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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启瑞（1814——1858），字辑五，号翰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其父龙光旬，字见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人，历官黔阳武陵知县、乍浦台州同知，著有《宰黔防乍录》和《诗文集》。龙启瑞自幼年受到良好的教养，因而，学业进步很快。稍长，步趋桐城派方苞、姚鼐；其后，从上元（今南京市）梅曾亮游，识见为之增。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考中一甲一名、进士。先后当过翰林院修撰、顾天乡试同考官、广兵乡试副考官，又因得（1847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便历任侍讲、提都湖北学政、侍讲学士、通政司副使、江西布政使等职。 龙启瑞于官多有惠政，注意发展地方文教事业。其著述有《古韵通说》二十部、《尔雅经注集证》三卷、《小学高注补正》、《是君是臣录》、《班书识小录》、《通鉴识小录》、《诸子精言》、《庄子字诂》、《经德堂诗文集》十二卷，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撰目录学著作《经籍举要》一书。 《经籍举要》分类、技经、史、子、集编次，但不设子目。计著录经部书七十二种，史部书三十九种，一子部书三十三种，集部书三十二种，凡一百七十六种。 该书与其他目录所不同的是，于集部之后，又附有约束身心之书十一种、扩充学识之书七种、博通经济之书六种、文字音韵之书九种、诗古文词之书十种、场屋应试之书三种、其他二十七种，凡七十三种。全书-（包括袁昶增补）共著录图书二百五十种左右。 从编撰体例未言，《经籍举要》有如下特色： 一、于书名之下间附简单案语。或指明版本，或指明校勘，或指明出处，或说明著者，以便读者寻求。如《十三经注疏》注日：“汲古本、阮刻连校勘记本、殿本有句圈并校勘”；《国朝方苞周官集注》注曰：“案：此无单行本，见《望溪全集》中”。《天下郡国利病书》注曰：“国朝顾炎武撰”，等等。 二、间于书后附简明提要。如《宋司马光稽古录》的提要为：“是书上起伏羲，下-至宋英宗治平之末，而以所作历年图中诸论附之。其于治乱兴衰之故，剖析最明。《朱子语录》中谓：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小儿读六经了，令接续读去亦好。皆谓此书，可知其有益于世矣。”这样，既介绍了内容，又指明其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提要专为学子读书，给予具体指导，象《汉许叔重说文解字》的提要，就有这样的评语：“读书而不读《说文》，是虽识字而不识字也。以孙渊如民《平津馆从书》内，仿宋刻本为胜”。 三、案语中肯，有益于初学。如《廿一史》的案语说：“全史浩博，终身浏览，亦不能尽。且卷帙繁富，寒士岂能家有其书？而《史记》为历代文章之鼻祖，《班书》实后世国史之权舆。斯二者定当熟复。至若《范书》之取材宏富，《陈志》之用笔简严，李延寿则号称良史，欧阳公则长于叙事，《明史》时事，去今最近，观胜国之所以亡，即知本朝之所以兴。尤足为考证得失，通知世事之助，皆学人所当先务者”。简直象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教给学生的读书捷经。 四、在有关类目设小序，但不是冠在前，而是附于类目之后。如于“右扩充学之书凡七种”之后日：“学者读书最忌见闻荒陋，用于作文，必无精采，安能出人头地？苟于此融会贯穿，庶可无村秀才之诮矣。其言简意深，道出真谛。 另外，还有总序。总序的位置类似小序，不是放在开篇，而是置于卷尾。就其内容观之，主要是对全书的概括，历述其对治学、读书的意义和方法。如开门见山地说：“右所举各书，皆于诸生有益。所益置之桑头，以备观览。其为目多而不繁，简而不漏。由此扩而充之，可进于博通淹雅之域，即守此勿失，亦不至为乡曲固陋之士”。继而指出：“有志圣贤者，宜先读宋儒义理之书；留心经世者，宜博观诸史……能执一艺者，即为过人之技……能精一业者，俱为有用之书。凡此，举其大纲，乃为导以先路”这样，铢积寸累，便能自见，获益非浅。 综观上述，龙启瑞所撰的《经籍举要》，虽是为宣传考据、桐城古文、程朱理学，以供士子求取功名（特别是袁昶增订之后，束缚了青年思想，阻碍了新学发展），但由于篇制得法，有提要，有案语，有大序，有小序，选书也精，具有推荐目录的功能，对宣传图书、指导阅读、研究旧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再者，由于它问世于1842年，启迪了张之洞1874年《书目答问》的产生，如《书目答问略例》，似从《经籍举要》后附的叙中脱胎，不仅叙述编制目的近似，甚至有些语句也有雷同之嫌。当然，《书目答问》的水平，远在《经籍举要》之上，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学举要书目，在清末古典目录学中之地位，不容忽视和低估。 原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86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