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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书坊书目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建阳书坊书目初探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詹冠群 参加讨论

    目录学家论传统目录学,注重于官修书目、史志书目、私藏书目、版本书目、专科书目,乃至释藏、道藏目录,而对刻书书目却鲜有涉及,特别是对坊肆刻书的书坊书目更绝少提起,以致于长期以来被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传统目录学研究中的一个缺陷。由于书坊书目是一种不同于藏书目录的重要书目形式妥因此,亟有必要对书坊书目进行专题研究。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以建阳书坊书目为例,探索书坊书目的学术价值、社会作用及其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并作为引玉之砖,请教于专家学者。
    (一)
    公私藏书的首要条件是图书的刊布流通。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一般认为始于隋代,经历唐代的发展,到了宋、元、明已臻兴盛发达,除了政府各级机构所刻的官刻本、士大夫私家所刻的家刻本(亦称家塾本)外,还有大量的坊肆刊刻的坊刻本。官刻本以儒家经典及正史为主,兼及浩繁的丛书,类书、释藏,.道藏。家刻本除翻刻经文、正史之外,多为诗文诸集。而坊刻本作为流通的商品,为广开销路以获取利润,则适应了不同读者群体的需要,所刻图书种类之多、数量之大,非官刻、家刻所能及。宋、元、明各代,坊肆刻书蜂起,书坊林立。有的书坊主终生从事刻书工作,甚至代代相传。在三大刻书系统中,坊刻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且也有许多珍善版本,当时社会对于图书的需求,主要依靠坊刻来满足。各种藏书目录也因坊刻的发达而日益增多。
    但是,刻书目录尤其是书坊书目的编制却与刻书业的繁荣很不相称。据姚名达统计,宋代的刻书目录仅有三种:《国子监书目》、《川本书籍录》、《三川古刻总目》,均已亡佚;明代的刻书目录有八种:《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内府经厂书目》(已佚)、《国子监书目》(已佚)、《南雍总目》(已佚)、《古今书刻》、《南雍志经籍考》、《太学经籍考》、《汲古阁校刻书目》[1]。这些刻书目录只有《古今书刻》中有些书坊书目的记载,其余的均为官刻书目、家刻书目。而同时期的其他书目,宋代多达六十余种,明代则近于百种[2],比例悬殊很大。现在,虽然有些学者辑录了个别坊肆刻书的知见录或某些地区的版本资料,但其着眼点在于坊肆的考证及版本的考定,至今仍未见编制专门的书坊书目以及对有关书坊书目理论问题的探讨。
    书坊书目之所以长期被忽视,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封建文人的偏见。封建文人对坊肆刻书的质量和内容挑剔苛求,尽管他们也承认坊刻中有精雕精校的版本,但大多对坊刻质量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例如,建阳麻沙本因为出现过“乾为金,坤亦为金”等羞错一,而被许多文人大加渲染,以此作为诟病建本的话柄,指为滥恶。这种以偏概全的不公允观点竟世代沿袭,甚至影响到现在。尽管坊刻本中有不少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书,但更多数量的日用杂书、话本小说、演义传奇之类著作,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流俗之作,不屑一顾。此外,传统规念与保守思想如抑商思想等根深蒂固,也影响了他们对待坊肆刻书的态度。所以,除了名坊之外,大多坊肆不被重视。
    二、传统目录学家一贯重视图书的收藏与揭示。他们收藏图书重内容价值与版本珍善,揭示图书重类序与提要,强调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们讲究版本,一般也能兼顾官刻、家刻、坊刻本,但其目的不是对各种刻本的总结,而是在于辨别版本的优劣,鉴别版本的真伪,最终还是为收藏图书、揭示图书服务。同时,加之上述思想偏见的影响,资料的匮乏,以致很少有人往意到对坊肆刻书成果进行整理、总结。
    三、就坊肆主人而言,他们虽有一定的文化,但毕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刻书和售书上,至于累积、保存刻书成果的意识则十分薄弱。即使象建阳余氏历经宋、元、明数百年的坊肆世家,当乾隆皇帝谕示地方官询及“自宋以来刊印书板源流”时[3],竟无所回复。大家如此,规模较小的坊肆情况则可想而知了。
    但是,有识之士还是给称们留下了一些坊肆刻书成果的记载。就目前所见,建阳书坊书目就有四种[4],即明代(景泰)《建阳县志·续集·典籍》、明代(嘉靖)《建阳县志·学校志·图书·书坊书目》、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福建·建宁府·书坊》、清代心康熙)《建阳县志·艺文志·梓书二书坊书板》。
    笔者认为,书坊书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书坊书目泛指记录坊肆刻书成果的书目;狭义的书坊书目可分为原始的书坊书目与汇辑的书坊书目两种类型。原始的书坊书目指某坊肆自备的供顾客选购、选订所刻图书的书目或书名清单。汇辑的书坊书目指辑录某一地区坊肆在某时期内刻书成果的累积书目。由于汇辑的书坊书目记载面较宽,著录的图书也多,因而较为系统,更具代表性。目前所见的建阳书坊书目属于汇辑的书坊书目,其中三种来之于旧县志,一种为私人编制,均对建阳书坊在一定时期所刻的图书统而记之,保存了珍贵的坊刻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书坊书目的基本形态。
    (二)
    (景泰)《建阳县志》于明朝景泰四年(1453年)由黄璿纂修,弘治十七年(1504年)袁铦续纂。该志共四卷,杂志三卷、续集一卷,包括了景泰年间编纂和弘治年间续纂的两部分内容。我们所说的景泰志书坊书目,即在弘治年间续纂的《续集·典籍》之中。该志书坊书目分制书、经书、史书、子、集、杂书等六类,不设子目,著录图书179种。制书类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后、宣宗皇帝、宪宗皇帝次序著录,收书25种,.经书类和史书类以及子类各收录19种,集类收录60种,杂书类收录37种。书目著录项目为书名、卷数、著者等。如“《大学衍义》集》四十三卷宋真德秀注”。有的还注明版片的存佚,如“《中州诗集》十卷,《乐府》一卷元元好问辑,板不存”。与其他三种书坊书目相比较,景泰志的著录项目算是最完备的。
    (嘉靖)《建阳县志》的书坊书目收录的图书数量最多,共计431种。该志子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由冯继科等纂修。该志书坊书目分为制书、经书、诸史、诸子、诸集、文集、诗集、杂书等八类,也不设子目。制书类收录图书24种,.经书类收录47种,诸.史类收录44种,诸子类收录23种,‘诸集类收录85种,文集类收录88种,诗集类收录35种,杂书类收录75种,合计421.种。加上该志卷五《儒学尊经阁书目》的书坊书板,去其重复,总共收录图书431种。嘉靖志书坊书目著录简略,类名之下仅记书名,无卷数、无著者,也无版片存佚记载。该书目特点是收书最多,杂书量大,举凡日用大全、类书、农书、历书、医书乃至相命书、风水地理书,无所不有。其数量除了杂书类著录的75种图书外,依该书目的分类方法,诸集类中的40种、文集类中的47种实际应划归杂书类,杂书类实为162种,占嘉靖志书坊书目所收图书的38%。此外,该书目是唯一记载小说的书坊书目,在诸集类中著录“四十家小说”,但不载具体书名。
    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成书略晚于(嘉靖)《建阳县志》。周氏系湖北麻城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曾任福建提学副使[6],对建阳书坊刻书多有留意。《古今书刻》分上、下两篇,上篇记录各直省公私刊刻的图书,下篇记载各直省所存石刻。当时江浙一带坊肆刻书兴盛,如金陵书坊、.杭州书坊,以及北方的北京书坊,都著称于世,但《古今书刻》上篇中关于书坊书目的著录,仅有“福建·建宁府·书坊”一目。建阳属建宁府,是坊肆刻书的集中地,久负盛名。建阳书坊不仅是建宁府坊肆刻书的代表,也是宋、元、明时福建坊肆刻书的代表。《古今书刻》书坊书目分十类,无子目,四书类收录图书13种,五经类.收录58种,制书类和理学类各收录13种,史书类收录35种,杂书类收录63种,刑名类收录9种,兵戎类收录8种,诗文类收录60种,医卜星相堪舆玄修等类收录95种,十类共计著录图书367种。《古今书刻》的书坊书目著录项目也很简略,只记书名而已,唯有分类比其他三种书坊书目合理。
    清(康熙)《建阳县志》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本,由柳正芳等纂修。该志卷八艺文志·梓书·书坊书扳》,书坊书板分六类。制书类著录书版.8种,经书类著录24诸史类著录14种,诸子类著录21种,诸集类著录46种,杂书类著录32种,共145种。著录书名,兼载版片存佚情况,如诸集中的“《事文类聚》,板残”,“《苏长公全集》,无板”,康熙志书坊书板也是书坊书目,不过它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建阳书坊的版片存佚,近于版片存佚知见录。这也是康熙志书坊书板与其他三种书坊书目的不同之处。
    以上四种是建阳书坊书目的基本情况。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这些书坊书目编制的根据是什么?是否出现过坊肆的原始书坊书目?为什么书坊书目出现在建阳?
    众所周知,建阳是我国宋、.元、明刻书的中心地之一,其历史之远久,刻书之宏富,是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号为图书之府”[6]。宋代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产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7]。·熊禾也在《书坊同文书院上梁文》中写道,.“书籍高丽日本通”[8]。可见建阳刻书的影响之大。据明嘉靖时的记载,建阳“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9]。一个山区墟镇,每月能有六天集市售书,而且“客商贩者如织”,可以想见书坊刻书之繁盛,图书流通之发达。书坊主人为了推销自己所刻的书,必然要让“客商贩者”和其他顾客了解自己刻了什么书,正在刻什么书,什么书可供现货,什么书可供预订。这样,书坊主人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量进行印刷。由子是手工操作,既可以烤受成批订货,也能满足少量需求。显然,要做到这点只靠图书实物的展示是不够的,书坊主人必须向顾客提供一份可供购、订的图书目录或书名清单,也就是说他必须自编一份原始的书坑书目。这种书目有的分类,有的不分类,有无分类取决于该书坊刻书的多寡。福建省图书馆藏有清代福州吴玉田刻坊的一张“征启”,就是原始书坊书目的实物,全文如下:“启者:.木铺续刻冯林一《校邠庐抗议》二本,王船山《读通鉴论》三十卷订十四本,每月出书二木,随刻随售。《宋论》四本,黄黎〔梨〕洲《明夷待访录》一本,沈叔眉《劝学浅语》;二本,《三通序》一本。以上等书陆续刊售,此布。吴玉田谨白。”[10]
    吴玉田刻坊“征启”证明了原始书坊书目的存在。(景泰)《建阳县志》在说明为何编制书坊书目时,有这么一段话:“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书目具在可考也。然近时学者自五经四书外,皆庋阁不用,故板刻日就脱落。况书坊之人苟图财利,而官府之征索,偿不酬劳,.往往阴毁之以便己私,殊不可概叹。故今具纪其所有者,而不全者,止录其目。”[11]显而易见,这里讲的“书目”即是原始的书坊书目。“书目具在可考也”指的是建阳书坊的刻书都有书目可供查考。书坊之人“往往阴毁之以便己私”,“阴毁”的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原始的书坊书目。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鼓励读书,下令免征书籍税。万历年间修的《明会典》在诸多的商税中,没有刻书税的记载,建阳旧志也未见记载。显然,“官府之征索”属地方杂税。原始的书坑书目由于标明刻了什么书,这就为官府的“征索”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为避免或减少被“征索”,书坊主暗中毁了原始的书坊书目是可以理解的事。再说人工雕刻一部书版的成本甚巨,官府的“征索”数额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书版的成本,.书坊主也不会因此毁版,否则如何“以便己私”?可见书坊“阴毁”的是原始书坊书目,而不是版片。
    …以上分析证明,编制建阳书坊书目主要根据原始的书坊书目。同时,分析建阳书坊书目本身情况,也能看出这点。从书目的分类看,它不受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限制,较为灵活简便,但失之松散,且图书的分类不合理。如景泰志书坊书目中,《小学集解》入“子类”,《玉篇》入“杂书类”,显然不妥。嘉靖志书坊书目中的“文集类”共著录88种图书,而其中的35种是医书、药书,其中的12种是有关农事,如《农桑撮要》、.《田家历》,甚至如《卜筮元龟》等卜筮算命的书,真正能称为文集的不过41种。康熙志书坊书目中,把《正韵海篇》、《遵生八覑》入“诸集类”,也不精当。各县志的纂修者均为儒生,.建阳又是人才荟萃之地,难道他们连经、史,子、集各类所属都弄不清楚?这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县志编纂者沿用了原始书坊书目原有的分类,原来不分类的,则由编纂者分入相应类目中。至于《古今书刻》,它是一部书目著作,而不象县志中的书坊书目仅占全书的一小部分内容,这样,周氏进行重新编排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图书入类合理,名实相符,从书坊书目的著录项目看,有详有略,.总的说还失之太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原始书坊书目本来面目。原始书坊书目主要作用在于向顾客说明有什么书可卖,有什么书可订,没有必要对每个著录项目都详细说明。这样,有些书目详尽(如吴玉田“征启”).,有些书目则简略些(尤其是刻书多的坊肆)。总之,建阳书坊书目是以原始的书坊书目为蓝本,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存了其原貌。
    综上所述,可见书坊书目的产生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坊肆刻一书的发达,有种类众多的图书刊行;第二是图书作为商品流通的发达,售书与购书的买实双方都有彼此沟通的需要。这也是书坊书目不同于公私藏书目录的显著特点之一。正由于具备了这两个基本条件,因此才有了建阳书坊书目的问世。
    (三)
    书目的使用价值主要在于传递文献信息,这对于书坊书目自不待说,但是它既无类序,也无提要,与传统目录学所强调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相去甚远,那么学术价值何在?笔者认为,不同职能的书目不能以单一模式标准衡量,书坊书目的学术价值、社会作用及其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应根据其性质特点和编制目的来考察。
    一、书坊书目是坊肆刻书成就的真实反映。与公私藏书目录注重“藏”的特点不同,书坊书目立足于“刻”,它的重要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坊肆刻书的成就。四种建阳书坊书目的记载雄辩地证明了这点。《古今书刻》上篇不但记录了建阳书坊的刻书,而且也记录了福建全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刻书情况。笔者根据该书目的记载做了个统计:当时全国刻书总量为2491种,福建刻书总量为479种,,居全国第一位,南直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为451种,居全国第二位,江西刻书327种,居全国第三位。而建阳坊肆刻书为367种,占全省刻书总量的76.6%,占全国总刻书量的14.7%。居全国第三位的江西省,其刻书量尚不及福建一个地区坊肆的刻书。这些结果说明了建阳坊肆刻书的成就之大。
    同时,书坊书目反映了坊肆刻书的多样性。多样性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指坊肆所刻之书门类齐全,据建阳书坊书目所著录的坊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以及政府政令外,·还有大量的百科性日用杂书、话本小说、演义传奇之类。如《事文类聚》、《居家必用》等书可供日用参考,《读律烦言》、《详刑要览》等书可应诉讼之需;军事方面有《武经七书》、《孙武子兵法》等;科技方面有《农桑撮要》、《九章算法》、《牛经》等;医书则更多,举凡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方剂、本草,一应俱全。多样性之二指同类书中有不同的层次,如“经书类”中,除了《五经》、.《四书》本文及名家注疏之外,还刊刻了《四书白文》、《五经白文》、《性理白文》等以便初学;有关字学、音韵之类的书,既有《小学集解》、《洪武正韵》,也有《小学启蒙》、《声律发蒙》、《初学绳尺》等,为识字启蒙提供入门读物。
    尤值一提的是嘉靖志书坊书目“诸集”中著录的“四十家小说”,为四种书目中所仅有。它说明了嘉靖时建阳书坊刊刻的话本小说、演义传奇种类多,影响大,.使官方的县志也不得不考虑予以著录。但是,在县志编纂者看来,小说毕竟还是不堪登大雅之堂的下品,所以仅著录“四十家小说”而不记书名。
    二、书坊书目是坊肆兴衰的睛雨表。书坊书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坊肆或某地区坊肆的兴衰变化,连续编制的书坊书目尤为明显。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建阳麻沙发生火灾,烧毁大量书版。据载:“古今书版,皆成灰烬,自此麻沙版之书遂绝。”[12]“福建建阳书坊亦被火,古今书版尽毁”[13]。建阳书坊发生火灾多次,此回算是大灾,但是“遂绝”、“尽毁”未必,不过对于坊肆刻书的影响倒是不小,.以致景泰志续集中的书坊书目收书不多,仅著录图书179种。到了嘉靖年间,“麻沙虽毁,崇化愈蕃”[14],建阳书坊刻书又盛,致有嘉靖志书坊书目与《古今书刻》中的丰富著录。到清初康熙志的书坊书目,记载的书版除了个别如《大清律》为新雕的之外,其余多为旧,版,以至不少“版残”、“版毁”。
    书目中透出这时建阳书坊刻书萧茶没落的景象。此后的(道光)《建阳县志》便再也未见有关书坊书目的记载,说明建阳坊肆刻书已经完全衰落了。
    三、书坊书目是现代现行书目与预告书目之滥觞。现行书目是报道新出版的文献。预告书目也称在版书目,是报道在版中的文献。二者的主要职能是向读者传递文献出版信息。如前文所述,原始的书坊书目编制目的是向顾客告知该书坊已刻了什么书,正在刻什么书。建阳书坊书目在当时客观上起了报道已版书籍的情况,对于后世,它则起了累积书目的作用,就象现在已经过了期的说特书目一样。其次,建阳书坊书目中所记的“无板”、“板残”,“板已毁”等字样,编者当时的目的无非在于说明版片的存佚,但在客观上也通报了哪些书版尚存,仍可开印。书坊书目的主要职能是向人们提供已版或在版的刻书信息,与现在的现行书目、「预告书目的主要职能相同,具备了这两种现代书目的基本形态。任何事物都是从简单逐渐演变到完备,从书坊书目到现行书目、预告书目也不例外,同样需要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书坊书目是现代现行书目、预告书目之滥觞。从这一点上说,建阳的书坊书目编者们为传统目录学增添了一种新的书目形式,为丰富传统目录学的内容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书坊书目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如前所述,坊刻区别于官刻、家刻是它的商业性,因而刊刻了大量的民间通俗书籍。其中有不少书对于研究当时民间的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人情以及其他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官刻或家刻很少刊刻此类图书,而且连公私藏书目往往也不屑于著录。这样,书坊书目保留下来的资料便为研究者提供了直接的参考或查找的线索。已故福建地方史学家朱维干教授生前曾利用建阳书坊书目,圆满地解决了清康熙时建阳是否仍有坊刻的疑难问题[15],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注意研究书坊书目的内容,还可以从中获得有关问题的新材料或新线索。比如,(景泰)《建阳县志》续集书坊书目集类中有这样一则著录:“《东坡诗集》二十五卷,旧板毁,同知周时中新刊。”杂书类也有类似的著录:“《事文类聚》共二百二十卷,原板缺,弘治十七年知县区玉重刊。”当时,地方政府或官员常委托坊肆刻书。以上记载除了向研究刻书史的同志提供有关坊刻版本的情况之外,同时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坊刻与官刻的关系问题。
    古代流传至今的书坊书目数量示多,我们在继续挖掘发现的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整理奈编制,即在整理古代书坊刻书资料中,编制出分类合理、著录项目完备的书坊书目来。这对于研究传统目录学、.刻书史、文化史等都很有意义。
    注释: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389页。姚氏对《三川古刻总目》是否刻书书目尚有怀疑,认为“.‘古,字倘使非‘石’字之讹,则亦刻书目录也”。
    [2]这些数字主要根据《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以及有关书目统计。
    [3]《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五;王先谦:《续东华录》乾隆八十一卷。
    [4]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簿录类》(卷十)著录有《建宁书坊书目》一卷。笔者虽多方搜访,仍未觅见,疑已亡佚。
    [5]《明史·周弘祖传》卷二九五。
    [6]祝穆:《方舆胜览》。
    [7](明)《八闽通志》卷八十二。
    [8][14]明(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志》。
    [9]明(嘉靖)《建阳县志》卷三《乡市》。
    [10]谢水顺、李珽:《再谈福州刻书家吴玉田》,《福建图书馆学刊》1992年第1期。
    [11]明(景泰)《建阳县志·续集·典籍》。
    [12]《竹间十日》。
    [13]施鸿保:《闽杂记》。
    [15]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原载:《福建师范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09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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