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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命题，将古代目录的价值定位在考辨学术源流的层次之上，超越了单纯以排检文献为己任的“二次文献”范畴，迄今仍被视为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为精审的表述。然而，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学术价值的认识仍有反省的余地。 一 通过目录考辨的“学术”实际上仅限于文献文化 “学术”一词用于指称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实始于目录之学。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都是导源于目录分类而产生的范畴。所以中国古代的学术或学术史的完整概念来自分类目录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和学理结构。目录通过著录一批文献并将它们条理化而反映的所谓“学术”，实际上是指文献文化，主要包括文献本身的知识（如书名、著者、篇卷等形式，主题、学科等内容）以及文献组织（众多文献的彼此关系）所反映的知识。所以，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即辨别或考证文献文化。 章氏的“辨考”命题既是对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理论的升华，也是对自班固以来运用目录考辨文献文化之优良传统的总结。《汉书?东方朔传》中，班固就曾根据《七略》著录情况证明东方朔作品的真伪。总体而言，通过目录考辨文献文化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上进行的。微观层次上，目录之著录、类名、小序、提要等表层结构记录了一本本具体文献的信息，包括书名、著者、篇卷、内容、版本等，因而可以作为考证关于某本书的相关具体问题的依据。诚如余嘉锡先生所总结：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因目录访求阙佚；以目录考亡佚之书；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1]。这其实就像因《周髀算经》记录了“勾三股四弦五”而可以从中考证勾股定理一样。宏观上，古代目录还将零碎、个别、缺乏联系的文献条理化形成一个有组织、分层次的系统。这样，通过对众多文献关系的考察可以得出超越单一文献的整体结论，并进一步反省文化发展的秩序和规律。如通过《汉书?艺文志》“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文献的集中著录，不仅能够了解《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等某一种文献的具体情况，还能考见《尚书》的流传、今古文异同、注释体例的多样化（包括章句、解诂、说义、传记）等内容。这正像通过《史记》的《项羽本纪》，并结合《高祖本纪》、《陈涉世家》乃至张良、韩信、樊哙等人的“列传”，甚至结合《汉书》等其他文献的有关记载，可以更加丰满地考证出项羽的生平事迹一样。目录的宏观价值还表现在不同时期目录的历史比较上。如，《汉志》的“名家”有《邓析子》等七家三十六篇，《隋志》仅有四家七卷，而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已没有“名家”这个类目了，由此可见先秦十分活跃的名学日渐式微的历史事实。这正如《左传·宣公八年》、1980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上的秦简《墓主记》、《汉书?五行志》、《后汉书?五行志》等皆有“人死复生”的记载，由此可以考订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如东晋干宝《搜神记》中“人死复生”主题的源起和发展变化一样。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学术史文献除了目录学著作之外还包括另外两大部分。一是某本书中有关描述学术史的篇章。以《史记》为例，《儒林列传》对儒家学术思想加以论断（主要围绕六经源起、发展、授受统绪诸方面展开）、《扁鹊仓公列传》有对医学史的简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有对数术史的概述、《历书》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历法简史；《天官书》为中国第一篇天文简史、《封禅书》是中国古代封禅简史、《河渠书》是一篇水利简史；另有从《庄子·天下》、《苟子》（主要包括《非十二子》、《天论》、《解蔽》诸篇）、《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淮南子·要略》、《吕氏春秋·不二》等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诸子学术总结系统；《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诸篇也有对晚周学术史蜻蜓点水般的简论。二是“学案体”著作，记述学派内容、师徒传授、学说发展，如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清唐鉴著有《国朝学案小识》，从中可见“学案体”著作发展到清代已蔚为大观。相比而言，后两类学术史文献可以直接通过文字描写把相关学术问题叙述得非常清晰。而目录只能通过相关文献的分类比排（如文献著录先后），并通过以服务于著录文献为宗旨的序言、提要等来间接地反映学术文化，当文献著录和考辨学术两者有冲突时，往往牺牲后者而成就前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诸子》曾通过比较《史记》中有关篇章和《汉志》的异同，认为《史记》在叙述学术渊源方面优于《汉志》。他指出：“司马迁之叙载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艺文》也，密而舛。盖迁能溯源，固惟辨迹故也。迁于《十二诸侯表叙》既推《春秋》为主，则左丘、铎椒、虞卿、吕不韦诸家以次，论其体例，则《春秋》之支系也。至于孟、荀、公孙固、韩非诸书，命意各殊，与春秋之部不相附丽，然论辨纪述，多及春秋时事，则约略纪之，盖《春秋》之旁证也。张苍《历谱五德》董仲舒推《春秋》义，及《春秋》之流别，故终篇推衍及之，则观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无遗憾矣。至于著书之人，学有专长，所著之书，义非一概，则自有专篇列传别为表明，亦犹刘向、任宏于校雠部次重复为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于法度之内，此其所以类例难精而动多掣肘欤！”今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通过集中叙述一批图书以阐明学术史的发展，本质上亦旨在别白学术源委，这和《汉志》并无二致。但是，和《汉志》以著录文献为职志的做法不同，《史记》以孔子《春秋》为主线，顺次述及了《春秋》的“支系”（左丘、铎椒、虞卿、吕不韦）、“旁证”（孟、荀、公孙固、韩非）、“流别”（张苍、董仲舒），形式更为灵活，表述更为准确。而反观《汉志》，其春秋类仅有孔子、左丘、铎椒、虞卿、董仲舒的著作。其余和《春秋》有关的文献则“拘拘于法度之内”，结果，孟、荀、公孙固书入了儒家，张苍入了阴阳，韩非入了法家，反不如《史记》叙述之全面和精到。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六艺》中又曰：“《艺文》据籍而纪，其于现书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书，固其势也。”而史书以人物为纲，当然可以摆脱“文献著录”的羁绊。 可见，目录以著录文献为“拘拘”法度，只能反映文献中的文化和学术。但目录也有另两类学术史文献无法企及的优势。集中表现为，目录著录了一批文献，少者上百，多者成千上万，特别是像《汉志》这样带有国家藏书总目性质的目录，基本著录了当时的全部文献，因而“欲求周秦学术之源流，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2] 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是由文献记录的，而文献又是著录于目录的，目录学家将人类认识文献的成果通过目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目录传之久远。而成熟目录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迈出的最为关键的一步，表明人不仅能创造文化，而且能对文化的创造方式加以反思。龚自珍《六经正名》曰：“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3]由此可见缺失目录而带来的文化焦虑。而学术史篇章或学案体著作多局限于学术之一端（如《论六家要旨》大约相当于《汉志》中的《诸子略》，《明儒学案》只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部及子部儒家类中有关明代部分的内容）。正因为目录更为全面，所以目录往往成为考辨学术史的重要依据。例如，要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史必须以目录为基础，鲁迅先生所著《中国小说史略》首章“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即首先摘录《汉志·小说家》所著录的十五家文献及其《序》而入说，第三章篇题复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二 古代目录在考辨学术时的局限性 古代目录以“文献著录”为主体形式，这既是它的优势所在，同时也构成了其考辨学术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 第一，目录是一批文献的著录结集，只能将有文献（一本本书的形式）记载的文化著录下来。如，大量青铜制品的出土表明，我国早在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因“术先学后”，没有及时出现相关“专著”，所以在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汉志》中，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我国青铜冶铸业成就的蛛丝马迹。通过《汉志》考辨相关学术，必然毫无收获。 第二，自刘向典校文籍，“合众篇为一书”后，目录多以一本本文献（而不是一篇篇文章）为著录单元，往往只能反映一本书的整体学术信息，而不能将该书所有篇章的学术信息全部反映出来。如《天官》作为《周礼》六篇中的一篇，著录于《汉志·六艺略·礼类》，成为经学的一部分。《天官》“冢宰”部分有关酿酒技术的记述在目录中难以反映出来（诸如，“辨五齐（剂）之名：一曰泛齐，二曰西醴齐”之类）。同样，《月令》中也有诸如“秫稻必齐，曲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之类酿酒注意事项的内容，但因《月令》乃《礼记》中的一篇，仅从目录中也不可能考辨出有关酿酒技术的学术源流。虽然提要性目录每每涉及某文献篇章的具体内容，但再精审、再全面的提要也难以概括文献的全部知识。 第三，出于主客观两方面原因，目录并不能“通记有无”，因而不能真正著录文献的全貌，更遑论反映学术文化的全部。如，《汉书?楚元王传》曰：“元王亦次《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京房传》和王符《潜夫论》中的《贤难》、《考绩》两篇都提到西汉经学家京房著有《考功课吏法》。然而，《元王诗》、《考功课吏法》皆不见著于《汉志》，如果单纯从目录来考辨诗学或西汉官吏考核制度，必然有所缺失。 第四，因目录著录有错或目录作者的认识错误而导致“在错误的前提下得出错误的结论”。前者如《汉志·诸子略》“公梼生《终始》”下班注“传邹奭《始终》，如果我们据此以为，有一位名叫邹??的人写过一本《始终》，他还是公梼生的老师，那就错了。据章学诚的考证，此处的“邹??”是“邹衍”之误；“《始终》”是“《终始》”之误[4]。后者如《总目·术数类》小序断言：“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事实上，《左传》、《史记》、《汉书》中有十分丰富的术数学内容；《汉志·数术略》有“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占整个《汉志》著录文献的30%；而主要断限在秦汉之间的出上简帛中，属于数术类的文献也十分富赡[5]。可见，四库馆臣所谓“多在秦汉以后”之说不确。如以《总目》为据考订数术的起源，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五，因后人对目录体例认识有误而导致“在错误的前提下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有文献指出《汉志》：“共收书3 8种，596家，13269卷。每种书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6]事实上，《汉志》38种只有33篇“小序”，诗赋略所分5种是没有“小序”的。又如，《汉志·礼》著录有“《曲台后仓》九篇”，清儒王念孙《读书杂志》曰：“后苍下脱‘记’字，则文义不明。”今按，土氏据颜师古注：“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苍为记，故名曰《曲台记》。’”以为书名当为《曲台后仓记》。事实上，《汉志》著录书名有“蒙省”之例，在“礼类”所著录的《礼记》、《明堂阴阳》、《王史氏》、《曲台后仓》这一组相关文献中，后三种都“蒙”第一种《礼记》而“省”了那个“记”字。诚如清人姚振宗云：“三书皆蒙上文‘记’字。”近人杨树达亦认为：“王说似矣，而实非也。”[7]如果我们据王念孙的观念而“校改”《汉志》那就错了。可见，要发掘目录系统本身所记录的文化世界，必须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对目录系统内部规律了解得越多，越有助于对目录学术考辨功能的准确认识。 第六，目录是对“现有”（有时也包括“曾有”）文献的著录，从某一学术文化类型的产生，到该类型学术文化被总结为一本本“专著”，再到目录将这些“专著”著录在册，整个过程往往包括了并不平等的时间跨度，从而表现出目录在考辨学术源流时或超前、或滞后的现象。例如，谱系（或谱牒）类著作“其所由来远矣”《隋志·谱系类序》，汉初有《世本》、《帝王年谱》等，但直到梁阮孝绪《七录》才立“谱状”专类。清代《目》不设相关类目，主要原因是“自唐以后，谱学失传”（《四库全书总目·单隆周（希姓补）提要》），而“谱学失传”的社会现实乃是唐后门阀制度的式微。然而，旧《唐志》设有“杂谱牒”，新《唐志》、《宋志》和《明志》皆设有“谱牒”，其余官私目录亦多设此类。可见，最迟的《七录》没有及时反映谱录类文献的出现，最迟的《明志》对“自唐以后，谱学失传”的现状反应同样迟缓。显然，目录与学术在时间上并不存在严谨的对应，这本质上反映了目录在考辨学术上的某种无能。 第七，囿于“文献著录”这一刻板形式，目录在辨章学术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文献的实际情况。如《总目》考虑到墨家（两种）、名家（三种）、纵横家（一种）发展到清代已“寥寥不能成类”，于是全部归入杂家，所谓“杂之义广，无所不包”。这样，不仅不能考辨墨家、名家、纵横家的学术源流，就连“杂家”也不再是班固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的诸子学派之一了。和这种“合”相反的是，基于文献著录之需的“分”也能导致学术源流的失考。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这里，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四人的工作都与法律文献的整理有关。然而，因《汉志》单独分出《兵书略》，并在类序中指出：“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韩信的工作遂被误解为就是对军事学文献的整理。历史上，韩信虽然有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实践，但他所“申”的“军法”实为军事专门法，当属于法律文献[8]。 总上，目录以文献著录为形式而反映记载于文献中的文化，即文献文化。它与文化不是平等的概念，而只是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目录在考辨学术时往往表现出诸多错位甚至无能。 三 目录在文献理解和文化接受上的能动作用 中国古代目录的学术本性从一开始就为学者们所普遍认识和接受，但迄今关于古代目录学学术价值的认识尚停留在工具层面，是被动的反映论，人们并没有看到目录对于学术理解和学术接受的反作用。我们认为，目录不仅是文献整序的工具，被动地表达或传递信息，还是文献和文化之条理化、组织化、结构化、有序化的主动呈现。书目作为一个结构，既以一种方式对观察到的东西（文献）进行解释和组织；又努力将文献和文化“重构”为一个演绎系统。例如，《后汉书·卢植传》云：“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卢植认为古文学家研究语言文字，旨在治理六经，与仅仅教学童识字的小学是不同的，说明小学不可与经学同日而语。但《汉志》将小学分入《六艺略》；降及《隋志》，《声韵》等音韵学著作亦入之“小学”，并影响到刘煦《旧唐志》的“小学”观；北宋欧阳修等《新唐志》在此基础上又增列“训诂”类文献和“书法”类著作；至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下明确分析为文字、音韵、训诂三小目。于是，“小学入经、其目有三”的观点遂为定论。目录对“小学”的定位，导致了人们对于“小学”之不同于卢植的认识。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经部》称小学为“文字、声音、训诂之学”；方以智《通雅》卷首《小学大略》云：“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王鸣盛《蛾术编》卷一云：“小学宜附经……然小学却为经之根本，自唐衰下讫明季，经学废坠千余年，无人通经，总为小学坏乱。无小学自然无经学。”可以肯定，《汉志》等目录无疑参与了“小学入经、其目有三”这一定论的形成。可见，目录分类在众多文献中概括出相似性，形成抽象观念，立下类名（如小学），成为一批文献的模型或形式。文献的“本质”不再属于文献本身，而属于“类”和“种”这种人为的目录组织，正是目录帮助人们形成了他们所命名的经验。从发生学角度看，在编制目录时，固然是先有观念然后有类名和目录结构，但在目录通行后，则先学会了类名体系，再得到文献及其背后的主题概念。可以认为，基于独特的分类而有特定的文化观和文化认知方式，一个人不可能避开目录而接受文化。 目录构成了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要理解文化的意义就必须理解目录的意义。在从“人”到“文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叫做“目录”的东西介入其中，成为纽带。人是按照目录系统来按受和理解文献的，他（她）根据所用目录系统的分类类名和排序规则来认识和感受文化，表现出目录对文化的反作用。例如，三教九流或九流十家中的“九流”，刍荛村夫，人皆可道。然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仅论及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云：“刘歆《七略》踵谈之绪，以此六家置九流之前六，然以通行诸书未能尽摄也，则更立纵横、杂、农、小说四家以广之，彼为目录学上著录方便计，原未始不可，若绳以学术上分类之轨则，则殊觉不伦。”[9]梁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依梁氏之说，诸子别为九流，并不符合实际，而只是出于图书分类（而不是学术分类）的权宜之计。但由于《汉志》的目录导向作用，至今流传的仍然是“九流”，而不是“六家”。显然，目录影响了对文献的识读，文献总是意味着对某种目录而言的文献，它已经被作为目录学家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目录系统解释过了。古代目录中的序言和类别、乃至小注都采取了一种明确导向性的描述方式，有助于理解并产生确定的概念。这其中包含的一些具体衡量尺度，构成了一种极大的能量左右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又如，《汉志》以为“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而据早于《七略》的《淮南子·要略》的理解，诸子之学是起于“救时之弊”。然而，刘勰《文心雕龙·九流》、唐人的《隋书·经籍志》、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诸子》、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等无不以为“诸子出王官”。这不能不说是《汉志》在文化认知上的巨大反作用使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文献和文化理解，只是不断在追随目录，跟在目录后面亦步亦趋，目录因而有了本体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文献编码和解码的交流工具，而是文化存在本身。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站在目录之外看文献，不可能把文献作为脱离目录的自在对象来认识。目录“横亘”在我们与“客观”文献和文化的关系中，它是理解的普遍中介，关于文献的每一个理解几乎都有目录的基础，人不仅是拥有目录而且是依赖目录才拥有了文化世界。总之，目录的内在结构规定了文化思考的某种限度，我们的文化思考其实是经过目录规范了的，是在目录“无声的劝诱”中认识了文献文化的差异、关系，然后才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作文化创造和理解的，这种创造和理解之可能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我们所归属的目录的“允许”。如，唐柳宗元《辩晏子春秋》认为《晏子春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10]。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清《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皆承此说而将《晏子春秋》列入墨家。然而，从《汉志》到柳宗元之前，人们都坚信《晏子春秋》为儒家典籍，这和《汉志》或《七略》的定位不无关系。 目录的体系性决定了它对文化发展的内在建构形式具有权威性，人通过目录而有了一种对文化的态度、看法或观点，目录的文化性表征了文献和文化之存在的目录性。从逻辑分类的角度看，事物本身有种属秩序，但人们往往出于实际需要而无视这些秩序。如，《汉志》中“历史”类典籍附于《六艺略·春秋》下，并不是刘、班不能区别两者的关系，而是这种区分在当时重要性不大。这就像英美国家中血缘纽带不强，故其uncle一词可指叔叔、舅舅、姑父、姨父等所有和父母平辈的男性一样。可见，分类有时并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是表现了分类者特定的兴趣所在。而uncle在语言系统中的现实运用，又强化了这种对血缘关系的无视或淡化。同样，文献进入目录系统后，必须受到目录规则的限制，目录决定了被整序的文献和文化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形态的信息，而是经过目录加工过滤了的，是被目录配置体制所解释过的信息，不存在本原性的、未经解释的信息。目录因而在人与文化之间构成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中间环节。 四 结语 任何民族都需要用清晰的智力结构来把握文化，而目录的出现使人逐渐上升到了他所能企及的智力高度，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目录与文化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像，以致于我们可以对两者作“相符性”比较，从目录中证成文化现象。然而，目录囿于“著录一批文献”的板刻形式，在考辨学术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错位甚至无能，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且，迄今关于目录学术价值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基于被动、消极的反映论，即认为目录“记录”了一批文献和相关文化，通过目录可以将这些被记录的文献和相关文化反映出来。事实上，目录与认知乃至文化在发生论上是相互塑造的，目录一旦成型，它对使用该目录的人就具有了决定认知的意义，诱使人们以类名概念和目录符号结构为中介面来掌握文献，从而把人与文化联系起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中引清儒金榜之语曰：“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人主要是通过目录的方式引导认知的，接受一种目录就是接受一种文化观。一个民族主流的文献和相关文化并不外在于目录，对它们的认识不能靠内省来发现其内部组织，而只能通过澄清我们用来组织文献的基本概念，也就是目录分析，来阐明文献和相关文化的确定意义。目录的能动作用反映在其中介力量上，目录把文献类别化和体系化，转化为特定的精神格局，从而对杂乱无章的材料进行过滤和规划，规划后的认识成了人的意识内容，而认识的规划性则体现了清晰的目录性。 参考文献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成都：巴蜀书社，1991.12-14页 [2]（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二十五史补编本. [3]龚自珍.六经正名.定庵文集本. [4]（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诸子.章氏遗书本. [5]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6]陈志明，赵变亲.汉字学基础.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2. [7]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10页 [8]傅荣贤.西汉法律文献的整理及其校雠学价值.图书情报工作，2007（5） [9]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696页 [10]（唐）柳宗元.辩晏子春秋.柳河东集.卷四.四部备要本. （作者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完中心，哈尔滨，150080） 原载：《图书情报知识》2008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