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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史记》既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开创之作。自它问世以来，历代都有研究，在唐代就已形成《史记》学，至清代形成研究的高峰，成果之多，庶几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加以形容。建国以后，学术界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把《史记》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80年代以来，《史记》研究更是突飞猛进，获得了空前发展。大批研究专著和论文的出现，是《史记》研究获得空前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尺。《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发表了奚可祯同志的《建国以来史记研究书目总略》一文，对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主要书目作了评介，初步概括出了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基本成果，读后给人启发很多。但是文章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一是文中所列著作有错误，二是所列《史记》研究著作有重要缺漏。所以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补正。 先说文中的失误。如文中“小引”一节中所列的清代牛运展的《史记评经》，当为《史记评注》；《史记札记》作者郭嵩寿当为郭嵩焘；《史记》上限起于黄帝而非“三代”；“普及提高读物”一节中所说的顾颉刚等“对《史记》原文及‘三家经’作了全面的断句和整理”中“三家经”当为“三家注”，王利器主编的《史记选译》，当为《史记注译》；“司马迁生卒问题”一节中所列的郭双成的《史记人物论稿》，当为《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司马迁的思想研究”一节中所列的《司马迁论稿》，疑是《史记论稿》(吴汝煜著)、《史记研究新论》疑是《司马迁研究新论》(施丁等著)、《司马迁传》疑是《司马迁评传》(肖黎著)，作者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一节中所列的宋嗣廉的《史记艺术美》，当为《史记艺术美研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一节中所说的“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蔡景峰译著《论司马迁的医学思想》”一句，“译著”当为撰著，因为这不是一篇翻译文章；“《史记》的体例与书名研究”一节“东汉恒帝”、“恒灵之际”中的“恒”均应为“桓”；“用考证对比的方法研究史记”一节所列的《史记全注考证驳议》，当为《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文末所附“建国后出版《史记》研究方面的主要论著”中，《司马迁研究》的作者当为陆永品不是“陆永吕”；《司马迁研究新论》的作者当为施丁、陈可青，不是“施丁、阿可”；《史记会注考证的驳议》的作者是鲁实先，而非“鲁先实”；徐朔方《史记论稿》当为《史汉论稿》；《史记古事选译》当为《史记故事选译》；上海古藉出版社当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陈直《史论新证》当为《史记新证》；《史记注译》的出版社是三秦出版社，而非“三泰出版社”。此外，崔适的《史记探源》、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朱东润的《史记考索》以及《史记汉书诸表补订十种》等著作，都是前代的《史记》研究著作，只不过在解放后被重印而已，不能当作建国后的《史记》研究著作来看待；如果这样重版的著作都可以计算在内，那么远远不止这些。以上这些失误，有的可能是笔误，有的可能是校对不精所致，但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有这么许多失误，是不能不予以指出并纠正的。 当然，奚文的是大不足还不在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失误，而是对于建国后的许多重要的《史记》研究著作没有搜罗周全，概括不够详尽，缺漏甚多。现依据分类叙述方法，特予补充若干，并以此求教于奚同志。 在《史记》普及读物方面，奚文所列仅有限的几种，其实普及读物已经出版了许多种，在《史记》全注全译本方面，象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三秦出版社1990年)，杨钟贤、郝志达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史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吴东顺等的《史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啸天、尤其主编的《史记全本导读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都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史记》全注本或全译本。有关《史记》的选注本，比较大型的有张大可主编的《史记选注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和韩兆琦主编的《史记文白评精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前者分上、下两册，选文42篇；后者选文多达75篇，照顾到了《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中的代表性作品，每篇作品后还附有古今学者的评论，对于帮助读者开阔思路、理解作品很有作用。此外，象杨燕起、阎崇东的《史记精华导读》(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张光勤、张盛如的《史记精华注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等选本，也是值得重视的。在《史记》赏析方面，也出版了好几种著作，如黄绳的《史记人物画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朱靖华、顾建华的《史记名篇赏析》(北京出版社1990年)，梁杨、杨东甫的《史记传记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陈桐生的《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对《史记》中的名篇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对读者理解《史记》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杰出的艺术成就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于司马迁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几部司马迁评传的出版，除了奚文所提到的肖黎的《司马迁评传》外，尚有黄新亚的《司马迁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许凌云的《司马迁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这几部评传各具特色，并不雷同。黄著侧重从司马迁的生平活动入手，通过对他全部思想认识的结晶《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出这位天才思想家成长的道路；张著则着重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史记》赖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家世、师承及个人经历等主观条件，具体评述了司马迁在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纲领下所形成的哲学、史学和文学成就，阐明了《史记》的不朽价值；许著以鲁迅先生对《史记》的两句评论，即“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切入点，主要评述了司马迁在我国史学和传记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陈雪良的《司马迁人格论》一书，对司马迁的人格特点作了研究和评价。此外，徐谦夫的《司马迁的传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将民间有关司马迁的种种传说故事搜集起来编为一书，也是很有意义的。吉春的《司马迁年谱新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吸收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研究司马迁的新成果，其中又采用了一些传说材料，将司马迁的行年作了重新编排，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对深入研究司马迁的行年也有积极的作用。还有吉春、徐兴海的《司马迁与太史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国维、张胜发的《司马迁祠碑石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都从某一个侧面研究了司马迁生平有关的问题。 《史记》上记轩辕，下迄汉武，记载的时间长，人物多，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所以学术界曾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其中比较重要专著有周经的《司马迁史记与档案》(档案出版社1986年)、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周一平的《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何世华的《史记美学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冯庄等主编《司马迁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张天恩等《历代咏司马迁诗选》(三秦出版社1990年)、可永雪的《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年)，宋嗣廉、赵国玺的《史记与中学古文》(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刘操南的《史记春秋十二诸侯史事辑正》(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徐仁甫的《史记注解辨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桐生的《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党丕经的《司马迁与韩城民俗》(三秦出版社1993年)、俞樟华的《史记新探》(民族出版社1994年)、赵生群的《太史公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易国杰的《史记通假字汇释》(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志慧的《史记文学论稿》(三秦出版社1995年)、杨燕起的《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永康的《史记与现代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毛曦等的《司马迁的历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张家英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郑之洪的《史记文献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王子今的《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人鉴的《太史公书校读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齐效斌的《史记文化符号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孙家洲的《命运与性格的对话—再品史记的人物故实和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程生田等《司马迁的人才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 1995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还组织国内《史记》研究学者编撰了一套《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对《史记》作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在这套丛书中，已经出版的有张大可、俞樟华等的《司马迁一家言》、张新科的《史记与中国文学》、程世和的《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霍有光的《司马迁与地学文化》、徐兴海的《司马迁的创造思维》、施丁的《司马迁行年新考》、韦苇的《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陈桐生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池万兴的《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张强的《司马迁与宗教神话》、杨生枝的《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等，分别从历史、文学、经济、民族、宗教、教育诸方面有重点地研究了《史记》。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还出版了三辑《史记》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二辑《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三辑《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其中第二辑是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日本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会合编的，收录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论文37篇，这是中日学者第一次合作研究《史记》的成果，为以后中日学者进一步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目录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也取得了重要收获。如贺次君的《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是一部从版本角度研究《史记》的专著，它著录了六朝至民国年间《史记》的各种抄本、刻本、排印本60余种，介绍了各本的基本面目，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是迄今为止著录《史记》版本最多最详的著作，对《史记》研究者尤其是校勘者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则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依据的文献典籍资料作了系统研究，认为司马迁当时所见的书目有82种，其中现存36种，残缺6种，亡遗40种。这是一部关于《史记》研究的文献学著作。至于《史记》索引方面的研究，杨燕起、俞樟华编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书，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57年编印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为基础，又参考了各种文史论文索引编制而成，主要增补了1957年以后至1986年间发表的大量论文和专著，其中有不少海外资料；该书还对建国后发表的120多篇重要论文作了近千字提要，对历代《史记》研究的近70部重要著作做了概括介绍，曾被学术界誉为是“最完备的一部《史记》研究资料索引的专著，为学习和研究《史记》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继杨、俞此书以后，徐兴海又主编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把古今中外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论文专著按专题作了编排。比起杨、俞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来，徐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增加了1988年以来的《史记》研究成果，特别是介绍了日本、韩国以及港台学者的《史记》成果。其他比较重要的《史记》索引著作还有钟华的《史记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7年)，嵇超、郑宝恒等编的《史记地名索引》(中华书局1991年)，张克等编的《史记人物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从《史记》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史记》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队伍愈来愈大，研究的成果也就愈积愈多，所以到了80年代以来，对于《史记》研究历史的总结，就被提到了《史记》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张新科、俞樟华的《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就是根据这种需要而撰写的。全书对两千多年来的《史记》研究发展历史作系统叙述，揭示了各个不同阶段的《史记》研究的新特点和新进展，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第一次对台湾和日本的《史记》研究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这对加强国内外《史记》研究者的相互沟通和联系，促进《史记》的进一步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奚文曾提及台湾60教授合译的《白话史记》，但是他没有再进一步把台湾近50年来的《史记》研究著作加以介绍。其实台湾在《史记》研究方面的成就也是很大的，已经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就有杨家骆的《史记今释》(台湾正中书局1971年)、徐文珊的《史记评价》(台湾维新书局1973年)、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台北华冈书局1976年)、郑梁生的《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戏剧性的一生与史记世界》(台北志文出版社1978年)、马持盈的《史记今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赖明德的《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台湾洪氏出版社1982年)、王叔岷的《史记斠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83年)、范文芳的《司马迁的创作意识与写作技巧》(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张高评主编的《史记研究粹编》(台湾复文图书出版社1992年)等。 《史记》与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80年代以来《史记》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先后出现了司马迁与希罗多德、普鲁塔克、修昔底德、苏格拉底，以及《史记》与《旧约》、《圣经》、荷马史诗等比较研究的论文，尤其是覃启勋的《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史记》对日本政治、历史、教育、文学诸方面的全面影响，极大地拓展了《史记》研究的视野，令人耳目一新。 这里还必须指出，《史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所以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汉学家们也非常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我们。过去我们对国外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不甚了了，80年代以前只引进了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其他研究著作几乎都没有被介绍进来。80年代以来，国内《史记》研究家与国外《史记》研究者的交往日渐趋多，请进来、走出去的学术活动也逐渐频繁，因此，海外《史记》研究的专著也逐渐被国人所知晓。张新科、俞樟华曾在所著的《史记研究史略》一书中，首先介绍了日本学者池田四郎次郎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有井范平的《补标史记评林》等著作。池田四郎次郎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1978年l0月由明德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分版本、总说、校订注释、校勘、文字、音韵、文评、佳句、名言、史汉异同、太史公年谱、地理、国字解、稗史、史记研究关连图书等十几类，对600多种中日学者的《史记》研究的有关著作作了提要介绍，规模之大，收录之全，远远超过了我国同类著作，是一部价值极高，用处极大的目录工具书。此外，池田四郎次郎还著有《史记补注》一书。他的儿子池田英雄也著有《史记学50年—日中史记研究的动向》(明德出版社1995年)一书，评介了日本和中国1945年至1995年间的《史记》研究成就，涉及到180位日本学者和222位中国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这是继中国学者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史记》学研究著作。1995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平势隆郎的《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一书，资料搜集之翔实丰富，从中可见日本中青年《史记》研究者的深厚功力。除了日本学者在《史记》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以外，韩国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也不容忽略。1994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总干事朴宰雨博士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一书，将《史记》和《汉书》相关部分条分缕析地作了详细勘比，其用功之勤，其思虑之细，其表达的观点之准确明晰，都很令人叹服。中国《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曾高度评价了此书的学术成就。总之，当代学术界出版界对海外《史记》研究著作的介绍和出版，是建国后《史记》研究的一大特点，对于这些书目，似乎也不应该忽略不计。 [作者简介]俞樟华(1956年3月生)，男，浙江临安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张新科(1959年8月生)，男，陕西眉县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陕西西安710062 原载：《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