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力达瓦山      在祖国的东北大兴安岭东麓、嫩江右岸的高山阔野之间，坐落着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这块神奇的土地和深厚的文化热土孕育了一支独特的女性作家队伍。她们以一颗诚挚之心，怀着对文学的虔诚和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不约而同地把探询的目光投向民族的沧桑历史和复杂的社会现实，通过对本民族苦难历程的追溯和对现实生存状况的描绘，传达出她们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历史与未来，以及人类共同命运等多方面问题的深沉思考，充满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构筑出中国文坛上的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同时，作为女性作家，她们又有温婉多情的一面，以细腻的文笔表现出对于生命、对于亲情爱情友情等多方面的人生体验和独特感悟，充实和丰富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百花园。 过去以为书本上的东西才是文化，现在明白生活中的点滴就是文化，成长过程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把身边的事物都总结起来，那一定写都写不完。 莫旗姐妹的这些年 没头没尾的《苦菜花》 1966年6月，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 搞革命，跳忠字舞，喊口号，背毛主席语录……一时间，世界仿佛开始混乱，莫旗也一样，投入到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之中。那年11岁的锡伯族女孩雷志芬的生活就这样遭遇了变化——几天前，她还在小学三年级的课堂里学习语文、数学；现在，不仅大人工作的单位是一派激昂的景象，就连学校里的孩子也是口号振天响的。 这个时候，雷志芬不再上课了，转而回家带弟弟。因为自家大人不在家，雷志芬每天要带弟弟去邻居家，和其他孩子一起，互相照料。那时候的孩子，也许并不清楚自己有什么爱好，直到有一天，雷志芬在邻居家发现了一本没头没尾的书。 书页已经泛黄，古董似的，带着重重的霉味儿。至今，她已记不得是怎么找到那本书的，是在床底下还是在旮旯儿，但她立即爱不释手了，她被书上游击队跟日本鬼子周旋的情节吸引了。 她开始十分热衷于带弟弟去邻居家，尽量地早出晚归，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将这本书翻了又翻，虽然小学三年级所学的文字量，只够她连蒙带猜。后来从大人口中知道，那本书叫做《苦菜花》。 读完《苦菜花》，雷志芬开始“啃”《林海雪原》。某天， 她非常有成就感地告诉父亲：“我已经读完第二本书啦！”父亲让她讲讲《林海雪原》的内容，雷志芬将故事大概复述了一遍。这时，父亲居然开始背诵书中的章节：“腊月寒冬，云层密布，狂风卷着雪头，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而来。飞舞的雪粉，来往冲撞，不知它是揭地而起，还是倾天而降，整个世界混混沌沌皑皑茫茫，大地和太空被雪混成了一体……” 11岁的雷志芬惊呆了——因为对父亲的佩服，还因为，这些句子她怎么好像都没看到呢？ 父亲告诉她：“读文学作品不能只看故事情节，要从阅读中学习作家的写作方法。你看这些描写的句子中，包含着时间、天气以及大致的地点，这都是你需要学习的写作手法。” 就这样，在父亲的启蒙下，雷志芬走上了这条她曾经认为无比神秘的，至今还认为非常神圣的文学路。 时间转眼就到了1995年，雷志芬已人到中年。积攒了一些人生阅历，也积淀了一些思想感悟。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她有时候总是有些话想说出来，而文字无疑是她认为最佳的表达方式。她开始有了写文章拿去发表的念想。第一篇文章是朋友刘淑英帮忙邮寄出去的，雷志芬笑言自己不敢寄，羞涩和胆怯使她裹步不前。 然而，雷志芬的文学梦从此从幻像中逐渐清晰出来，她说她最大的理想就是有生之年能够写一本长篇小说，把自己的家族、自己的民族写出来。“过去我以为书本上的东西才是文化，现在不同了，我明白生活中的点滴就是文化，成长过程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雷志芬说：“如果把身边的事物都总结起来写，那一定会很有意思，写都写不完。” 经历是人一生的财富，雷志芬想把自己的经历留给社会，也留给后代，这样的记录在她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 你可能错过的《古娜杰》 和雷志芬一样，鄂温克族的敖蓉也赶上了“文革”。但正是“文革”，还让她显露了那么一点“天赋”。 上小学时，敖蓉的班主任天天领着他们为生产队劳动，争取积极表现，但他们的学业就此荒废了。敖蓉自然也没怎么学好汉语，当时连造句都很困难。上初中以后，“文革”愈加火热，学生们也经常要写批判稿。批判稿这东西尽管风格上有些千篇一律，但是要写得激动人心，写得慷慨激昂，还是得有点功夫的。不管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语句上都要讲究，更要读起来朗朗上口才行。敖蓉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写批判稿还成了自己练笔的一种方式了。敖蓉的批判稿写得出类拔萃，大家都挺羡慕她。 后来，敖蓉的作文也在同班同学中脱颖而出。她最喜欢上的就是作文课。一次作文课上，语文老师在同学们的作业本中挑出敖蓉的那本，开始给大家朗读起来：“《一次有意义的劳动》……”就这样，老师的鼓励使敖蓉越来越有信心，写作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词汇量不够怎么办？敖蓉就坚持看书，在看的过程中认字，学遣词造句。但是因为汉语底子差，写文章还是很吃力，自己心里想的一落到笔头就不是那种感觉了。 但是敖蓉没有放弃。一直到1998年，在建设站工作的敖蓉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获了奖。“那是我的处女作，叫《建设者之歌》，写我们单位清洁工的。因为是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所以特别有感觉。” 如今的敖蓉已经提前办了退休，专心在家从事写作。敖蓉讲起近期比较满意的小说《古娜杰》：“书里的主人公‘我’是一个男子，一生都在追求一个叫古娜杰的从深山走出的姑娘。”在这部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虽然我们早已放下了猎枪，但放不下的永远是酒瓶子”。有人跟她说不应该这么写，但是敖蓉坚持，她说这就是她所看到的自己民族的现象，要写就写她所感受到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个人的思想和兴致，哪有对错可言？敖蓉有着一份固执，这份固执也可以说是对文学的执着， 对自己所思所想的执着。 遗憾的是，敖蓉的得意之作《古娜杰》至今没有公开发表。争取出版和争取读者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瓶颈。我们期待着，那个从深山里走出的《古娜杰》。 这是怎样的一片文学土壤？ 12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旗委、旗政府联合举办的达斡尔族女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萨娜、张华、阿凤、苏晓英、敖文华、雷志芬、敖蓉以及苏华、苏莉、苏雅三姐妹，这10个莫旗姐妹来到北京，与北京的学者们共同感慨文学之路，交流创作经验。 一个无流派的独立思考者 萨娜是莫旗的女作家之一，2005年曾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多年的创作中，她同时也在主动地思考着一些问题：语言最初被刻画在甲骨上，从声音转化为可视的符号，这些符号穿越时空进入了印刷时代，也进入了作家的创作中。由于语言具有记录的伟大功能，既给予作家个体发育的无限可能，也因为每个个体母语的不同，给作家创作带来巨大障碍。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永远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任何作者都希望他（她）的作品能起到瞬间照亮通向存在的路线。语言赋予作家解说存在的可能，那么如何向他人讲话，如何争取他人通过阅读进入自己的作品，甚至思想，这成为每一个作家无法回避的创作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也成为了这次会议上探讨的焦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目前来说仅仅是主流文化的边缘。 少数民族文化经过千百年的发展， 在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在特殊的母语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这样相对隔离的环境既是孕育文化的母体，又是文化的诠释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用母语表达的文字，阅读成为艰难和困惑的经历。如果不熟悉该民族的历史、民俗、风情以及民族心理，阅读容易形成表象捕捉和猜测，读者很难通过阅读来理解叙述者提供的思想。萨娜说：“一些读者在解读我文章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一种遗憾，我很想知道他者的眼光对于我作品的看法，但总是失望。很多人问我：‘萨娜，对你作品的评论怎么总是出不来？’包括我的先生也这么说。我会很乐观地告诉他们我是少数民族，我的思想是独立的。很多编辑说我的作品没有任何流派，和谁都不一样。这时候，我觉得主流有我。” “读者一般都有一种猎奇心理。阿来小说中说的猎奇性，很可能会被主流文化所接受，但是阿来猎奇性后面深层的思考，读者并不一定理解。”萨娜认为，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广泛的主流文化的阅读中，极易被排除在阅读经验之外。可以说读者和作家之间的差异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差异。阅读的遗憾使读者与作家产生了隔膜。如今，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深刻意识到争取读者的重要性，他们清醒地认识并承认，文字依赖于整个文化、历史和社会传统。所以在创作的探索中，他们寻求新的方式转换自己，这种转换的数量或许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努力，最终会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新的蓝本，使中国文学能够重新充满生机和活力。 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有能力关注内部的多元性，并且能顾及少数人的声音时，这个国家的文化自然已经相当成熟。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中国作家协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对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关怀备至，这一切鼓舞着萨娜更好地从事创作。虽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何争取出版、争取读者，建立自己的评论队伍以及找到更为恰当的话语方式等等。但是我们乐观地相信，一个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伟大时代必将到来。 出世的想象以及浪漫的风骨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满族作家蒋巍已经看了几部莫旗姐妹们的作品了。他说：“她们是成熟的作家，能写出大作品，对于民族风情和语言的运用有强烈的特色，文笔具有想象力，风格多样。但是思考还不够深入。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重要的区别在于和别人看相同一件事时，应该有独特的见解和感受。” 敖蓉的《古娜杰》有很多民族文化风情的感觉，有些语言相当出色，“虽然我们早已放下了猎枪，但永远放不下的是酒瓶子”。讲得非常到位，个性也出来了。整个小说有种诗意的感觉，写出了对爱和美好的追求，写出了大爱的广大。 萨娜在作品里有一句很个性的话：“谁能接近我？”蒋巍认为，作家实际上就是要探索心灵最深处这样一些独特的颤动，谁探讨得深，谁就向前走了一步。少数民族作家需要自己独特的发展空间。这种独特是相对而言，就是要同汉文学、汉文化相区别。相对于汉文化从孔夫子以来的比较入世、比较规矩来说，少数民族文学还保留着珍贵的出世的想象。少数民族文学保留的这些野性的风骨，浪漫的性情，是汉族作家所没有的。 就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空间和特点，蒋巍认为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这些是我们宝贵的文学题材方面的财富。与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的历史比较悲壮和苍凉，其坚韧的性格都是历史的结果，不像汉族主张温文尔雅。少数民族文学比较具有诗意、想象力，这也是比汉文化强的地方。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张口就是天籁，语言的诗意也很浓厚。如果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能把歌谣、神话等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诗意融入其中，就会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当前，党和国家都在细心地呵护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但现代化的舒适生活和传统文化的保护是相悖的。我们正在处于一个很难选择的痛苦当中。我们到底要保留什么？全世界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蒋巍建议少数民族作家还是要紧紧地抱住这片草原，这片土地，守住自己的文化根脉。他说，大家都读过《百年孤独》，只有在那样的一片诡异的文化土地上，才会有《百年孤独》那样的作品。所以我们不仅要穿民族服装，还要紧紧拥抱我们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 民族精神的寄宿地 莫旗文学姐妹们的到来触动了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常务副主编关纪新。他曾经在莫旗做过3年知青，回忆起往事忍不住感慨万千——这是一片怎样的文化土壤？ “此次在中国作家协会这个高雅的殿堂里面对10位达斡尔族、锡伯族、鄂温克族女作家，好象还是第一次。我18岁至21岁在莫力达瓦度过，腾克乡一辈子都让我感觉到是世界上最亮的地方，它是那么美，那么亮丽。当年有一个英籍华人和我一起下乡，后来她周游世界好几圈，回来跟我说，莫力达瓦腾克乡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关纪新说。 关纪新心中的莫力达瓦永远是一块圣地。1999年他再次回到莫旗。所见所感让人动情。“31年后我回到莫力达瓦，在那山川和人都同样美好的地方，却让我多少带着失望和落寞离开。我不是说那里的人民不再善良，也不是说那里的山川不再秀丽，但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被时代大潮所吞没的历史时刻，民族的精神究竟还有没有一个寄宿地？ 在当年我们插队时住着40多户的村子，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只剩下四五个了，多数我们当年的伙伴已经不在。我们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与我们年龄相仿的两个伙伴，说你们别喝酒了，不然下次再来去找谁啊？但是第二年、第三年，我们还是分别接到了他们去世的消息。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说：他们放下了猎枪，但放不下的是酒瓶子。文学与酒是很多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这个题目可能做的人已经很多了，但是民族与酒这个题目永远还需要有人努力地做下去。我觉得他们不是必须喝酒，只是在今天这种生存状态下，他们的精神生活失重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被阻断，他们找不到自己。我们当年去的时候，他们绝不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在下乡期间看到的那种民族文化在1999年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时隔31年，我好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见不到曾经最常见的袍子皮的帽子、皮鞋姑且可以原谅；大轱辘车，那个载着我的青春的大轱辘车却没有看到第三辆。第一辆在莫旗博物馆，第二辆在莫旗民族村。那个载着通古斯民族走过十几个世纪的大轱辘车就这样消失了。老乡说，当年连孩子都会做一人高的车轮子，如今没有人再会做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难道是要彻底和它的历史说再见么？谈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关纪新说：“亚洲民族、中国的各民族走过那么多的弯路，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泼洗澡水时不要把孩子一起泼掉。在这样一个本该颂扬民族文学繁荣的时刻，我却说了这么多伤感的话。我想正如艾青的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充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