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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从今年起不再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重新作为正式期刊发行了。这是学术界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所以，施宣圆先生要我写一篇以“我与《中华文史论丛》”为题的短文，我也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虽然我写出来的也许只能称为“我所知道的《中华文史论丛》”，但我想这些事情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记下来总比任其湮没好。 《中华文史论丛》是在1962年正式创刊的。在这上一年，学术界的一大批专家被组织起来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修订《辞海》。后来成为《中华文史论丛》创始人的李俊民先生当时和刘大杰先生共同主持中国古代文学条目的修订，这一组的成员有金性尧先生和我。后来又加上了吕贞白先生。李先生那时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领导，金先生和吕先生都在那个编辑所工作，也都是专家。我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又因卷入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开除了党籍，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但幸而他们四位对我都并无轻视或歧视之意——许多年以后金性尧先生告诉我，在修订将要结束时李先生曾向他谈到过我的遭遇，并且深为叹惜。 这次集中修订约有半年时间。相处久了，才知道李先生是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也是优秀的作家，所写的小说曾获得鲁迅的高度评价（以他与柔石、台静农等并列）而且身历戎行，受到粟裕将军的重视。但据他自己说，他没有在战场上死掉是因为“命大”。1953年他曾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也是江苏省的第一任文化局长：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53年才设立江苏省的。但由于不肯迎合，同年10月就调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1958年又改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总编辑。可以说，自1953年以来，他是官越做越小；但他对此却毫无不满之意。——我的这个判断很容易遭到驳难：“你在当时不过是他刚刚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有不满也不会向你流露呀！”但李先生并不是城府很深或谨小慎微的人。在这之前，刚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年轻人“批判”学术界前辈，大学里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批判”教授、学者，都成为进步潮流，受到高度肯定；但有一次午间休息，大家闲聊时，谈到这个运动，他却突然来了一句：“还是鲁迅说过的话，要‘救救孩子’。”他在这里所说的“孩子”，显然是指那场运动中的年轻的批判者；这可是对那场运动的“恶毒攻击”。相比之下，不满意自己处境真是上海人所谓的“小菜一碟”。他连这种话都无所畏忌，如对自己的处境有所不满，又何至深藏不露？ 也是在说了“救救孩子”的话以后不久，他就跟吕贞白先生、金性尧先生说起要办一个学术刊物的事。据我听到的，他的主张是只发学术文章，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实际问题的，还是对一些具体问题作考证的，只要实事求是、论据充足，都应该发；但不发那些谈空理论的。更不发“批判”文章；组稿的对象主要是专家学者，受过批判的一样欢迎，无论批得多厉害也无妨。他也把这事跟刘大杰先生和有时来我们工作室聊天的罗竹风先生说，他们都很赞成。该刊物就在他的决策下，紧锣密鼓地筹办起来了，并且很快就出版：那就是《中华文史论丛》。 我想，他主张办这个刊物，其实是想清除那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以及这之前的同样性质的“批判”运动）所造成的在学术界的负面作用，以发展学术；也含有“救救孩子”的用意在内。 刊物出版以后，果然在学术界反响很好；许多长期不愿或不能发表文章的老专家也发表了他们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例如我的老师蒋天枢先生，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忠实弟子，深恶曲学阿世，从上世纪50年代至“文革”爆发，他在公开刊物上只发表过两篇论文，一篇是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诗·大明>“缵女继莘”考释》，另一篇就是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楚辞新注>导论》，长达四万余字。 我所写的第一篇可以称之为学术论文的论文，也是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那就是载于《论丛》第三辑的刘大杰先生和我合写的《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该文原是当时正在编写的、刘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由我负责撰写的关于金圣叹的部分，刘先生为了在书出版前较广泛地征求意见，就将它稍加修改。作为两人合作的论文发表，这同时也是对我的一种提挈。该文在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颇受好评，直至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王靖宇先生仍评之为“中国大陆迄今所发表的重新评价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最佳和最客观的论文”，但在该文发表的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在国内受到两次颇为严厉的批判，一篇批判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另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我想，这也很可看出《中华文史论丛》在那个时期的特色；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见解，但却不合时宜；不过，这恐怕也正是李俊民先生所追求的刊物定位。 这以后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李俊民先生自然在劫难逃。姚文元诬陷《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他就在《文汇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就“清官”问题对它作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因而很快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幸而他挺了过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前期，又要修订《辞海》了。当时他一面继续被审查和批判，一面参与修订。我也参加了，因而与他一起工作了较长的时间。他当时的心情是抑郁的，但却毫无萎靡之态、乞怜之色。“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被调到出版局当顾问了，负责古籍出版的一摊。那年他已七十几岁了，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还有不少“左”的东西在作祟；我对他说：“您身体不太好，今后请多保重。”他显然明白我的意思，回答说：“我会注意的；但在目前情况下，许多事情不管不行。”于是他意气风发地抓工作，成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古籍出版事业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很快将《中华文史论丛》复刊，由他和朱东润先生、罗竹风先生共同主编。这刊物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中国文史的谨严的学者的高度重视。尽管李俊民先生以后由于年岁太大不再过问《论丛》的事了，但追求学术品位而不跟风的传统却一直传承至今。这里再回忆一件小事以作为本文的结束：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关于《三国演义》的很重要的论文，就将它介绍给一个与我多少有些关系的刊物，但被退回来了；我又介绍给《中华文史论丛》，当时钱伯城先生担任主编，很快就发表了。我相信，研究《三国演义》的认真的学者，今后在研究中是很难绕开这篇论文的。 原载：《文汇报》2006年7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