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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目录》是中国目录史上，一部由国家组织修纂的目录巨制，从规格上来说，只有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与它相比。可惜，在安史之乱中，此书毁于战火，使后人无以得见真颜，而成为千古遗恨。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相关的记载很少，而涉及其质量状况的，唯有毋煚的《古今书录序》。由于这段资料的仅存性，遂使它成为裁定《群书目录》质量的权威评价，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目录学界，似乎成了不刊之论。然而，本人通过一些考证和钩稽，认为毋煚的评价，完全只贬不褒，且言辞过激，很失之公允，极大地压制了《群书目录》的历史地位。 一 唐开元年间，因唐玄宗的提议，朝廷集中了一大批的儒家大学者及图书专家，对当时的图书作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整个工程分为两部分，分别由大儒马怀素、褚无量主持进行，下面各有一个阵容庞大的班子。马怀素出任秘书监，负责秘书省的目录编纂，他以南齐王俭《七志》为范本，将此之后至开元的图书典籍重新加以编目，使二者连成一线，[1]褚无量出任修图书使，负责乾元殿内库四部书的校写，具体的任务是，分库清理，上架整比，校刊缮写，“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2]由于马怀素、褚无量相继去世，唐玄宗命名儒元行冲先后分别接任二人工作。开元九年，修纂成《群书目录》二百卷。这是现存历史记载中，一部规模庞大的官修国家藏书目录，收书共2655部，48000余卷。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曾说：“自古目录未有巨于此书者，后世亦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堪与比拟，余皆不及焉。”[3] 若干年后，曾为《群书目录》子部负责人的毋煚，在前者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修订成《古今书录》四十卷。在《古今书录序》中，他阐述了为何作此书的理由：《群书目录》质量太强差人意，难以成为经典式的国家图书目录。他说： 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4] 显然通观序文，竟未对《群书目录》置一褒词，反之，洋洋洒洒罗列了五大谬误。作为一部巨制，错误和缺点肯定在所难免，然而毋煚，过分渲染和夸大了《群书目录》的不足之处，有些地方甚至偏执一词，危言耸听。 二 笔者认为，《古今书录序》中对《群书目录》的指责，其较明显的过实之处有二点。 毋煚说：“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他的意思是，《群书目录》的新集、近书收录状况，十分欠缺，新集仅收至唐太宗的贞观之前，近书仅收到武则天的长安之前，因此不足为训。 然据载，马怀素相当重视近书的收集及编目，在工程进行之前，他曾郑重地对唐玄宗说： 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缺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辩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5] 作为首任目录编纂负责人的马怀素如此说，由此可以断定，近书收集并制作目录的工作不仅开展过，而且得到了重视。退一步说，即使后来元行冲忽视了这个问题，但不会影响当初设计的总意图。毋煚发出这样的指责，可能是一则出于二者对近书范围的概念不同；二则是毋煚撰《古今目录》的年代稍后，他自己也说，“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可以有条件看到和收集到更多的新集和近书。 毋煚说：“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他把《群书目录》效法《隋书·经籍志》，作为一大不妥之处，而加以非议。 从史料来看，在马怀素主持修纂时，主张“续王俭《七志》，以藏秘府。”开元六年七月，马怀素因病去世，元行冲代继其任，改为沿用《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隋书·经籍志》于唐初修撰，为《群书目录》之前最大的一部目录书，它的分类模式，是经过许多学者认真考虑过的。它是在前代四分法和七分法的基础上创立的，继承和发扬了两者的优点，一直是后世仿效的典范。这种分类法虽也有缺陷，但却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可以解决四分法和七分法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 元行冲效仿《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并非是他个人的意见。玄宗开元七年九月下敕，明确指示了采用四部七录综合体为本书的分类法： 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批阅，难可校寻。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写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6] 根据这条敕文，起码可以知道两点：第一，关于如何确定部类，由于关系到修纂的原则，朝中大约引发过讨论或争执，以至最后不得不由唐玄宗亲自出面定夺。第二，唐玄宗既要求修撰者继承四分法，但同时兼用七分法，这种基调，承认了四部七录综合体的优势，和《隋书·经籍志》分类法的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从而，《群书目录》以《隋书·经籍志》为范本，是当时整个图书学界上层深思熟虑的意见。 《群书目录》仿效《隋书·经籍志》，即从学术角度来看，也无什么不妥。昌彼得等认为：“故自表面看，《隋志》是承袭自晋以来的秘阁分类法。但自精神而言，实也兼采了阮孝绪《七录》的优点。……从《隋志》分类的情形来看，实可以说是四部七录的综合体。也就因为《隋志》四部兼容七录的特点，使南北朝的目录七分竞的局面，至唐代复趋于统一。自晋以来的四部分类都用甲乙丙丁为代名，至《隋志》而标明经史子集为部名，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迄今尚未完全消灭。”[7] 毋煚指责《群书目录》仿效《隋书·经籍志》分类，全盘照搬，而无创新。其实，但他的《古今书录》也未提出更佳的分类方法，大体也是照搬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基本依据的是《古今书录》，其引用的宗旨是：“煚等《四部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但记篇部。”因而目录学界认为：“五代刘煦修《旧唐书经籍志》，即全采其书目，而仅删去小序及序录而已。”而《旧唐书·经籍志》的分类是：“共四部四十二类，分类多本《隋志》，惟经部多经解、诂训二类，史部簿录改为略录，大体无甚出入。”[8]由此来看，《古今书录》的分类，与《隋书·经籍志》分类的不同之处，除了在经部、史部略有增加外，其它地方并无什么太大的出入。从而，毋煚对《群书目录》的指责，充其量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三 毋煚罗列了《群书目录》五大谬误之后，总结谬误产生的原因是： 昔马淡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刘歆作七略，王俭作七志，逾二纪而方就，熟有四万卷目，二千部书，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终竟，欲求精悉，不亦难乎？ 他的意思很明白，司马迁、班固、刘歆、王俭等人修撰各书用了大量的时间，都长达二十年；《群书目录》修撰仅用了三年，时间太短，由于编修时间太仓促，而造成质量低下。 但是，他的这一说法有欠思量，经不起推敲。不错。司马迁、班固、刘歆、王俭等人的修撰，确实都用了大量的时间，但其工作状况基本是个人单独作业，至多是子承父业，或有少量家庭成员参加。而《群书目录》的班子是群体，马怀素时，“乃召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陆浑丞吴绰、桑泉尉韦述、扶风丞马利征、湖州司功参军刘彦直、监汝丞宋辞玉、恭陵令陆绍伯、新郑尉李子钊、杭州参军殷践猷、梓潼尉解崇质、四门直讲余钦、进士王惬刘仲丘、右威卫参军侯行果、邢州司户参军袁晖、海州录事参军晁良、右率府胄曹参军毋煚、荥阳主簿王湾、太常寺太祝郑良金等分部撰次；践猷从弟秘书丞承业、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怀素奏秘书少监卢俌、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9]元行冲接任后，改组了修纂班子，分成经、史、子、集、序例五个大类，交给五组人员负责：“经库是殷践猷、王恢编；史库韦述、余钦；子库毋煚、刘彦直；集库王湾、刘仲。其序例，韦述撰。”[10]由此可知，马怀素时的班子达二十一人（《旧唐书·韦述传》说二十六人）。元行冲时的班子达九人，这尚不计主修官在内。假如用人数来乘以年份，扣除重复人次，那其相对年数，也将大大超过二十年，至少四十年以上。因而，时间仓促之说，似为不当。 从另一方面说，毋煚把《群书目录》编纂时间定为“首尾三年”，也很失之武断。 《群书目录》修纂的起始时间，当从这项工程的开创之日算起。开元五年，钦定的编修工程开始上马，修纂班子的最高负责人为马怀素，“开元五年，……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11]工程进行了一年多，开元六年七月，目录编纂仅“粗创首尾”，[12]马怀素就因病去世了。在褚无量等“修撰有条，宜得大儒综治”[13]的推荐下，唐玄宗诏元行冲代继其任。“（开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卷。”[14]从“开元五年”到“开元九年”，按虚年算，可谓五年。故史家认为：“怀素寻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15]因成书是开元九年十一月，已到岁末，即使去除虚年，满打满地实算，也应该有实实足足的四年。 “首尾三年”，如指的是从元行冲接任到完成这段时间，那么，此书成了元行冲独自负责完成的，和马怀素脱离了关系。这一点恐怕说不通。元行冲接替马怀素出任负责人，只是在分类体系上作了变更，并非推倒重来。书的整理工作，应从校勘始，至编定目录终，实有连贯性，不可划分。所以，前面所作的工作，如校勘、撰录等成果，仍可沿用。马怀素的“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粗创首尾”，[16]其功实不可没。因而元行冲的工作是与马怀素的工作紧密衔接的。就拿刘歆来说，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所修成的《七略》，是靠着他父亲刘向留下的十九年心血结晶——《别录》。目录学界的考证是：“刘向自成帝河平三年五十四岁受诏校书，到成帝绥和元年七十二岁去世，校书工作已达十九年之久，是已经到了接近完成的时候上了。所以，接着刘歆用不到二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他父亲未竟的工作。”[17]毋煚把《群书目录》的完成过程说成“首尾三年”，就应当把《七略》说成“二年”，否则，于理不通。 紧接着，毋煚又说：“所以常有遗恨，窃思追雪。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 二百卷的书目，一下子被找出三百余处错误，确实不少。若暂将此说置于一边，而把《群书目录》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一比较，可能会产生另外的结论。清乾嘉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编纂时间长达十年，被后世奉为目录之瑰宝。近人余嘉锡赞扬道：“故曰自《别录》以来，未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无究。……功既巨矣，用亦弘矣。……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亦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然这样一部难能可贵的巨制，仍然用余嘉锡的话说，竟是“纰缪之处，难以胜言。”[18]余嘉锡为此作了《四库提要辨正》二十四卷，共计驳正《提要》四百九十条。另外，还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胡玉缙撰，王欣夫辑，辨证了二千三百多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证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错误也颇多。然而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同理可证，《群书目录》尽管又三百多处错误，但并不影响它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四 毋煚本人参加了当初《群书目录》的编纂，并负责子部，故即使《群书目录》存在问题和错误，他也当负一部分责任，至少应对子部负责，决不是与事无关的局外人。退一步说，即使子部没问题，但他当时至少没向元行冲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然在事后，却大动干戈，对《群书目录》进行发难，除了证明《古今书录》的非凡意义外，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而有着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笔者将另行撰文，加以揭示。 注释： [1] [5] [12] [16] 《旧唐书》卷102，《马怀素传》. [2] 《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 [3]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书店.1984，207. [4] 《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6] 《唐会要》卷35，《经籍》. [7] [8] 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M].文史哲出版社.民国七十五年版，第137；145；144页. [9] [13] 《新唐书》卷199，《马怀素传》. [10] [14] 《唐会要》卷36，《修撰》. [11] [15] 《旧唐书》卷102，《韦述传》. [17] 吕绍虞.关于〈别录〉〈七略〉的几个问题[J].《图书馆目录学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8]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序[M].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588、589. [桂罗敏：上海大学图书馆。]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