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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作为代表清代官方学术思想的大型官修丛书，与传统的史志相比，在小说的著录上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与明末至清中叶汉学的兴盛有重要的关系，本文拟就此谈一点浅见。 一、《四库全书》在小说著录方面的变化 小说在古代书目著录中是最杂乱的一种。从《中经新簿》和《隋书·经籍志》以来，虽然在正史的书目著录上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四部分类方法，但在《四库全书》以前，一些小说篇目却一直在史、子两部以及子部的各目中窜进窜出，造成古代正史在古代小说著录上的长期混乱。我国古代小说主要分文言和白话两大支脉，而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由于对白话小说的歧视往往弃之不录。在文言小说中，传奇类文言小说亦由于多事涉虚构，所以正史书目也多不予著录，像唐宋以来产生的许多著名文言传奇小说如《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谭意歌传》、《流红记》、《王幼玉记》、《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便多不见于正史书目，因此上面这两类小说都自然不存在著录混乱问题。在正史的小说著录中长期发生混乱的主要是那些早期的志怪小说以及与杂史杂传、野史笔记等史传文字混同或相近的轶事类文言小说。早期的志怪小说虽然内容上也多荒诞不经，但他们与传奇的着意虚构又不同，尤其是那些著作年代比较久远的小说，一些正史的艺文志往往因其有一言可采而列入了史部。轶事类文言小说由于它们所记述的内容多来源于当朝的轶事或远古的传说，往往可与史传文字相参阅，所以古代的目录学家亦往往把这些小说归入史部或其它部目，而不把它们视为小说。如《隋书·经籍志》便把《古文琐语》、《越绝记》十六卷、《吴越春秋》十卷等都归入了史部杂史类，并言“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这些轶事类小说由于事近史传，所以在清代以前正史的艺文目录中一般都窜入了史部。现将这两类小说中一些代表性的篇目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四种正史书目中的著录情况排列如下，并与《四库全书》的著录情况相对照，从中看一下他们的规律： 《隋书》 《旧唐书》 《穆天子传》 史部起居 史部起居 《山海经》 史部地理 史部地理 《十洲记》 史部地理 史部地理 《神异经》 史部地理 史部地理 《汉武故事》 史部旧事 史部故事 《汉武内传》 史部杂传 子部道家 《汉武洞冥记》 史部杂传 史部传记 《西京杂记》 史部旧事 史部故事 《博物志》 子部杂家 子部小说 《王子年拾遗记》 史部杂史 史部杂史 《新唐书》 《宋史》 《四库全书》 史部实录 史部别史 子部小说 史部地理 史部地理 子部小说 子部道家 史部地理 子部小说 子部道家 子部小说 子部小说 史部故事 史部故事 子部小说 子部道家 史部传记 子部小说 子部道家 史部传记 子部小说 史部故事 史部传记 子部小说 子部小说 子部杂家 子部小说 史部杂史 子部小说 子部小说 从上面所排列的部分唐前小说的著录情况可以看出，宋以前许多志怪和轶事类文言小说篇目多混在史传当中。中国古代志怪和轶事类文言小说从起源上与史传文学本就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古史官本出于神官，章太炎在《訄书·清儒》中云：“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在《訄书·衰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中亦言：“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上古瞽史巫祝，事守相近。……故作史必详神话。”这就造成了早期一些志怪小说与史传文字掺杂不清的状况。而至后世，许多史官在撰写正史的同时仍参与志怪创作，曾作《搜神记》的干宝，就是一位史官，曾著《晋纪》二十卷（《晋书》本传）；《续齐谐记》的作者吴均，亦是梁代颇有建树的史官。《梁书》第四十九卷载：“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记、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另有一位，就是出身史家又兼为著名志怪小说家的洪迈。洪迈字景卢，据《宋史》三百七十三卷记载：洪迈于乾道十二年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初入史馆，预修《四朝帝纪》，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讲读官宿直，上时召入，谈论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学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为一书。”由于史家的喜欢志怪，遂出现了志怪小说与史书相参阅的情况：一是采史书文字而入于志怪，像刘向《列仙传》，就是“辑录上古以来及三代秦汉，博采诸家言神仙事者，约载其人，集斯传焉。”其中许多材料是来自秦汉以前的史籍。传言班固作的《汉武故事》，其中大多数内容系采自《史记》、《汉书》。笔者根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所录《汉武故事》条目与《史记》和《汉书》对勘后发现，《汉武故事》多采自《史记·孝武本纪》，如方士李少翁为武帝致李夫人于帷中条，虽《孝武本记》作“王夫人”，其事乃一；又如栾大条、帝问黄帝冢条、上幸梁父条、公孙卿条、又起建章宫条等皆与《孝武本纪》大同小异。长陵女子条则同于《封禅书》所载。关于宣帝继位后一些祥瑞兆象的记载则与《汉书·郊祀志第五下》所载同，而《史记》当然不见载。另外，《汉书·郊祀志第五上》又记李少翁为武帝致李夫人见于帷中，而不是王夫人，与《史记》相左而与《汉武故事》同，说明《汉武故事》的作者参阅《史记》的同时确也参阅了《汉书》。再如北齐颜之推所著《还冤记》，亦是多取材史事，清人王谟《还冤记序》中言：“大抵记中事实，多见正史，然采摭未备，亦间有异闻可补史传之缺者。”另一种情况是采志怪文字而入于史书，这一般是由于所采志怪文字是出于前世史家之手，认为其可信遂为后来治史者采入史传。如干宝所著《搜神记》，明人沈士龙《搜神记序》称“若令升所载，皆出前史及诸杂记，故晋、宋《五行志》往往采之。”明人胡震亨在所作《搜神记序》中亦言此书“顾世局故常，适以说怪视之。不知刘昭《补汉志》、沈约《宋志》与《晋志·五行》皆取录于此。盖以其尝为史官，即怪亦可证信耳。” 正由于小说家与史家、小说与史传文字存在着这种深密的联系，所以正史的书目著录多把志怪和轶事这两类小说混入史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就是在宋以后产生的一些带有轶事类性质的笔记体小说，在正史的目录归类上也仍然很乱，甚至影响到私家书目的著录。像宋代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宋史·艺文志》入史部霸史类，《直斋书录解题》入史部伪史类；欧阳修《归田录》，《宋史·艺文志》入史部故事类，《直斋书录解题》入史部杂史类；赵德麟《侯鲭录》，《宋史·艺文志》入史部传记类；司马光《涑水记闻》，《宋史·艺文志》入史部传记类。小说著录上的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才骤然一变：许多小说篇目被从史传中区分出来，整齐划一地归入了子部小说类，像上而列举的这几部产生于唐以后的轶事类文言小说在《四库全书》里的归隶即是如此。另外从前面所列举的部分唐前小说在《四库全书》中的著录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一明显的规律。《四库全书》的书目分类代表了古代目录学的最高峰，它在小说著录上的这种变化无疑是小说目录学上的一种进步。但是，《四库全书》的这一变化并不是缘于四库馆臣对小说目录的有意完善，更不意味着四库馆臣在小说观念上有了进步，而是由于在清代乾嘉历史考据学风的笼罩之下，四库馆臣们认为小说“冗杂”，“其事末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和小说家类叙），于是许多被认为浮妄不实的著作便都从史传中被清理出来，归入了子部小说家，因此，要分析《四库全书》的小说目录学思想，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潮以及它对《四库全书》编纂的影响。 二、严谨的史学风气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进步的思想家，亲眼目睹了明王朝被农民战争摧毁的过程，目睹了异族入主中原的前因后果，他们认为泛滥于明末的王阳明心性良知之学是空谈误国，也深感于学风的日益空疏，于是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掀起了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实学思潮。 还在明朝末年，以罗钦顺、王廷相、杨慎、吴廷翰为代表的实学学派便开始把矛头直指心学学派，批评“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王廷相《王氏家藏集·雅述》下篇）。”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也倡导“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猛烈攻击阳明心学。早年参加复社的顾炎武，更“深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主张经世致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就是辑录历代史书中农田、水利、交通等材料而成，目的就是以实学救国。在治学方法上，他比较认同汉代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师数十年通一经的学风，主张通读、明辨经史，博求实证。他自己治史便“每一事必评其始末，参以佐证，然后笔之于书”。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也是“持论皆有依据”（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顾、黄之后，又有毛奇龄、阎若璩、胡渭等“接踵而起，考证校勘，愈推愈密（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阎若璩在《潜邱札记·与刘少宗书》中便言：“总之书传如此之多，非得理精而证确者，断断不宜下断论也。”这种治学方法发展到后来便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 乾嘉考据学派渊于顾炎武，由阎若璩、胡渭开其先路，到戴震集其大成。黄云眉在谈到明末清初实学转变为乾嘉考据学的原因时说：“考有清一代之学术，以考证学为重心，其考证之领土，由群经而及于古史，及于诸子，视汉之考证学仅限于经部者，广狭不可同日语，此已为吾人所公认。清代学术何以有此一种灿烂之成绩，则以学者遭遇猜嫌忌讳之异族君主，既不能以其经济抱负，直接施之于政或间接著之于书，而宋之理学，自明以来，新说递增，纷歧愈甚，亦欲起而夺柄，于是不期而竞托其精神思虑于考证之一途，此事实亦当为吾人所公认（《史学杂稿订存》）。”的确，清代的历史考据学乃是经学考据的延伸，而历史考据学派的形成又有其特殊的原因，这就是清皇室对史学的左右。清初，许多富有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不甘心“国灭而史亦随灭”，于是掀起了一股私修明史的热潮。像顾炎武的《圣安纪事》、王夫之的《永历实录》、黄宗羲的《行朝录》、张岱的《石匮书》、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傅维麟的《明书》、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等等。然而很快清政府便在康熙二年(1663)通过血淋淋镇压庄廷＠②明史案而将私修明史宣布为非法。修明史既成为禁区，史学家们便只好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对古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上来，至乾嘉时期，便形成了实力雄厚的乾嘉历史考据学派。梁启超在谈到这一学派时说：“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此外还有“专考证一史者”，有“对于古代别史杂史，亦多考证笺注”者。乾嘉学派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不涉虚诞的治史方法，“咸以考据治史学，不言近世，但攻古代，利用辅助知识之广博，为古史订伪文、正误谬、补缺疑……”（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1988）。王鸣盛是乾嘉时期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他主张“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夺，读史者宜详其考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十七史商榷·唐史论断》）。钱大昕亦言“史者，纪实之书也”（《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二》）；“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实直书，是非自现”（《十驾斋养心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可以看出，乾嘉时期的史学家们虽然没有致力于修史，但在史学观念上却变得进一步纯粹化和正统化了。 就是在这种乾嘉史学风气走向极盛之时，清朝政府开始了《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在编纂开始之前搜汇天下书籍时，乾隆皇帝便诏令：“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选择的标准就是有利于人事治道的实用原则。而对搜汇来的书籍，四库馆臣又进行了大量的甄别辨伪工作，对于琐屑无为、“倚声填调”之作，或“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则一概摒弃。在具体编纂工作中，《四库全书》处处体现提倡汉学、反对宋学、注重征实、反对空疏的乾嘉学风。他们认为：“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极力推重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需要指出的是，参加《四库全书》编纂的四库馆臣许多都是当时有名的汉学家，像戴震更是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在论及乾嘉学派时说： 其全盛时期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其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计数，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四库全书》开馆以后，以戴震为首的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整理典籍的工作，他们也随带着把明末清初以来兴起的汉学精神也带入了进去，使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和历史考据学的治史方法全面贯穿于《四库全书》的编纂之中，并直接影响到了《四库全书》的书目著录。尤其是纪昀，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者，他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梁启超谈到这一点时便明确指出：“露骨地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四库馆臣们认为，经和史乃是真正的学问，“学者精研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所以《四库全书》的经史两部不仅考校精当，而且在目录分类上循名责实，配隶非常严谨。如史部政书一类，前代目录著作大多名为“故事”或“旧事”，以致“《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唐志》载《魏文贞故事》，横牵家传”。有鉴于此，四库书目分类便“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序》）。乾隆皇帝在谈到《四库全书》的著录体例时便不无自豪地说：“前代藏书，率无简择，萧兰并撷，珉玉杂陈，殊未协别裁之义。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精矣。”（《钦定四库全书》卷首《凡例》）史学观念的严谨促进了史部书目配隶的规范，而正是史部书目配隶的谨严，从另一方面促成了子部小说配隶上的规范化。 三、《四库全书》小说篇目的配隶及评价 关于《四库全书》设立子部小说家类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说：“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喻博奕，故次以小说家。”在子部小说家类叙里更进一步阐述说：“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国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由于稗官小说尚存一用，所以在将原本隶存于史部的小说篇目从史部中剔除来后，并未一概删除不录，而是归入了可以“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的小说家类。像宋代赵德麟《侯鲭录》，《总目》便言：“是书采录故事、诗话，颇为精赡。”司马光《涑水纪闻》，《总目》亦称其“此篇杂录宋代旧事”，“间涉琐事”，“旁采异闻”；此外像郑文宝《南唐近事》、欧阳修《归田录》等都因为泛记遗旧、有一言可观而入了小说家。还有一些小说篇目，虽然所记之事“恍惚无征”、“悠谬支离”，但由于其文近“雅驯”，且一直为历代书目所载，为了不废“古制”，亦悉载之。如《山海经》、《四库全书总目》便认为“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耳。”言《西京杂记》：“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裁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耳。”也存录小说类中。当然，《四库全书》把这些原隶史部的小说篇目划归子部，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持史部体例的严谨，这一点在《总目》中体现得最为明了。现从《总目》中择录几篇有代表性的小说提要，从中可以窥见四库馆臣分别史部与说部的基本标准： 《穆天子传》：“案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 《神异经》：“隋志列之史部地理类，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类，今核所言，多域外恍惚之事，既有异于舆图，亦无关于修炼，其分隶均属未安。今从《文献通考》列小说类中，庶得其实焉。” 《海内十洲记》：“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 《汉武洞冥记》：“若其中伏生受尚书于李克一条，悠谬支离，全乖事实，朱彝尊乃采以入《经义考》，则嗜博贪奇，有失别择，非著书之体例矣。” 《拾遗记》：“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燕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迕。” 《飞燕外传》：“案：此书记飞燕姊妹始末，实传记之类。然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与汉武内传诸书同一例也。”《钦定四库全书》卷首《凡例》在谈到上引几部小说的分类时说：“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十洲记》旧入地理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从上引几条提要中也可以看出，《总目》编纂者们并不是在从小说的特点出发论述这些小说篇目之所以归入小说家类的原因，而是在论述这些小说篇目之所以不能归入史部的原因，也就是说，四库馆臣们的目的并不是在为说部立言，而是在为史部立言，并充满着对说部的轻视。因此，《四库全书》在小说归类上的趋于规范并不是编纂者们在小说观念上有了改观，而是史学观念走向正统化的结果。明清小说异常发达，而《四库全书》对代表明清小说最高水平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却一概不录，也说明四库馆臣对小说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进步。 实际上，在乾嘉学派抑宋扬汉的学术风气之下，四库馆臣在小说分类上也重新接受了汉代人的目录学思想。汉刘歆作《七略》，班固删而为《艺文志》，并指出小说虽“出于稗官”，属道听途说之辞，“刍荛狂夫之议”，但“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因其有“一言可采”而致“弗灭”。“稗官”下引如淳注云：“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这一观点直接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所承继。《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叙》便直言稗官小说“其来已久”，虽属细碎之言，“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小说既有“一言可采”又冗杂细碎，所以《四库全书》便把大量的杂史笔记都打入了小说家类，形成了与《汉书·艺文志》一脉相承的小说目录分类体例。当然，《四库全书》在对子部小说进行归类时，也并不是囫囵吞枣，而是进行了细致的勘别考辨。如一些记载地理名物的著作，像《梦溪笔谈》、《文房四谱》、《荔枝谱》等，在《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里便多归入了子部小说家类，而《四库全书》则或入子部杂家、或入子部谱录类，而不入小说家，亦见其识辨不爽。《四库全书》是由众多的学者历十年之久编纂而成，代表了一代学术风气，也显示了一代学术精华。它在小说目录学上的建树虽然存在着局限，但它在力图把史传文字与小说界分开来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目录学者著作中史传与小说不分的混乱局面，并客观上使小说的目录分类逐渐清晰起来，而且这种目录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目录学著作。在《四库全书》之后，像张金吾《爱曰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收室藏书志》都承袭了《四库全书》的著录体例，从这一点上来说，《四库全书》在中国小说目录学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原刊地名】南京【原刊期号】1999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