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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目录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已任，强调从学术之史的角度去揭示、编排、组织与报导书目文献，并通过对记录下来文献的认识，“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洞”、“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然而，传统目录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与传统目录学中讲究解题分不开的。 （一） 解题也称叙录，书录或提要。它不仅是用来解释词意、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事迹，揭示书籍的来源、版别、大意、存帙乃至沿革状况，评价学术之得失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也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一部书目也只有解题，方能做到“因书究学”。 西汉时，光禄大夫刘向在总结前人校订图书、编写书序、排定目次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书目——《别录》。其中的叙录则开创了我国叙录体解题的先例。当时，刘向在校书过程中，为每部所校的图书“辨其讹谬，论其归指”，分别“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如《战国策》叙录：“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所用之国，为之军谋，宜为战国策”。刘向在这里解释了题目；又如《管子》叙录：“凡《管子》书务国富民安，道约要，可以晓含经义。”刘向在这里说明了图书之价值。刘向为每书所撰的叙录对治学者了解作者生平、创作意图及学术源流，辩别书目之真伪，优劣及其使用价值的贡献及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书目尽管千差万别，但是其编撰原则、体例和方法都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 宋代被誉为私家目录双壁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是发扬了刘向《别录》中叙录编撰的优良传统，并在解题的编撰上有所独创的解题目录，最为后世所推重。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在前人编撰解题目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解题目录的学术价值。它于书名之后或其作者始末，“或论书中要旨，或评学派之渊源，或截篇章之次第。“每览一书，辄始末。”《晁志》中每本书的解题可以说是一篇篇极妙的短评，其推论深刻，解题多偏重考订学术源流，为后世了解典籍之存性所借资。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则更引人注目。它在目录学中首次把“解题”一词运用于书目中，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和记载版评资料的先河。它于各书之下，“各评其卷性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书之不传于今者，得籍是以求崖略；其传于今者，得籍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此外，《晁志》、《陈录》中每一书的解题简明摘要，文字精炼，突出重点，论述精辟，准确地揭示了图书内容及其价值，作者生平，学术渊源、版本异同，使治学者通过“解题”之寥寥数语，就能了解全书的概貌，以便把握重点，决定自己的取舍。 解题目录除有叙录体解题之外，还有传录体解题和辑录体解题。南齐王俭的《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从而奠定了传录体解题的基础。《七志》立传的目的是使治学者尽可能地了解作者生平，学术流派，从而有助于了解图书的性质和判断图书的价值。《七志》的传录体解题虽没能够全面地揭示图书的内容及其得失，但它继承了《别录》每书都有叙录的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了解图书内容提供了线索。尤为可贵的是，《七志》阻止了简单著录方式的蔓延，开创了把传录体解题使用到综合性系统目录的先河。而辑录体解题则是以元代马瑞临的《文献通考·经典考》为代表。这是一种以广泛辑录与一书相关的图书资料来揭示该书内容和进行评论的一种体例。《文献通考·经典考》主要用《郡斋读书志》、《崇文书目》、《通志艺文略》及各正史列传，各书序跋和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和当时著名学者对图书的评论，以此来“记著作之本来，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其解题是以博采众说，汇聚群籍加以排比辑列，为治学者提某一书的各种相关的图书资料，对于从事某一专题研究的学者大有裨益。 清代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则进一步继承了历代解题目录的优良传统，其每书的解题除论述各书旨意及著作源流外，并列作者之爵里，辨订版本沿革，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对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尤为重视。由于它熔叙录、传录、辑录三体于一炉，并取三者之长，因而对后世治学者的帮助更为显著，故被称之为中国古典书目的集大成者。 （二） 我国传统目录学中的解题，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解题目录自产生以后，深受历代治学者的重视，世人也一直以书目之有无解题来评判其质量之高低。近代学者梁启超就说过：“载籍治博，决非一人之功力所能尽长、所能尽读。浏览诸录，可知古人著作之大风。有解题者，读其解题，未目睹其原书，也可知梗概”。以博学著称的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也认为：“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轻重。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为憾”。在这里，余先生强调了利用书目解题中的论断来“辨章古人于学术”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为此，他钻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十余年，撰成《四库提要辨证》二十五卷。他在读者序中就自承：“余略知学问之门径，实受《提要》之赐。”陈恒先生也认为目录是读书治学的重要门径，他为了解中国历史文献的概况，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亲自核对了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此外，《书目答问》的撰者张之洞在《輶轩语·论学》中也写道：“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解题之作用的重要性由此可窥貌一斑。 （三） 我国古代解题目录侧重于传授知识，指引门径，归结为学术史式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读书治学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概括起来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首先，解题目录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科学文化的概貌。 其次，解题目录具有贮存、检索文献信息的特殊职能。目录活动是人们根据自己对文献内情报信息的特定需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贮存检索情报信息的活动。而我国古代几部重要的解题目录已经具有情报选择加工、有序贮存、有序检索、情报传递、特定情报接收者及范围等现代情报活动的雏形。今天，人们为了获得必需的情报信息，就必须熟悉和掌握文献交流情况，搜集最新科学进展的文献信息。因而，熟悉和掌握目录活动的能力已日益成为人们吸收文献信息，提高自身能力水平，及时更新知识的重要条件。 第三，解题目录除了方便读者查找图书文献外，还有宣传图书，辅导阅读的职能，具有评述及教育的作用。解题目录本身又是用较简炼的语言文字高度提炼出一部作品的轮廓，阐明作品的创作特点及风格，揭示作品的主题，指出作者主要的论点及在某一问题上的新成就，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主有次，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都助读者选择和鉴别以弥补著录的不足，起到推荐图书，辅导阅读的作用。 第四，解题目录又是科学研究的指南，具有报导、传递文献的职能。 原载：《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