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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作家云照光： 民族电影要为建设和谐文化作贡献 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初，您曾以《鄂尔多斯风暴》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在，您将近80高龄，还在关注着电影发展，您能谈谈少数民族电影创作需注意哪些问题吗？ 云照光：现在少数民族电影很多，尤其是少数民族电视剧拍得非常优秀，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人物和故事是电影的关键，必须尊重历史，绝不能躲在高楼里虚构和编撰故事，要深入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电影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既要独立发展，又要兼收并蓄，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也是中华文明枝繁叶茂、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只有积极推动少数民族电影走出去，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电影的多样性，为建设和谐的中国电影的原创性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200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您作为一名见证内蒙古60年文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参与者，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领导者和革命者，您对内蒙古文艺事业有什么希望和寄托？ 云照光：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文化的民族个性不应萎缩。因为没有个性就没有区别，没有差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是构成一个民族自身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维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不是只沿着单一轨道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现在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珍惜时间、勤奋、努力学习、与时俱进，要以科学的发展来看待事物，观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成为一名成熟的作家，写出成熟的作品，以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和党的十七大的召开。 蒙古族作家阿·敖德斯尔: 用笔见证60年草原风雨 记者：请您聊聊您的军旅生涯，重温一下革命岁月。 阿·敖德斯尔：1946年10月，我参加了内蒙古自卫军，曾担任了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32团政治主任。1947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参加了解放开鲁的战斗，次年部队为成立宣传队，把我推荐到冀察热辽解放区联大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宣传队成立后，我曾任师宣传队长、宣传科长。1950年我调到呼盟军区，1951年4月任军区文工副团长。1957年从部队转业到内蒙古文联工作，先后担任内蒙古作协主席、《花的原野》和《草原》杂志主编、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等职务。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阿·敖德斯尔：1952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枣骝马的故事》，从此，开始了我的小说创作生涯。《枣骝马的故事》是当代第一篇蒙古文小说。 记者：1957年，您脱去戎装，转业到了内蒙古作家协会。这是出于您对文学的热爱吗？ 阿·敖德斯尔：我一直想成为一名作家。早在1956年，我参加了全国青年作者会议，同年又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写了《骑兵之歌》的电影剧本，后来还加入了中国作协、中国戏剧家协会。 记者：据说，您在进行创作时，常年奔波于风雪草原和干旱大漠，与牧民群众同吃同住，一有时间就蹲在蒙古包里，把稿纸放在膝盖上写作。艰苦的体验让您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当时的创作条件和感受一定不一般吧？ 阿·敖德斯尔：我在部队时，经常到连队深入生活，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从1948年到文革期间，我每年都下乡进行创作，有时一走就是半年。我们曾到察哈尔下乡，收集了乌恩巴图、巴雅玛等人的材料，集体创作了剧本《乌恩山》。 记者：读您的作品，总觉得这些作品深深扎根于真实生活的土壤，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真实存在过。例如，您的长篇小说《骑兵之歌》是否取材于您身边的真人真事？ 阿·敖德斯尔：我的作品主要来源于生活，是根据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本色来写的。我是生在草原上的一个孩子，我的生活来自草原牧民、草原士兵。我的作品生活气息浓，民族风格突出，人物形象鲜明。我的长篇小说《骑兵之歌》真实地反映了我十几年的生活。 记者：1963年，茅盾先生写给您一封信，信中对您的写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您当时读到那封信有什么感想？ 阿·敖德斯尔：茅盾先生为我的小说集《遥远的戈壁》写了一万字的评论，也给我来了信。我给他回了两次信，但考虑到他工作的繁忙，就没再回过信。我们夫妻也曾到过他家里与他合影。 记者：您把奖金捐给了内蒙古文学创作基金会，由此设立了“敖德斯尔文学奖”。对该项奖的重大意义，您有何感想？对晚辈作家们有什么希望和寄托？ 阿·敖德斯尔：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首次颁发“杰出贡献奖”，我的作品也获得了该奖。为了鼓励和发展青年作家们的创作，我写信给内蒙古文学创作基金会，把奖金捐给了基金会，从而设立了“敖德斯尔文学奖”。 记者：您的《敖德斯尔文学集》即将出版发行，我想这是您回报广大读者，真心回报草原，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的举措，是吗？ 阿·敖德斯尔：1999年，在建国50周年大庆之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阿·敖德斯尔文集》，一共有十卷。如今，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我的汉文文集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选集的还有贾漫、安谧等四位作家。 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 卓越的草原歌者 记者：您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蒙古族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文学活动家，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表作品的？ 扎拉嘎胡：我从1952年发表文学作品，迄今走过50余年的文学道路。我的作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植根于蒙古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植根于草原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探索和反映民族精神的形成、演变与发展历程，力求描绘草原生活的巨幅画卷，力求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 记者：说到创作就不能不说到您的人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人生经历。 扎拉嘎胡：我1930年2月4日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1947年考入扎兰屯工业学院，同年10月参加扎兰屯土地改革工作团。1948年至1955年先后在中共布特哈旗委、呼伦贝尔盟委、内蒙古东部区委员会工作。1961年入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1965年调内蒙古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66年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期间，内蒙古文联造反派将我揪回，关进“牛棚”，复又作为“内人党”被关进监狱，直至1971年被释放。同年，我还出任《草原》杂志主编。1978年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83年任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1986年至1990年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90年至2005年任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 记者：2003年远方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扎拉嘎胡文集》，请您谈一下这本文集。 扎拉嘎胡：2003年远方出版社出版了《扎拉嘎胡文集》五卷，约180万字，收录了我50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品，有上世纪50年代的长篇代表作《红路》、中篇代表作《春到草原》《小白马的故事》《悬崖上的爱情》等；有新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嘎达梅林传奇》《黄金家族的毁灭》、中短篇小说《三十年的爱与恨》《遥远的草原》等，还有50年来所写的散文、文学评论等。 记者：您觉得写的最好的是哪部作品？ 扎拉嘎胡：说不上最好，比较满意的有《红路》《嘎达梅林传奇》《黄金家族的毁灭》。其中《红路》是1959年出版的，当时印了10万册。《嘎达梅林传奇》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写了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悲壮的一生，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风貌，力求在思想立意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新的突破。《黄金家族的毁灭》199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通过尹湛纳希的一生，描绘了蒙古族在近代史发轫期的历史生活，力图深刻揭示蒙古族的民族灵魂，力图融时代精神与民族特性于一体。 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 雄奇美丽的巴林草原是我的艺术摇篮 记者：您的第一篇作品《圆圆的山峰》作为民歌，上世纪４０年代在昭乌达、哲盟等地广为传唱。您能谈谈民间文学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巴·布林贝赫：“三个巴林人在一起走，必定有一名歌手”。我母亲是位民间歌手，聪慧能干，她用自己的奶汁、泪水和歌声哺育了我。被民间文学的魅力迷住的我，在母亲肚子里便藏有一些民间诗歌的宝藏。1946年至1947年间曾一度广泛流传在昭乌达和哲里木一带的民歌《圆圆的山峰》的歌词，便是我在民间文学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处女作”。 记者：1953年，您创作了诗歌作品《心与乳》，据悉，这是您创作生涯的开端，从那以来，您出版了多少部诗集？ 巴·布林贝赫：自1953年发表处女作《心与乳》以来近４０年中出版了《你好？春天》《龙宫的婚礼》《命运之马》等１５部蒙汉文诗集。 记者：品读您的诗歌会感到意境优美，情景交融，把草原风光描绘得色彩鲜明。是否景色秀丽的巴林草原给了您诗歌的灵感？ 巴·布林贝赫：我的家乡是一个水草肥美的草原。她有粗犷的山丘，清洌的河水和茂盛的牧草。这些大自然雄奇、壮阔的景色，常常唤起我烂漫的幻想。我对大自然难以忘却的迷恋之情和清新朴实的美感便隐约地萌生了。泰戈尔说过：“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大自然或许是游牧民族的情人吧！雄奇美丽的巴林草原是我的艺术摇篮。辽阔草原的自然之美，摔跤手们的体态之美，淳朴牧民的心灵之美是我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 记者：您在内大教学，一边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工作，一边进行诗歌创作。您如何看待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联系？ 巴·布林贝赫：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感受活动，给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丰富的感性知识。 记者：您进行蒙古诗歌研究工作的夙愿是什么？ 巴·布林贝赫：我后来逐渐用抽象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把主要精力放在蒙古文学特别是蒙古诗歌的研究方面，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了《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等学术名著，通过这些研究试图以蒙古民族审美情趣的发展变化为出发点，探寻蒙古诗歌的发展轨迹和审美特征。 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 祝福草原祝福内蒙古 记者：您是内蒙古老作曲家，请您谈谈您的创作历程。 美丽其格：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当时，我不过20岁，刚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作为内蒙古文工团的一名年轻团员，我和大家一起用简朴的歌声和舞蹈，表达着兴奋、喜悦的心情，为草原人民的翻身解放欢呼，一起为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的成立雀跃…… 1950年国庆节，我荣幸地跟随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一起赴京参加新中国的第一个生日庆典。就在那一次，我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领导人，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新旧社会的差距和对比让我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入眠。于是，我连夜写出了一首诗歌《举杯祝福毛主席》，歌颂各族人民大团结，歌颂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幸福和和平。经过当时的文工团长、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周戈同志的修改，不久，这首诗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来又被收录到当时的小学语文教材里。这首诗，也成为后来我的成名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引子。 记者：《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一首流传至今影响面极大的歌曲，这首歌曲您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美丽其格：《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诞生前后的几年中，我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系统学习，并赴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1958年留苏回国后，我顺应当时的形势参加了知识分子劳动下放。这于我，既是一次劳动锻炼的机会，更是一次难得的采风机会。我一头扎进蒙古民族浩瀚的音乐海洋，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民族民间艺术的精华。经过几年的淬炼，1962年，我创作了歌剧《达那巴拉》，这是由我独立创作的第一部完整的歌剧作品，同时也标志着我的歌剧创作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该剧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萨日纳”艺术奖歌剧音乐二等奖（该年度该奖项惟一获奖作品），插曲《梧桐树啊》《约会在湖边》被选入《中国歌剧选曲》《歌剧选曲精品》两书。 记者：您的作品很多，在创作中有什么经验和体会？ 美丽其格：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迎来了而立之年的大庆，我也同自治区一起迎来了艺术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多年的积累厚积薄发，抑制不住的创作欲望使我又登上了一个创作高峰。舞蹈音乐《驯马手》于1978年全区专业歌舞调演中获优秀作曲奖，歌剧《莉玛》《雪中之花》等作品相继问世，其中《雪中之花》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献礼项目。50周年大庆，我创作了歌曲《远方的朋友请再来》，以热情洋溢、欢快明朗的词曲风格获得了优秀作品奖。此后不久，我接受了民族歌剧《满都海斯琴》的创作任务。经过两年多的修改完善，2000年该剧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同年获文化部颁发的第九届文华奖音乐创作奖，2001年获内蒙古宣传部颁发的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同年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2002—2003年度被选入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备选剧目。 回顾60年的风雨历程，我深知，没有草原人民的哺育，没有博大精深的蒙古民族文化的滋养，没有党和国家的栽培，就没有我的成长发展，更不会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作品的问世。因此，我仍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拯救、挖掘、整理蒙古民族文化艺术遗产贡献绵薄之力。2006年春节我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莫建成前来慰问的机会，提出为将内蒙古建设成民族文化大区，尽最大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多种不同艺术趣味，使民族传统乐器“潮尔”的丰富多彩的音韵重放异彩，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献礼，立即开展对“潮尔”的抢救、传承工作，并提出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作为草原的儿子，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蒙古族音乐人，我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这个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我庆幸自己能够亲身见证6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文艺事业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更欣慰地感受到6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文艺事业的欣欣向荣、硕果累累。在内蒙古自治区60华诞之际，我深情地祝福我的草原更加富饶、更加美丽！祝福我的内蒙古如同草原上蓬勃向上的红日，兴旺发达，和谐辉煌！ 蒙古族剧作家超克图纳仁： 像阳光一样照耀 记者：您是蒙古族剧作家，虽然已年过八旬，但头脑仍是那么清晰，思维敏捷，精力旺盛。请您谈一下，您创作的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什么？ 超克图纳仁：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创作的多幕话剧《金鹰》曾在剧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将其搬上银幕，在当时可以说是人人争睹。后来我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成吉思汗》也搬上了银幕，又轰动一时。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 记者：您一直笔耕不辍。今年1月份，您多年的创作成果结集出版了。请您介绍一下这部文集，好吗？ 超克图纳仁：这套《超克图纳仁》共六册，第一集为多幕话剧，包括使我名声大噪的《金鹰》以及《嘎达梅林》等。第二集为独幕话剧与随笔，话剧部分包括我初获文名的《我们都是哨兵》；随笔部分有我对人生与创作的回忆，有文友对我本人及作品的评述。第三集为电影文学剧本，除了大家熟知的《成吉思汗》，还有解放斗争时期放映的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的《金杯》和描写清代抗垦斗争的《陶克涛呼》。第四、五集为电视剧文学本，其中的《聚宝姑娘》是我与60年风雨相伴的老伴琴子合作并拍摄、上映的。文集的最后一册是我与老伴琴子合作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天骄轶事》。这部作品是我们在生活连遭不幸之后完成的，以我们对圣主成吉思汗的崇敬，对蒙古族历史的赞叹，描写了那些至今让人震撼不已的故事，可以说是我们的泣血之作。希望大家能从这部作品中看到蒙古人的顽强与坚韧，恢弘与伟大，那是从远祖传下来的，经过了一代代的磨砺，传到我们这里，希望能够再发扬光大，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 记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您文集里的《风雨伊克昭》，这部作品显示了您的深厚功力和不衰的创作活力。 超克图纳仁：《风雨伊克昭》这部作品耗去了我和老伴儿最近五六年的心血，前后几易其稿，历尽艰辛。作品的主人公以“独贵龙”运动的领袖席尼喇嘛为原型，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鄂尔多斯高原上波澜壮阔的“独贵龙”革命运动，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力图让一股蒙古族的英雄气贯穿始终，使人读后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记者：今年4月，内蒙古文联为您的文集召开了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众多作家、评论家、艺术家、文友聚集一堂，对您和琴子老师表示庆祝，请您谈一下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感想。 超克图纳仁：很感谢内蒙古文联为我举办的这次研讨会，也很感谢大家多年来的鼓励和帮助。这次研讨会上，大家对我在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中的地位、对于蒙古族文学的贡献，对我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所具有的民族特点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使我受益匪浅。 诗人贾漫： 写作是一种责任 记者：贾老师，我知道您很早就来内蒙古了，有多少年了？ 贾漫：建国前夕，我16岁来到内蒙古，至今已经58年了。 记者：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您在内蒙古工作竟有58年了，您对内蒙古文学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定有很多感想吧？ 贾漫：我只是非常热爱内蒙古，热爱文学创作，我以诗歌创作为主，其它形式也尝试，比如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戏剧，自从《诗刊》开辟了旧体诗栏目后，我在那儿发表了数十首。 记者：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要为六位作家出版文集，您是其中的一位，这是件大好事，请您谈谈自己的体会。 贾漫：真正的文学作品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权威推出来的，是历史和读者长期检验出来的。诗歌创作就更难，一辈子能留下一首好诗，甚至一句即属不易，但不能因为留不下就不写了。我体会，写作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乐趣，屈原的《离骚》写到接近结尾：“奏九歌而舞韵兮，聊假日以俞乐”。我深信在他上下求索以后，沉静在宠辱皆忘的乐趣之中，他的人格也随之而升华。我觉得文学创作首先是学习，向经典学习，向社会学习。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点不假。要多读经典著作，读多了，就有了辨别作品水平高低的能力，也不会受到恶劣文风的影响，也可以在名利双收的时髦诱惑下保持冷静。另外还要多交青年朋友，青年永远是先锋，新世界永远靠他们开创，不管正确与谬误，都是如此。新事物、新潮流，都从他们那里开始，正如春天破冰开道的浪涛。多与青年人交朋友，可以使心态年轻，可以保持蓬勃的朝气。 儿童文学作家杨啸： 关心儿童成长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您是内蒙古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代人几乎从儿童时期就开始阅读您的作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踏上文学道路的？ 杨啸：我于上世纪50年代初走上文学道路，是内蒙古文艺研究班第一期（1960年至1965年）学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长诗、短诗集、寓言诗集、童话集、电影电视剧本等30余部。 记者：您在半个多世纪创作历程的不同阶段，都有影响广泛的代表作品。我记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您的《小山子的故事》令我们当时的少年读者爱不释手。 杨啸：儿童系列短篇小说集《小山子的故事》于1964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80年获全国第二届儿童文学创作奖，1981年又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评奖一等奖，2007年1月，作为《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之一，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 记者：您的儿童长篇小说《红雨》，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上中学的时候就拜读过，不久也观看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至今30多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印象深刻。这部作品是您的第一部儿童长篇小说吗？ 杨啸：是的。《红雨》于1973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余万册。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朝鲜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文字；由崔嵬导演执导，拍成电影，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记者：到了80年代，您的文学创作跨入一个新的高峰期、新的飞跃期。儿童长篇小说《鹰的传奇》三部曲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影响巨大。 杨啸：《鹰的传奇》三部曲于1984年至1986年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该“三部曲”全部翻译成蒙古文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称：“杨啸的《鹰的传奇》三部曲开启了儿童‘长篇系列小说’的先河；并以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传奇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受到读者欢迎。”根据该书蒙文版改编的2000余幅连环画，也在蒙文儿童半月刊《花蕾》杂志上连载了3年，从而在蒙古族小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记者：从80年代开始，您的创作由儿童小说转向了“诗体幽默寓言故事”写作。请谈一谈这方面的收获。 杨啸：从80年代开始，我把创作的主要精力由儿童小说转向了“诗体幽默寓言故事”。1997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幽默寓言故事精选》，该书获首届中国寓言文学评奖一等奖；2003年又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幽默寓言故事》和《谜语寓言故事》两本书。前者又获得中国第二届寓言文学评奖一等奖。由于我多年来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2001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最高奖“索龙嘎、萨日纳杰出贡献奖”。 记者：在回顾您的创作历程时我注意到，长期以来您的很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同时，您还更注重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蒙古文出版，奉献给蒙古族儿童读者。请您谈一下感想。 杨啸：内蒙古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蒙古族同胞有很深的感情。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理应关注家乡的蒙古族儿童的成长。为此，我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求各种途径，特别要用蒙古文翻译出版自己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内蒙古的文学、出版界的朋友们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关心儿童，关爱他们的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作家里快： 把更多的好作品贡献给读者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请您就此谈谈感想？ 里快：《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是一部反映草原英雄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英雄主义传奇史诗。蒙古族青年哈希尔图，在一桩血案中见识了王府章京勿拉布和精湛的搏克技术和对职守的忠诚。但几天以后，勿拉布和就被指认为血案的凶手。在英雄崇拜理念的支配下，哈希尔图决定找到勿拉布和，帮助他洗清身上的冤屈。但原本想通过参加搏克比赛找到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的勿拉布和不幸中箭身亡。小王子那松巴图在经历过几次意外的事件后发现了其中的隐情，决定与哈希尔图秘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邪恶。哈希尔图通过竞技顺利地进入了王府，此后又以纳木古罕三项竞技冠军的名义前去参加忽靳斯太王府的乃日大会，但在返回途中却喝下了毒酒，随后在桦树林中遭到两个蒙面人的截杀。搏斗中，哈希尔图发现这两个蒙面人正是杀害王府老太太和小姐的元凶，于是便施出绝技“背负青天”，将他们一一击毙，自己也因毒发而身亡。而这两个蒙面人原来是王府协理纳森和其门人哈毕日嘎。纳森之所以处心积虑地接连谋杀草原上的优秀搏克手，原来是为了成为草原上的搏克之王，进而受到朝廷的重用。 作品在哈希尔图仰慕英雄、助人除奸、壮烈身死的主线下，交织着蒙古族青年充满纠葛的爱情生活、刻骨铭心的母爱、亲情与友情，以及扑朔迷离的人际往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在扣人心弦的情节推进和连绵不绝的草原风情画面中，得到了充分展示；而糅合在其中的人的机敏，兽的灵敏，草木的情愫以及蕴涵丰富的搏克文化，更给作品涂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一部“长篇抒情诗”。 记者：请就此谈谈您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 里快：我在《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中，一以贯之地体现着我认为一个作家应当具有的创作倾向和创作立场。这就是，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创作题材，以现实主义为主，有借鉴地吸收其它创作方法的长处；着力表现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命运结局；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进而激活受众的审美心理机制，有效地实现文学的教育、激励和批判的功用。 记者：您认为《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的主要创作特色是什么？ 里快：植根草原文化的丰厚土壤，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多种创作方法相互交融，运用独特的文化和文学目光，观照历史，面对现实，赋予作品以较高的文化含量和历史厚重感。在创作意向、题材选择、语言构成上努力体现时代性。 记者：您是一位多产作家，而且涉及多个文学领域，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总体创作状况。 里快：我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多万字，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多个领域。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老泉井风情》《雾满长河》《激流澎湃》《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等；中篇小说《菜市》等；诗歌《铁笔雄魂》等；大型报告文学《月光流泻霞光飞》等。其中中篇小说《菜市》在《草原》发表后，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月光流泻霞光飞》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多家报刊杂志转载。《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在《十月》发表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研讨会，现已翻译成斯拉夫文即将在蒙古国出版。 记者：今后您在文学创作上有什么打算？ 里快：立足内蒙古，面向全国，把握前沿，不断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虚心向其他作家学习，努力打造精品力作，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读者。 蒙古族作家阿云嘎： 一个文学的民族 记者：您是内蒙古坚持用母语创作的作家。您的许多小说在全国特别在蒙古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您也成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用母语创作的著名作家。30多年的创作生涯，您有什么体会？ 阿云嘎：蒙古语言文字就是为了表达蒙古人的思想感情而产生的。当我写蒙古人生活的时候，只要用上了蒙古文，我就感到那么贴切、生动、准确、出神入化；就很容易找到一种语感、语境，加深我对蒙古族生活的热爱与理解，调动我的写作激情。我坚持用“母语”创作30余年，深深感到语言文字并不单单是写作的“材料”，而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那个民族的情感符号，表达着那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在心理、观念、态度等方面最细微的区别。不是本民族的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都难以全面、准确地表达这种区别。 记者：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母语创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阿云嘎：从《蒙古秘史》算起（《蒙古秘史》不仅是一部历史经典，同时也是被专家公认的一部精美的文学巨著），蒙古文书面文学至少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这期间内蒙古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那些作品都是用蒙古文写成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党把重视和发展蒙古语文工作当做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新中国成立后，蒙古语文工作又进一步得到加强，用母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群迅速崛起，在全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现在用母语创作的不仅有广大农村牧区的业余作者，还有自治区直属有关部门很多的作家、评论家。将用母语创作的蒙古族作者人数，蒙古文出版的文学书籍和刊物与内蒙古蒙古族人口相比较，其所占的比例在全国各民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蒙古族不仅是歌的民族，舞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的民族。 记者：蒙古族母语创作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影响和贡献？ 阿云嘎：各民族作家的母语创作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我认为在鼓励母语创作的同时必须加强各民族作家的相互交流。这就关系到文学翻译工作。要加强文学翻译工作，一是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文学翻译队伍，二是需要资金投入。内蒙古在这方面抓得很好，解放以来通过有关部门和广大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努力，将大量的包括汉族的其他民族作家的作品以及相当数量的世界名著翻译成了蒙古文。但在全国范围而言，各少数民族母语作品的翻译与推介还需要加强。我将继续用蒙古文进行创作，因为蒙古文学作品有着广大的读者，同时具有其独特的语言魅力。 蒙古族舞蹈家斯琴塔日哈： 我为草原而舞 记者：您作为老一辈艺术工作者，1947年参加工作，正好与内蒙古自治区一同走过60年风雨历程。您刚参加工作时内蒙古的舞蹈事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斯琴塔日哈：1946年内蒙古文工团成立，舞蹈家吴晓邦来到这里教授舞蹈。自从吴晓邦编了双人舞《希望》之后，内蒙古文工团开始在舞台上演出《希望》，开始有了舞蹈。1947年吴晓邦把贾作光带到内蒙古，介绍给了内蒙古文工团，后来他自己去了东北。 记者：您能谈谈参加匈牙利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时的情况吗？ 斯琴塔日哈：1949年，我们团赴北京演出时选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我和乌云跳的双人舞《希望》，另一个是贾作光跳的舞蹈《牧马》。最后选了我们跳的双人舞《希望》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们带着它参加了匈牙利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使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第一次领略到了蒙古族舞蹈独特的魅力。 记者：1949年10月1日，是您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您在匈牙利参加完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归国，路过莫斯科时，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能谈谈当时的感受吗？ 斯琴塔日哈：我当时在莫斯科，在大剧院看完节目回到宾馆后发现那里都已经装饰好了。俄罗斯人告诉我们说，新中国成立了，所以要为我们摆宴庆祝。我们一起举杯庆祝了这一激动的时刻。我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和高兴。 记者：您曾到好几所舞蹈学校深造，其中哪所学校对您的舞蹈事业影响最深？哪位恩师最难忘？ 斯琴塔日哈：1951年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根据中朝协议，北朝鲜世界级舞蹈家崔承喜在中央戏剧学院办了崔承喜舞蹈研究班，吴晓邦办了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那时内蒙古选了我和宝音巴图、乌云去北京学习。我和宝音巴图在崔承喜舞蹈研究班学习，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东西方舞蹈，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舞蹈知识，对我影响很大。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今北京舞蹈学院）成立，我考入该学校学习了两年，那里还有俄罗斯专家直接授课。我更进一步，更系统地学习了芭蕾舞、中国古典舞、各民族舞等舞蹈知识，为将来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在我的老师中，崔承喜对我舞蹈生涯的开始给了很大影响。 记者：您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曾赴波兰等地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荣获金奖，能介绍一下那次获奖的经历吗？ 斯琴塔日哈：1955年，我去波兰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民族民间舞蹈比赛，我领舞表演的群舞《鄂尔多斯》获金奖。这是我国少数民族里最早荣获的舞蹈奖。1961年，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的学生莫德格玛跳的《盅碗独舞》又获金奖。这是在贾作光舞蹈的基础上我改编的舞蹈。 记者：在您表演过的舞蹈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斯琴塔日哈：是群舞《鄂尔多斯》，它是贾作光作品中最成功的一个。贾作光是我第一个舞蹈老师，他是表演艺术家、编导家。在40年代编创了《鄂伦春舞》《马刀舞》，50年代编创了《鄂尔多斯》，对内蒙古的舞蹈事业及我个人的舞蹈事业给予了很大帮助。从1948年开始，我们一起工作十年。1957年，他在北京参加编导班后，留在了民族歌舞团。文革以前他也来过内蒙古，后来又回去了。 记者：您不仅写过很多论文，还主编了《蒙古族舞蹈基本训练教程》。请您谈一谈这部教程对学蒙古族舞蹈的青年一代的影响。 斯琴塔日哈：以前的舞蹈教学没有系统和规范教程。为此1989年我主编了少数民族中第一个舞蹈教材《蒙古族舞蹈基本训练教程》，内蒙古自治区的各个艺术院校都在使用这套教材。现在又要出《蒙古族舞蹈精品课教程》光盘，该教程有三部：一是基础训练，二是传统舞蹈教材，三是民族民间舞蹈。如今，文艺团体遍布各盟市，演出条件、人才、技术也比过去提高了。 蒙古族诗人阿尔泰： 诗歌应展示人们的内心世界 记者：1984年，您的儿童长诗《飞马》出版，您认为儿童文学的总体写作要求是什么？ 阿尔泰：当时蒙古文儿童叙事长诗为数不多，《飞马》是根据草原上流传的传说为题材创作的，描写了一位少年仆人在旧社会受苦受累，但最终他得到了宝马，骑着它奔向了遥远的星星，历经艰辛，取回了如意宝鞭。我想通过这首诗，向青少年朋友教诲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该作品曾发表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启明星》杂志，后由内蒙古少儿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儿童文学要符合儿童的心理，并且要通俗易懂，内容积极向上。 记者：您出版了几部诗集和诗选？其中最让您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阿尔泰：我出版了八部诗集（其中有一部合集）。我对《心灵的报春花》和《阿尔泰新诗选》两部诗集较为满意。 记者：您的诗歌激情澎湃，气势恢弘，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充分表达了自己心系内蒙古草原、热爱草原牧民的赤子情怀。其中有许多诗歌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大众性诗歌。例如：《洁白的蒙古包》《可爱的家乡》《我的家乡》等。您认为诗歌创作的真谛是什么？ 阿尔泰：诗歌创作必须注重感情的真实，必须反映时代和人民的心声，又要不断地在艺术上加以创新，遵循艺术规律。要知道内在的世界比外在的世界更广阔、更博大、更精彩。诗歌需要努力反映和展示人们的内心世界。 记者：您翻译了大量的中外诗歌、小说和散文，尤其是您用母语翻译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为蒙古族诗歌引荐了新的创作手法。请您谈谈美国诗人惠特曼及他的创作方法？ 阿尔泰：我翻译的中外作品包括惠特曼的《草叶集》《乌热日图小说选》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原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伏契克的《第267座牢房》、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等。惠特曼是全世界自由诗的鼻祖，我翻译了他的整部诗集，首次向蒙古族读者整体地介绍了惠特曼的诗歌。 记者：您的作品多次荣获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各类文学奖项，其中最让您难忘的是哪项奖？ 阿尔泰：是“庄重文文学奖”。该奖是由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根据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而颁发的。我们内蒙古有三人获得过该奖。还有让我回忆尤深的是我的系列诗作《心灵的报春花》在全区读者当中进行民意测验，获得了《花的原野》奖。 记者：您一直从事文学和文化工作，曾担任过《花的原野》文学月刊编辑、主任、副主编，发现和扶掖了一大批文学人才，为内蒙古的文学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您能介绍一下近10年来我区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新成就吗？ 阿尔泰：近年来，我区文学创作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十年是文学最繁荣、作家最活跃的十年。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不少作品荣获了全国和自治区重大奖项。不少老一辈作家纷纷出版了文集和全集，有的作品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自治区党委和宣传部的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文学评论、作品研讨会、深入生活等各项文学活动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记者：在呼市、包头市曾举办了三场“阿尔泰诗歌专场朗诵会”，受到了广大青年诗歌爱好者的欢迎。您对他们有什么期望？ 阿尔泰：我的三场诗歌朗诵会都是他们自愿发起举办的。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认为这不但是对我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对诗歌的厚爱和关注。希望广大读者继续关注诗歌这一民族传统艺术。 蒙古族诗人阿古拉泰： 时代的绿色天籁 记者：您去年在全国第七次作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近年来您的创作势头强劲，诗歌、散文、歌词全面发展，除内蒙古自治区的“索龙嘎”、“萨日纳”、“五个一工程”等奖项外，您还在区外乃至全国频频获奖，再一次引起了文坛对您的关注。您的诗歌秉承了一贯的朴素、本色、自然、纯净的品质，这种品质在当今“眼花缭乱“的诗坛显得尤为珍贵。请您谈一谈您近期的诗歌创作。 阿古拉泰：2006年，我的组诗《众鸟高飞的草原》获得第三届“青海湖文学奖“惟一一个诗歌奖项，这是大家对我的厚爱，我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有评论说：“阿古拉泰是当代诗坛有实力、有影响力的诗人。他的诗真诚、典雅、高贵，充满了现代意识，有着宽广的草原情怀。其作品的阳光感、草根性、穿透力，是获胜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当然是对我的鼓励，我在诗歌创作上永远是个小学生。我近期创作的系列组诗《浅草上的蹄花》，依旧保留了这种朴素、本色、自然、纯净以及阳光的品质，从个人的愿望出发，我是想力求写出内心深处原汁原味的草原。 记者：您近年来还致力于散文创作，写出了《不老的艾青》《老“人参”黄永玉》《谁是这个世界的富翁》等数十篇散文。这些散文真挚感人、语言优美，读来令人感动。请您谈一下您的创作思路？ 阿古拉泰：不论诗歌还是散文，我觉得还是一个“情”字最重要。创作就是要感情全身心地投入。在《不老的艾青》中，我怀着崇敬的情感，以诗一样的笔触，描写了大诗人艾青的风骨和情操，记述了１０年间与艾老接触时给我心灵的震撼。另外，我今年年初撰写的《仰望一朵白云越飞越高》力求以一种诗人的情怀去描写另一位老诗人安谧的内心世界，同样倾注了我极大的感情。 记者：有人说，您是草原词坛上的一朵奇葩。您写的歌词意境优美、构思精巧、语言清新、激情澎湃，给今天的草原词坛带来了新的活力，提升了歌词的文学品位。您创作的大型蒙古族交响史诗剧《成吉思汗》为蓬勃的内蒙古文化艺术舞台增添了扛鼎之作。请您谈一谈您的音乐文学创作。 阿古拉泰：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之外，我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了音乐文学的创作上，我创作的《白云的故乡》《梦中有片绿草地》《这是我的家乡》《为爱祈祷》等一大批歌曲在大众中开始流行，这是我很欣慰的一件事情。近年来我还涉足舞台艺术，由我担纲文学撰稿的大型蒙古族交响史诗剧《成吉思汗》，是一个大制作，现正在彩排中，预计在今年十月与观众见面，也算是我个人创作的又一个领域，又一种尝试，很想听到大家对它的批评意见。 文艺评论家宋生贵： 坚守学术信念珍重美学品格 记者：您作为内蒙古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有着坚定的学术信念与执著的精神追求。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与敏锐而富有创造性的才智执著探索近30年，在本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果，并成为国内颇具影响的文艺美学专家、评论家，内蒙古自治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记得您一直在讲“理论也有绿色的生命”这句话，请您就此谈一下感想。 宋生贵：关于“理论也有绿色的生命”，是我有过深切体认与思考后的一种表达。我在1991年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时谈过，而后又多次写文章表述这一观点。我认为，理论在更深层更切实的意义上，对于人生是一种修养和建树，而不应简单地作为某种规则、知识看待；只有当理论真正成为人的修养时，才会感到它的价值，才会受益无尽。理论的学习、研究与掌握，是提高人文素养和理性精神的重要方式，因此，在看似文字艰涩而枯燥的经典理论著作中，却每每可以读出智慧，读出灵性，读出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张力，所以我认为“理论也有绿色的生命！” 记者：您曾师从于美学家周来祥、曾繁仁，文论专家王文生先生，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并奠定了扎实的学理基础，掌握了治学方法。同时，您的研究始终力求有所创新，以期别有建树，请您谈一下您所从事的文学研究。 宋生贵：有“本体论”范围中的文艺自身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问题研究；文艺活动实践中的“文艺审美发展过程论”研究；“创作论”范围内的艺术人格心态研究；文艺的审美文化研究；文艺生态的美学研究；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状态研究；当代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研究。 记者：成果如何？ 宋生贵：围绕上述研究课题，我积累了大量资料，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求是》杂志、《文艺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中国美学》《中国美学研究》《思想战线》等报刊发表有关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美学年鉴》《中国文艺理论年鉴》、中国人大资料中心等重要学术杂志转载或摘录60余篇次；完成并公开出版了《访踪沉思：文艺活动审美研究论稿》《审美趣谈》《艺境采穗》《塞上风景：宋生贵文艺评论选》《诗性之魅：艺术美学新论》《传承与超越：当代民族艺术之路》等6部学术专著，主编《走进花的原野：内蒙古新时期文艺理论评论选集》1部。这些研究先后荣获国家与省部级学术成果奖20余项。《传承与超越：当代民族艺术之路》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承担的一项重点课题的成果，应该说是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性与创新性。 记者：您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文艺理论与评论方面的领军人物，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内当代作家艺术家及他们的创作有过哪些研究？ 宋生贵：我在这方面的投入一直很大。除了对一些大的宏观性的理论问题进行过研究与梳理之外，先后研究与评论过区内60余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如巴·布林贝赫、超克图纳仁、里快、路远等。《塞上风景》就是这方面成果的专门结集。 记者：除了理论研究与评论，您自己搞过创作吗？ 宋生贵：我主要是写散文与练书法，也有散文作品集出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己有实践经历可以缩短研究与评论之间的距离，真正做到“入乎其内”。研究与创作本应该是一致的。 记者：您在40岁时便成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最年轻的、第一位美学教授，同时还先后获得了多项荣誉，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3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员等等。 宋生贵：这些对我都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所以只有加倍努力才心里踏实。 表演艺术家武利平： 一要继承 二要发展 记者：作为内蒙古戏剧家协会主席，又是表演艺术家，您怎么评价内蒙古自治区60年来的戏剧艺术？ 武利平：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宏观地讲，内蒙古的戏剧品种是很丰富的，就内蒙古自己拥有的剧团来说，有京剧团、话剧团、歌剧团、晋剧团、漫瀚剧团、二人台艺术团等等。60年来，从具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来说，西部的二人台、东部的二人转都有很大的发展。而漫瀚剧的出现，不仅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剧种，而且也是内蒙古戏剧的一个重要成果。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虽然在电视剧、小品艺术方面有非常好的成绩，但是您的老行当是二人台演员，那么，您怎么看当前的二人台艺术？ 武利平：我多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国家为什么要持续扶持二人台？我的答案有三个：一是要继承，二是要发展，再有就是要服务于社会。继承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服务社会。但是，什么样的状态才是“发展”呢？ 记者：这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武利平：那就是出一批好作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而且是具有开拓性的人才。 记者：我们印象很深的是您的二人台小戏《摘花椒》《喜上喜》《卖油》，还有您的二人台大戏《光棍儿汉与外来妹》，一般地说，您的创作基点是什么呢？ 武利平：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说“中国话剧，是与祖国共呼吸，与人民同命运，与时代同步伐”的。内蒙古戏剧，不论是哪一个戏剧品种，最值得骄傲的也是这一点。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京剧《草原英雄小姐妹》，80年代的歌剧《塞上昭君》，90年代的话剧《司法局长》，都是密切结合现实社会问题的。例如，我的《卖油》也是有社会针对性的。对于市场经济大潮中，做人的底线应该怎样设定，这既属于道德层面的思考，也属于社会价值观层面的思考。 记者：是啊，尤其是您还不能背离喜剧的一些原则，比如幽默、夸张、讽刺、巧合的运用等等。当然，在严肃的思考中，您的喜剧天赋还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是一个很大的看点，而且对于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武利平：这就是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屈就低级趣味，也不能一味固守着说教不放。所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内蒙古戏剧艺术的明确的追求，就是把“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社会责任与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有机地结合起来。 记者：您能具体地说一说吗？ 武利平：例如京剧《草原母亲》、歌剧《色楞将军》、漫瀚剧《丰洲滩传奇》、话剧《旗长，您好》、舞剧《额吉》、蒙古剧《满都海斯琴》等等，就是在充分尊重历史，深入挖掘民族题材的基础上，在全国打响的优秀剧目。有的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有的获得了“梅花奖”或“文华奖”。这就是时代性与民族性和地域性结合的优秀范例。其中还培养了一批好演员，比如漫瀚剧表演艺术家张凤莲、京剧表演艺术家孟祥宏、晋剧表演艺术家何小菊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