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道，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与兄宗道(字伯修)、弟中道(字小修)并有才名，世称“公安三袁”。袁宏道的诗文往往写明日期，虽然其中间有错讹，但大部分都比较准确；袁宏道诗文又有较强的记事性，事件与事件之间，有时间先后的线索可以寻按。袁宏道逝世之后，其弟袁中道为编《袁中郎先生全集》，并在序文中为其诗文进行了大致的编年(以下简称《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为小修序)：“其《敝箧集》为诸生、孝廉及初登第时作也。《锦帆集》令吴门时作也；《解脱集》以病改吴令，游吴、越诸山水时作也；《广陵集》去吴客真州时作也。《瓶花集》为京兆授为太学博士、补仪曹时作也。《潇碧堂集》请告归卧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砚集》再补仪曹出使时作也。《华嵩游集》官铨部、典试秦中往返作也。”[1] 1710-1711另外，袁中道的《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以下简称小修《行状》)等文章又准确记录了袁宏道一生行谊：袁宏道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授吴县(今江苏吴县)县令。万历二十五年(1597)因病获准解官。万历二十六年(1598)入都(今北京)，授为京兆太学博士，迁礼部仪曹。万历二十八年(1600)奉使河南周藩瑞金王府(藩驿在今河南开封)，顺道南返家乡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并上《告病疏》要求病归。万历二十九年(1601)获准后，在家乡隐居了7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起补京兆学官，再次入京。万历三十五年(1607)奉命至蒲圻(今湖北嘉魚县西北)，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月顺道回公安，不久回京。抵京后，补验封主事，摄选曹事。万历三十七年(1609)典试陕西，万历三十八年(1610)假归公安，当年九月初六卒于家中①。 后人根据这些第一手资料，对袁宏道诗文的编年已经粗具轮廓，其中最为袁氏功臣者，是钱伯城和任访秋二位先生。钱伯城先生《袁宏道集笺校》(底本为佩兰居四十卷本，以下简称钱本)，虽然基本按袁小修编校本即《袁中郎先生全集》编年，但因对文集中朋友交游、时事背景、专门制度、经历地理等均加笺释，这为袁宏道诗文的编年提供了坚实的背景资料，于袁氏诗文编年仍有筚路蓝缕之功。之后，任访秋先生《袁中郎研究·年谱》(以下简称任谱)为袁宏道制作年谱，并为袁宏道诗文编年，任谱并未脱离钱本的框架，但后出转精，其中一些诗文的编年更趋严谨。可以肯定地说，学术界对袁宏道诗文编年的研究已经进入了良性领域；但需要指出的是，钱本和任谱编年的框架虽然无误，但在勘比袁宏道的行谊与袁氏兄弟相关文章对其诗文进行准确编年方面还是显得相对薄弱，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拾遗补阙，以芹曝之言补智者之失。 一、《虎丘》及相关诗作写于万历二十五年六月 据前引小修序，《锦帆集》写于袁宏道令吴县时，《解脱集》写于因病解官后游吴、越诸山水时。钱本据此把袁宏道游苏州名胜的《虎丘》②(为减省篇幅，以下袁宏道的诗文不标作者)一文编于《锦帆集》，列于游吴诸记之首，统编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底前后在吴县作。任谱对钱本袁宏道游吴诸记的顺序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调整，分置游吴诸记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年之间。其中《虎丘》一文置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理由是“有‘今余幸得解官为吴客矣’之句，故知为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所作。”[2] 148但任谱并未言明此文写作的具体时间。 今据小修《行状》，知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解官前，已经“置孥于锡山(今江苏无锡)以待命”[3] 1652，据《游惠山记》，知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1597)解官前后均居无锡，但解官不久即有游越(包括安徽新安江一带)之行；据书札《伯修》，大约可知游越之行程：“弟以二月初十离无锡，与陶石篑(即袁宏道好友会稽人陶望龄，号石篑)兄弟看花西湖一月，不忍极言其乐。”前后与石篑兄弟聚首三月余，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舟中寄江进之》诗中对游览日期的描述更为具体：“一月探会稽，二月了西湖，五日登西目，十日瞰天都。”知袁宏道二月启程游两浙、徽州，游程三月有余。此行返回家眷所在地无锡的途中，曾在苏州逗留，并有诗歌《雨中过苏》(二首)和《过吴戏柬江进之》。录之如次：“二年前事似前朝，记得朱颜个里销。雨雨风风新震泽，车车马马旧虹桥。尘来不上双行脚，病后犹存一捻腰。是我万般辛苦地，如今闲话尽逍遥。”“无官有客尚留吴，难道陶潜不腐儒？魂亦寻花如蛱蝶，梦惟逐浪似鹈鹕。孤灯影瘦寒山寺，荒草流青夏驾湖。学道参禅都未澈，一毛聊得比杨朱。”“少年作客时，浸浸慕若长，千旄络长衢，一呵已神往。前者为吴令，始得羡游客。觉彼白衫宽，怪我腰带窄。今日过吴下，客来官已了。从头细忖量，客比官较好。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窟尘。欲得客兼势，同年作主人。”诗题中的“江进之”、诗中“同年”都指江盈科，盈科字进之。江进之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与袁宏道同登进士第，故称“同年”；袁宏道授吴县令时，江进之授长洲(时属苏州治)知县，长洲与吴县同城而治，袁宏道解官后，江进之尚在长洲任上。据袁中道《江进之传》，袁、江二人是关系至为密切的好友：“公与中郎游，若兄弟，行则并舆，食则比豆，迎谒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惫。若江文通、袁淑明云。上官至有小酬应，不必中郎知，公皆代为之。即具狱当事者，当事者付吴令平反，公不为嫌。曰‘吾向者讯果误。’或当事者向公才吴令，公闻之若甘露清风拂也。”[2] 137故袁宏道经苏州时，投书柬并希望与江进之小聚。 勘比袁宏道此行回程诸诗作，知其回程匆匆：六月初从萧山(今浙江萧山)西兴渡开始走运河水路，很快即至钱塘江上③；路经杭州，再沿运河往至苏州；到苏州时，仍是“雨雨风风”、“荒草流青”的六月(见前引诗作)，在苏州也仅作短暂的逗留；因为还是在六月，袁宏道已经在家眷所在地无锡作别朋友，准备回到公安④；七月初一启程返乡⑤，但归途中偶因洪水泛滥，不得已暂时卜居真州(今江苏仪征)：“仆投冠西归，江水如沸汤，不可行，姑欲卜邻真州。”(《李季宣》)据此，可以准确推定，《虎丘》是其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作客苏州时的回忆性游记。 根据袁宏道六月份行程的时空定位，可知他六月份的诗歌编年应为《答徐伯润》、《赠沈飞霞》、《舟中寄江进之，得珠帘字》、《雨中过苏》(二首)、《过吴戏柬江进之》、《环翠楼曹平子、吴平仲、沈飞霞言别，得送字春初曾同诸公游此》(二首)，钱本、任谱的这段时间的编年各有舛误。另外，钱本、任谱皆编《听朱生说〈水浒传〉》为其在无锡的最后一首诗作，亦误，因为作者《游惠山记》一文，已经明确听朱生说书在本年正月，即游越之行以前。 二、《拙效传》写于万历二十六年九月，《徐文长传》写于万历二十七年春天以后 《拙效传》、《徐文长传》入编《瓶花斋集》，此集时间跨度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暮春——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之间。钱本定《徐文长传》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定《拙效传》写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之间。任谱定《徐文长传》写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拙效传》写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年之间。 今据《拙效传》及相关诗作可确考此传写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拙效传》曰：“家有四钝仆：一名冬，一名东，一名戚，一名奎。冬即余仆也。……(冬)今年随至燕(今北京市)邸，与诸门隶嬉游半载，问其姓名，一无所知。”据此，可知“冬”是跟随袁宏道的仆人名字，仆从一般都随主人行止。另据小修《行状》：“戊戌(万历二十六年)，伯修以字趣先生入都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袁宏道此年二月尚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一带)与小修作别，并作诗歌《广陵别景升、小修》记行：“搔头几日见新丝，二月河桥上马时。长短官街惊梦鼓，高低杨柳罥新枝。”至德州时已经是三月初清明时节：“空里跃红妆，始觉清明近。”(《德州舟中清明》)到达北京仍及见梨花绽放，《梨花初月夜》诗可以为证：“梨花初点贴窗流，冷月笙箫处处楼。醉里不知花是影，隔纱惊唤小扬州。”伯修近西长安门的寓所院内有“梨花二株甚繁盛，开时香雪满一庭。”(《抱瓮亭记》)“初月”犹言初弦月，即阴历每月初七初八的月亮；梨花清明节前开放，花期只有七、八天时间，故知袁宏道三月初七、八即已抵京，《拙效传中》载仆人冬“与诸门隶嬉游半载”，即至当年九月，故知此传记写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间。 钱本定《徐文长传》写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天，任谱受体例限制仅定写于万历二十七年，但未作详考。今据《徐文长传》及相关尺牍考之如下。 据《徐文长传》，知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1597)——“不佞生三十年”⑥ 游会稽(今浙江绍兴)时，在陶石篑的书楼上发现了山阴(今浙江绍兴)奇才徐渭(字文长)生前自编诗集《阙编》，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产生以史才诗笔“传畸人于千秋”的愿望[4]；由于我国史传文学向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5]，徐渭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虽然与袁宏道基本上属于同时代人，但徐渭是越人，一生侘傺穷愁，袁宏道从未与之交游。因为对徐渭生平事迹不够了解，加上没有看到他的全部作品，无疑缺少为人立传的基本前提。所以袁宏道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北京时，一直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搜求徐渭晚年的诗文，正如《徐文长传》中所说，他曾致书当时的绍兴府推官“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知所托之人为孙司李，即孙应祥⑦：“徐文长，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中人士，为一板行。”(《孙司李》)但至《徐文长传》写成时，不仅没有得到板行文字，托孙应祥抄录的手稿一事也未果，故传曰：“今未至”。实际上，袁宏道还为此多次嘱托好友陶石篑，附寄《徐文长传》的书札《答陶石篑》中提到此事：“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孙司李，久不得报，恨恨。兄幸令侍者录一纸送司李处，渠当留意矣。”此前给答陶石篑的另一通书札中也郑重嘱托此事：“徐文长老年诗文，幸为索出，恐一旦入醋妇酒媪之手，二百年云山，便觉冷落，此非细事也。”陶石篑显然也未能为袁宏道作成此事。另一方面是希望熟悉徐渭的友人来完成这篇传记。于是他在给同年孙应祥、朋友陶石篑、梅国桢⑧、座主冯琦的信札中盛赞徐文长的诗文，就是希望得到回应，果然朋友中的梅国桢与徐渭是老朋友，并且对徐渭的一生作出了最恰当的总结：“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徐文长传》)因此袁宏道希望梅国桢来完成这篇传记：“徐文长病与人，仆不能知，独知其诗为近代高手。若开府为文长立传，传其病与人，而仆为叙其诗而传之，为当代增色多矣。”(《答梅客生》)梅国桢似乎并没有兴趣为徐文长立传，但其所言“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一语，被袁宏道定义成《徐文长传》之主旨。因为对徐渭其人其诗知之不全，所以尽管袁宏道尽力而为，但正如传中所言，仍有“不甚核”的遗憾。 通过对袁宏道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各通书札的比对，知《徐文长传》最早只能写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本确定写在本年春天，最直接的依据就是附寄《徐文长传》的书札《答陶石篑》：“《广庄》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请教。《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根据此数语可以作三种假定：即《徐文长传》完成于《广庄》、《瓶史》之前、同时或之后。虽然这通书札的具体写作时间未详，但通过排他法，可以确定此传不写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天。在附传的书札《答陶石篑》之前，袁宏道给座主冯琦的书信中即有“入燕以来，忽忽一岁”，上文已经考出袁宏道入燕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上旬，袁宏道在这封信中曾盛称徐渭诗文而未及传记：“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辩，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冯侍郎座主》)说明此时《徐文长传》尚未写成。其次，《广庄》是七篇哲学思辨类的长文：“广者广其意，自为一《庄》，如左氏之《春秋》，《易经》之《太玄》也。”《瓶史》文章虽短小，但有十三篇。除小引之外，还有十二个品目：《一花目》、《二品第》、《三器具》、《四择水》、《五宜称》、《六屏俗》、《七花祟》、《八洗沐》、《九使令》、《十好事》、《十一清赏》、《十二监戒》。两种系列论文均须耗时费日，心无旁骛，此也可夹证作者春天尚未写成《徐文长传》，故此传记应写成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天以后。 三、游庐山诸诗文写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告病疏》写于接柩回乡之后 《潇碧堂集》写于告归家乡柳浪湖时，即写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年间。袁宏道有《入东林寺记》等七篇庐山游记以及时空能够与之对应的庐山系列诗歌都编归此集。因袁宏道庐山诸游记中的总结性文章《识庐山记后》中“登庐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一语与其行谊明显不符，钱本、任谱对此或作推定或予以存疑。“庚子”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但现存所有资料都表明袁宏道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尚在北京。钱本据此推定庐山诸记写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九月，认为六月系九月之误：“然查本年六月宏道尚在北京，七月始奉使周藩，旋归公安小住，又沿江而下，至九江，上庐山，据前卷各诗，行踪甚明，故决无在六月游庐山之理。”[1] 859任谱定庐山诸记写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并加按语曰：“此文中谓‘发庐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实际中郎庚子六月尚在京师，至七月始以事南下，何得谓‘发庐山之日’乃始于庚子？以事来推，应为中郎归柳浪后之次年，即辛丑方合。志之以请教于高明。”[1] 166 袁宏道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六月尚在京师，至七月始以使事南下的直接根据是其《告病疏》一文。此篇疏文与袁宏道这段时间行谊的关系至为密切，录疏文相关部分如下：“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臣袁某，奏为恳乞天恩，俯容回籍调理事。臣系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人，由万历二十年进士，二十二年十二月内授吴县知县，二十三年三月内到任，二十五年正月内因病乞恩，改授教职。二十六年四月内授顺天府教授。二十七年三月内升授国子监助教。二十八年三月内升授今职。本年七月，差往河南周藩瑞金王府，掌行丧礼。事讫之后，于今六月，臣由水道复命，行至安庆，火病大作，胸膈烦闷，嗽喘弥月，肌肉尽销，仅余皮骨。剑戟支床，动转不得，日进数匕，呕吐者半。才抵瓜、仪，适遇臣亡兄右春坊右庶子臣宗道柩还，一恸倒地，病势遂极。” 今据此疏文以及袁宏道的相关诗文可确考游庐山诸记写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理由如次： 1. 袁宏道奉命使南的任命虽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七月，但却在八月初六离京，他写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怀念伯修的一首诗题可以为证：《八月六日舟中，忆去年此日，与大兄都城归义寺别，泫然念及大姑[即余大姑(亦称大家)，是袁氏兄弟的庶祖母，也是嫡亲祖母]，自云：‘明岁二三月当还，出笼不远。’因大笑而别。今大姑与兄俱逝矣，哀哉五首》。另外，袁宏道《余大家祔葬墓石铭》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余兄弟把书(按，书信中父亲告知了余大姑病重的消息)，肠为之裂。时伯修直东华日讲，国本未定，侍讲筵者才三人，何忍言退。小修试事迫，余方官太学，例不得请，每相对而泣。无何，余转春朝郎(即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一职)，私喜曰：‘是有间，可以见大姑矣。’遂以秋试终之月，挟弟南归，归而拜王母于床下，则犹喜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时亡兄讣亦至。”据此，知袁宏道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九月均不可能有庐山之行。上引疏文中的“今六月”实指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书札《顾升伯修譔》可以辅证袁宏道六月游庐山：“六月内遍踏匡山，水石胜绝，自恨宿因不深，不得为此中净侣。”故《识庐山记后》中“庚子六月”为“辛丑六月”之误。 2. 根据袁宏道的诗文，知登庐山之程由公安启程，经沙市(今湖北沙市)，至九江游庐山；又由庐山返回九江，顺流而下，途中行经安庆、芜湖、当涂、南京、仪征、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扬州等地。从《告病疏》看，袁宏道经过安庆，似乎是在以使事归南事竣后，由水道入京回复朝廷之命的途中。事实上，袁宏道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离开京城，袁宗道九月在京逝世，袁宏道十一月得到噩耗，精神上受到打击，决定归隐山林。袁氏三兄弟都是精神高洁之士，他们往往凭借丘壑林泉，疗救心理甚至身理的创伤，袁宏道说：“真愈病者，无逾山水”(《游惠山记》)，所以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1597)因病解官后，不是回家养病，而是遍览两浙、徽州的名山大川。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卒，袁中道即得血疾，百药无效，逃隐于玉泉山(在湖北当阳县西)后，病方渐瘳：“勉强排遣，药饵不效，则走之玉泉山中，看山听泉，期日久日忘，以消此苦怀，庶宿疾之不发。凡一年有余，弟始有生望。”[6] 袁宏道此次游庐山之意也在于排遣丧兄之痛。 3. 《告病疏》中“才抵瓜、仪，适遇臣亡兄右春坊右庶子臣宗道柩还”，似乎是复命途中遇兄伯修灵柩，实际上，袁宏道此次沿江而下的目的就是接应兄长灵柩。袁氏兄弟的道友僧无念⑨ 在袁宏道游庐山时即知此讯，故追至九江浔阳江口，就是为了与袁宏道同往仪征迎伯修灵柩：“念公闻我来，追至浔阳际。十日抵瓜仪，南北舟相次。肝肠痛一割，石火迭相谓。富贵竟何成，颠毛不如薙。十载无生学，劈莲微见忆。痛呼隔闻尘，天高日西坠。”(《怀大兄诗》)接柩后，无念因病没有前往公安而是先行回到江西：“瘦石如何比老颜，才留筋骨在人间。一舟破衲慈明哭，几叶寒帆学士还。病久思归黄柏岭，衰来梦上戒坛山。江西湖北频来往，学得心闲似水闲。”(《无念同余迎先伯修，赋此为别》)袁宏道接柩之行沿江而上，约在初冬时节回到家乡，有《将抵家园作伯修柩方归》诗二首：“都说还家乐，今来无此情。稍稍亲宿累，渐渐入愁城。岳月随归梦，芦风作苦声。令人仇鬓发，遮我学无生。”“况是风吹旐，那能石作肝。一门冰水泪，十里路人寒。痛绝椿堂树，孤他熊胆丸。郭西原上草，曾是绣归看。”可见袁宏道此次江行的目的极为明确，根本没有打算再回京城，所以《告病疏》中“水道复命”云云都是请假时对朝廷的托辞。 据本文所考游庐山及沿江而下的时空定位，钱本中的庐山、芜湖、扬州平山阁、采石蛾眉亭、白下(今江苏南京)、仪真、大冶县道士洑、汉阳(今湖北汉阳)等地共二十首诗作的时间起点，均应推迟九个月[即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九月推迟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就此，也知《告病疏》一文钱本、任谱定作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均误。此疏文于情于理都应写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底或万历三十年(1602)年接柩回乡痛定之后。 四、玉泉山、太和山诸诗是万历三十年的三次记游之什 袁宏道游玉泉山、太和山(在湖北均县南)诸诗也入编《潇碧堂集》。钱本定游两山诸诗写于万历三十年(1602)，任谱编诸诗于同年并加以说明：“这年中郎侍七泽公(袁宏道父袁士瑜，号七泽)游玉泉及太和。”[2] 167“壬寅年(万历三十年)，中郎同其父游太和(武当)、历荆门(今湖北荆门市)、襄阳(今湖北襄阳)、而抵太和。登天柱峰(太和山最高峰)、紫霄峰、虎耳岩、玉虚岩。”[2] 169钱本、任谱均笼统言之，故袁宏道玉泉、太和之行尚有可缕析之处。 1. 万历三十年(1602)袁宏道曾两游玉泉山。如前所说，为销解对亡兄的刻骨思念，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接柩回乡途中，就有游玉泉山的想法，并写《寄黄谕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约》诗，对朋友黄平倩⑩ 发出同游的邀请。万历三十年(1602)大年初一，袁宏道全家准备与当阳度门寺住持僧无迹同往玉泉山小住：“算取开年得意事，衲头随着住山人。”(《壬寅元日》)“处世渐同栗里子，全家拟住玉泉山。”(《初正偶题》)。人日即正月初七即启程前往玉泉山(《人日同度门发足上玉泉》)。黄平倩时为东宫侍讲，未能偕行；袁宏道又约了另一位好友江陵(今湖北江陵，明代荆州府治)苏惟霖，但苏惟霖临时为风雪所阻，也未能前来，这使袁宏道非常沮丧：“立尽寒枝影，佳人窅不来。”“青娥隔带水，负我一窗梅。”(《舟中风雪，迟苏潜夫游玉泉不至，和客韵》二首)此次行经沙市、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至玉泉山，舟行往返，在路途及山上小住一月有余，当苏惟霖赶到玉泉山时，袁宏道一行因父亲病疮已经回到公安，袁宏道对此行的舛互深表遗憾：“江程才隔一牛鸣，人事参差奈此行。枉把青山来作梦，孤他白石上题名。花间废巷查遗迹，雪后崩崖战水声。到日天台应寄讯，讲堂久矣待袁生。”(《期苏潜夫游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复以大人病疮归。于其行也，诗以讯之》)至八月，黄平倩请假归蜀道过玉泉山，并邀请袁宏道同游，袁宏道兼程赶到玉泉山，此行写有《黄平倩至玉泉，以书见邀，倍道趋之，马上感旧有作》、《玉泉山同黄平倩庶子赋》、《关公祠》、《智者洞用黄平倩韵》等诗作。游玉泉山后，袁宏道谨遵伯修所托之梦，迎黄平倩至公安，主持伯修灵榇入窆时题主志墓诸事谊[7] 88-89。 2. 万历三十年(1602)第一次玉泉之行回公安后，花朝节(农历二月十二日或十五日，袁宏道有《花朝和坡公韵》诗)后的仲春时节(纪行诗《荆门道中》“闲花远坞风”，《大堤女》“不知裙着刺花儿”可证)，再次侍父前往太和山，这次也是举家前往，并有纪行诗《侍家大人游太和，发郡城，偕游者僧宝方、冷云、尹生也》(三首)，其二有句曰：“全家都爱踏云烟，过去青山香火缘。”其三有句曰：“识得袁家装束别，红旌队里一骑僧。”此行从郡城(荆州府治江陵)出发，出荆门州、经襄阳至太和山，返程过襄阳隆中山回到公安。 五、《明司城陈君墓石志铭》写于万历三十七年秋天 《明司城陈君墓石志铭》一文，钱本入“未编稿之二”，并定为万历三十六年北京作；任谱因此篇未入编诸集不为编年。钱伯城先生定此文写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写于北京，显误；这一错误的造成，源于《明司城陈君墓石志铭》文章本身。此文写小人物陈献文与袁氏伯仲二十年间的交往，时间的推移历历可辨。我们看文中的时间推进： “己丑”——万历十七年(1589)，入京会试“落第南归”(此部分未注明出处的引号中文字均引自《明司城陈君墓石志铭》)； “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得隽”(考中进士)； “后七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授京兆”(京兆校官)； “又二年”——万历二十八年(1600)，“伯修即世”； “又七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起补”(京兆学官)； “又数月”——万历三十五年仲秋八月(1607)“以使事南”(奉命至蒲圻存问原右都御史谢鹏举)； “又数月”——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官司封，由南徂北，至良乡(今北京房山区西南 陈君家乡)，则君已逝。” 问题出在行文中的最后一个时间段，这是一个时空跳跃的叙述。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一)和《行状》对袁宏道这段时间的行谊有详细的记载：“万历戊申(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日，住筼筜谷。予以丁未(万历三十五年)下第，馆于渔阳蹇大司马所，至是年三月始归。先是中郎官仪曹。丁未冬南归途中，闻铨部之报，是年春复入都。”[7] 1“己酉(万历三十七年)，先生主试秦中。”[3] 1655据此可知，袁宏道万历三十五年(1607)奉命使南，冬天在返回公安途中，得铨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春天“由南徂北”回京。抵京后，补验封主事，摄选曹事，万历三十七年(1609)任陕西主试再由东徂西至长安(今陕西西安)，此行至陈君家乡良乡时“是时酷暑”，故知此行夏末启程，秋抵长安。此墓志铭是陈君的后嗣到长安乞得：“君之嗣文学自重者，闻僧言，走长安来谒谢，且乞一志，以祈不朽。”再对比袁宏道北京至长安行程中纪行诗作，与上述时空一一不谬，袁宏道完成主试后，即有华山、嵩山、百泉等地之游，至十一月中旬始抵京，故知此文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秋天写于长安。 注释： ①参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649—1658。 ②本文所引袁宏道诗文原文均出自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答徐伯润》诗“问我客何方，昨日西兴渡”；《赠沈飞霞》诗“江上逢老郎，六月双重布”。 ④《环翠楼曹平子、吴平仲、沈飞霞言别，得送字春初曾同诸公游此》(二首)诗“别意如水寒，六月溪云冻”，“归思如奔马，千夫不能控”诗题中的“环翠楼”，旧在无锡湖中黄埠墩上。 ⑤《江进之》“初一从无锡出发，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矣。” ⑥袁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此年正三十虚岁。 ⑦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考证“孙司李”：“孙应祥，钟祥人。万历十六年举人。二十六年，任绍兴府推官。”明清称乡试录取者为“举人”，又称乡试同榜登科者为“同年”，袁宏道万历十六年举乡试，故称；再结合下面所引《答陶石篑》一文，知孙应祥即孙司李。 ⑧梅国桢，即后文梅客生，大同巡抚，沿旧称为“开府”。 ⑨僧无念，名深有。湖北麻城龙湖芝佛院住持，常往各地说法，时在江西。 ⑩黄平倩，名辉，号慎轩，蜀人。 【参考文献】 [1]袁中道. 袁中郎先生全集序[M]//钱伯城. 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任访秋. 袁中郎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袁中道. 袁中郎先生行状[M]//钱伯城. 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鲁迅全集：第九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0. [5]班固. 司马迁传赞[M]//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8. [6]袁中道. 告中郎兄文[M]//钱伯城. 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658. [7]袁中道. 袁小修日记[M]. 台北：国学研究社，1935. 原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