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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古，史官掌书以赞治。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相传古代帝王之史——《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或为史官而记；史官董狐、南史秉笔直书的精神，曾历代传为美谈，甚至有人将记史渊源追溯到产生图腾的氏族时期；而殷墟出土的甲骨，则是有实物可考的商代史书了。 上古史官，亦司典籍。据考证，殷墟甲骨的收藏，每个穴窖皆有相应年代，或刻有不同的数码标记。后来，典籍愈众，卷帙愈繁。为部次流别，析目分类，目录之学，应运而生。《隋书·经籍志》簿录篇小序所载：“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这反映了古代提要目录发生、演嬗的过程。 本文主要叙及史部书目的形成和确立。概括说来，我国书目系统分类始于前汉；史部目录出现于魏晋，经、史、子、集之序，确立于东晋，至唐初，四部之名，遂成定制，且累世相因。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因国家秘藏之书颇多亡佚，乃使谒者陈农求佚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点群书，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成，则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卒，汉哀帝复命其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嗣父业。歆据其父《别录》旨要，而编定《七略》，分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集略”为综论，实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亦即我国图书系统分类之滥觞。但《七略》分类，史籍仅入六艺略，未能独成系统。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亦依《七略》义例。因此，秦汉之际，盖无史部，史籍仅为经典之附庸（“六经皆史”论，至清代章学诚方提出）。 四部之分，史部出现，当在魏晋之际。唐魏征《隋书·经籍志》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即《魏中经簿》，于魏元帝260—264年间），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薄》（即《晋中经薄》，于西晋武帝275—279年间），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但四部——甲、乙、丙、丁之序，从内容上看，则为经、子、史、集。甲部纪六艺及小学，即《七略》的六艺略，收录经部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家兵、数术，相当于《七略》中的诸子、兵书、数术和方技略中的一部分，收录子部书；丙部系史记、旧事、皇览薄，杂事，收录史部书，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即《七略》中的诗赋略，收录集部书。后经“惠怀之乱（八王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至东晋初（于元帝317—323年间），著作郎李充重新整理国家藏书时，依据荀勖分类，作了进一步调整，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方使甲、乙、丙、丁四部之序理为经、史、子、集。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序》：“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即《晋中经薄》），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其后，南朝刘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四部目录》，元徽元年（473年），秘书承王俭《四部书目录》，齐永明元年（483年），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四部书目》，天监六年（507年），梁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书目录》，刘孝标《文德殿四部书目》，直至隋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开皇四部书目》，皆因李充四部。其间，虽梁祖随自四部中提出术数之书而更为一部，使梁有《五部书目》，刘宋王俭另有《七志》，梁阮孝绪撰《七录》，隋许善心撰《七林》，使四部析而为七，然从内容上看，皆沿李充四部而定。但至此虽开史书为乙部，但终未明确提出以“史”作为史书和史部的代名词。 “史”字，殷墟甲骨文中即已出现，西周金文中也有“内史”、“作册”等词，据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考证，这里的“史”，非史籍、史学，而是史官。许慎《说文解字》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为右手，中为简册。史字原义是指以文字记事之人，即史官。唐以前所撰正史中的几部，或曰“书”，或称“志”，唯《史记》有“史”字，《史记·太史公白序》载：“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可见，司马迁亦未定名，最初东方朔称作《太史公》，魏晋人又称作《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太史公记》，后来才简称为《史记》，这里的“史”实为太史而非史书之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史记》之名，疑出魏晋以后”。唐所撰《南史》、《北史》中，方以“史”字名书。后来诸正史如《宋史》等，皆称“史”而不再称“志”和“书”了。“史书”一词最早为西晋杜预提出，其《春秋左氏传集解·序》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乘法，史书之旧章。”“史学”一词，出现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自立为赵王（后赵），以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是也。”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中（424—453年），儒、玄、史、文四学并建。《宋书·雷次宗传》：“会稽朱膺之，颖川廋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史学”一词自此方始。《南齐书·百官志》：“（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又以国学废、置总明观，内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齐因之。”由此可知，刘宋先立四学，后改为四科。儒以研经为务；玄则囊括诸子；文类分为总集、别录；加之史籍，则为经、子、文、史四学。 至唐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时，方以经、史、子、集正式命名（道经、佛经附以四部之末），后累世相因，遂成定制。肃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设立三史科，应举之人都要学习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倪灿于《明史·艺文志序》总结道：“刘向为《七略》，班固因之而志《艺文》；王俭、阮孝绪为《七志》、《七录》，魏征因之而著《经籍》；四部之名，至唐而始定。曰甲部，经典小学诸书，曰乙部，史家编年纪传等类；曰丙部，诸子百家在焉；曰丁部，骚赋别集系焉。下逮有宋，亦沿其制。”唐后诸代正史《艺文志》，北宋官簿《崇文总目》，以及宋代私人藏书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因经、史、子、集四部而撰，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亦依经、史、子、集四部编排；倪灿撰《明史·艺文志》仍因经、史、子、集之序。至清代乾隆时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依然按经、史、子、集分目，遂称之为“四库”。 原载：《历史教学》1995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