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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顾音海先生《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2002年）一书，感觉此书材料比较翔实，尤其是书中刊载了很多甲骨文片和有关甲骨文著作的照片，让人们能直观地感觉到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历史。尤其是《甲骨学上人与书的故事》一章，对于甲骨文的研究者和研究状况，给读者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和图片。全书行文晓畅明白、通俗易懂，在甲骨文知识的普及方面，此书做得是比较好的。然而白璧难掩微瑕之憾，在认真读完全文之后，感觉有两处小错误不得不指出来。 一、“徵君”并非孙诒让的别名 在本书的第87页，介绍《契文举例》的作者孙诒让时有这么一句：“孙诒让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字仲容，一字仲颂，号籀庼，一名徵君，晚号越东逸民，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其中“徵君”，应该不是孙诒让的别名。 孙诒让是晚清著名的大学问家，《清史稿》中有传，在各种词典中也都有介绍他的词条。《清史稿·儒林三·孙诒让》传中说“孙诒让，字仲容”，臧励和等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只提到孙诒让字仲容，查《辞源》“孙诒让”条目下，也只多了一个“号籀庼”而已，并无“名徵君”一说。孙诒让的别号很多，据陈玉堂先生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孙诒让有籀庼、籀 、籀庼居士、越东逸民等别号，也无“名徵君”，只是说“学者称籀公（洪焕春撰《孙籀公年谱》）、徵君（孙延钊《孙徵君年谱》）”。看来“徵君”只是别人对孙诒让的敬称，并不是孙诒让的别名。 《辞源》“徵君”条，解释为：“徵士的敬称。”“徵士”是不就朝廷征聘之士。更可见“徵君”这一名称是泛称，而不是对孙诒让的专称了。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三十六与太公、门子等一些称谓词放在一起有“徵君徵士”条，解释为：“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征召而不仕者曰徵士，尊称之则曰徵君。”并列举了史书中出现的徵君，如《后汉书·黄宪传》中的黄宪，《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的周生，《管宁传》中的胡晦。他们都是学行并美而不在朝廷做官的隐士。在史书中“徵君、徵士”可以说比比皆是，除了赵翼举出的几个之外，《汉书》中还有庚乘、韩康等人。而汉初的伏生也是一位“徵君”，他因年老而不能应汉文帝之聘，而被后人称为“徵君”。最有名的要数陶渊明，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中有“有晋徵士，浔阳陶渊明”一句。所以说，“徵君”是任何一个有才能而不响应朝廷征召去为官的人都适用的称谓。同为甲骨学研究先驱的王国维也曾因为辞去清废帝溥仪小朝廷中的官职到清华大学教书，也被称为“徵君”。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礼制”一节中引用王国维的观点时曾说：“王徵君曰：‘殷先公先王皆以名之日特祭，先妣亦然。’”。 孙诒让是同治六年的举人，官刑部主事，但是不久便借口生病辞官回家，后来张之洞等人推荐他作官，他也不去，宣统元年，又征他入礼制馆，他再一次拒绝了在朝廷为官的机会。孙诒让又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知识渊博，著作等身。因此时人和后人往往都称他为“徵君”。 看来“徵君”不是人名。书中说到徵君是人名，可能是由以下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孙延钊的《孙徵君年谱》，和其他的诸如《孙籀庼先生年谱》、《孙仲容先生年谱简编》等放在一起时，似乎“徵君”是孙诒让的字或别号了。二是罗振玉在《殷虚书契前编序》中提起孙诒让时说“孙仲容徵君诒让”这样的话，也容易让人误解为徵君是孙诒让的名或字。 历代名人往往都有很多的别号，再加上幼名、曾用名、笔名、室名等，确实给人无所适从之感，弄清楚这些名号以免出错是我们都应注意的。 二、图32的C版并非严一萍缀合 第34页的图32（见本文图1）是“最早由王国维缀合、开甲骨文缀合研究之先声的刻辞”。书中的错误在于接下来小括号里的一句：“其中A、B两版系王国维缀合，C版后由严一萍缀合。”这一版甲骨是《甲骨文合集〉的第32384版，在甲骨学商史研究中确实是功不可没，而最早缀合A、B两版的王国维也由此排出了商王的座次，开创了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的方法。可是C版不是由严一萍缀合，而是由董作宾缀合的。 前两片的缀合是由王国维完成的，于1917年发表于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用来考订“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这些商代先公先王的名称和次序。后来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也有收录，编号为276、277。在《卜辞通纂·书后》，郭沫若还收录了新近收到董作宾寄给他的这个由三片甲骨缀合起来的摹本（本文图2，摹本旁是董作宾记）。郭沫若在《书后》说：“又本书第二七六、二七七片由王氏所复合者，近由彦堂于（按：彦堂为董作宾的字）善斋（按：“善斋”是著名的甲骨收藏家刘体智的号）藏骨中复得一碎片相合，诚至足珍异之发现，承以晒蓝见示，今亦附入本书以饷学者，余于此对于彦堂之厚谊深致谢意。三月廿九日补记。”从这段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C版实是董作宾于1933年左右缀合的，最初发表于郭沫若编的《卜辞通纂》中。后来在郭沫若的《殷契粹编》中，又收录了这三片复合的拓本，编号为112。在考释中郭沫若再次申明“甲乙二片由王国维所撮合，丙片为董作宾所撮合”。可见此片为董作宾先生所补是铁一样的事实，而郭沫若与董作宾两位先生互相交流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的事也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书中认为C版为严一萍所缀合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董作宾先生缀合的这三片甲骨发表于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中，而不见于董作宾先生的甲骨著作之中。因此不易为人注意是董作宾先生缀合的。第二，在甲骨缀合方面成绩比较突出的是严一萍先生的《甲骨缀合新编》一书，此书缀合了708版，对此前的缀合也有收录，并“分别在所缀部位注明A、B、C、D等字样”。观察《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一书所用图片，甲骨旁各标明A、B、C字样，很可能引自《甲骨缀合新编》。由所引之书是严一萍先生所编，而认为此C版即为编者所缀，而没有详看图片的说明内容，可能也是此处出错的原因之一。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4-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