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学书目表》是梁启超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代表着梁启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主要成就。对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的研究起于上个世纪60年代，陈光祚先生发表《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活动》一文，对《西学书目表》作了详细的评价，认为其提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图书分类体系，其开创的“学、政、杂”三类图书分类方法是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类图书三类分法的雏形，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被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法。[1]入90年代，李万健先生更是抛弃阶级论的局限，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目录学成就，认为《西学书目表》首创了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书目分类新体系，“梁氏是我国近代以来创立科学书目分类体系的第一人。”[2]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人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考察梁氏目录学思想中所包含的维新思想，文化视野的引入开阔了《西学书目表》的研究成果。[3]对《西学书目表》在目录学史及思想文化史上价值的论述已经非常成熟，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西学书目表》的学术研究地位做重新的评价，而是意在分析梁氏这一开拓性书目分类方法背后的思想背景与话语成型的理论资源。任何时候，目录学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方法，它折射的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文化知识流变与发展，是在知识追求过程中学术规范意识的自觉，以及相应的学术建设的必然选择。可以说，目录学史上的变革也是学术史发展历程中的裂变与变异。 甲午战争后，国人痛感中国学习西政之迫切，大力译介包括西政在内的各类西学书籍。1896年，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将已翻译到国内的西书做了系统的分类。对已有的翻译进来的西学书籍建立目录，并系统地向国人介绍。在梁氏建立的西学目录中，他将西书分为西学类，西政类及杂类，其中西学类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等13个门类；西政学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10个门类；杂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书及无类可归之书等5类。如此精细地划分书籍在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上尚属首次，它已经不是旧有的目录学分类范畴，而是依据的近代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及图书分类原则。西方近代分科设学最早为中国人知晓，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担当了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文化者的角色。据统计，耶稣会士先后翻译西书四百多种，一半以上为基督教义，三分之一是各种科学，其余是关于西方制度和人文科学。[4]虽然这些译书是有选择的翻译，着重反映了耶稣会士传扬教义的教化目的，但是西方知识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刺激了中国封闭的文化认知体系。如何来认知、接受并在已有的文化秩序内重构这些异质的文化知识成为后代学人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命题，随着西方知识的逐步传入及翻译西书的逐渐增多，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的关系及确立中学发展方向这一命题也变得更为迫切。 梁启超对翻译西书的分类划分，对已有的西学知识范畴做具有学科属性的分类，显示了其在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问题上的认同目标。以目录的形式规划西书包含着梁启超改变中国传统知识发展方向，创建新的知识系统的尝试。《西学书目表》虽然是针对西学书籍做的划分，他也没有有意识地以西学目录来涵盖中学，但其新的分类方法已经无法在传统旧学中找到踪迹，它依据的分科观念对图书做的分类无疑在梁启超是有意识的选择和推荐。新的分类方法包含着用西学专业化的学科分制来引领中学发展，确立知识发展方向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的努力一方面固然有明清以来西学分科设学观念传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在对中学体系深深的批判自省意识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全新的知识系统的开拓不但有外部的诱因，也有内部发展寻求变革的内在理数。 梁启超对中学体系的批判自省意识散见于他对中国学术史的评价上面。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实践实用主义》一章，通过直陈评说颜习斋、李恕谷的学术观点，反映折射出梁启超本人对中学体系的洞见与认知。 颜习斋、李恕谷为有清一代学者，颜李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对二千年来的思想史学术史做猛烈的抨击。颜李学派抨击传统学术之一是否认“读书即学问”的观点。梁启超曰：“他否认读书是学问，尤其否认注释古书是学问，乃至否认所有各种方式的文字发表出来的是学问。他否认讲说是学问，尤其否认讲说哲理是学问。他否认静坐是学问，尤其否认内观式的明心见性是学问。我们试想，二千年来的学问，除了这几项更有何物?”[5]对于否认读书即学问的理由，“习斋说：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矣。……譬之学琴然，书犹琴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谓琴乎?故曰，以书之道，相隔万里也”。[6]梁启超对颜李学派在读书上的分析作了高度的评价：“至于破坏方面，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我敢说从古及今未有其比。”“对于后儒误认为读书即学问之心理，可谓洞中症结了。”[7]传统中学注重注释经典，民国学者罗止园说过：“盖我中国数千年来之所谓士者，率皆孜孜于前贤所贻留之古籍，师承有自，无待旁求，”[8]拘囿于传统经典，以读经典，注释经典为学术追求，使知识的生长点只局限在原有的框架之中，限制了知识的纵深发展。梁启超所谓的洞中症结当指此点。 对传统学术追求通博的批评是习斋对二千年学术史批评的另一要点。“习斋尝问一门人自度才智何取，对云：欲无所不能。习斋说：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无能，其实一无知也。”[9]读书穷理是古代读书人的追求，这和西方近代在学科划分下对知识的精深追求是有本质区别。读书穷理造成古代读书人对博通的追求，意在知晓世间万物之理，这在现代人看来不可得的东西却成为古人终生不渝的学术追求。杜定友说：“我国学者以儒为宗。儒家尚经，经罗万有，故其后虽有家法，而世不能守。儒所习者儒。音乐家不研音律，而儒家习之；算学家不治天算，而儒者习之。故古之有学者，于学无所不通，于书无所不读。读书人士可得而数焉。”[10]以个人之力求博学通达的治学目标，想要达到西方之对科学的追求必不可能，一定程度上形成中国学者“混沌”、“内胜为王”等的治学特点。对此，梁启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借评价朱子“即物穷理”的观点对通博存在的缺陷做了批驳：“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穷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朱子这类话，荒唐极了，天下哪里能够有这样穷理的人?想要无不知，结果非闹到一无所知不可，何怪陆王派说他支离！”[11]梁启超又说：“中国念书人思想笼统，作事颟干，受病一千多年了，人人都好为阔大精微的空论。……他(指习斋)的唯习主义，和近世经验学派本同一出发点，本来与科学精神相接近，可惜他被古圣成法四个字束缚住了。”[12]“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例如医学，我不敢说中国几千年没有发明，而且我还信得过确有名医，但总没有办法传给别人，所以今日的医学，和扁鹊、仓公时代一样，或者还不如。……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智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他们主张一件事总要说明理由……”[13] 对中国学术大而笼统弊端的清醒认识，指向的是西方学科规范下科学思想的借鉴。他在《科学精神与东方文化》的研究中这样阐述科学精神，第一是求“真”，第二曾是求“有系统的真智识”，他说：“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智识全没有用处。”[14]科学思想与精神的立足点是知识的专业化，在分门别类的专业领域进行求真求系统化的追求，才能达到知识的精深研究。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思维方式存在弊端、发展局限的清醒认识，吸纳西学，在西学科学的知识规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中国学术发展体系，成为梁启超有意识的自觉。这点已经不仅仅是清末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西学唯用原则来迎合当时国人接受西学的心理，而是明显借西学中科学的知识分类及研究方法来纠偏中学发展的局限及存在的不足。这是梁启超尝试对西学书目建立目录分类介绍的思想动因。 最后，梁启超引入西学的分科体系还有其富国强国的维新思想做基础。这点并不仅仅体现在注重“西政”的引入并把它专门做一类别，还有其借学科专业化以知识的增长达到强国的复兴目的。西学分门别类的知识分科体系促进了知识的生长，带动了社会的进步，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讲到：“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艺会，有法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实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以前民用，人才日众，以为国干，用能富强甲于五洲，文治轶于三古。”[15]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言：“大凡含生之伦，愈愚扩者，其脑气筋愈粗，其所知之事愈简；愈文明者，其脑气筋愈繁……今以西人声光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16]以文明对应繁对应西学，以愚扩对应简对应考据等学，其价值取向昭然若揭，姑且不论这样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对比是否公允，或者是否具有可比性，但已经证明梁启超已经清醒认识到在精细专业划分下知识的快速增长对国家富强的极大促进作用。精细的学科划分有利于知识的增长，在当时积弱积贫的社会背景下，专门知识的研求、科学知识的大幅度的增长，进而是达到国家的富强的目的，这是晚清学人自觉的追求，也是梁启超等人经世致用的维新主张。 总之，正是看到西人在精细知识划分下的知识发展的迅猛与社会的昌明与强大，梁启超有意识地引入西学，尝试着对译介的西学书作目录划分，这里有传播西学，维新变革的政治目的，也客观造成了在精细专业划分下的知识增长模式的基础上改革中国知识发展现状的尝试。 参考文献： [1]．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活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63(4) [2]．李万健．梁启超对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2) [3]．闵定庆．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学术研究，1994(3) [4]．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见：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2) [5] [6] [7]．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219、220、221 [8]．罗止园．经史子集要略序．北平三友图书社，1935 [9] [11] [12]．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230、233 [10]．杜定友．校雠新义．上海中华书局，1930：2 [13] [14]．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见《梁启超文选》下，夏晓虹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01、402 [15]．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0 [16]．梁启超．梁启超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王晓敏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浙江金华 321004) 原载：【《图书馆》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