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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先生是四川大学的一位资深古籍整理学者，长期以来，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和魏晋南北朝文化研究，尤其在古籍整理方面堪称成就卓著，有《华阳国志校注》面世，是国家古籍整理大型项目《全宋文》两主编之一，参加了《中华大典·文化典·辽宋金元典》、《三苏全书》的编撰以及《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等等，有丰富的古籍整理经历和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素养。刘先生的《古籍整理学》得以成书事实上也正是这些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和长期心血的结晶，一般寻章摘句的著作自是与之不可同日而语。 陶潜有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笔者拜读刘先生大作后，在自觉颇有收获之余深感有与二三学人共赏与析之必要。以笔者之疏才陋闻揆之，本书有可取者四，为不足者三。于是不自量力系词于下，博一笑尔。 近年来，文献学方面推出的新著作应该算是比较多的了，仅笔者手边可见的就有十余种，更不用说较早的著述了，可谓伟乎盛矣！然而，与文献学（包括古籍整理学）已甚为发达颇不相称的是，作为整个学科体系重要分支的古籍整理学竟无一部综合性著作面世，从而适时地对已有成果加以总结，对学科未来走向予以解析，同时为古籍整理的教学研究提供方便，这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憾和不便。《古籍整理学》作为第一部综合性的古籍整理学专著，填补了学界这一片空白，为可取者一。 刘先生在本书页2，从什么是“古籍”入手，紧接着指出了“古籍整理”应该是什么，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的原文进行某种形式的整理加工”，这里特别强调了“原文”二字，对“古籍整理”有了明晰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提出了“古籍整理学”这一概念，并对其研究范围、目的、方法等各个环节加以界定，更进一步分析了古籍整理学的定位、指导思想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样就在学术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古籍整理学的学科体系，开创之功不可没。是为可取者二。 作为实践积累的结果和长期心血的结晶，在内容和行文风格上，本书值得称道之处亦多。首先，书中类例大都发前人之未发，言前人之未言，完全可以看作是古籍整理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收录了大量未曾发表的近年来编撰《全宋文》时的心得体会。同时，由本人对这些类例现身说法，娓娓道来，分析深入浅出，语言亲切质朴，也便于学习者领会把握。其次，就古籍整理的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规律性的总结，如页46，作者在分析叙述“由于无知武断而妄改”造成古书讹误时写道：“凡是某字其他本都空缺，惟独四库本不缺者，大体上都是四库馆臣妄补，都靠不住，读者切不可轻信。”相信这些归纳总结于学界会有相当的警示和启发。再次，本书对古籍整理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和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着墨较多，如第四章第二节“正确标点的基本要求”下的小类目“要有广博的文史知识”，由具体事例展开，便从“不识文字”、“不明词义”、“不通语法”、“不识古韵”、“不知用典”、“不识文体”、“不明史实”、“不明制度”、“不知人名”、“不知族名”、“不知年号”、“不明地理”、“不熟文献”，以及“缺乏文化常识”、“缺乏专门知识”等15个方面举出了前人的致误原因，提醒我们在标点古书时应具有的知识和加以注意的事项，条分缕析，细致入微，使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此外，对目前学术界一些比较模糊易引起混乱而又无人重视的方面，作者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页5，作者从分析古文献的范围着手，对由国家所拟定的现行的学科体系中文献学的定位不当和重复设置进行了批评，作为一家之言有值得参考之处。此为三可取处。 刘先生在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将数十年来之心血着于纸上，为学界解一大悬案，补一大空白，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本书第九章“古籍整理手段的现代化”是先生委托青年学者吴洪泽所作，虽非亲手笔录，然而人在高龄仍密切关注学术动态和方法手段之更新，把握时代之脉搏，这种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态度亦颇足令我辈企慕。在书中，先生对于权威，一方面充分肯定，一方面也绝不盲从；一方面极尽尊敬爱护之心，一方面敢于质疑并表达出自己的新见解。如第三章第三节“校勘的方法（上）”之“对校”一目，就对校勘界奉为圭臬的陈垣先生的对校方法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讨，体现出一个学者可贵的独立品格。要之，比之今日学界喧嚣浮华的一面，本书处处体现的前辈风范为其可取者四。 四可取后为三不足。 不足之一，诚如作者本人在页1所云： 从孔夫子整理六经以来两千多年，不知多少学者孜孜从事于古籍整理工作，不知多少人为此耗费了毕生心血。古籍整理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古籍整理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从一代又一代的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学者们逐渐地将这些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总结，对古籍整理中的各种规律进行研究，或有所论述，或写成专著。 也就是说古籍整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成就卓著，然而对此丰硕的遗产，作者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本书亦缺乏专章论述，对于想从整体脉络上了解古籍整理发展状况的读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作者在页2又云： 古籍整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但它并非仅仅研究整理古籍的具体方法，它也包含了很多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比如古籍整理学的对象、范围、意义、宗旨，它与现实的关系，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选题的原则，整理与研究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但古人没有研究过，直到今天，我们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包括著者自己）也往往只注意于实践，而对这门学科的理论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应当说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这段话可谓知己之言，本书不仅对理论问题探讨甚少，对于古籍整理学与相关学科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只是泛泛而论，缺乏深入，是其二不足。 此外，在从事大型古籍整理工作时，如何进行合理的人事安排，以便协调行动，提高效率，保证质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一方面，古今皆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和深刻的教训可供借鉴研究，对古籍整理的组织管理情况加以研究亦属于古籍整理学的一个范畴。就这一问题，本书几乎未曾论及，诚为一较大缺憾。 《古籍整理学》为古籍整理学界第一部综合性的论著，它的问世首次正式搭建了古籍整理学的学科体系，对于古籍整理学稳健地向前发展大有裨益。本书也是刘琳先生数十年来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心血结晶，书中体现的前辈学人风范足资我辈效法。当然，作为第一部综合性著作，本书也存有不少不足和缺憾，但是，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探索之功殊不可没。 （本文作者单位系四川大学古籍所）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5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