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卷一第2页隋文帝《制》 此条于同一题下所录不同年代、内容互不关联的制文十二条，作时分别为“开皇七年正月乙未”、“九年二月丙申”、“十年六月辛酉”、“十二年八月甲戍”……“十六年六月甲午”[1]等不同时段，不合编纂单篇散文文集之常规，不如分十二篇，独自成章。另，本篇第四条所录开皇十二年甲戌制文：“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今以《资治通鉴》卷一七八第五五三八页相校，知此文于结束夺“事尽，然后上省奏裁。”[2]又，“便决”，《通鉴》作“悉决”；“皆令”，《通鉴》作“悉移”；“覆治”，《通鉴》“覆”字后无“治”字，其前有“按”字。 2.卷一第3页隋文帝《允李穆劝进诏》 严氏据《隋书·李穆传》录此文，但未系年。与该书录诏制敕皆注明作时不协。 今按：本文劝周大丞相杨坚“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登基称帝。《隋书》卷一《高祖上》载；“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丞相府常服入公，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3](P13)二月甲子，即二月十三日。又，《通鉴》卷一七五第五四三一页载，周大定元年二月，“开府仪同大将军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亦劝之。”二月甲子，即二月十三日，史书所记与本文劝杨坚称帝时日相吻合。 故本文当作于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甲子杨坚称帝前。 3.卷一第4页隋文帝《改服色诏》 全文分两段，“初受天命，赤雀降祥”至“戎服尚黄”为第一段，严氏注录自《隋书·文帝纪上》。 “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至“宜集通儒，更可详议”，为第二段。严氏注录自《隋书·礼仪志七》[3](P253)，又见《通典》卷六十一[5](P348)。 今按：第一段实为第二段之节录概述，其中“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其郊及社庙，衣服冕之仪，朝会之服，尽令尚赤，戎服以黄”，除个别字稍异，基本是第二段中的原句，故前段当删。 4.卷一第5页隋文帝《颁行新律诏》 严氏据《隋书·刑法志》录文，并订其作年为“开皇元年”。 按：本文又载《册府元龟》卷六一一《刑法部·定律令二》，《册府》载：“开皇元年，诏尚书左仆射渤海公高颍，上柱国、沛公郑译、上柱国、清河郡公杨素、大理前少卿、平原县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县公韩溶、兵部侍郎李谔、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定讫。诏颁之”[4](p7339)云云。另，“为时轨范”，《册府》作“为时作范”；“知吾此怀”，《册府》作“知其此怀”。另，《通鉴》卷一七五第五四四五页载，开皇元年“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诏”云云，节引本文“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至“严格杂科，并宜除削”。据此，则应订本诏令作时为开皇元年十月戊子，订为“开皇元年”欠详切。 5.卷二第13页隋文帝《劳李安诏》 严氏据《隋书·李安传》录文，并订其作时为“开皇七年”。 按：本文又见载于《册府》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二》[4](p1600)。“夜动舟师”，《册府》作“夜荡舟师”。严氏未注明此条出处。 又，严氏以本文作于“开皇七年”，误。《隋书》卷五十《李安传》载文帝犒劳李安之缘由是：李安于“平陈之役，为杨素司马，仍领行军总管，率蜀兵顺流而下，陈人屯白沙……以夜袭之，安率众先锋，大破陈师。高祖嘉之，诏书劳”[3](P1323)云云。据此可知，文帝下诏褒奖李安，必在其从杨素平陈，夜袭白沙克胜之后。《通鉴》卷一七六载，开皇七年，“杨素在永安，造大舰，名日五牙”[2](P5494)，是为平陈渡江备战。同卷又载，开皇八年“十月甲子，隋以出师，有事于太庙，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素出永安。”[2](p5497)杨素率军平陈始于开皇八年十月。同卷接载：其年十二月：“杨素引舟师下三峡，军至流头滩。将军戚昕以青龙百余艘守狼尾滩，隋人患之。杨素日：‘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见我虚实，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遣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引步卒自南岸击昕别栅，大将军刘仁恩帅甲骑自北岸趣白沙，迟明而至，昕败走，悉俘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2](p5499)据此可知，隋军攻克白沙，事在开皇八年十二月。又，上引《通鉴》所载，陈将戚昕严守三峡狼尾滩，“地势险峭，隋人患之”，与本文“陈贼之意，自言水战为长，险隘之间，弥谓官军所惮”文意投合。要而言之，开皇七年，杨素始驻军永安，未克白沙，八年十月甲子，隋方兴师讨陈，十二月克白沙。故，褒奖李安夜袭白沙之诏书，当作于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 6.卷二第13页隋文帝《报赵绰诏》 严氏据《通典》录此文，但既未注明录自《通典》某卷，又未系作时。 按：本文之确切出处为《通典》卷一百七十《刑法八·竣酷》。该书载：开皇“十七年，诏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可举。……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日：‘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5](P930)云云，即本文。又，《通鉴》卷一七八第五五四页载亦节录本文前两句及后两句，且系于开皇十七年。据，《通典》、《通鉴》，当订本文作时为开皇十七年(597年)。 7.卷三第33页隋文帝《敕释昙迁为禅定寺主》 严氏注本文录自《续高僧传》，但未注明《续高僧传》某卷，也未定本文作时。 按：本文出自《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该书载：“及献后云崩，于京邑西南置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天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乃下敕”[6]云云，即本文。 献后，即独孤皇后，谥号“文献”。据此可知，禅定寺建于文献皇后崩后，任命昙迁为其寺主之诏文必作于建寺之后。《通鉴》卷一七九载，仁寿二年“八月，甲予，皇后独孤氏崩”[2](p5592)。又载，其年闰十月“壬寅，葬文献皇后于太陵。”故，本文当作于仁寿二年闰十月之后。 8.卷三第35页隋文帝《赐后梁主萧琮玺书》 严氏注本文出处为《隋书·萧琮传》，并订其作时为开皇六年。 按：此文系年误。《隋书》卷七十九《萧琮传》载：琮“初封东阳王，寻立为梁太子。及嗣位，上(指隋文帝——引者注)赐玺书”[3](p1793)云云，即本文。据此可知，本文作于萧琮嗣位不久。《通鉴》卷一七六第五四八二页载，开皇五年五月“梁主(指萧琮父萧岿)殂，谥日孝明皇帝，庙号世宗。……太子琮嗣位。”同卷又载，六年“梁改元广运”。故本文当作于开皇五年(585年)，严氏系于六年，盖以其改元为嗣位，失之细检。 9.卷四第40页隋炀帝《制》 严氏于此题下列大业元年至九年制文七条，均录自《隋书·炀帝纪》。因作时及内容无相互联系，应分题各自独立成章。 又：此题下之“大业二年七月庚申制”、“大业五年正月乙丑制”，又分别见载于《通鉴》卷一八零、卷一八一。“五年二月庚子制”，又见载《册府》卷六零《帝王部·立制度一》[4](p669)。“五年二月壬戌制：父母听随子之官”，亦见载于《册府》卷六零《帝王部·立制度一》[4](P669)，但“二月”作“六月”。 lO.卷四第4l页隋炀帝《赠赐豆卢毓诏》 严氏据《隋书·豆卢毓传》录本文，并订其作时为“仁寿四年八月”。 按：《隋书》卷三十九《豆卢勋传》附有《豆卢毓传》。该书载：“炀帝继位，征(汉王)谅入朝。谅发兵作乱，毓苦谏不止。因伪从，以思后计，后事败见害。及谅平，炀帝下诏”[3](p1157)云云，即本文。考《通鉴》卷一八二载，仁寿四年(604年)八月，平汉王谅之乱。与史相参，系年不误。但录文首四句“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推令典”，文义欠通。其中“抑推”二字，《隋书》作“抑惟”。又，此为诏令套语，《全隋文》卷四《赠谥皇甫诞诏》首四句与本文同，作“抑惟令典”，亦可证“推”字为“惟”形似之讹。 11.卷四第45页隋炀帝《赠刘方诏》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刘方传》[3](P1358)，并订其作时为“大业元年”。 按：本文又见载于《册府》卷一三八《帝王部·旌表二》[1](P1668)。《隋书》及《册府》俱载，刘方为膳州都督，平林邑国，纪功而还，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惜之，乃下诏”云云。考：《通鉴》卷一八零第五六一九页载，大业元年，刘方击败林邑王梵志，“夏四月，梵志弃城走人海。方入城，获其庙主十八，皆铸金为之，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肿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据此，本文必作于大业元年(605)四月之后。 又，“方肃承庙略”句中“庙略”，《册府》作“庙算”。“鲸鲵尽殪”句中“尽”字，《册府》作“殄”。 12.卷四第46页隋炀帝《立杨素碑诏》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杨素传》，并订其作时为“大业二年”。 按：《隋书》卷四八《杨素传》载，大业二年，素卒。“谥日景武，赠光禄大夫、太尉公，弘农、河东、绛郡、临汾、文城、河内、汲郡、长平、上党、西河十郡太守。……鸿胪监护丧事。帝又下诏”[3](P1292)云云，即本文。史书所述杨素卒葬时日欠详切。1959年陕西省潼关县吴村乡亢家寨出土《杨素墓志》载其卒葬时日为：“大业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乙亥遘疾，薨于豫州飞山里第，春秋六十三。粤大业三年八月丁丑朔八日甲申，窆于华阴东原通零里。”[7](P218)本文既作于杨素卒后，作时当在大业二年(606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后，大业三年(607年)八月八日之前。 13.卷五第53页隋炀帝《改博陵为高阳郡诏》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炀帝纪下》[3](P85)，并订其作时为“大业九年十月乙酉”。 按：本文又见载于《册府》卷八三《帝王部·赦宥二》[a](r981)，颁诏时日亦为“大业九年十月乙酉”。但录文有相异之处。“缅怀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泽”，《册府》作“怀敬思止，所以宣播德泽”。“缓境内死罪以下，给复一年”句中之“缓”字，《册府》作“赦”字。审文意，当以《册府》为是。 14.卷八第83页杨勇《上书徙流民实边》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房陵王勇传》，未系年。 按：《隋书》卷四十五《房陵王勇传》载：“高祖受禅，立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以下，皆令勇参决之。上以山东民多流冗，遣使按检，又欲徙民北实边塞。勇上书谏”[3](P1229)云云，即本文。另《册府》卷二六一《储宫部·忠谏》[4](P3100)亦录此文，并以其为“舅初为太子时”所作。《通鉴》卷一七五载，杨坚于开皇元年二月甲子受禅称帝，乙丑，以勇为皇太子。本文既为“勇初为皇太子时”，当为此后数年间。又本文云“去年三方逆乱，赖陛下仁圣，区宇肃清”。所谓“三方逆乱”，指大象二年五月，杨坚以左大丞相摄周政，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反叛于东夏； 郧州总管司马消难据淮南州县起兵；益州总管王谦屯兵剑阁。但杨坚分别任命韦孝宽、王谊、贺若弼率军于大业六年六至八月间平息了此三方叛乱。(详见《隋书》卷一《高祖上》、《通鉴》卷一七四)本文既称平息三方之乱事在“去年”，必作于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杨勇为太子后。 15.卷八第86页观王雄《庆舍利感应表》 严氏注本文录自《广弘明集》卷十九，未订作时。 按：本文云：“去夏六月，爰发诏旨，延请沙门奉送舍利于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据此可知，本文必作于三十州同时建舍利塔之次年。考：《广弘明集》[8]卷十九录隋文帝《立舍利塔诏》(此文又载《全隋文》卷二)。该诏末尾署：“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晾宣”[8]。此诏云：“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本文追述之诏令要旨，与仁寿元年六月乙丑(十三日)所颁之《立舍利塔诏》相吻。又，据传世文献及近年出土石刻，亦可证本文所谓“去岁十 月十五日三十州同时起塔”，事在仁寿元年。如：《雍州金石记》所录《同州舍利塔下铭》[9]、《中州金石记》所录《邓州舍利塔下铭》[10](P25)，以及1998年陕西周至县仙游寺新发现(仙游寿舍利塔下铭)[7](P425)。本文记述去年建塔后，蒲州、华州等地所见神灵妙状，故其必作于仁寿二年(602年)。 16.卷九第91页崔仲方《上书论取陈之策》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崔仲方传》，但未订其作时。 按：《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载：仲方“为虢州刺史，上书论取陈之策”[3](p1448)云云，即本文。考：《通鉴》卷一七六第五四九三页载：开皇七年，“杨素、贺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励、虢州刺史崔仲方争献平江南之策。仲方上书”云云，节录本文“今惟须武昌以下”至“非恩不能自立”。但本文明云“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则《通鉴》系年误。 又，“岁次景午”，《隋书》作“丙午”，属是。以“丙”为“景”，唐人避李渊祖李晒讳而改之。“更怙精兵”之“怙”字，《隋书》、《通鉴》均作“帖”，胡三省注：“帖，添也”，审文意，当从“帖”。“盆城”，《通鉴》作“湓城”，属是。“虽恃九江”，“通鉴”于“虽”字前增“彼”，审文意当补此字。 17.卷九第95页李穆《请移都表》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李穆传》，未系年。 按：《隋书》卷三千七《李穆传》载：“时太史奏云，当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难之。穆上表”[3](P1117)云云，即本文。接下又载：“上素嫌台城制度迮小，又宫内多鬼妖，苏威尝劝迁，上不纳。遇太史奏状，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日：‘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穆，官拜太师——笔者注)民望，复抗此请，则可矣。’遂应之。”据此，李穆上此表后，隋文帝决定从汉长安迁都新建之大兴城。《通鉴》卷一七五第五四五七页载，开皇二年六月，“隋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纳言苏威劝帝迁都，帝以初受命，难之。……太师李穆亦上表请迁都。……丙辰，诏高颍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同卷又载，其年“十二月，丙子，隋命新都曰大兴城”，开皇三年“三月，丙辰，隋迁于新都。”故，本文当作于开皇二年(582)六月。 18.卷九第100页杨尚希《请并省郡县表》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杨尚希传》[3](P1252)、《北史》卷七十五[11](P2579)、《通典》卷三十三[5](P188)。未订其作时。 按：《隋书》卷四十六《杨尚希传》载：“高祖受禅，拜度支尚书，进爵为公，岁余，出为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3](P1253)云云，即本文。接下又载：“帝览而嘉之，于是遂罢天下诸郡。”据此可知，尚希上此表后不久，颁诏罢郡。考：《隋书·高祖纪上》载，开皇三年十一月“甲午，罢天下诸郡。”[3](P20)《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载：“高祖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罢诸郡。”[3](P80)又，《通鉴》卷一七五第五四六八页载，开皇三年十一月，“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云云，节录本文“窃见当今郡县”至“选举则易得贤才”。故，本文作时为开皇三年(583)十一月。 19.卷十二第128页何妥《定乐舞表》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何妥传》[3](P1709)及《北史》卷八十二[11](p2757)，且未订其作年。 按：文中“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与前两旬八字，只有“道”与“庙”一字之别。今检《隋书》及《北史》之《何妥传》，知前八字“迎神于道门，奏嘉至之乐”系重出衍文。又，本文亦见载于《北史》卷八十二《何妥传》，严氏注《北史》卷八十三，误。 《隋书》、《北史》均载，本文作于“(苏)威考定文学，又与(何)妥相诋诃”之后。但《隋书》载“苏威考定文学”事在“(开皇)十二年”，《北史》则作“(开皇)二年”。《隋书》、《北史》录本文之后，俱载，何妥于开皇“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按史书传记述所写对象生平行事皆以年次为先后，但《隋书》所记何妥先为“十二年”与苏威因考定文学相诋诃，后为“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校以《北史》则知“十二年”误，应为“二年”。故本文作于开皇二年(582年)后。 20.卷十四第161页潘徽《述思赋》(存目) 严氏注此篇文佚。 按：《隋书》卷七十六《潘徽传》载：“潘徽字彦伯，吴郡人也。性聪敏……善属文，能持论。……及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途，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名《述恩赋》，俊览而善之。”[3](p1743)据此可见，严氏录题有误，当正“述思”为“述恩”也。 21.卷十九第209页薛道衡《为敬肃考状》 薛氏此文只有“心如铁石，老而弥笃”两句。严氏注其出处为《隋书·循吏·柳俭传》，未系年。 按：《隋书》卷七十三《柳俭传》并无此文。该书同卷《敬肃传》载：“大业五年，朝东都，帝令司隶大夫薛道衡为天下群官之状，道衡状称素”[3](P1685)云云。据此可知本文作年为大业五年(609)。 22.卷二十七第306页刘炫《驳牛弘礼绝傍期议》 严氏注本文录自《隋书·刘炫传》[3](P1720)。 按：本文文首“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日”，此一段文字实系《隋书·刘炫传》引本文的写作背景，非本文内容。本文当由“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开始。 23.卷三十第348页阕名《隋柱国灵州总管海陵公贺若谊碑》 此系碑拓本。严氏在文后注曰：“按此碑千七百四十一字，今据明拓本录之，仅九百五十二字。”可见其所录本文空缺严重。今与《八琼室金石补正》[12]卷二十五的录文相校后，可补空缺252字。如，于“世洛阳”前，可补“将还，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周太祖”十五字。于“父统，右卫将军、散骑常侍”后，可补“剿三州刺史、当亭子，赠司空，谥曰哀”十四字。 参考文献： [1]严可均．全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 [3]魏征，令狐德菜．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 [4]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5]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4． [6]道宣．续高僧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251． [7]韩理洲．全隋文补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8]道宣．广弘明集[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1934：155． [9]朱枫．雍州金石记[M]∥惜阴轩丛书． [10]毕沅．中州金石记[M]．乾隆年间：25． [1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12]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65．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