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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共收明代人著述一万二千余种，为收录明人艺文最完备的一个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在提要中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在讲到几种明代艺文书目时说：“焦弘《国史经籍志》既诞误不足凭，傅维鳞《明书经籍志》、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尤冗杂无绪。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指《千顷堂书目》）为可据。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这并不是《四库总目》的溢美之词，而是被广大学者所公认的。其学术价值，是人所共知的。也正是由于这部《千顷堂书目》，使黄虞稷成为我国历史上重要书目学家之一。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个人之力，去完成这么大的一部工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疏漏和错误之处。近年来笔者在研究地方志时，得力于《干顷堂书目》之处颇多。但也发现了其中有不少疏漏之处，除记载仍不全外，尚存将一部志书误作两部志书著录者有之。虽然这些错误之处，在全书中比重甚小，但由于本书目的权威地位，直接影煦到后人，除有些被列入《明史·艺文志》外，直至当代，还有被列入“明代佚志目录”一类书籍中的，一讹再讹，所以，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弄清事实，以正视听，有利于学术研究。傲就手头现有资料，考订数则，以求正于方家。 内黄县志《千顷堂书目》著录有两种：周万金《内黄县志》（嘉靖间修）；林文俊《内黄县志》九卷。 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仅著录有嘉靖十六年（1537）董弦等篡修《内黄县志》九卷一种。那么，周万金、林文俊二志是否已佚？要解决此问题，首先应了解该县修志沿革。这在嘉靖十六年志中，给我们以明确的回答。该志首载有王崇庆《新刻内黄县志序》，讲得十分清楚： ……“夫以是集，更四令而后成，斯亦艰矣。而弘治庚戊，则有若宜春张子凤，未果也；在嘉靖甲申，则有若永昌张子古，未果也；在丙申，则有若琴川、张子文凤，将命梓而台召下，又未果也，信哉，文之有待也。于是新令河内张子鹏，以前事白诸抚公，……因遂滥及小子庆。既不果辞，则踵其旧而小变之义，取删繁事，存夏五也。……。嘉靖丁酉……开州端溪子王崇庆序。” 从此，我们可以知道，先有弘治三年，次有嘉靖三年，再次有嘉靖十五年，经三位姓张的县令，三修而未成，直到嘉靖十六年，第四位姓张的县令到任，才聘王崇庆删订旧稿刊，刻付梓，完成大功。 这里根本未提及周万全和林文俊修志的事，又是什么原因？天幸，这部志书里，尚保留有林文俊所撰《内黄县志序》一篇，乃使真相大白。序云。 “嘉靖癸未，永昌张候古来知邑事，始至，稽邑故实焉，而病于无志，……乃即乡先生大尹周万金谋焉。君力学嗜古，暇日尝稽志，咨之耆宿，私为一帙。至是出以示候。乃请邑痒司训孙君良辅偕痒生董弦等相雠校，而数千百年阙典，乃今克备焉。……会张令考绩来京，以余旧相好也，属予序，因为书于卷端……嘉靖丁亥秋七月朔，赐进士出身，左春坊、太子右赞善、经筵讲官同修国史、前翰林院编修，莆田林文俊序。” 从这里，结合王崇庆的序言，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周万金志，就是张古修、周万金等纂，而未能刊刻完成的一部志稿。而林文俊根本未修过志，仅是一篇序言的作者而已。那么，黄虞稷为什么会粗心弄不清作者，著录出一部林文俊志呢？原因之一是黄在编纂书目时，不可能把原书一一寓目，必然有一部分转抄资料：其二，最主要的就是明代方志不同于清代先于卷首列出修志姓氏，卷端也是或署名，或不署名，即使署名，也颇杂乱，不一定准确反映出修纂人来。且过去图书著录，又不同于现代那么要求严格，有章可循。因此，把首篇序言，当作本志修纂人的代表而著录成某某序本，序本二字被省略也屡见不鲜，并不奇怪。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林文俊未修过志，所谓志，即周万金等纂的一部未刊志稿。只有董弦等纂的《内黄县志》才是一部真正完成，并刊刻出来的志书。 这部嘉靖十六年志，卷端题：邑人董弦、王训、候瓒、司恩、郭世禄、邢植编集及“开州王崇庆校正”二行小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按卷端题名著录，如果依清修志惯例列出修志姓氏，则此志实为邑令张鹂修，王崇庆纂。董弦等人，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分编者。这在本书王训后序有详细说明，不再引述。 郑州志《千顷堂书目》著录二种：吴三乐《郑州志》六卷；徐恕《郑州志》（嘉靖间修）。 这样著录，直接影响到《明史·艺文》。《明史·艺文志》著录了昊三乐志一种。其实这仍是同一部书，吴三乐只是本志序言的作者，并未纂修过《郑州志》。徐恕志至今仍存，首载吴三乐序一篇，卷端题是：“后学王继洛校正、儒学训导杨琅正讹”小字二行。吴、徐二序均署嘉靖壬子（三十一年），依《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恕修、王继洛篡《郑州志》六卷，即为是书。 有的同志曾认为是两部志书书，其理由是根据吴三乐在序言中讲到徐恕请他写序时说：“子旧史也，盍为我叙之。”认为因吴三乐过去曾篡修过《郑州志）），所以才称之为“旧史”。其实，这只是对文字的误解。吴三乐中进士后，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按明代翰林例行兼修国史，故对“翰林”又别称为“太史”，后来吴三乐离开翰林院到兵部任职，徐恕请其写序，称之为“旧史”不过是说吴曾任职翰林院，修过国史，赞他内行，希望他写序的客气话罢了，怎能理解成他肯定修篡过《郑州志》呢？ 那么，吴三乐究竟就否修过《郑州志》呢？我们可以看以下嘉靖三十一年的两篇序言。吴三乐说： “……而州志岁久芜漏阙侠，文献无称，尚何为故国哉？嘉靖辛亥，徐君恕来守是邦，……而愍志之陋也，以授余年友东圃氏校焉。东圃故博学而擅三长者也，乃网罗放失，辑棼续缺，颇多删润，分卷为六……。即成编，徐君使来谓余曰：子旧史也，盗为我叙之。余不敏，遂缀一言于简端……。” 徐恕后序中则说到他上任后： “理刑东湖杨公署州事，以印绶授予，且曰：郑民纯讼简，所不堪者在差徭，所大缺者其志书乎。予识之，未敢忘也。视篆月余，政事初暇，时出博求古名迹而观之，皆湮没无可考者。于是求诸志书，又散逸已多，而存者率侈裁弥文，不切事实。叹曰：是不为郑之缺典也哉！” 一个说州志“岁久芜漏阙佚”，一个则说州志“大缺”、“缺典”、“散逸已多”等等。这均说明旧志确实多年没修过了，如果在一二十年内修过志书，则决不会称之为“岁久”或“大缺”。何况当时中原又无战祸，像州志这样重要档案，竟然“散逸已多”，州衙和地方士绅手中，竟找不出一部完整的志书。可见旧志纂修时间，确实很久了，以致残缺不全。这样，便排除了吴三乐纂修《郑州志》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已从吴序中得知吴三乐与这部嘉靖志的编纂人王继洛系“年友”（同榜进士），他们年龄当相差不远。虽然他们确切生卒年均不可考，但大致年龄还是可以考证出来的。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妨将查到的资料进行简单的编年： 嘉靖十三年（1534）：吴三乐（洛阳人）、王继洛（字东圃，郑州人）同时河南乡试中举，吴为该榜解元。 嘉靖二十年（1541）：吴、王二人又同榜中进士，吴名列二甲第二十名，点了翰林院庶吉士，王继洛则在三甲，外放知县。吴三乐在翰林院三年后，因其父吴瀚为现任都御史，吴三乐依例回避，不能在台省任职，故调任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 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继洛因母丧，回家守制，应聘篡州志；吴三乐亦因父丧回河南，又应邀为志写序。 那么，他们在本志篡修时有多大年纪龄呢？从《郑州志》载徐恕撰《王节妇传》（继洛之母）一文，可以知道，王母二十九岁守寡，抚幼子成人，守节四十余年。这样，王继洛至少当在四十五至五十岁年纪。而又据高拱所撰吴瀚墓志，称吴瀚卒年六十五，那么，吴三东作为长子，年龄当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如上还有姐姐，其年龄还可再轻一点。 从此可以看出，这部《郑州志》修成后，距吴、王中进士仅十年，距他们中举仅十七年，即使上推至二十年，吴三乐那时不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秀才，有什么资格纂一州之志吗？何况，即使二十年前修过志，仍然和“岁久”、“大缺“对不上号。 由此可见，所谓吴志，即徐恕志，不可能是更早的一部志书。这完全是古人著录图书没有一定标准而造成的，试看，吴三乐在嘉靖三十一年不仅给《郑州志》写了序，还给姚卿修孙铎纂的《鲁山县志》写过一篇序。后来又被阮元著录成，“吴三乐《鲁山县志》”，这也是一个佐证吧。 河南郡志（今洛阳，明为河南府）《千顷堂书目》著录二种：乔缙《河省郡志》四十二卷；陈宣《河南郡志》十二册。（弘治乙未修。宣，河南府知府。） 经考察二人生平，乔缙，洛阳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长期在京供职，弘治四年（1491）出补四川布政司参议，久之不调，因上疏乞归，年七十二卒，撰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谱等。 陈宣，户籍浙江平阳，成化三十年（1454）进士。弘治十三年（1499）任河南府知府，修《河省郡志》，后晋升云南参政。 根据以上二人简历，乔缙为当地人，长期从官在外，其篡郡志时间，只能是在弘治十年致宦回乡以后。这与陈宣任知府时间吻合。因之，不可能是两部志书。原书今尚残存若干卷，惜笔者未见。然证诸《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有陈宣修，乔缙纂《河南郡志》四十二卷，可确证二者实为一书。 作者单位：郑州市图书馆 原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88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