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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22日，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这天下午4点40分，陈云同志的秘书肖华光同志给中华书局打来电话。电话是我接的，因为此事重大，加之随后产生的重大结果，所以，至今虽已过去了24个年头，我仍然记得电话的内容。肖华光同志在电话里说：“陈云同志77年在杭州，看到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甚为关心，曾询问：古籍的校点工作进展如何，最近又一次询问此事。并说：古书如果不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在了，后代根本看不懂，文化就要中断，损失很大，一定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搞好。”华光同志希望我们搞一个材料，说明古籍标点整理情况，并表示还会正式发一函给中华书局。我当时在中华书局总编室工作，接到电话后，我按规定填写了电话记录单，现在这份经过打印的记录仍存放于中华书局的有关档案内。 肖华光同志代表陈云同志打来的电话，传达了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工作的指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领导对古籍整理工作首次提出明确的要求。这一指示意义重大。以这一指示为标志，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回顾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虽然一波三折，但是在波折中前行。全国解放之初，北京、上海的一些出版社延续解放前的业务，有少量古籍图书出版。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195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的短评，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1956年，第一本经过精心整理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其整理者阵容之强，质量之高，速度之快，堪称一时之盛。1958年，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担任组长，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指定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同时，文化部调整中华书局的出版范围，决定以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我国古籍的出版机构。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计划性、目的性大大增强。此后，大型古籍开始大规模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工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971年，经毛主席、周总理特别关怀批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开始恢复，并从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调集一大批专家、学者，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但当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合并办公，只保留了一个编辑组，除继续整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以外，其它图书的出版包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处于停顿状态。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虽然开始恢复，但由于方针任务不够明确，加上人力物力等条件限制，也收效甚微。直到1979年8月，文化部出版局党组批准，恢复中华书局的独立建制，重新规定了中华书局为以整理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社，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重新有了专门出版基地。但此时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困难仍然很大，问题仍然很多，如缺乏统一的规划，在选题上开始出现重复和零乱的现象；在组织整理卷帙较多、难度较大的重点项目时力不从心；在排版、印刷、纸张方面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十分缺乏，大有后继乏人之忧。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示犹如一股春风，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激动和振奋，给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随之产生了巨大变化。1981年6月11日，按照肖华光同志电话里的意见，中华书局向陈云同志呈交了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情况报告》。1981年7月9日下午，陈云同志委派秘书王玉清同志专程到中华书局传达他对古籍整理工作的指示： 古籍整理还不光是解决标点、注解，这还不行。要做到后人都能看懂，要译成现代语气。 搞古籍整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一定要搞到底。 要搞一个班子。这个班子要组织起来，要准备三代人。 要花点钱。花十个、八个亿完全必要。当然，钱要慢慢地花。这个工作对我们的后代有好处。 要搞个规划。开始不能搞得太大，要从实际出发。 学理工专业的大学生，也要懂得中国的历史。 王玉清同志在传达了陈云同志的指示以后，也谈了一些他对陈云同志指示的理解。他说，收到中华书局的《情况报告》时，正值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陈云同志很忙，所以最近才看到。前天(7日)陈云同志找我去商议关于古籍整理的问题，要我和大家碰个头。在工作中遇到有些问题，我可以替你们跟有关部门联系，办下去。另外，希望中华书局找更广泛范围的同志开几次会，研究一下，先把班子组织起来，再制订出规划。他特别强调，等规划搞出来后，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来办，不是一般的事。陈云同志以前搞经济工作，前几年在中纪委搞纠正冤假错案。现在他正考虑国家一些长远的事情。他还十分具体地谈了一些意见，他说组织的班子要有个核心。先解决主要问题，再解决次要问题，一个个地解决。要区别轻重缓急。要从现有条件出发考虑，比较现实。古籍整理要花点钱，但根据目前国家的情况，要一步步来，太急了不行。不是把所有的古籍都翻译出来，主要是针对历史部分、古典文学方面很有意义的、其它方面重要的典籍。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也可能三十年还不能都搞出来，只怕后继无人，就不好办了。要分期分批进行。现在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少。出版事业总要有个把关的地方，太自由是不行的。 陈云同志两次指示之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如沐春风，变化一个接一个。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了37号文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根据陈云同志的提议，由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 1982年3月，在李一氓同志主持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人才培养和古籍整理出版补贴。 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担任主任，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 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有关部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整理出版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带来了古籍整理出版大发展的局面。这个文件，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表明了党中央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的气魄和决心。而这个文件的产生，陈云同志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武汉大学黄焯教授表示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礼”，代表了老一辈文史工作者的心声。 1983年3月15日，陈云同志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代表来信上批示：“整理古籍是一件关系子孙后代的事情，国家应当给予支持。”1986年10月19日，陈云同志为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题词：“做好古籍整理工作，继承民族文化遗产。”1991年7月，国务院任命匡亚明同志为新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陈云同志“希望匡亚明同志继续组织大家，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搞好”。一直到晚年，陈云同志都在不断地关注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 如今，在陈云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牢记革命前辈的期望与教导，我们一定努力工作，要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