《宋史·艺文志》则干脆将《山海经》剔出地理类，将之列于子部五行类[24]。另一方面，《新唐书·艺文志》将《三辅黄图》列于首位，随之著录《三辅旧事》、《洛阳宫殿簿》等其他古代都城地理书，则除了尊崇帝都以外，也更突出了地理学的“王化”性质。 与《隋书·经籍志》相比，该志地理类著录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著录次序更为条理。《隋书·经籍志》地理类乃先著录古地理书，然后再著录其他各书，各书之间的次序并不明确。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基本改变了这种著录方式。该志对地理书的著录可以李播《方志图》为界，分成两大部分。除首录都城著述以外，前后两部分之著录顺序基本一致，其次序大略为全国性地理书，州郡地理书，山水著述，方物，行记，名胜，外国。虽然著录之次序尚不严格，相互错杂之处依然不少，但是已经能够反映出当时对地理书的认识正逐渐系统化，也可以约略地察觉出对王朝地理学范畴的认识也正趋向明确。这样的著录方式，所反映的对王朝地理学的理解，为南宋初期郑樵提出地理类细目奠定了基础。(关于唐宋之间目录学中地理书著录之变化，请参见附表1)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钱东垣辑本《崇文总目》，还是《新唐书·艺文志》虽然著录有《十道志》、《十道图》等书，但是对于地方州郡图经却几乎都没有著录，这一点值得重视。揣测，当与图经之文献属性和流传之认识有关(详见下文)。 综上，《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反映了北宋中期的书目编纂中，《山海经》所代表的古代地理学传统正逐渐被淡化，“疆理天下”的王朝地理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地理书的认识正逐渐系统化，隐约形成了“全国性地理书，州郡地理书，山水著述，方物，行记，名胜，外国”的著述类例，并依次著录。 3. “地理”书两分与疆域地理书逐渐成为古代地理学正统 《崇文总目》之后，政和间所编《秘书总目》卷帙较之更为加多[25]。学者一般认为，此《秘书总目》，实际上体例一仍《崇文总目》之制度，仅增入新搜访之图书[26]。如若此推测成立，则北宋后期目录学中的地理书著录，亦当基本遵循《崇文总目》之体例，其对地理书之认识或无较大之变动(然此颇有可疑之处，下文讨论南宋地理书观念时将论述之，此不赘述)。 另一方面，在上述官目以外，北宋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私目，如李淑《邯郸图书志》，田伟《田氏书目》，董逌《广川藏书志》等。此类私家著述，分类往往并不遵循四部之体例[27]。然而北宋私目散失无存，其二级类例亦未见完整之记载，因此我们无从考察其中地理书著录之状况，以及相应之地理学观念。 虽然如此，依据对景德《龙图阁书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的初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北宋时期地理学的观念存在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疆域地理书逐渐成为古代地理学正统，宋人对它们的认识正逐渐明朗、深化；另一方面“地理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却并没有被独占，而是被相宅兆类著述分享。如果单纯从书名考察，官修著述被直接冠以“地理书”的乃是世俗所谓风水之相宅兆类书籍，而记述王朝疆域之著述却甚少以地理命名。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应当有其历史渊源和社会现实基础。对此，将另作专论。 表1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约表
二 南宋书目类例的发展与地理学 1.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所见两宋之交地理书观念之变动 靖康之难，北宋馆阁之储荡然。高宗渡江，国势初定，即着力搜求遗阙[28]，曾编有阙书目。《直斋书录解题》记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一卷，云绍兴间改定，其阙者注“阙”字于逐书之下[29]。今有清人徐松辑本。因其为辑本，且绍兴间尚有另一阙书目传世，故本文对之不作讨论。绍兴间传世之阙书目，即《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此书今有叶德辉观古堂校刊本行世。据叶氏序，乃得自丁氏迟云楼抄本。叶氏认为，此抄本虽“文多讹误，然于宋讳缺避及脱烂空白之处，皆无所改移，是知其书传授自古，必有依据。”[30]叶氏对之详加校勘后，刊刻行世。故而该书之源流似较可信，其著录当较为接近两宋之际的思想与学术变化。 此为阙书目，著录之先后、次序并不能与《崇文总目》或《秘书总目》等量齐观。即使如此，依据其所著录，我们发现两宋之际地理书观念有一显著之变化，即图经大量著录，成为地理类之主要成分。现今所见，该目地理类共著录89部，其中图经17部，占总数之19%，远较其它地理书为多。 图经之名，起源甚早，然在此之前并未见大量著录。如《隋书·经籍志》，以图经为名者仅著录《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幽州图经》、《隋诸州图经集》(100卷，郎蔚之撰)[31]。或以为此时图经尚未盛行，故著录较少。然而记载有唐一代藏书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其著录之地理书以图经为名者不仅没有增多，反而更少。前者仅有《润州图经》(20卷，孙处玄撰)、《隋图经集记》(100卷，郎蔚之撰)[32]；后者同之，且《润州图经》之名已改为《润州图注》[33]。而今人一般以为，图经之制唐时已盛[34]。又北宋《崇文总目》，今所见辑本，其地理类著录之83部地理书，以图经为名之书竟未见一部[35]。因此图经之体，于唐、北宋之间较少见著于书目，似并非图书流传存佚所致，而当另有原因。否则，不致上述诸目少见著录，而宋初《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其集中著录之图经反有23种之多[36]。 关于图经之制，需另作专论，此处先就相关问题，据上文所引简论如下：(1)至少到北宋中期，图经尚没有被当作正式的地理书，或者说在相当的程度上，图经并非以著述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是作为官文书或档案的形式存在。以宋初制度为例，《两朝国史志》即明言，职方判事司，但受诸州闰年图及图经而已[37]。据此可知，当时图经虽广为编撰，但属于地方州县上报中央之官文书性质，并不一定以著述的形式流行。因此各类书目多不为著录实乃情理之中，而《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则因引用此类著述而为之著录。(2)南宋绍兴间，编撰《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之时，图经不仅已被视为著述之一种，且大量著录，为当时地理书之大宗。出现此种观念之变化，似应在此目编撰之前。上文言及庆历《崇文总目》之后，北宋末年政和间所编《秘书总目》，其卷帙更为加多。然学者一般认为，此《秘书总目》，仅增入新搜访之图书，体例一仍其旧。而值得注意者，南宋为寻访图书所编撰之阙书目，自当有所本。其所本自然以北宋编撰之官目《崇文总目》、《秘书总目》为主，其所注阙者亦当见于此二目者为多。而如前文所论，《崇文总目》之时图经尚未见大量著录，则大致可以推论，可能在编撰《秘书总目》时，图经已开始被当作重要之地理书加以著录，这在南宋绍兴间编撰《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时得到了继承。综上，图经在两宋之交，其性质似发生了变化，由地理之官文书而一变为地理之著述。 2. 郑樵《通志·艺文略》之类例与地理的“专门之学”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序，虽然历数疆域地理于王朝统治之重要，相关著述发展之梗概，然末了仅云“以备地理之记焉”[38]，其阐述的意图并不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地理学，而仅仅是王朝疆域的记录汇集。北宋《崇文总目》地理类叙更为简略，仅叙其备统治、观览之意[39]。因此虽然在古代的博学传统中，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之说，且地理书在古代目录著录体系中很早就开始形成独立的门类，但是至少直到北宋《崇文总目》之时代，在目录著录体系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作为专门知识体系的“地理学”观念，仍然处于类聚“地理书”的状态。与此不同，南宋初年，郑樵《通志》一书开始打破这种状态。 郑樵《通志·艺文略》地理类虽无小序，然其《总叙》述艺文略之旨趣云： 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有诂训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箓，有吐纳内丹，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灸，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40]。 则其著录并非仅为类例群书，而有条析学术之意图。郑氏之意，虽《汉书·艺文志》以来即已有之，然所叙学术之宗旨较少专门知识之含义，而上引郑氏之语则已明确从专门知识之角度阐述书籍分类之旨趣。虽然郑氏对专门知识之认识尚处于肇始之阶段，但是其对专门知识的理解已经初步具备了独立的学科意识。 又《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云：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在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何故哉？士卒之亡者，有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有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也[41]。 又云：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42]。 凡此，郑氏皆在阐述其对著述与专门之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流露出对专门之学的高度关注，甚至是焦虑。观上述所引，郑氏所谓之“专”，似有三层：一是著述之专；二是由著述之专而形成的知识(“学”)之专；三是由此而生之专门之人(世守)。若此推测大致不误，则郑氏之论述，实际上已是一个包含了“书，知识体系，从事某一特定知识领域的专门家”，这三个方面的学科体系，已经具备了比较明显地将知识分成不同的“专门之学”的意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这个认识中，还为旧所无，今所有之“学”预留了位置。这已经突破了原来对知识的认识范畴，为发展新的专门之学提供了合法性基础[43]。 而在郑氏看来，目录分类中类例之法，可以关系到专门之书和专门之学的流传存亡，并因此而将古典目录学类例之法大大推进一步，首次提出了一个系统的三级分类体系[44]。其中史部地理类分为十种，分别为：地理、都城宫苑、郡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45]。郑氏的上述类例思想，成为此后目录学地理书分类之基础，对此向为学界所重视。另外更有学者指出，郑氏之类例还注意款目编排的有序化，包括内容上的有序化，时间、地域上的有序化。其地理类郡邑下，就照地域排列，分为江左、邺、关中、蜀、吴、徐、荆、湘、越、桂、粤、闽等[46]。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郑樵的分类体系并非将所有的地理类著述都纳入史类地理之下，在经类春秋下，亦有地理类例，包括《春秋盟会地图》，《春秋土地名》，《春秋诸国录》，《春秋释例地名谱》，《春秋列国图》，五部六卷[47]。因此，若就《艺文略》整体而言，郑樵之地理类例似有十一种。也就是说，无论我们今天持何种观点，郑樵所认定的地理书包括了这十一种类型。 郑樵上述分类于目录学之意义已多有论述，但是就地理学史(或者说中古学术史)之意义，似尚有可申明之处。如前所论，郑樵将目录类例视为学术分明之关键，而其所论之学乃是由专门之书构成的专门之学。因此其所类例之细目，实际上应是他对专门之学的认识结果。故而其所分地理十一种，不仅是著述之体例，同时也是地理学专门知识之类型。这是对地理学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观其所著录之十一类地理书，联系当时之现实，可以推测，它们在郑樵看来实乃当时地理学所应关切的重要论题。这些论题所代表的地理学知识分支，虽然在内容上相互间或有重复之处，技术上亦基本以描述为主，但都是紧紧围绕王朝封坼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仅是郑樵“地理之家，在于封坼”思想的反映[48]，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当时人对地理学的一种代表性认识。现就此地理书之类例略为分疏如下： 郑氏于经类春秋下设地理一目，大体上遵循了以往目录学将经典之训诂传注归入经典著录的思想，这一旨趣亦往往为此后之古典目录所遵循。其不同者在于，郑樵为之设立类例，给予独立之地位。而这一方法，后来之目录著述却多未采用。另一方面，郑樵虽依尊经思想于经类著录，但是通过冠以地理之名，明确表达了此类著述属于地理这一专门之学的旨趣。 史类地理10种，第一种直接冠以“地理”之名。其著录之书大致可以分成以下类型：一是古代地理书汇编类著述，如陆澄《地理书》。二是王朝疆域地理书(图)，有记一代疆域的，如《太康三年地记》、《唐地域方尺图》；有记历代疆域变革的，如《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太平寰宇记》等。三是总记古今地理变迁，如《古今地名》、《古来国名》等。四是天文分野类地理书，如《开元分野图》。五是记载天下风俗物产，如《方物志》、《隋诸郡土俗物产》。六是总述地理视野，如《世界记》等。当然对于郑樵所著录的书目还可以作不同的归纳，但是其“地理”类例下的著述，除《剑南方物略图赞》、《京兆方物志》之外，都是从总体上讨论相关的地理问题，并以王朝疆域地理为核心。其情况与今日之通论性地理著述类似[49]。 其它9种，虽并未冠以地理之词，依文句词例，可视作承前省之句式，各种之后皆省略“地理”一词。同书“谱系”下各细目除帝系、皇族以外，即称“某谱”，可为旁证。另，此处九种不再冠以地理之名，除省文以外，还可突出第一种之统属性质。 郑樵所列9种地理书：都城宫苑类、郡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除郡邑、图经以外，其他7种比较明确，各自皆以某一地理景观或行为为著述对象，类似于今日部门地理学所讨论之内容。其中比较突出之处，一是专门记载山岳地理的著述不称山岳，而以名山洞府为名，反映当时游观名胜思想盛行；二是《山海经》归入方物之下，说明郑樵更多地注重于其中的博物内容。至于其中郡邑、图经两种，似乎并非纯粹以著述之内容为类例之基础，而是搀杂了著述体例之差异，可以归为同一地理问题的不同著述类型。 综上，郑樵《通志·艺文略》所类例之11种地理书，可以看作11类地理论题：经典的地理诠释、通论性地理问题、郡邑、图经、都城宫苑、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郑樵对地理书类例的细分，不仅是目录学发展的一种表现，依据其对目录类例乃以专门之书守专门之学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北宋以来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总结，反映了当时地理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他勾勒了一幅两宋之际，具有浓郁学科意识(专门之学)的地理学各专门知识的基本图景。 3. 南宋私目中反映的地理学 两宋私目编撰甚多，以独立著述形式流传至今者为南宋前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以及南宋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三书各有特点，其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体例仿《崇文总目》，全书以四部分类，共45小类，无三级类例。四部有大序，而各类间有小序，地理类则无小序。尤袤《遂初堂书目》不分卷，并无四部之名目，全书以44类著录藏书名目，无大、小序，各书往往冠以刊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无四部之名，总分为53类目；全书无总序，各类目偶有小序[50]。 上述三目，总记一家之私藏，因其书之多寡不一，著录之谨严亦相异。就地理类之著录而言，三目之著录虽皆起于《山海经》与《水经》，但其后各书著录之顺序则各有差异，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较为严谨有序，《山海经》、《水经》之后，大致依次著录一代疆域地理，都城，州县，山、水(海)、边备，外国四夷[51]。又，三目地理类下，绝不滥入当时世俗盛行，且被呼为“地理”之相宅兆类著述，二者畛域分明。因此，总体上三家所著录之地理书，表明南宋时地理学的概念相对于北宋，日益限定于王朝疆域地理。而在王朝疆域地理中，又以州县图志为大宗。 而《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对《山海经》、《水经》、《水经注》的不同认识，更能反映南宋一般士大夫地理学概念与知识之变动趋势。《郡斋读书志》云《山海经》：“大禹制，晋郭璞传。汉侍中、奉车都尉刘秀校定。表言：‘禹别九州，而益等类物善恶，著此书。皆圣贤遗事，古文著明者也。’十父尝考之，于其书有曰：‘长沙、零陵、雁门，皆郡县名，又自载禹、鲧，似后人因其名参益之。’”[52]虽然认为此书有后人附益之内容，但仍然认同其为上古先贤之圣制，对于其属于地理学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直斋书录解题》对该书之态度大异，引司马迁所言，“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书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并采纳朱熹之说，认为《山海经》本乃解《天问》而作。其之所以还列于地理书之首，实乃“古今相传既久”，出于因循而已[53]。不仅基本上否认了《山海经》作为地理学源头的地位，而且其地理学著述的性质也基本遭到了否定。则该书在陈振孙看来，已入怪诞之列。 更值得注意的是，《直斋书录解题》对《水经》和《水经注》的观点也基本与对《山海经》的认识相类似。在《郡斋读书志》中，晁公武认为：《水经》“汉桑钦撰。钦，成帝时人。《水经》三卷，后魏郦道元注。道元，范之子，为政严酷，萧宝夤叛，死之。史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行于世。”[54]对郦道元《水经注》持肯定之态度。 而《直斋书录解题》则云：“桑钦，不知何人。《邯郸书目》以为汉人。晁公武曰成帝时人，当有所据。案《唐志》注或云郭璞撰。又杜氏《通典》案，《水经》，晋郭璞注，二卷。后魏郦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详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书。佑谓二子博赡，解释固应精当。然其《经》云，济水过寿张，则前汉寿良县，光武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则前汉狄县，安帝更名；又云菏水过湖陆，则前汉湖陵县，章帝更名；又云汾水过河东郡永安，则前汉彘县，顺帝更名，故知顺帝以后篡序也。详《水经》所作，殊为诡诞，全无凭据。案《后汉郡国志》济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复截河南过，统顺帝时所撰，都不详悉，其余可知。景纯注解，又甚疏略，亦为迂怪，以其僻书，人多不睹，谓其审正未之精也。”[55]由此陈振孙基本认为《水经》以及《水经注》都是诡诞，迂怪，疏略而全无凭据之书。这就基本否定了《水经注》的地理学价值和地位。虽然以今日之视野观陈振孙之观点并不足取，然而正其如此，可以反映当年，一般士大夫所具有之地理学知识和所持地理学观念之大致情状。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陈氏对于《水经》与《水经注》之作者并无明确认识，尤其是对《水经注》作者的认识较为混淆，此其一；其二，陈氏所证经、注不足之处，皆为政区沿革记载是否详悉，全不关注其他地理问题。恰可说明其地理学之观念十分狭隘，有主要局限于沿革变迁之嫌疑。这可以在同书卷内得到佐证。其论王希先《皇朝方域志》云：“凡前代谓之《谱》，十六《谱》为八十卷；本朝谓之《志》，为一百二十卷。《谱》叙当时事实，而注以今之郡县；《志》述今日疆理，而系于古之州国。古今参考，《谱》、《志》互见，地理学之详明者，无过此矣。”[56]则较为明确地反映出，在陈氏看来，地理学之核心为详明古今政区地望之沿革，而非其他；第三，陈氏指《水经注》为僻书，人多不睹，对此观点我们应有所辨析。若果真如陈氏所言，则《水经注》在南宋当少为流传，然上举书目皆有著录。不仅如此，即南宋末年之建康府学亦有《水经》[57]。这说明《水经》与《水经注》在南宋并非罕为流传，当时士大夫获观此书并不太难。因此，陈氏之言似只能说明，南宋末年如陈氏之士大夫读书范围日益局限，对地理之学的关注也更为狭隘。 4. 景定《建康志·文籍志》与独立部类的地理书 南宋末，有两种著述的书目部分对于考察当时地理书和地理学有相当之价值，一是周应合主持篡修的景定《建康志》，一是王应麟的《玉海》。后者为类书，其《艺文》部分有44个子目，基本按照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大体上和一般的四部目录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四部目录中一些极普通的子目，如天文、地理、职官、音乐都不见著录。这是由于“艺文”仅是其二十一个大类中的一类，天文、地理、职官、音乐等既为大类，有关图书亦编入各自相应的大门类中，《艺文》部分不为著录[58]。由此《玉海》之地理学观念，在类书的视野下讨论更能得其实际，故而本文不作论述。 而景定《建康志》卷33《文籍志一》所著录之书目，与通行四部分类法有相当之差异。且该书目作为当时建康府学之藏书目录，对于了解南宋后期地方公廨与学校之藏书并藏书目编撰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文仅讨论其与地理学相关的部分，以见当时地理学认识之一斑。 该志将图书分为11类目：御书石经之目，经书之目，史书之目，子书之目，理学书之目，文集之目，图志之目，类书之目，字书之目，法书之目，医书之目。并附有书版与石刻目录[59]。观此类目，于经、史、子、集之外，另设立御书石经、理学书、图志、类书、字书、法书、医书7类。其御书石经独为一目，乃以为尊崇。而类书、字书、医书独立为目，似因郑樵之类例。理学书独为一类，亦可以郑樵“新出之学”为之解释。而图志、法书从一般四部分类之史部析出，各自为一类，前者或祖述王俭《七志》之“图谱志”，而后者似此目之首创。综合而言，除御书石经之外，其他10个类目之设立除与其藏书多寡有关，还反映出郑樵在南宋初期提出的“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的思想在南宋后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图志单独为一类目，除依仿《七志》以外，应当也受到了上述思想的影响。 今录其著录之书于下： 图志之目：三礼图，释奠图，指掌图，九域志，江行图，水经，麟凤图，元和郡县图，建康实录，乾道建康志，庆元建康志，景定建康志，诸郡志[镇江、姑孰、四明、嘉禾、东阳、庐山拾遗]，四明乡饮图[60]。 据上所引，其图志一目所列诸书，除《三礼图》、《释奠图》、《麟凤图》、《四明乡饮图》以外，其余全为地理著述。因此相当程度上，可以将该目看作是地理书的一次独立。其所著录之地理书，数量虽然比较少，但是大致可以看出，诸郡志、府志、全国性的疆域地理书是当时士大夫最为常用的地理书。历史沿革类的《指掌图》(此所著录当即《历代地理指掌图》)亦为必要之参考。《江行图》、《水经》之著录虽不可强为之说，但是至少能说明，这类地理书较其他著述并非如陈振孙所言为僻书，不为人所睹。值得注意 的是，该目不见其他类型的地理书，除了收藏有限这一因素以外，亦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其它类型的地理书流传并不广泛。 当然该目于地理学最有价值之处在于，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地理书独立于史部的最早的完整书目。这除了受《七志》，以及郑樵讲求“专门之学”的影响以外，更是地理学作为专门之学的思想在两宋时代得到明显发展的一个表现。事实上，在目录学中，如前文所论，从《隋书·经籍志》以来，地理书列于史部乃祖述史官传统所致，而并非纯粹学术之分。而在宋代目录学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虽将地理列入史部，但其序史部分类之旨趣云：“史之类十有三：其一曰正史，二曰编年，三曰实录……十曰地理，……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月日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明；纪传者，分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初无制作之意，不足道也。……旧以职官、仪注等，凡史氏有取者，皆附之史，今从焉。”[61]从上述引文，可见地理并非史之体裁，其列于史部，乃与职官、仪注等类，有助于史官采择，全无知识附庸之义。 事实上北宋时，即已有人在编撰目录时将地理单独设为一大类。过源《书目或问一段》云：“六经、书史，所以治心也。子集、诗赋所以宣意备遗忘也。姜葛诸书，所以卫身也。农岐诸书所以养身也。天所以覆身也，地所以育身也。……知天文则不戾，知地理则穷其自。……必读之有要，而择术不可不精也。……故通经史而傲物，究子集诗赋以逆意，治葛姜以为乱，攻农岐陨厥躬，明天文眩愚惑，识地理以灾邦……或曰：昔人类而为四，当代称其善，今子分为三纲六目，时或不取焉者，何支离之甚而求异于人耶？曰：昔为四，而今为六，一也，而非二也。夫六目所应天地四时而纪之耳，非他也。”[62]据此引文，过源所著书目为六大类：经史，子集诗赋，葛姜(即兵书)，农岐，天文，地理。则地理已然是与经史相当之独立部类。 然而引人思考的是，虽然两宋时代的目录学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上述将地理作为一级部类的分类方法，但是这依然没有蔚为大观，而仅仅是一朵思想的美丽浪花。 三 小 结 通过对两宋时期公私书目的梳理，我们发现两宋时期地理学的观念，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疆域地理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宋人对它们的认识日益明朗、深化。在相当的程度上，宋人对地理学的观念性规定正是沿着疆域地理的路径前进的。 二，与此相伴随的是，《山海经》所代表的古代地理学传统开始逐渐被有意识地淡化。不仅如此，到了南宋时期，在一般士大夫的知识世界中，今天我们认为代表了古代地理学高峰的《水经注》的知识传统也明显趋弱。 三，至少到北宋中期，图经尚没有被当作正式的地理书，或者说在相当的程度上，图经并非以著述的形式出现。但是在编撰《秘书总目》时，图经可能已被当作重要的地理书加以著录，这在南宋绍兴间编撰《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时得到了继承。而随图经之后，郡邑类地理书，即通常所说之地方志开始成为各类书目地理类之大宗。 四，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南宋初年，郑樵基于当时学术发展的现实，在目录学的著述中明确地提出了发扬专门之学的思想。他将地理学作为一种专门之学，分为十一个类例，依次代表当时11类重要的地理论题：经典的地理诠释、通论性地理问题、郡邑、图经、都城宫苑、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这是一幅两宋之际，具有浓郁学科意识(专门之学)的地理学各专门知识的基本图景。 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地理书”在两宋时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没有被独占，而是被相宅兆类著述以不同的形式所“分享”。至少从大量公私书目的分类和著录的著述名称上看是如此。 两宋公私书目中所反映的上述地理学观念，虽然有着逐渐向日益狭隘的疆域地理，而且是以描述记载为核心的疆域地理的方向发展，但是其观念的变化并没有以线性的方式前进，而是多种观念在同一时间断面上或者不同时间断面上的交错共存。这样的一幅地理学发展史图景，也许更为自然丰满。 注释： [1]潘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一)——<汉书·艺文志>的个案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第81－87页；《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二)——汉唐时期目录学中的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1期，第122－131页。 [2]《太平御览》卷首《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北京)中华书局， 1960年，第5－20页。关于该引书目的讨论，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7－169页。 [3]关于《宋史·艺文志》编修之具体情况，以及相关评述，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109－113页。 [4]详见《玉海》卷52，(南京)江苏古籍、(上海)上海书店， 1987年，第992－1000页。关于宋代馆阁建制的具体情况，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年。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北京)中华书局， 1957年，第2541页；另见同书，《方域一》，第7321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夏四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第1329页；[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龙图阁”条，(北京)中华书局， 1988年，第360页。按：各书所举六阁卷数有出入，然分阁情况一致。 [6]《玉海》卷52，“祥符龙图阁四部书书目、景德六阁图书”条，(南京)江苏古籍、(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995－996页。按：唯《玉海》此处言祥符龙图阁四部书并书目，然其余各书皆未言及，且其后文所列六阁卷目亦非四部分类。因此《玉海》所谓“崇文院、龙图阁皆有四部书，”以及“祥符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戊寅召近臣馆龙图阁太宗御书及四部书籍”之语似概而言之。因景德与祥符，前后不过数年，其六阁书目变化当不至如此之大；另外《宋史》卷204《艺文志三》(第5146页)，有杜镐《龙图阁书目》7卷，杜镐乃祥符中直龙图阁，书目当编于此时，则该书目之卷数亦可旁证龙图阁书目非四部分类，故尔龙图阁恐非真有按四部分类之书目。又《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232页)载有《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共1卷，此卷目虽于《玉海》所载出入，但是可以证明当时龙图阁目录乃是六阁书画与瑞物宝目分为两目，《玉海》所引二级类例为一整体。 [7]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年，第74－75页。 [8]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8年第4期，第380－384页；[宋]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卷6《唐一行山河分野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嘉泰元年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关于分野地图在宋代地理学发展中的相关问题，需要另行讨论，此不赘述。 [9]《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506页；同书卷59《艺文志三》，第1544页。 [10]天文分野类著述，主要以天文星度对应地面的九州或是春秋战国之列国，或者州郡，其本质乃是以天文度疆域，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王朝疆域类型的地理书。对此可另行讨论。 [11]王洙：《地理新书序》，《宋版书考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第635－639页；另见王洙等：《地理新书》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明昌三年刻本，第10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第1－3页。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仁宗皇祐五年春正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第4196页。 [1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3，《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114－115页；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210－223页。 [1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2，《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65页。 [15][宋]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 1986年，第1002页。 [16]《玉海》卷15，“地理·地理书·景德地里记”条，(南京)江苏古籍、(上海)上海书店， 1987年，第293页。按：据清人钱东垣辑本《崇文总目》，此处847卷误，应作647卷。[清]钱东垣辑：《崇文总目》卷2，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上册，(北京)现代出版社， 1987年，第58页。 [17][清]钱东垣辑：《崇文总目》卷2，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上册，(北京)现代出版社， 1987年，第58－62页；另有陈汉章：《崇文总目释辑补正》，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上册，(北京)现代出版社， 1987年，第227－228页。 [18][清]钱东垣辑：《崇文总目》卷4，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节目丛刊》第1辑上册，(北京)现代出版社， 1987年，第146－147页。 [19]《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第1961－1966页；《新唐书》卷57《艺文志一》，第1421－1423页；张富祥：《宋代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33－34页。 [20]《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508页。 [21]《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92－993页。 [22]《新唐书》卷57《艺文志一》，第1421页。 [23][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237－238页。 [24]《宋史》卷206《艺文志五》，第5257页。 [2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3，《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115－116页。 [26]张富祥：《宋代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26－27页；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216－218页。 [27]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115－117页。此后学者多踪迹于此，如张富祥：《宋代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28]《宋史》卷202《艺文志一》序，第5033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3，《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117页。 [29][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231页。 [30]《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首，叶德辉序，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上册，(北京)现代出版社， 1987年，第249－250页。 [31]《隋书》卷28《经籍志二》，第982－987页。 [32]《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第2014－2016页。 [33]《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502－1508页。 [3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4年，第340页；辛德勇：《唐代地理学》，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第439－463页。 [35][清]钱东垣辑：《崇文总目》卷2，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上册，(北京)现代出版社， 1987年，第58－62页；另有陈汉章《崇文总目释辑补正》，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上册，(北京)现代出版社， 1987年，第227－228页。 [36]《太平御览》卷首《太平御览引书纲目》，(北京)中华书局， 1960年，第5－17页。 [37][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北京)中华书局， 1957年，第2664页。 [38]《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88页。 [39][宋]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 1986年，第1002页。 [40][宋]郑憔：《通志》卷首《总叙》，(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1935年，第1－4页。 [41][宋]郑憔：《通志》卷63《校雠略》，第831页。 [42][宋]郑憔：《通志》卷63《校雠略》，第831页。 [43]关于正文所言郑樵对新出之学的认同，其意义十分值得深入讨论，对于我们了解中古知识世界认识论与学术观念的变化有很大的价值。而这种对新出之学的价值认同，在当时的历史世界中，并没有使知识实践领域产生出完全意义上的新出专门之学。或者说知识与认识的创新，在现实的历史世界中，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获得真正地具有变革意味的认识型突破，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或可作深论。 [44]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83年；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3，《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126页；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138－152页。 [45][宋]郑樵：《通志》卷66《艺文略》，第781－783页。 [46]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年，第61页；徐有富：《郑樵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175－183、192－225页。 [47][宋]郑憔：《通志》卷66《艺文略》，第760页。按：郑憔：《通志》卷72《图谱略》之《记有》中亦含有大量地图书籍，而《记无》中则单列“地理”为一类(第838－839页)。由于《图谱略》所记地图类与《艺文略》地理类地理一目之地图性质相当，因此本文不单独将其看做一类。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另行讨论。 [48][宋]郑樵：《通志》卷首《总叙》，第2页。 [49]宋以后，尤其是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一般之著录多无郑樵之“地理”细目，取而代之的是“总志”之属。本文以为，至少就宋代而言，一是当时似尚无后世所谓总志之观念；二则郑樵之“地理”细目所著录之书，亦非后世所谓之“总志”所能够概括。另外，总志或一统志之名起于宋以后，清以来通以“总志”称之，实有不妥。故而本文相关讨论，多以宋时名称为准，不采今日流行之总志－地方志之说。 [50]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224－242页；张富祥：《宋代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37－44页。另见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112－139页。 [51][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237－268页。 [52][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238页。 [53][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238页。 [54][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340页。 [55][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237－238页。 [56][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241页。 [57]景定《建康志》卷33《文籍志一》，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第1887页。 [58]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152－159。 [59]景定《建康志》卷33《文籍志一》，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第1887页。 [60]景定《建康志》卷33《文籍志一》，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第1887页。 [61][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174页。 [62][宋]过源：《浩斋过先生语录》卷下《书目或问一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过继美刻本，子部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 1995年，第766－768页。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辩其为伪书，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95，(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第1243－1244页。但其文献来源当有所本，即使非过源所著述，当亦源于宋人手笔。 [作者简介] 潘 晟，(1975－)，男，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理学史，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所，北京， 100871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3卷第2辑（2008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