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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存善选编《类聚名贤乐府群玉》是现存元人编辑的四种散曲总集之一[①]，是元散曲研究的重要文献。明范氏天一阁旧藏蓝格影元钞本，嗣后据之有多种校本。版本研究是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本文拟对《乐府群玉》残缺情况进行探讨，并提出"增订说"，以期对其版本有较近历史事实的认识。 一、《乐府群玉》存在增订情况考 《乐府群珠》[②]（下文简称《群珠》）多有录自《乐府群玉》的小令，并于该小令上注明"玉"以示所自，可借以校补《群玉》。任讷校《乐府群玉附录·群珠补正》即谓《群珠》"录自此书（指《群玉》）者多仍其章次，且于每曲之上，注一玉字，因得校勘增补如后"。[③]以《乐府群玉》选张可久小令情况为例：《群珠》保存了张可久不见于今本《群玉》的9首小令，上皆注"玉"字，表明抄自《群玉》。任讷据《群珠》将此9首辑入其校本《群玉》，隋树森校订本从之。按一般的思路，这是《群玉》为残本的一个证据。《乐府群玉》隋树森校订本《前言》谈到今本《群玉》为残本，其依据之一即是《群珠》保存着不少《群玉》所不见的小令。[④] 然而，仔细分析这9首小令的情况，会发现一个耐人寻思的现象。这9首小令分别是：〔折桂令〕《湖上道院》、《酒边即事》、《避暑醉题》、《寒食》四首，〔普天乐〕《重过西湖》、《暮春即事》二首，〔红绣鞋〕《怀古》、《西湖雨》、《简吕理问》三首。若从张可久创作时间上考察，将这9首对应于其先后辑成的四个集子[⑤]，就会发现：它们俱属《苏堤渔唱》。《群玉》以曲家结构全书，一家之下，复以曲牌统领作品。即任讷校《乐府群玉》附录《录馀琐志》所谓"盖全书之词，以贤为类而聚；每贤之词，又以调为类而聚也"。这9首小令分属的三个曲牌，在今本《群玉》中，是不相联属的；也就是说假设此9首小令为今本《群玉》所残，还原它们到今本《群玉》之中，它们是分为三部分插在"张小山乐府"之中，并不在一处。同时须注意到：今本《群玉》所选张可久小令153首俱属《今乐府》一集，且这153首完整地保存了《今乐府》一集11个曲牌下小令的次序、数目。设若《群玉》选《今乐府》的小令部分有残损，《群珠》当不会不辑录保存一二首；因为《群珠》于一曲牌之下有"一网打尽"的编辑手段（详见下文论述）。也就是说《群玉》在这些曲牌下的小令毫无残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若《群玉》于"张小山乐府"果有残损，亦绝对不会偏偏残损了分散三处且俱属《苏堤渔唱》的9首，而残损的竟无一首属《今乐府》。由此可以判断：把《群珠》保存了今本《群玉》不见的小令，简单地作为今本《群玉》是残本的依据，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 试考察一下与《群玉》同时的三种元代重要典籍的出版情况，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周德清（1277-1365）所撰《中原音韵》。今存版本较多，其始作于泰定甲子（1324）秋，后多次增订，于至正二年（1342）左右正式刊行。周维培考之较详。[⑥] （二）钟嗣成（1279？ -1360？）所撰《录鬼簿》，今存数种版本，内容有许多不同之处。贾仲明增补本所据本为可考的最早版本，修订于至正元年、二年（1341-1342）间；孟称舜刻本所据本修订于1342-1345年间；曹楝亭刻本所据本修订于1345-1346年间，均在钟嗣成自序十馀年后。[⑦] （三）杨朝英选集《阳春白雪》初稿成于皇庆二年（1313），于十卷本前至少有两次增订，前后合刻之十卷本成于1328年后，十卷本后至少有三次增订。[⑧] 笔者认为《乐府群玉》存在类似于《中原音韵》、《录鬼簿》和《阳春白雪》递修增订的情况。用古书多有增订的眼光来观察、解释上面谈到的《乐府群玉》选张可久小令的现象，似更合理，更符合历史事实：《群玉》存在增订的情况，其较早的本子正逢张可久《今乐府》的创作和整理过程，从中选了大部分进去，即今本《群玉》所选153首。后来张可久又有《苏堤渔唱》的创作[⑨]，《群玉》便又从中选了9首，是为一次增订，《群珠》的编者所见即此增订本，得以辑入《群玉》里本属《苏堤渔唱》的9首小令。后增订本亡佚，较早的版本反而因早有较大影响和广泛的传播而得以流传后世。[⑩]今本《群玉》即源于较早的版本，所以不见后增入的9首小令。 《群珠》辑录自《群玉》者之中有《卢疏斋乐府》52首、王举之〔折桂令〕《赠胡存善》曲等，为今本《群玉》所不存。设若《群玉》较早的版本选入了卢挚52首小令，很难想象如此众多的小令竟然全部残缺了。从今本《群玉》独具匠心的曲家选入格局来看，[11]找不到单独安排卢挚位置的方案。 试如此解释当时的情况：胡存善先初步选辑《群玉》，后又编辑姚燧、卢挚散曲集，友人王举之感而作〔折桂令〕《赠胡存善》曲，称赞他"功在诗书"，"采燕赵天然丽语，拾姚卢肘后明珠"。（"燕赵天然丽语"针对散曲用北曲作而言；"肘后明珠"，指绝妙作品。）因为有编辑卢挚散曲作品的积累，并领悟了卢挚作为元散曲清丽派（《群玉》编选几全为清丽派，另文阐述）先驱的重要意义，故在增订时补至书前（见下文论述）；作为知音之作，王举之〔折桂令〕《赠胡存善》曲一并增补。 今本《群玉》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任讷《录馀琐志》所谓诸卷"皆有自乱其例之处，尤以卷四为甚。凡新列一人，其词后大抵附有他人之作，以致此卷若专为他卷补遗而设者"，很可能是由于天一阁旧藏钞本所据本《群玉》作为较早的版本尚未细加增订完毕所致；那些附于词后的他人之作，多于此作后小字标明"并"某曲家字样，大概是初期编辑过程中的"权宜"之举，或匆匆出版而未及改定，终使该书有此"罅漏"；而后的增订本或已纠正了较早版本的不足，或因源于早期未编辑好的钞本也有可能。大概由于胡存善编辑散曲最为著名，张可久〔折桂令〕《赠胡存善》曲所谓："掌梨园乐府须知，富有牙签，名动金闺。"许多歌伎需要好的作品来演唱，急需散曲集子，该书尚未完善，即已流布开来。 二、《乐府群珠》保存了《乐府群玉》增订本的部分面貌 《群珠》有不少部分是辑录自《群玉》，于所选小令上注明"玉"以示所自。比较《群珠》与《群玉》收录小令及曲家的情况，可以获知《群珠》所据《群玉》增订本的部分格局。 下表以《群珠》5个曲牌下曲家选入顺序的情况为例：  《群珠》5个曲牌下曲家的排列顺序，刘时中以下，与今本《群玉》中的排序基本一致，尤其是刘时中、任则明、赵文宝、曹明善这段序列在二书中顺序完全一致，表现得最为突出。故疑《群珠》基本上是比照它所据《群玉》增订本抄录的。任讷校《乐府群玉》附录《群珠补正》即谓《群珠》"录自此书（指《群玉》）者多仍其章次"。而《群珠》中卢挚、鲜于必仁、王举之俱列在刘时中诸人之前，全异于今本《群玉》之列刘时中四人于卷一为全书之首的格局。这又必是《群玉》自身在保持基本格局的情况下，局部有较大的增订变动所致。以卢挚在增订本中排在刘时中诸人之前，从全书格局以及卢挚的散曲创作地位来看，要比隋树森校订本置于卷四合理得多。或许，胡存善在较早的版本的基础上，将卢挚、鲜于必仁、王举之单独列出，为第一卷，刘时中以下数卷依次改过卷数，乃成六卷本矣；或者将原来的卷目重新加以合并，然终当有别于今本《群玉》。任讷《录馀琐志》云："全书果否五卷，究共几家，载词若干，因原本无序例、目录，均无从寻考。"已经对《群玉》的卷数大胆地提出了质疑。 隋树森校订《群玉》，将卢挚置于卷四丘士元之后，将亦自《群珠》所辑的鲜于必仁小令复置于其后，大概只是鉴于今本卷四在整理后仅存39首，在数量上相较他卷为单薄，故充实之，似无其他理由。但如此安置，与卢挚在元代散曲创作的地位大不相符，亦有淆乱今本全书格局之讥，当是未认识到《群玉》存在增订情况而将较早的版本与增订本混为一谈所致。 三、《乐府群玉》选贯云石等人小令情况考辨 通过对《群珠》、《群玉》收录曲家小令情况的比勘、统计，可以发现：《群珠》卷一〔喜春来〕、〔上小楼〕、〔山坡羊〕、〔卖花声〕，卷二〔四块玉〕、〔金字经〕，卷三〔折桂令〕，卷五〔迎仙客〕、〔朱履曲〕（即〔红绣鞋〕）、〔普天乐〕，涉及到的16位曲家的小令，几乎悉数照录《群玉》无遗，比如卷三收刘时中〔折桂令〕11首，皆与《群玉》卷一刘时中〔折桂令〕仅有的11首相同，卷四收王仲元〔普天乐〕11首，皆与《群玉》卷四王仲元〔普天乐〕仅有的11首相同；也就是说，在均有的曲牌中，《群玉》中收录的，《群珠》一般都会辑入；《群珠》辑录小令有"一网打尽"的编辑手段。《群珠》共有26个曲牌。 隋树森校订本《前言》第3页疑《群玉》于马致远、张子坚只选1首，于郑德辉只选3首，贯云石只选2首，是《群玉》残损所致，本不止此数。 今检《群珠》，卷三〔折桂令〕置贯云石于阿鲁威、庾吉甫之间，并无残损的迹象；《群珠》选贯云石〔折桂令〕6首，2首即抄自《群玉》，另4首抄自《阳春白雪》。是已采及《群玉》，非有意录多录少，盖《群玉》仅此2首，《群珠》即录此2首，就像《阳春白雪》仅4首，《群珠》即录4首一样。《群珠》亦选贯云石〔喜春来〕1首，〔朱履曲〕4首，未及《群玉》，盖《群珠》于其26种曲牌下非不愿多取，无处采拾而已。 至于郑德辉，《群珠》选其〔折桂令〕1首，录自《阳春白雪》。《群玉》仅收郑德辉2首〔折桂令〕，然实为〔百字折桂令〕，与〔折桂令〕殊异，故未为《群珠》所辑，正像《群珠》虽辑《阳春白雪》之〔折桂令〕，却不选《阳春白雪》之〔百字折桂令〕"弊裘尘土"一首（《阳春白雪》属白无咎，《群玉》属郑德辉〔百字折桂令〕二首之一）一样。 《群玉》选张子坚〔德胜令〕一首，《群珠》无此曲牌，故未辑录。《群玉》本无张子坚其他小令，《群珠》即无张子坚。此顺理成章。 《群珠》卷二〔四块玉〕、〔金字经〕各收入马致远小令21首、3首，不见有录自《群玉》者；《群玉》选马致远一首，曲牌为〔拨不断〕，《群珠》无此曲牌，故未选此首。即可知，《群珠》认为《群玉》中无可采者，若《群玉》能像隋氏想象的那么多，有与《群珠》共具的曲牌小令，则《群珠》对这样的大家绝对不会放过的。 由以上所论，可以推知，《群玉》本来收录张、郑、贯、马如此之少，借《群珠》尚可一窥其貌。 隋树森校订本《前言》第3页又疑《群玉》未收关汉卿、白朴等人为残损所致。 于关汉卿，杨朝英二选仅《太平乐府》有一种与《群珠》相同的曲牌，为〔四块玉〕，《太平乐府》于此曲牌下选关汉卿5首，皆为《群珠》所辑。于白朴，杨朝英二选仅《太平乐府》有一种与《群珠》相同的曲牌，为〔喜春来〕（又名〔阳春曲〕），《太平乐府》于此曲牌下选白朴10首，亦皆为《群珠》所辑。亦可见《群珠》在其26种曲牌下，辑录小令亦有"一网打尽"的手段。《群玉》若有关、白小令，亦当有若干常见曲牌为《群玉》、《群珠》所同有者，《群珠》必当有所辑录。又，揆《群玉》选录曲家，均为与胡存善同时之人，其作品主要创作于十四世纪上半叶；[12]而关汉卿、白朴（1226-1306稍后）为金之遗民，[13]与《群玉》所选曲家年辈相悬殊，非在胡存善选录范围之内。以此知《群玉》未收关汉卿、白朴为近于事实。隋氏所疑则不足据矣。 隋氏校订本《前言》以《群珠》未收《水仙子》等常见的曲牌，以为《群珠》是残本。然即使如此，也很难想象《群玉》、《群珠》一齐残去了关、白、马、郑诸人的小令！何况《群珠》未必是残本。 四、今本《乐府群玉》的残损情况 以上论述了今本《群玉》实为源于较早的版本，《群玉》存在增订的情况；并对隋树森推断其为残本的两个论据进行了驳正。但并不否定今本《群玉》是残本，其残缺具体可举的有以下三条： （一） 缺任则明一首曲文 心井盦钞本《乐府群玉》之"任则明乐府"〔金字经〕《秋宵》有题无曲，题左空两行。任讷《录馀琐志》疑曰："果仅阙本题一首，抑不止此？"笔者认为以其空两行，知仅缺本题一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群玉》于任则明小令每一曲牌下选的数目比较均匀，基本为3、4、5首，此〔金字经〕下今有4题，比较适中；另外，卷一列任则明为第二位，共选其59首小令，较卷一第一位刘时中选51首已多出8首，似难再多。再者，心井盦钞本《乐府群玉》于"吴克斋乐府"前空八行，与此处空两行，绝非随意，当为照原本版式而钞所致。《秋宵》一首的曲文之所以残缺，抑或天一阁钞本所源的本子此处漫漶不清，钞本即于此处空缺。 （二）"吴克斋乐府"前有缺文 今见心井盦钞本吴克斋〔上小楼〕《钱塘感旧》前空八行，当为残缺之处，疑缺两首小令。任讷《乐府群玉》于"王仲元乐府"下校语云："钞本原作〔江儿水〕，王仲元一行并无'乐府'二字，与前后体例不合。后文吴克斋亦与此同。但吴克斋〔上小楼〕前有阙文，'吴克斋'三字并非一家开始之标名，所以无'乐府'二字。兹既与彼同例，岂此前亦有缺文欤？"天一阁钞本无"王仲元乐府"一行，仅于曲牌"江儿水"下署"王仲元"三字，与"吴克斋"署于"上小楼"下相同，此为《群玉》体例上的"罅漏"，似难断定王仲元前有缺文。 （三） 缺"王举之乐府"一行 心井盦钞本及任讷所见本《乐府群玉》，"高敬臣乐府"前7个曲牌9首小令直接"张小山乐府"后，而查此9首皆不见张可久《北曲联乐府》诸书，断非张可久之作，而此9首中〔红绣鞋〕2首、〔金字经〕1首、〔迎仙客〕1首，见于《乐府群珠》，署名王举之，且注明"玉"字，故推知此9首乃皆王举之乐府。由此知天一阁藏钞本有残缺部分，于此处至少缺"王举之乐府"一行。任讷《录馀琐志》疑曰"张小山乐府后既阙名，难免不亦阙词"，似矣。然此9首小令直接张小山乐府后，不似吴克斋乐府前空八行、任则明乐府〔金字经〕《秋宵》题左空两行之可疑其有残缺，以此又疑其不缺词。 五、《乐府群玉》卷三、卷四有无残损辩说 任讷《录馀琐志》云："此本既将三四两卷中重见各人之词，并归入他卷后，此两卷所馀之篇幅乃无几。然即令无所移去，原卷所列，亦不当他卷之富。是又原书编制之甚可异者。……或者此卷内容之特少者，残本乃如此，原编未必然耳。"卷三、卷四选录小令数目在全书中的确不均衡，笔者以郑振铎藏罗氏心井盦钞本统计，卷一156首，卷二179首，卷三64首，卷四63首，卷五167首，共629首。卷三、卷四有残缺与无残缺，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以任讷所述理由，两卷有可能缺损。或有人质疑：上文论说《群玉》所选，《群珠》一般都会辑录，为何此两卷有缺损而《群珠》未有辑录得以保存呢？实际情况是：《群珠》共辑录曲牌26种，与《群玉》相同的为10种。所谓《群玉》所选，《群珠》皆辑录，只能是就这10种曲牌而言。《群玉》所选的此10种之外的曲牌小令有无残损，《群珠》就表现不出来了。比如：《群玉》卷三所收曲牌〔落梅风〕、〔红锦袍〕、〔清江引〕、〔拨不断〕、〔庆东原〕、〔一半儿〕、〔叨叨令〕、〔时新乐〕、〔德胜令〕、〔醉太平〕、〔沉醉东风〕等，卷四所收曲牌〔朝天子〕、〔水仙子〕、〔寨儿令〕、〔小桃红〕、〔江儿水〕、〔满庭芳〕等均在《群珠》26种曲牌之外；《群玉》这些曲牌小令存佚情况概难见于《群珠》。《群玉》卷三、卷四若有残损，当是这些曲牌下的小令。 两卷无残损也同样是可能的。正像任讷所谓"此卷若专为他卷补遗而设者"，卷三、卷四是初期编辑过程中的"权宜"之举，或匆匆出版而未及增订妥善。其较早的版本如此，其增订本即《乐府群珠》所见本或未必如此。何况此两卷一为64首，一为63首，规模相同，若有残损，绝难有如此巧合。 （作者简介：葛云波，男，1974年生，山东新泰人。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 -------------------------------------------------------------------------------- [①]对于《乐府群玉》的编者,学界有不同的意见。笔者撰有《〈乐府群玉〉选编者为胡存善臆考》(待刊稿)。《乐府群玉》今存郑振铎藏心井盦钞本、任讷校《散曲丛刊》本、吴梅校本、隋树森校订本,俱源于天一阁旧藏蓝格钞本。下文涉及与增订本区别时,统称现存本为“今本《群玉》”。一般简称《乐府群玉》或《群玉》。 [②]《乐府群珠》,(明)佚名辑,卢前校,商务印书馆1955年9月影印本。 [③]《乐府群玉》,任讷校,《散曲丛刊》本,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 [④]《类聚名贤乐府群玉》,隋树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⑤]另撰《张可久散曲集六种编刊时间考》(待刊稿)有所论述。 [⑥]周维培《论中原音韵》,第一章第一节《周德清生平考略及〈中原音韵〉的版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⑦]拙作《〈录鬼簿〉修订过程、时间及版本新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 [⑧]详见另撰《杨朝英〈阳春白雪〉增订情况考》(待刊稿)。 [⑨]详见另撰《张可久散曲集六种编刊时间考》（待刊稿）。 [⑩]后出为丰富、完善的版本反不如较早的版本为流行。如：杨朝英《阳春白雪》十卷本之后的数种版本较十卷本为繁富，然未若十卷本为显，多近散佚，盖十卷本当时流传已广，影响已巨，而能以原刻完整传世。虞集（1272-1348）《道园类稿》刊刻于元至正五年（1345），收诗915首，文723篇，多有篇章为其《道园学古录》（1341，收诗803首，文605篇）所未收，可看作后者的增订本，然远不如后者盛行。见姬沈育《虞集作品的五种元代版本》，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十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11]《群玉》曲家选入格局的情况，另撰《〈乐府群玉〉选编者为胡存善臆考》（待刊稿）有所论述。 [12]详见另撰《〈乐府群玉〉选编者为胡存善臆考》（待刊稿）。 [13]关汉卿生卒年，学界有各种推测，李占鹏《关汉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二章缕举甚详，最后考其生于1220年前后，卒于1300年至1303年间。赵兴勤《中国古典戏曲小说考论·关汉卿生卒年初探》（吉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考其生年在1195年至1200年间，卒年在1277年至1285年间。然由元邾经《青楼集序》云"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知二人必为"金之遗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