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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是在中华文化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形成了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目录学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影响目录工作发展的社会条件不断变化，目录学的发展会产生质的飞跃，所以目录学的功能也表现出强烈的阶段性和时代特点。了解和认识目录学功能的连续性和时代性，把握其发展规律，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和继承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优秀遗产，开拓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使目录学能紧跟时代要求，形成时代内容与理念，发挥目录学思想对目录工作的指导作用，促进目录学的发展。 1 古典目录学 以“系统整理文献”为基本职能，通过文献整序，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达到学术传承的目的。 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1900多年前（即公元前1世纪的末年）就编制了第一部系统目录[1]。王重民先生说：“目录学就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2]。程千帆先生认为：“目录学就是研究目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着重研究如何编制和利用各种目录”[3]。彭斐章先生认为：“目录学是研究书目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4]。也就是说，目录学的基点是书目工作，书目工作所要做的就是“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从这些定义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学者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录学研究的目的了。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内容是“系统整理文献”，它包括文献的整序、保存、校勘、编目等诸方面。整理是一种文本的物质保护工作，整序则是识读文献内涵。其目的在于分清学术流别，考究学术渊源，进而在学术史上和科学分类上寓于目录的内容之中，以便使目录学能更有效地为学术研究服务。一般而言，我国古代目录往往记篇目、载叙录、列小序。其中，篇目可考一书之来历，叙录可查一人之事迹，小序可明一家之渊源。此时的目录不仅能部次甲乙、检索图书，而且还能起到学术史的功能。所以说，通过目录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国古代史志中多有《艺文志》和《经籍志》，正是试图凭借群书目录彰显一代藏书之盛，传衍学术文化而不致中辍。 我国古典目录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末为一个发展阶段。这中间，古典目录学理论已有了自己的中心观点和核心内容———即在古典目录学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即对门类纷繁的各科学术予以考据、证明，并条分缕析，“考镜源流”，则是对古今学术发展之渊源进行追溯，通过比较、鉴别，得出正确、纯粹的学术观点来[5]。 我国古代很少是为编目而编目。每次重要的目录编撰活动，不仅与国家的大规模文献整理活动紧密相关，而且是文献整理活动的总结和升华。西汉以降，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在政府主持下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称为“校书”，最后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成果就是官书目录。官书目录是古代目录成果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西汉武帝时期，军政杨仆“捃遗摭佚”，整理兵书而成一部专科目录《兵录》；刘向负责整理国家藏书，“每五书已，向辄条其篇日，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汇成《别录》；魏秘书郎郑默的《中经》与魏氏“采掇遗亡”关系紧密，类似的还有“整理记籍”的荀勖及其著作《中经新簿》；《崇文总目》和《文渊阁书目》也都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校书活动的直接产物。史书上有记载的20多种官书目录无不是在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后出现的，它们或是文献整理的直接产物，或是以一定规模的文献整理为基础整合前代的目录成果而成的。这类目录成果的最出色的代表当属《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 《总目》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的源薮。《总目》正式著录典籍的数量是3 457种，79 070卷，每一类之后附有存目，数量为6 766种，93 556卷。《总目》通过总序、小序、案语及提要，对书籍进行评价，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学术典籍做了一次总结。在《四库全书》及《总目》的修纂过程中，点校和考核是必要的，如文字的讹谬，卷帙是否脱落，篇第有无倒置，撰写和汇编各书考证等，而根本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收”与“不收”，寓毁于征，对全国典籍进行一次集中的清洗，或全毁，或抽毁，或涂改，或删削，实行其文化专制政策。这部清代最大的官修目录正是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的背景下出现的。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史志目录的杰出代表，其与文献整理也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坦承《汉书·艺文志》取材，“今删其（《七略》）要，以备篇籍”正是《汉书·艺文志》的留存，使后人略知西汉成帝时期的这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以及《别录》、《七略》的主要内容。《隋书·经籍志》与文献整理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抵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及，文义浅俗、无益理教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班书，近观王、阮志，挹其风流体制，前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 官书目录和史志目录都是在政府主持或支持下完成的，其基础是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私家目录著录的对象基本上是私家藏书，相比之下，规模要小得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项工作可能完成得更为详尽和细致。如晁公武编撰的《郡斋读书志》，晁“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最终完成这部以考订为主的目录学著述。其它的藏书家所完成的私人藏书目录也都是文献整理的成果。[6] 综观中国古典目录学史，自其产生以来，作为古典目录学核心内容的"系统文献整理"始终贯穿着古典目录学发展的脉络，并通过“系统文献整理”，实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更由于古代文献的独特内涵，导致中国古典目录学呈现了五大特点：（1）古典目录学不是字典式的形式主义目录，而是以分类目录为其主体。（2）古代书目分类的类别标准并非文献的学科属性及其相关的形式逻辑类项，而是把文献内涵在政治教化和人伦上的功能大小作为首选分类标准。（3）类表结构不是等级普系式的几何构架，而是二维线性的平面铺排。（4）古代书目分类没有由阿拉伯数字和拉丁字母等代码构成的标识符号，仅用文字字符作为分类标识，兼起类号的作用。（5）古典目录特别注重题解和小序。[7]这些独特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特有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功能，实现了学术传承的目的。 2 近代目录学 以融合西方目录学思想和先进的书目技术为基本职能，通过目录索引，实现推荐文献、传播学术思想的功能，达到指导阅读的目的.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及文化交流带来了西方目录学的冲击，从而使传统中西的目录学发生了骤变。以杜定友为代表的新目录学派力斥古典目录学，主张以西方图书馆和商业目录的编制法代之。很显然，同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相比，新派更注重务实，它真正把文献的编目工作作为自己的攻坚对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近代学习西方目录学思想和先进的书目技术使中国逐渐有了自己的分类目录、责任者目录、主题目录，在揭示与利用文献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西学书目的学术引进和编纂活动极为频繁，产生了不少新的书目类型，改良了已显落后的传统的书目方法。书目及其方法的研究成为近代目录学的热点之一。首先是摆脱传统“经、史、子，集”四分法，形成中国近代分类目录。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编制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从分类原则、类表结构、标识符号和索引诸方面全面走上了西化的道路[8]。这之后，仿杜、补杜、改杜的分类法相继而出，成为近代中国分类目录的主流。与其同此，还广泛采用了著者号码、规定了编目条例、出现了人名、书名、标题、字典式目录及联合目录、应用了卡片目录、刊行了排印目录卡和多种编制方法等等。其次是文献索引大行其道。有专业索引机构编撰索引活动，有图书馆、出版社等编丛书子目索引，有学者私人编纂的索引，有专科专题报刊论文索引，有定期索引刊物等，尤以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的索引编纂最有成效，对于中国古籍的整理研究着力良多。自1928年始，哈佛燕京学社陆续编撰了《十三经索引》等64种81册中国古籍经典引得，这类工具索引的刊行，引领了目录学编制方法的“集成化”风气。所谓的集成化，就是将图书目录的功能达到最大化，即从研究和使用出发，把书名目录、著者目录、主题目录、分类目录和专题目录有机地联为一个整体，以提高检索效率[9]。索引的集成化服务提供，提高了文献服务的质量，受到图书馆和广大学人的欢迎。再次是出现了文摘杂志。 随着近代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图书馆的分类编目工作、书目参考工作开辟了新的目录活动领域，各图书馆也逐步采用了卡片式目录，并形成了以杜定友等为首的以著者为标目的《英美编目条例》的流派，和以刘国钧为首的以书名为标目的中文编目条例流派。30年代开始了统一编目活动。目录形式多样，载体不仅有书本式，还有卡片式；目录方法有叙录法、提要法、著录法、文摘法、分类法、标题法、书评法、索引法等。近代开展目录活动的不仅有各图书馆，还有专业性目录索引机构、书店、出版社、报馆、杂志社、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有中华图书馆协会等协调目录活动。联合目录在近代也有发展，20世纪20年代北平图书馆协会就开展了联合目录的编纂工作[10]。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西学东渐，来自西方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逐渐移植于中国本土，使得中国目录学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学术思想。由于西方目录学思想的根蒂在于方便地获取文献，由此导致了从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分化出中国近代目录学，以人文思想为指导，向便利读者获取文献的方面转化。 3 现代目录学 采用学科导航、搜索引擎和信息门户等工具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知识组织和揭示，承担知识记忆与学科导航的功能作为古典目录学内核的“系统文献整理”和近代目录学宗旨的“指导读书治学”，已无法反映当今日新月异的书目情报实践。到了21世纪，现代目录学以书目情报为研究基点，围绕学科的、主题的、问题的活动将从为知识而生产知识转移到为发展生产力而生产知识，从为阅读传递文献转移到为社会发展提供信息和知识，从文献整理和指导阅读转移到处理文献整理与读者需求的关系，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转移到知识记忆与学科导航。 自20世纪以来，现代目录学逐渐脱离了古典目录学的旧有单一形态和近代目录学的单一功能，从承担四部分类和无所不包的学术描绘格局中解放出来，现代目录学的学术工具导向价值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科学的意义。从我国现代目录学的发展进程看，这一时期目录学的功用扩展十分迅速，它由少数人的治学工具演化为大众文化普及的传播手段，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理论研究与学科教育相结合，汲取新方法科学地描绘图书类别特征、揭示文献典籍内容；二是大众化与公共服务化相同步，呈现出公私多家编撰、文史哲跨越学科交相融汇的特点，并向所有的科学领域延伸，且编制手段日益完善；三是探寻目录学促进学术发展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它对提高社会文化普及的意义，并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为信息传播和交流提供支持基础；四是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知识组织和揭示，承担知识记忆与学科导航的功能。 现代技术的应用，交叉学科的崛起，早已使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利用文献成为可能。尤其是以计算机技术为龙头的现代技术的应用，机读目录、机编索引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真正地从多角度检索文献成为现实。我们知道，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手检操作系统还是机检操作系统中的书目、文摘、索引均能对文献的书名、作者、篇名、主题、人名、地名等予以揭示。对文献特征的充分揭示，主题的深刻暴露，显示了现代目录学在实践上的巨大进步及理论上的高度繁荣。 在现代信息环境中，传统的文献资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对信息的需求呈多元化趋势，从而导致现代目录学研究内容的转变。现代信息环境中的文献信息资源除了传统的印刷型、缩微型等文献外，还包括以数字化形式记录的以多种媒体表达的、分布式存储在因特网不同主机上的、并通过计算机网络通讯方式进行传递的网络信息资源，且这种资源将越来越成为信息资源的主流部分。在如此纷繁庞大的信息资源面前，现代目录学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现代目录学研究的重心由古典目录学的对整体文献的分析整理和近代目录学的对文献的推荐和对读者的研究转移到了处理文献整理与读者需求的关系上，现代目录学的功能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推荐文献、指导阅读转移到了知识记忆与学科导航。 信息环境改变了传统的文献信息源，将目录学的文献源从有限扩大到无限。信息资源无限无序，质量参差不齐，检索工具难以使用等，给用户检索、利用信息资源带来了困难。针对信息资源无限增长和信息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有关专家学者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开发了学科导航、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和信息门户。 学科导航是把收集到的学术网络信息资源下载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形成特色数据库，并创立可以检索这些信息资源的检索系统，用户直接通过检索系统来检索这个服务器上的特色数据库中的信息资源，从而找到特定需要的专业信息。搜索引擎则是通过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筛选、索引、加工，将搜索结果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数据库，相当于书目情报系统中的书目、索引、文摘等，其检索的语法规则，如布尔逻辑操作符等相当于书目情报中的著录规则。而且，有人将网络信息资源划分为网上一次信息和网上二次信息，相当于传统文献的一次文献与二次文献。网上二次信息正是将书目情报的理论原理和方法用到网络信息资源的控制上，构建网上一次信息的检索工具，起到相当于目录、索引、文摘的作用。信息门户是对知识信息保存和传播、创新的信息资源平台，是人们在现实和虚拟环境中，扩展学术交流和促进知识创新的共享智力库。信息门户致力于用户定制和智能化、个性化需求的开发，是直接面向用户，根据用户个人喜好和需求，创造、构建、定制他们需要的Web信息，是维系实体和远程信息资源的链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信息系统。[11]在学科导航、搜索引擎和信息门户中运用的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整序、处理方法都是书目情报原理在现代信息环境下的具体应用，是现代目录学领域的拓展，也是书目情报基点作用的充分体现。 现代目录学既要研究知识记忆系统，通过国家记忆系统、地区记忆系统等，保证人类的知识记忆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知识传播；又要研究学术资源导航、学术信息门户、知识检索、基于创新平台的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特色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知识中介服务、查新服务、数字咨询服务、知识银行（Knowledge Bank）等内容，推进资源与服务的一体化，文献服务、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的一体化。关于国家记忆系统，包括国家书目体系，CIP的发展，建立类似于American Memory的各个国家和各民族的记忆系统。关于地区记忆系统，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地方信息库，保存方言和地方文化遗产，包括地方戏、民俗史料等。 总之，中国古典目录学注重文献整理，辨考学术源流；近代目录学开始把目光转向读者，指导读书治学；现代目录学则恰当地处理了文献整理与读者需求的关系，讲求文献与读者之间的书目情报交流，注重知识记忆与学科导航。因此，古、近代目录学极其恰当地融进了现代目录学之中。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历程，实际上就是人们调整研究视角，不再仅重一端、而更注重全面研究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赵 宣.中国当代目录学研究评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2）：68-71. [2]王重民.中国目录学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1. [3]莫砺锋.程千帆全集，第三卷，校雠广义·目录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 [4]彭斐章主编，陈传夫副主编.目录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 [5]周春来.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变化看其研究重心的转移[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6（1）：100-101. [6]余训培.中国目录学传统之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1）：115-117. [7]陈爱燕.目录学今昔谈[J].图书馆学研究，2000（4）：96-98. [8]傅荣贤.加强对近代目录学的研究[J].图书馆杂志，1996（2）：9-11. [9]王桂兰，沈 弘，李远景.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公共应用性特征[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5（3）：18-22. [10]王京山.中国当代目录学的回顾与前瞻.图书馆学研究，2003（12）：6-11. [11]乔 杨.面向用户的图书馆信息门户[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24）：118-119. [作者简介]付先华，女，研究馆员，博士，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发文30余篇，参编专著1部，研究方向为目录学、图书馆管理。 （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 湖北武汉 430070） 原载：《高校图书情报论坛》第8卷 第1期2009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