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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引 司马迁的《史记》，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纂述了三代向下直至其当代的史事，是古代史学上空前的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司马迁所著《史记》问世后几千年的古代社会里，评《史记》、论司马迁的学者及论著数以千计。 现将解放前的古代研究专著择其大端介绍如下： 唐宋古文运动兴起之时，《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字宝藏得到了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史学家们除对《史记》语言进行分析评论之外，还提出了马班异同的问题，其中以宋人倪思撰写的《马班异同》为代表。 明时学者对史汉文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大家学者着力于对《史记》的摘抄和评论，不免流于浅俗浮泛。评论最切肯要的莫如明代茅坤，他所著《史记评钞》用心独创，且多发现，非一般寻章摘句或琐屑考证者所能企及，另著名史学家柯维骐的《史记考要》，对《史记》之天官、律、历，考释尤为详尽，成为该书一大特色。 清代是《史记》研究高峰，评论涉及《史记》各个方面，如郭嵩寿的《史记札记》，对文字进行校勘考异和疏解；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对司马迁文心之微旨及手笔经营之妙方面进行探讨；牛运震的《史记评经》作为当时《史记》评论小汇；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等。 民国的王国维先生撰写的《太史公行年考》第一次为司马迁制定了年谱。 综上所述，建国前及古代《史记》研究和评价，往往侧重于司马迁发凡起例，创立纪传体史书的编纂形式，封建史学家只能从形式上做一些简单的描述，大都把《史记》研究重点放在校勘、考证、训诂、音义等方面，其研究方法是罗列材料，引证互见。文字多为随感式的，缺乏全面的研究。 二、建国后史记研究书目内容方面的主要成果 （一）普及提高读物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仅是历史名著，也是古典文学性质的名著，要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必读《史记》。建国以后，各地出版社都相应出版了不少普及读本。 50年代，郑权中的《史记选讲》将《史记》介绍给人们，使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王伯祥先生选注的《史记选》则可称为“学术性较强的选本”，他将宋蜀大字本、覆刻百衲宋本、影印南宋黄善夫刻本、原刻汲古阁十七史本、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全注考证本、张校本等一一互相对勘，凡文字的异同正误，作校记共千则，散附在各篇注释中。而1959年中华书局版的《史记》最为出色，此套书共分六册精装，由顾颉刚先生等人以特有的博学宏识，在继承前代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对《史记》原文及“三家经”作了全面的断句和整理，使《史记》这部要籍有了一个比较完善而易读的本子，大大便利了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 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动乱期间，《史记》研究陷入了停顿状态。 进入80年代，新的注释工作，随着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已经陆续在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出版读物中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绩显著，一些出版社出版了各种普及性的注译本和通俗性的评介小册子。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史记》专集，梁弼的《史记故事选译》，曾凡礼的《史记故事》，季镇淮的《司马迁》，胡佩韦的《司马迁和史记》，陈茂兹的《史记菁华录》，韩兆琦的《史记选注汇评》，台湾60教授合译的《白话史记》等几部雅俗共赏的读物，是普及《史记》和介绍司马迁方面的佳作，很受读者欢迎。在其他各种古代散文选本，二十四史记传丛书、文史名著丛书、史学名著选等都把《史记》作为重要的一部分进行介绍和分析。另韩兆琦的《史记通论》、《史记选注集说》作为较规范的教育教材，既有普及的一面，又有提高的一面，使它成为具有一定水平的著作。这其中以198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由王利器先生主编的《史记选译》为最，此书周谷城为之题字作序，集数位大家学者为之注译考评，校勘译定，注解得体，论断公允。这130万字的四册精装的《史记选译》是迄今为止，装帧质量最高、内容最为详尽的一部好书，它能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古籍，对发扬光大古代文化遗产更有功劳。 （二）司马迁与《史记》关系 1.司马迁生卒年问题 关于司马迁生年有六七种说法，但在史学界最有影响的是：（1）王国维所主张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2）郭沫若认为的“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同意前者说法的有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安平秋的《司马迁》、肖黎的《司马迁评传》、郭双成的《史记人物论稿》、张大可的《史记研究》，同意后者之说的专著有《司马迁与史记》、陆永品的《司马迁研究》、吴汝煜的《史记论稿》等。 至于司马迁的卒年，因缺乏直接的史料，比生年更难考证，只能考出较近的年代，《司马迁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等书中都明确肯定了司马迁必定死在武帝之后。 2.司马迁的思想研究 《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反映了司马迁的哲学、政治、史学、文学、经济、美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思想。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根据资料，从事实出发，尽可能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本身去说明问题，这种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哲学态度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历史著作中，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研究新论》、《司马迁论稿》、《司马迁研究》等书中都肯定了这种现象。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是通过写当代史表现出来的。《司马迁研究》一书中把75个汉史篇目按历史断限进行排列。这样一来，司马迁述史为治的政治思想就一览无遗了。司马迁的“汉家一统”、“综其终始”、“承敝通变”等思想，在该书中也都作了论述。《司马迁评传》认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两点：（1）主张大一统；（2）提倡德政。《司马迁论稿》认为司马迁揭露了汉王朝政治及社会的丑陋面和封建礼仪的虚伪性，以及当时的阶级矛盾、政治危机等。 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是在历史学方面，特别表现在他的史学思想上。他的史学思想主要有这样几点：首先是他的实录精神。建国后的所有专著对之都持肯定意见。第二，司马迁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司马迁自己总括为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新论》对这15个字展开了全面的述评，指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主要指他的世界观，“通古今之变”即是承认历史是进化的，是变的。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个创举，“显然是对正统儒学表示的一种抗议”。《史记研究》、《史记研究新论》等书都专门对这三句话展开了讨论。《司马迁和史记》中的一篇文章将《史记》的历史思想概括为“通、变、理、势”四字。《司马迁传》认为“十表的序是《史记》的精华所在，也最能反映司马迁的思想。”第三，重视人与物质力量的作用。《司马迁评传》中指出司马迁发现了“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和主人这一令人震惊的思想。”且发现和重视“物质力量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史记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第四是人民性。《史记研究》认为“司马迁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暴力统治”；“与古代的人民感情同事相应”。《史记论稿》指出：“司马迁的史识主要在于实事求是，故在不少问题上与人民想到一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提到：“司马迁对爱国人物事迹的描写是光辉灿烂的，从客观上看，这些人值得称赞。从主观上看是司马迁与人民思想感情相通的表现。”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美学思想、民族思想、军事思想、天文学思想分别在《司马迁研究新论》、《司马迁评传》、《史记研究》等书中有所研究和表述。 3.司马迁的思想渊源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赶上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余波，他到底受谁影响最大，各家学者均有不同的看法。收录在刘乃和主编的《司马迁和史记》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陆永品的《司马迁研究》认为儒家、道家、法家对司马迁的影响较大，从肖黎的《司马迁评传》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批判地继承了诸家思想，特别是汲取了道家、儒家思想的精华”。吴汝煜的《史记论稿》认为“司马迁受道家思想比较深刻，唯物主义思想取自于黄老哲学、儒家思想是司马迁的主导思想”，徐克文的《史记举要》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渊源进行了探索。 4.司马迁与李陵事件 司马迁遭受宫刑，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可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所蒙受的千古奇冤，其中的原因为后人学者不断讨论。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陆永品所著《司马迁研究》一书详细论述了这段历史，他认为“在李陵问题上，司马迁既不存在派别斗争，也不存在个人野心，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申张正义的知识分子，他忠君爱国，提倡‘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思想”。吴汝煜的《史记论稿》对“李陵之祸”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司马迁与武帝之间并无利害冲突，（2）司马迁善于从正面吸取教训，从而写出了这部巨著。 5.马班异同 司马迁和班固在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但二人很不一样，因为他们二人所处的历史时期及自身的个性不一样，故他们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风。白寿彝在《司马迁研究新论》里的一篇序中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1）司马迁研究的是社会发展历史变化，班固则是通过历史进行说教；（2）政治态度和历史态度的不同，是两人最大的区别，司马迁比较客观地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到真正的经验教训，态度接近科学，政治上向前看。班固的态度是拿封建道德教条为框框，同历史事实去适应那些教条，再拿封建道德观念去评论历史；（3）在十志方面的贡献，班固超过司马迁，从思想性看，司马迁要高于班固。《史记论稿》则把《史记》与《汉书》内容重迭或其他宜于对比的部分，一无遗漏地分析探究他们的异同所在及由来，并认为从文学角度看，《汉书》不及《史记》，从史学角度看，《汉书》对《史记》作出有益的校正和补充。《司马迁与〈史记〉选集》则从编纂学、史学思想、文学手法等方面对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做了比较。 （三）史记内容研究 1.史记的体例与书名研究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古今学者做了大量考证，试图说明《史记》五体的源流，但却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断，收录在1957年文史哲编委会出版的《司马迁与史记》中的一篇文章认为：“本纪、表是仿谱谍而立”，“书、世家、列传”则是创立，张大可的《史记研究》认为：“五体结构的创作能完满地体现司马迁的创作意图，于是应运而生，故为创立”。肖黎的《司马迁评传》认为“五种体裁有意识地互相配合，有机地形成完整的统一体系，应是司马迁的创举。”白寿彝先生的《史记新论》也是肯定是司马迁创立了这种新的体裁。 关于史记书名，收录在1951年版的《司马迁与史记》中陈直先生的一篇《太史公书名考》中，举证九条论证《史记》书名始于恒帝之际，但他孤立地考证《史记》书名的确立时期，不能与“太史公”释名问题结合，没能说明“太史公书”演变成“史记”的原因。张大可的《史记研究》指出《史记》书名始于东汉恒灵之际，而原题为《太史公书》，“太史公书”取义太史所记之书，故演变为史记也完全符合司马迁题名之原义。 2.史记人物研究 《史记》人物传记被公认为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近年来，张大可《史记研究》中的“司马迁怎样塑造历史人物”一文中提出：“史记的传记人物具有小说人物的特点。”吴汝煜的《史记论稿》认为：“史记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的原因是司马迁卓越的实事求是精神与高度的艺术概括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收录在《司马迁研究新论》的一篇文章认为：“司马迁揭示了历史发展是由众多英雄豪杰所促成，而英雄豪杰受时势影响，无法摆脱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司马迁论稿》根据人物的本传，兼及其他人物传记，对这些人物的身世、社会活动及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作了研究，认为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面貌。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史记人物传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专著，书中认为，司马迁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但记叙圣君贤相的事迹，而且广泛的记叙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以及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事迹。他一面褒扬圣君贤相，惩恶助善，总结历史经验，以诱导帝王清平尚贤，并热烈颂扬人民群众的道德，一面敢于鞭笞帝王、揭发历史的黑暗与丑陋，同情被剥削被压迫者，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三、建国后史记研究专著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新特点 （一）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史记》 建国前，《史记》的评点派对司马迁的思想不乏精到见解，但偏重于辞章技巧，因而陷入寻章摘句中，又刻意追求史公微文，往往断章取义，肆情附会，脱离历史的实际，根本不可能对《史记》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这是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的必然结果。建国后，《史记》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立场，对历史包括对《史记》进行研究，使《史记》研究面目一新。研究人员把《史记》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并注意研究司马迁的出身、经济地位及个人遭遇，把司马迁的写作活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揭示了司马迁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且能够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分析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史记新论》、《史记论稿》、《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史记研究》、《司马迁研究》、《司马迁评传》、《司马迁论稿》、《史汉论稿》、《史记举要》、《史记管窥》以及一些专门的论文集多是采用这种思路来进行研究。 （二）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研究《史记》 由于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史记》研究逐步走向深入。除了从史学的角度研究外，研究人员还从其他方面多角度地研究司马迁与《史记》。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的学者很多，《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一书便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中成功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加以探讨。《司马迁论稿》则从史学、文学相统一的角度评价《史记》。宋嗣廉的《史记艺术美》从美学角度，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为指导，对《史记》的写作艺术作了探讨，他指出：“就其所描写的人物、事物情节和结构布局所表现出来的美学风格，大体有雄奇、悲壮、流动、匀称等特征”。“雄奇与悲壮之美，是就《史记》所传的人物思想及人物的命运而言，流动之美是从《史记》的情节叙述表现出来，匀称美是从《史记》的结构形式上体现。”《史记论稿》从美学角度对场面描写、人物描写、论赞补记、艺术风格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汉代，司马迁的美学观是最进步的，因此《史记》在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司马迁评传》指出“尽管司马迁对美及美的本质的认识还很肤浅，但他是沿着先秦朴素的唯物主义美学道路走下去的，是同董仲舒唯心主义的神学美学分道扬镳的”；“司马迁表现出来的‘爱奇’的人格美观，是对神学笼罩下的西汉美学的一种批判。”《司马迁和史记》收录的文章，从美学角度论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立意、选材和场景情节安排，文章的艺术风格，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三）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史记》 《司马迁和史记》收录的一篇文章《司马迁的天文学成就及思想》从天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作者指出：“《史记》可称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学百科全书，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文学史文献”；“司马迁在行星运动规律研究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天文工作为历史天文官树立了典范，成了天象观测纲要”；“司马迁开创了将天文载入国史的先例。”另外还有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蔡景峰译著的《论司马迁的医学思想》，收录的另一篇文章指出：“司马迁是位古代著名的医学家”，“他的思想充满了反抗巫术的先进医学思想”，“首次为医学家树碑立传，成为我国医学史鼻祖。” 《司马迁的战争观》则从军事学的角度研究史记，认为“《史记》是古代第一部战争史；司马迁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四）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史记》 王国维第一个利用甲骨、金文证明《史记》的古事记载是可信的。郭沫若利用出土汉代居延竹简补充“先汉记录”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史学家陈直的《史记新证》则是利用考古材料尽可能全面证明《史记》史料价值的著作。他根据确凿无疑的考古资料，印证《史记》，如殷代用甲骨文、西周用铜器铭文、秦汉用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诸铭文，“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并征引其他文献进行校核，力求证明《史记》记事的真实性。此举不仅有助于廊清历代某些经学家、考据家引经据典，空文考证之谬及长期争论不休的疑案，而且发现了《史记》中某些独有的珍贵资料。 （五）用考证、对比的方法研究《史记》 收录在《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里齐思和的《史记产生的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一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史记，他将《史记》与希腊史学名著相比，指出“史记特色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 《史记研究》中采用本证法，在《史记》书中找证据，来证明分析《史记》的断限。他的结论是：《史记》断限，“述陶唐以来，至于麟上”是司马谈效法《春秋》而发凡起例的计划；“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修改计划以成“一家之言”的实际断限。司马迁的这一修正，充满了创新和进步的思想。“上起黄帝”是大一统历史观的反映；“至太初而讫”则是实录精神的生动体现，它以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而“咸表终始”，故“至太初而讫”是一时代的断限，并非绝对年代，初至太初元年，后发展为太初四年，附报大事则尽武帝之末。 运用考据方法，将考据与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是近年不少研究者常用的方法。收录在《司马迁与史记》里的《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与成就》（卢南乔著）、《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程金造等）、《司马迁研究新论》里的《论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历史观》、《太史公书凡例考证》（陈可青著）、《马班异同三论》（施丁著）等等，都是考论相结合的佳作。另外，《史记全注考证驳议》、《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史记楚世家合注考证校补》、《史记汉书诸表补订十种（上、下）》等，均使用考据论证的方法。 四、结语 建国45年以来，《史记》研究经历了由粗浅到深入的过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进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史记》具有系统的史学理论和述史方法，它所蕴藏的能量和价值很大一部分没有释放出来，这就需要深入挖掘和研究。因此，我们必须扩大视野，对《史记》进行全面的考察，并在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 附：建国后出版《史记》研究方面的主要论著 司马迁的故事 阳湖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5 司马迁 季镇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司马迁和史记 胡佩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司马迁和《史记》谢介民 中华书局 1980年二版 司马迁年谱 郑鹤声商务印书馆 1956年二版 司马迁 安平秋中华书局 1985 司马迁论稿 聂石樵北师大出版社 1987 司马迁评传 肖黎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司马迁研究 陆永吕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司马迁和史记 刘乃和北京出版社 1987 司马迁研究新论北师大、施丁、阿可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司马迁与史记 文史哲编委会中华书局 1957 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鲁先实 岳麓出版社 1986 史记正义佚文辑较张衍田 北大出版社 1985 史记汉书诸表补订十种二十四史研究资料 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吴忠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史记楚世家会注补校冯永轩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 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索引科学出版社 1957 史记人名索引 钟华中华书局 1977 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段书安 中华书局 1982 史记论稿 吴汝煜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史记论赞辑释 张大可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史记研究 张大可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史记新论 白寿彝求实出版社 1981 史记论稿 徐朔方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史记举要 徐克文辽宁大学科研处 1983 史记评议赏析 韩兆琦内蒙人民出版社 1985 史记管窥 程金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史记赏析集 韩兆琦巴蜀书社 1988 史记艺术美研究宋嗣廉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6 史记探源 崔适中华书局 1986 史记通论 韩兆琦北师大出版社 1989 史记选注汇评 韩兆琦中州出版社 1990 史记选注集说 韩兆琦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史记古事选译（一）梁弼 上海古藉出版社 1978 史记古事选译（二）张友鸾 上海古藉出版社 1979 史论新证 陈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史记纪传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郭双成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历代名家评《史记》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史记选注 王利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史记选讲 郑权中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白话史记 台湾六十教授合译岳麓书社 1987 史记注译 王利器三泰出版社 1988 史记索引 李晓光、李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9 史记考索 朱东润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8 史记辞典 仓修良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奚可桢：南京博物院助理馆员。] 原载：《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