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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平及著述 1.1生平 李翼堂（1892-1973）名正奋，以字行，山西新绛县禅曲人。少时勤学好问，于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念本科，这一年，是该系自1918至1930年十余年间招生最多的一年，同班中有白启明、桂毓甲、赵崇山等27人；1922年毕业后在太原平民中学任教；1923年赴厦门集美学校任教；1925年起攻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研究生，是为史学研究生的第二届学生，其同窗仅有冯文启、韦奋霖二人。据记载，早期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史学招研究生甚严，1923年入校的首届研究生仅周怡然、董作宾二人。即使是1931年入学的第三届研究生，也不过有刘厚滋等6人。据另记载，翼堂1925年赴京任北京大学研究所编辑员，同年被选为国民代表会议议员。1926年在北大《国学季刊》发表《魏书源流考》等论著。 1932年，因其母罹病，翼堂返乡，被满怀“教育救国”思想的绛垣中学校长、县人薛敏学（字子殷，1896-1968）作为名师延聘，任该校国文教员兼图书馆主任。1938年新绛沦陷后，避难西安，在民兴中学任教，其时作有《峨曲文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在河南洛阳中学、陕西户县师范、陕西省立后期师范任教。西安解放后，举家返回故里。1952年任新绛一中历史教员，1958年退职。 1961年，翼堂年已七十，被侯马市招聘为文史研究馆编辑。同年11月侯马市分市后，归新绛县文史馆，继续从事文史研究，并积极参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修志。1964年回乡。1973年病逝，享年81岁。 1.2著述 翼堂遗稿，世传的有《永乐大典考》、《补后魏艺文志》、《魏书源流考》、《历代贤母传》、《马恩年谱》。其中有的遗稿近年被影印，进入一些学术研究丛书，如《永乐大典考》、《魏书源流考》等，被使用者屡屡推荐，赞誉有加，足见著述之学术性，资料性匪浅。此外，翼堂作为少有人知的中国现代目录学家，除上述世传遗稿外，湖北省图书馆还藏有他的《隋代艺文志辑证》、《隋唐五代史籍考》、《补魏书艺文志》三种目录学著述稿本，世人知之甚少，久不见于著录。为有助学人对其深入研究，缕述之。 2隋代艺文志辑证 2.1特征 《隋代艺文志辑证》，十卷，红格稿纸，框高19cm，宽13.9cm，9行，四周双边，上鱼尾，版心下印“泰源纸店”，全书4册。据书皮所记著作时间，此本耗殆时四月（民国18年8月3日至11月6日）即粗成。书前有民国18年（1929）翼堂序，又有凡例数则，钤有“李正奋印”。书中文字多有圈涂、增删甚或剜改。参考湖北省图书馆馆藏之翼堂其他稿本之字体，此本当是其稿本无疑。 2.2体例 隋代上承南北朝纷乱之余，下肇李唐太平之基，其艺文所播，诚有足述者。翼堂本《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唐书·艺文志》，参以《南史》、《北史》、《周书》、《陈书》、《北齐书》、《隋书》之列传，清朱彝尊《经义考》、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及《隋文纪》、《全唐文》诸书，订其义例，逐一辑取上自开皇元年（581），下迄大业十四年（618）38年间的著述，并仿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之例，旁及宋《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汇刻书目》等书目和《续古文苑》《大藏经》等有关典籍，参互考稽，共得372家，计655部（种），凡11884卷。是书虽志在求详，但其采录却严格限于隋代所著之书，对上连南北朝或下入李唐之著者，其著述只录在隋代所撰辑者，若其撰辑年代不可考，则酌参传志以定取舍。其书基本上依据《隋志》分类，诸史志传中仅存其目而原籍久佚者，因不能推断其书内容究竟该入何类，悉将其阑入“附录”。 2.3价值 综而观之，本书是记载隋代著述状况的一部极有价值的总录。《隋志》前人多有考证；而有隋一代之著述，则少有辑证者。本书对所录之书，约有一半以上加附翼堂的考证或按语，其篇幅动辄在千字左右；称其征引广博，考证赅详，当不为过。再者，本书目兼记存佚，为今人考订有隋一代著述的全貌，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底本。 2.4存疑 此书书皮题字，尚有二点值得一提。一是左上角李氏所题写的书名和卷次：第一册（卷1-2）、第二册（卷3-5）书名原题为“隋代艺文志辑证”，第三册（卷6-8）、第四册（卷9-10）题“隋代艺文辑证”，而第一、二册书名中的“志”字被圈去，书内卷一、卷二之卷端、卷末所题亦然，自卷三起则径题“隋代艺文辑证”。可见，自第三卷起，翼堂殆决意将书名定为“隋代艺文辑证”。据此，书名著录为“隋代艺文辑证”亦可。揣其圈去原书名中“志”字之意，未知是否因为《隋书》所记书目者题为“经籍志”所致。二是，书名下顺次题“卷一”、“卷二”、“卷三”、“卷四”而不按常理分别题“卷几至几”，或径题册序“一”、“二”、“三”、“四”，未知李氏欲将“卷一”等卷次作为册序，抑或其本身即尚待整饬之本。 3隋唐五代史籍考 3.1特征 《隋唐五代史籍考》，不分卷，红格稿纸，8行，小字双行，对鱼尾，版心下印“翰文斋”。据书衣所记，书殆成于民国19年（1930）6月，书中间有剜改，卷端著者题名处钤“翼堂”朱印。 3.2体例 前有翼堂“序言”，其通篇几乎不言编书之旨，却纵论史籍之分类，此举殆与本书主旨相关。史部图书在《隋志》中类分十三，唐以后艺文（经籍）之志多因之。但类目名称多有不一，且各书目于各书之分类亦多相舛驳，特别是传记、杂家、小说、杂史等类，同一图书置于不同书目，其位置甚或跨部跨类。各家目录见仁见智，读者往往难断孰是孰非。各目录所录诸书，本来很多见诸前代史籍时即仅存其名，且展转传播已久，因无法得窥原书，亦难知其分类之得失。翼堂对各书之编排，参互各志，以类相从，有疑而不能释者，姑仍前志之旧；稍涉繁芜者，就其书名而测其类，略参其一已之见，分别载记，以便于读者检索。 3.3来源 书分正史、杂史、杂传、编年、实录、起居注、霸史、通史、史评、史例、故事、职官、政治、刑法、仪注、地理、时令、谱牒、目录、图簿等20类。书中之“奋按”共47处，内容涉及对所按之书的分类、著者和群书记载异同的辨析；翼堂有判定者，著录结果，反之著录“待考”或“存疑”。综考各书的出处，主要源于《隋书》、新旧《唐书》、《五代史》、《周书》的有关专志和传记，隋、唐二书及《宋史》的经籍（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通志·艺文略》、《史通》、《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太平御览》、《容斋随笔》、《古今图书集成》、《开元释教录》、《续大唐内典录》等几十种图籍。其中有见于翼堂自己所撰辑之书者，也一一注明。 3.4存疑 此书乃汇辑隋唐五代历史著作之专题书目，其于治史学之功甚巨。翼堂序中叙述，即对“杂史、杂传”、“实录、起居注”、“通史”、“史评、史例”、“政治”、“目录、图簿”、“时令”等类目的辨析，其见地不乏高明之处。但观其分类，有些地方与传统四库分类亦相抵牾，如《南史》、《北史》、《五代史》列入“正史”以外的“通史”（杜佑《通典》、郑暐《史隽》亦汇于此）之类。其各类收录之书，有些亦可商榷。如“谱牒”收家乘、姓氏，本应为传记之类，却杂以《酒谱》、《续钱谱》等；“图簿”收地图、古今年代图，又收道家之《混元图》、书画之《凌云图》之类。虽从表象上看，似可解释为本书的分类兼顾了图书的内容与形式特征，但亦非翼堂自谓此本“势有不能避乎见（书）名不见书之弊”一语所能完全解释者。 4补魏书艺文志 4.1特征 《补魏书艺文志》，不分卷，红格稿纸，框高17.4cm，宽12.3cm，9行，四周双边，上鱼尾，版心下印“文华阁制”，共4册。书皮皆题有书名，第一至三册书名下分别书“上”、“中”、“下”，第四册则题为“贞”。按照一般四册古籍分册惯例，李氏殆欲在定稿时将其册次分别定为“元、亨、利、贞”。检查其书，文字多有改订圈抹，参翼堂《隋唐五代史籍考》，此本应为李氏稿本。 4.2来源 魏时南北未一，干戈频动，其时撰述，泰半散佚。魏收所撰之《魏书》又不载艺文（经籍）。翼堂仿清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之例，采《隋志》、《唐书》经籍（艺文）志之书目信息，证以《魏书》本传，考其异同，记其存佚；然后旁参他籍（如《经义考》、《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太平御览》、《初学记》、《文选注》等四部著述数十种），广事搜罗，删复增缺，编排成帙，以补《魏书》缺艺文（经籍）志之憾。本书专事收录魏人著述，其图书之分类，可考定者仍本其旧；无从考订者，概归诸“附录”。各书卷数，原有者从之，原无者从今存卷数，今无者则付缺如，古今有异同者斟酌择从。全书收录魏代著述近700余部（种），4200余卷。计经部80部（种），508卷；史部87部（种），1585卷；子部301部（种），1065卷；集部别集262部（种），394卷，2760篇；总集4部（种），198卷；诗文评类2部（种），卷亡；附录3部（种）。部分散佚的别集类图书还一一著录所存篇名（如《孝文帝集》四十卷，久佚，其下胪列144篇传世之文的篇名及出处）。书中另附稿纸（红格，四周双边，版心下印“国立北京大学”）二叶，究其字体，是翼堂所写无疑。内容为请托收执者将其上所写的“论杂解何郑膏育事百余篇”及“众文经”“始光新字”三书信息，分别加入原书经部春秋类和小学类；并嘱“经部最后总结处，并望斟酌改正”。 5结语 翼堂一生所留著述不多，但属于文献学、目录学者不少。他潜心于目录之学，大约与其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特别是史学研究有关。湖北省图书馆所藏他的三部目录学著作：二部是断代的著述总目，它们可以考见一代著述全貌；一部是跨时代的专题书目，可豹窥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之盛。从这三部书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的两个共同点：一是在书目体例上，翼堂继承了《隋志》的优良传统，在经史子集四部书前，皆先著录该部划分若干类并依次胪列类目。各类之末仿《隋志》之例，记该类收书家数、部（种）数、总卷数及佚名者家数、卷亡者部（种）数及其他文字，如“待考”等语。各书则顺序著录书名，出处，隋、唐志（新、旧唐书艺文或经籍志著录皆同者径著录“唐志”；反之则分别著录“新唐志”或“旧唐志”）及其他书籍著录信息，著者及存佚状况。传世之书注明“今存”；已佚亡之书，亦详加考究，不少书辑录了其序言、部分正文或后人评语，庶学者资证；无从考证者则付之缺如。这些文字，不仅给读者提供了相关图书全方位的信息，也使这些书目具有了存佚书目的功能，这对于读者来说善莫大焉。二是诸书“同源分流”。从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几部书目所引据的参考书籍来看，不管是书目著作还是其他四部古籍，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同一性。据此，可大胆假设：这三部书目是在决定选题的前提下，从一批经过甄选的相关古籍图书中统一搜集资料，然后分书分别编辑成书的。支持这一推断的其它二个证据由这三部书目本身提供：一是三部书目的体例一致，似可以反证其搜集资料的来源、取舍和剪裁具有某种同一性；二是从书目编辑的速度看，《隋代艺文辑证》历时四个月即成书，平均每月一册；7个月后，《隋唐五代史籍考》又告蒇事。这种“造书”，特别是“造”带有辑佚性的工具书的速度，如果没有大量的前期案头工作作支撑，可以说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 参考文献： [1]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2] 彭斐章等.目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3] 汪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张升.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5] 徐蜀.二十四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石洪运：湖北省图书馆。] 原载：《图书情报论坛》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