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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洋洋40卷，分国统志3卷、邻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职官志2卷、食货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物产志2卷、工艺志1卷，凡十二志。在清代诞生的汗牛充栋的日本研究著述中，该书无疑是对近代中国的维新变革产生最大影响的一部，时至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但是，学者们往往多集中于从思想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对该书进行研究，而对书中的征引文献却鲜有涉足[1]。 清代研究域外的著述，在资料来源的问题上一般通行两种方法：或一一明示，或隐而不注。前者如翁广平的《吾妻镜补》（40卷，1814年）、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4卷，1887年）；后者有王之春的《谈瀛录》（4卷，1879年）、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2卷，1897年）等等，不胜枚举。不注资料来源自然可以省去记载时的烦琐，使文章更“瘦身”，但也会给人平添一些困惑：这是作者的观点，抑或是他人的主张？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也同样如此，全书广征博引，史料翔实，但却没有标明资料来源。因此，究明它的征引文献，分辨出哪些是黄遵宪的独创，哪些转引自其他资料，对于弄清《日本国志》最基本的事实，准确评估全书的学术价值，进一步促进对该书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一项有益的工作。 黄遵宪在编撰《日本国志》时，“采书至二百余种”[1]（p.1），其中包括中日两国书籍、日本的各种年报等，但由于没有具体明示，也没有在书中列出引用书目，所以大大增加了本文辨析工作的难度。经赴日查核诸多资料，笔者发现了一些《日本国志》的征引书目，现围绕《日本地志提要》、《艺苑日涉》及《国史纪事本末》三书作一考释。 （一）《日本地志提要》 全书77卷，内务省地理寮地志课塚本明毅等编，（东京）日报社明治7年（1874）至12年（1879）刊。据该书《凡例》可知，《日本地志提要》原为参加明治6年（1873）在奥地利维也那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而编的，明治5年（1872）十月起稿，翌年三月编成，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故会后又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厘订。该书首有塚本明毅明治8年（1875）一月撰写的《上日本地志提要表》，末署纂修人员一览表，总阅塚本明毅，纂修兼校正新藤罴、小岛尚絅、望月纲，纂修三好纪德、三谷恂、士歧恭、布施让、新见旗山、中村元起、内海鈇、服部常纯。此外，据该书的初稿也即明治6年（1873）编纂的《日本地志提要第一稿》（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载，总阅为塚本明毅、重野安绎，纂修为冈千仞、坂谷素、新藤罴、三谷恂、小岛尚絅，书写人为中岛央等9人，绘图者有岩桥教章等13人。可见，明治政府非常重视此书的编纂工作，并为之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日本地志提要》（以下简称“提要”）用日文写成，其最大特点在于简洁易懂。它首置“总国”，对日本的疆域、经纬、幅员、形势、沿革、建置、军镇、炮台、陆军、海军、舰船及物产等作了综合概括；然后分东京、畿内、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北海道等，对各道下属国——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日高、十胜、钏路、根室、北见及千岛的疆域、形势、沿革、郡数、户口、田圃、租税、府县治（府县所在地）、军镇、学校、名邑（重要城镇）、山岳、原野、河渠、湖沼、港湾、岬角、岛屿、暗礁、灯台、灯船、浮标、工场、物产等24项情况进行了介绍，可以说，它是了解明治初期日本国情的较为全面、精确而又简洁的一部著作。 经考证，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一〇地理一（总国、畿内、东海道、东山道）、卷一一地理二（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北海道），以及卷三九物产志二（全国各地物产）中大量引用了《提要》的疆域、形势、沿革、郡数、田圃、山岳、河渠和物产部分[2]。兹试举《日本国志》（光绪二十四年浙江书局重刊本，以下同）卷一一地理志二北海道条一例如次： ……渡岛南向陆奥，其状如伸颈张颐，宛折趋东北为胆振、后志，当石狩夤脊之要；天盐、北见、日高、十胜排于南北为左右翼；钏路为其臀；根室之地岬角左右相望为其股；千岛曳尾其后。石狩、十胜之二高山岳对峙全道之中央，支脉四布，诸大川大率发源于此。众水分流，西为石狩川，西北为天盐川，北为常吕川，南为大津川。土人业渔猎，不知稼墙。石狩、十胜等处原野旷漠，虽土壤肥沃，而产业未开，风俗鄙朴，言语、衣服皆异内地。 这是描述北海道地理的内容，先述地理走势，后记风俗。对照原文，可知黄遵宪完全译自《提要》卷七六北海道中的“形势”条。 （二）《艺苑日涉》 本书12卷，村濑之熙著，文化4年（1807）刊。村濑之熙（1746-1818），字君绩，号拷亭，通称嘉右卫门，京都人，江户时代中期古学派学者。古学派是日本江户时代与朱子学、阳明学相鼎立的一大儒学流派，它主张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研读原著，因此，古学派在学风上比较朴实，注重原典，喜好考据。村濑有《拷亭稿》、《栲亭稿》、《栲亭诗稿其他》、《栲亭村濑氏经说》、《政语》、《大学集义》等著作存世，其中《艺苑日涉》（以下简称“艺苑”）为他用力最深、最能体现博学一面的著作。该书用汉文写成，各卷主要围绕名物（卷一）、文字（卷二）、风俗（卷三）、音乐（卷四）、游戏（卷五）、节日（卷六、卷七）、饮食（卷八至卷一〇）、服饰（卷一一）和工艺（卷一二）等方面的内容，广泛引证中日文献进行辨物核名，匡谬解疑。其特色之一是议论正大，引证渊博。 笔者将《日本国志》与《艺苑》（文政二年刻本）仔细相稽核，发现黄氏在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中大量地参考了此书。现试举一例如下： 月题 今代之俗。剃额上发数寸，命曰“月代”。未详其所始，僧西行《撰集钞》已有“月代”之名，则亦已旧矣。《撰集钞》或以为后人伪选，然其出亦非近代矣。“月代”国语犹言“月样”也。盖削去额上发，圆如月样，故有此名。或曰“代”当作“题”，以国音近误。按《庄子·马蹄篇》曰：加之以衡扼，亝之以月题。陆德明《释文》云：月题，马额上当颅，如月形者，此其所以取义也。宇士新先生尝称为“黄鹂颠”，未详何据。世传室町氏之时，有十河一存者始为之，故又名十河额。盖战国之余习而取便于胄耳。后遂并须髯剃之。余每见百年前画，有剃额而不剃须髯者，可见剃须髯在剃额之后也。呜呼！古昔文物之盛，衣冠之韪，荡然拂地。风俗之变，不啻沦桑。今庶黎之不剃额者，惟京北矢濑之民，古风犹存焉。按：潘鼎珪《安南游记》曰：宜编伍者，则官剃其额上发寸许，以别于民焉。亦“月题”之类乎。 以上为《艺苑》卷一“月题”条的全文。村濑引证《撰集钞》、《庄子·马蹄篇》、《经典释文》、《安南游记》等中日典籍，考证了“月题”的始出文献、词源以及在日语中的称谓等，体现出了渊博的学识。黄氏除下画线部分外，整个词条（包括前四种典籍）悉依《艺苑》，只不过将“或曰”至“此其所以取义也”改为夹注而已。这类例子在《日本国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中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一字不改，大段引用。表1为《日本国志》与《艺苑日涉》关系分类表，从中可知《日本国志》参考《艺苑》的程度。表中的“多数引用”意为《日本国志》的该词条的大部分内容取自《艺苑》（如上例“月题”）；“部分引用”意为部分内容引用《艺苑》；“名称引用”谓仅在词条名上参考了《艺苑》；“未见”是指未发现参考《艺苑》的证据。 表1《日本国志》与《艺苑日涉》关系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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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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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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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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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引用
| 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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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三 学术志二 文学 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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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五 礼俗志二 · 服饰 元服、月题、肩衣、罩甲、幕䍦、帽絮、盖头、护领、涎挂 男子剃面、妇人剃眉、丹朱坋身、腰襻、围裙、臂绳、带 古衣服、冠、瓠花、黑齿、文身、半褂、袭、曳地衣、綵衣、岛田髻、天神髻、蛇盘髻、钗、珊瑚簪、领巾、珠鬘、手玉、足玉、佩刀、裳、裤、袴、中单、足结、袜、屐、伞、摺叠扇、被、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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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饮食 酱油、味噌、鱼酱、鱼脍、豆腐、琼芝菜 稻饭、饼饵、麦面、茶 火食、蒲烧、山鲸、蕃薯、酒、淡巴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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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居处 穴居、冰木、足一腾宫、坚鱼、鸱尾、屋花、鸟居、㭤、门、篱、墙壁、楼、园林、室、席、蒲团、褥、毡、地衣、几案、屏风、妻屋、丧屋、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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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岁时 正月一日、（正月）七日、（正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祇园会、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一日、（八月）十五日、彼岸、九月九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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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六 礼俗志三 · 乐舞 乐律、管色 伶官、唐乐曲、乐器、猿乐、踊子、相扑、蜻蜒翻、抅腰、踏肩、拔河、跃圈、跳丸、跳铃、跃剑、抛球、掷碢、旋盘、履火、吞刀 影绘、走索、上竿、转桶戏、弄椀珠、教走兽、教飞禽、教蛇、教虫蚁 倭乐、和歌、芝居、杨花、落语、演史、口技、扬弓肆、叠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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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游䜩 茗宴、山车、山棚、陆船 赏花、烟火、茶会、戏马、犬射、流镝马、温泉、博奕、酒楼、茶屋、游舫、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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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七 礼俗志四 佛教、氏族 神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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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八 物产志一 茶、棉 丝、糖、米穀类、海产类、石炭、铜铁铅、诸细工物类、全国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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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〇 工艺志 医、漆器 农事、织工、刀剑、铜器、陶器、扇、纸、笔墨彩色工、画、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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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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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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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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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03 |
据表1可知，黄氏在《学术志二》、《礼俗志二》、《礼俗志三》、《礼俗志四》、《物产志一》和《工艺志》中，均大量地参考了《艺苑》。其中“多数引用”的有34个词条、“部分引用”的有41个词条、“名称引用”的有10个词条，共有85个词条程度不等地参考了《艺苑》。换而言之，与“未见”的103个词条相比，近半数据《艺苑》而成。这说明在全书十二志中，除八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外，其余四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的编撰与《艺苑》密不可分，从而可见《艺苑》对《日本国志》的形成影响颇大[3]。
（三）《国史纪事本末》
该书40卷，青山延光著，明治9年（1876）刊。青山延光（1807-1871），字伯卿，号佩弦斋，一号晚翠，通称量太郎，江户时代后期儒学家，历任彰考馆总裁代役、弘道馆教授等职，为水户藩的文化事业尤其是《大日本史》的编撰工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著有《感旧编》、《樱史新编》、《佩弦斋文集》、《佩弦斋外集》、《赤穗四十七士传》、《丰臣四将传》、《野史纂略》、《六雄八将论》、《酒史新编》等书，《国史纪事本末》（以下简称“本末”）为其代表作。
青山延光出身于史学世家，父青山延于（1776-1843）曾任江户彰考馆首任总裁，主持编撰《大日本史》；弟青山延寿（1820-1906）也是著名史学家，为《大日本史》的修订出版出力不少。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屡屡提及青山一家，如在“萨摩水户”（第20首）一诗中高度赞扬道：“萨摩材武名天下，水户文章世不如。几辈磨刀上马去，一家修史闭门居。”认为材武以萨摩为最，文章以水户最胜，其中，“余老友青山延寿，是藩人，父延于，兄延光，世治史学，具有典型。”[2]（P.609）
黄遵宪还高度评价了《本末》，如“汉文史书”（第74首）中这样写道：“记事编年体各存，黄门自立一家言。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并自注曰：“汉文之史有六部，《国史》为编年体，水户藩源光圀作《大日本史》，是为纪传。又有水户藩臣青山延光，作《日本纪事本末》，三体备矣。”
《本末》用汉文所纂，是日本首部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它根据《大日本史》，分设神武东征、西蕃朝贡、通使隋唐、虾夷叛服、历朝崇文、历朝民政、百济献佛像、神器入京师等58项，对日本两千余年盛衰治乱的历史作了系统的归纳与整理。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三七“礼俗志”四中，分神道（11页）、佛教（约5页）、氏族（3页半）和社会（3页）四项内容，对它们的历史作了详细的考察。其中，“神道”部分对历史上16名天皇（神武天皇至明治天皇）敬神事鬼之事作了记载，其范围之广，内容之详，无人可出其右。其篇幅相当于佛教、氏族和社会3项之总和，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黄遵宪对神道的重视。经查考，黄遵宪在“神道”中，除明治天皇外，其他15名天皇的事项皆程度不等地征引了《本末》中卷一“神武东征”、卷二“列圣尊神”和卷一六“押胜道镜之乱”。如，神武天皇条参考了《本末》卷一的全部和卷二的相关内容；称德天皇条参考了《本末》卷二和卷一六；其他崇神天皇、垂仁天皇、孝德天皇、天武天皇、持统天皇、文武天皇、元正天皇、桓武天皇、平城天皇、嵯峨天皇、仁明天皇、清和天皇以及醍醐天皇条则参考了卷二[4]。
（四）征引特色
以上我们简略地考察了《日本国志》在卷一〇《地理志一》、卷一一《地理志二》、卷三九《物产志二》，以及卷三三《学术志二》、卷三五《礼俗志二》、卷三六《礼俗志三》、卷三七《礼俗志四》、卷三八《物产志一》和卷四〇《工艺志》中征引《提要》、《艺苑》和《本末》的情况，凡九卷、五志，从而证明这部分内容许多是黄遵宪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加工而成的，并非完全出自他的独创。但是，黄遵宪的征引工作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色。
首先，从征引的对象来看，以上三书皆为水准较高的学术性著作。《提要》系明治政府成立后编撰的第一部全国性总志，是由日本当时最高修志机关地理寮地志课的权威塚本明毅领衔，几易其稿而成的，它是一部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日本地志情况的地理专著，并成为日后编撰方志的一个范例。如1888年诞生的《朝鲜地志略》（八卷），其体例即承袭《日本地志提要》而成[5]。正因为如此，《提要》的价值历经百年不减，1982年临川书店和1985年ゆまに书房（内务省地理局编纂善本丛书明治前期地志资料）又有该书影印本的问世即为一证。《艺苑》于日本文化4年（1807）出版后，文政2年（1819）、文政8年（1825）和安政4年（1857）等又数次再版，可见当时就深受学人的青睐。此外，《本末》则为日本记事本末体的开山之作，倾注了青山延光的很大的精力。李鸿章激赏曰：“日本青山博士尝总裁校勘国史，复纂《纪事本末》一书，可谓勤而知要者矣。顾袁氏之书虽依《通鉴》而事则分代为纪，其书较易；日本之纪，百王一姓，年代攸邈，其书较难。博士旁搜群籍，折衷纪传，自其国神武开基，迄于近代两千余年……纲举目张，劝戒并列……诚足以得纪传之贯穿而补史志志缺矣……”[3]（PP.6-7）晚清大儒俞樾在《日本国史纪事本末序》中亦赞曰：“余闻博士君为东国世家，自其曾大父以来累居史职。博士君绍承家学，盇不止如太史公之父子相继也，合数世之见闻以成此书，宜其书之博而精矣。”（《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第24页）在东瀛浩瀚的文献中，黄遵宪能钟情于《提要》等书，充分说明了他具有良好的鉴别资料的识见和眼光。
其次，在资料取舍上，体现出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黄遵宪在征引时，对于如此繁多的资料，没有囫囵吞枣，简单地将材料加以堆砌，而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将它们有机地采纳到《日本国志》中。他或全文引用，或适度裁剪，或舍去不用，体现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以及高度的驾驭和处理资料的能力。如《艺苑》是考辨古代文化的专著，词条厘分细致，下位概念的名词较多。黄氏往往将它们合而为一，改为上位概念的词条。像《艺苑》卷八至卷一〇专论饮食，词条达七十个之多，黄氏将干饭、餈餻，（饣追）、牢丸、沙团、糉、蓬饵、𩜭斗饵、白丝糕、果子、冥果、撒、饗糖吹糖缠糖（卷九）、髓饼、光饼（卷一〇）等15个词条合为一个：饼饵（卷三五《礼俗志二·饮食》）。其他如“稻饭”、“麦面”（同）、“唐乐曲”、“乐器”（卷三六《礼俗志三·乐舞》）、“漆器”（卷四〇《工艺志》）等词条亦如法炮制。黄氏还常常打乱原文次序，重新进行删选、改编，实现新的组合。如将《艺苑》卷一五《民·茶》的一部分内容分别摘入“茶”（卷三八《物产志一》）和“茗宴”（卷三六《礼俗志三·游䜩》）之中，在内容和段落上作了大规模的增删和调整。有时根据需要，将原文改为小字夹注，如《艺苑》卷八“坚鱼酱”、“沙噀酱”的一些内容在“鱼酱”（卷三五《礼俗志二·饮食》）中就如此。
第三，征引严谨。黄遵宪认为：“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4]（p.2）因此，他怀着参赞官的强烈使命感编纂《日本国志》。光绪八年（1882）初稿完成后，他调任旧金山总领事，无暇修改。1885年，他谢绝一切邀请，告假回乡，“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纂，又几阅两载。”[4]（p.2）直至光绪十三年（1887）夏才最后定稿。正因如此，《日本国志》征引严谨，错误较少。表2为笔者核对《本末》后的统计结果。在共13处错误中，序号第1、第2（宏→弘）可视为同音字引起的舛误；第3至第8可认为字（词）形相近而产生的问题；第9称德天皇是孝谦天皇的重祚，实为同一人；第2（十→十四）、第10各遗漏一字。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第11、第12和第13才是实质性的错误，其他或为笔误，或是校对上的失误所致。神道部分长达11页，七千二百余字[6]；而且出现了许多中国人非常生疏的日本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志》还能保持如此高的准确率，实属不易，黄遵宪严谨的学风由此可见一斑。
表2《日本国志》卷三七《礼俗志四·神道》勘误表[7]
序号
页·行
误→正
1
5页正面第2行
以忠臣武贼津使臣为审神者→乌
2
8页反面第7行
嵯峨天皇宏仁十年→弘仁十四年
3
1页正面第5行
天祖大日靈→孁
4
3页反面第1行
以高桥邑人活日为大神掌酒→𡇌
5
3页反面第2行
以赤盾、赤矛祀黑坂神，以黑盾、黑矛祀大阪神→墨
6
3页正面第22行
帝之珥→弭
7
9页反面第3行
式部大辅三善请行→清
8
3页反面第4行
三月使女皇→皇女
9
7页正面第15行
孝谦天皇→称德
10
3页反面第12行
五十瓊敷→五十瓊敷命
11
1页反面第11行
三年戊戌→午
12
9页反面第5行
公卿率判官→辨
13
7页正面第13行
元正天皇灵龟四年→养老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有着悠久的书籍交往的历史。但由于受时代的限制，这种交往往往呈现出规模小及时续时断的特点。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开始互在对方首都驻扎使节，为书籍的交流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以黄遵宪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机遇，充分利用日方丰富多彩的资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日本研究；另一方面，以杨守敬为代表的外交使节则对保存在东瀛的中国逸书开展了颇具规模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标志着从此以后中日间的书籍交流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层次。
注释：
[1] 仅有下述研究涉及了《日本国志》的征引书目问题：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刘雨珍《日本国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日）上垣外宪一《黄遵宪纪念馆所藏的日本汉籍》，参见《中国传存的日本典籍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第17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版，第247-252页。
[2] 详见拙论《黄遵宪与姚文栋——<日本国志>雷同现象考》，收入胡令远、徐静波主编的《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详见拙论《黄遵宪<日本国志>源流考——以<艺苑日涉>为中心》，收入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的《江户、明治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农文协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7页。
[4] 其中“垂仁天皇条”还引用了《延喜式》卷四“神祀四”“伊势大神宫条”中的“神宝廿一种”；“文武天皇条”还引用了《延喜式》卷四“神祀四”“伊势大神宫条”、卷五“神祀五”“斋宫·祓料”。
[5] 参见日本参谋本部编《朝鲜地志略》（第2册），东京龙溪书舍1981年、1985年影印本。
[6] 《日本国志》神道部分含史料内容10页和黄遵宪“外史氏曰”的议论内容1页，共11页，史料内容约7224字。
[7] 此表仅限于《日本国志》参考《国史纪事本末》的部分，未含《延喜式》以及其他部分。
参考文献：
[1] 薛福成.日本国志序[A].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
[2]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 李鸿章.日本国史纪事本末序[A].青山延光.国史纪事本末[M].东京：明治9年（1876）版.6-7.
[4] 黄遵宪.日本国志叙[A].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
[王宝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第33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