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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版本目录学名著，《书目答问》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但却很少有人从教育思想的角度，认真审读这部著述。本文试图从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入手，结合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该书另作一番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同仁的注意。 《书目答问》是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所编撰的一部供本省初学者阅读的普及性读物，他声称是在2200余种古今著述中，“分类以求”，“举二千余部”，为广大童生开出一部书单，很是花了一番功夫；然而，在同是光绪元年所写的《輶轩语》一书中，张之洞却“指示”，读一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另开书单，别指“门径”呢？这是疑问之一。张之洞自嘲《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并在该书《例略》开头就写有“此编为告语童生而设，非是著述”的话；可是，就在《书目答问》编成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年（1876），张之洞在给朋友、后来的内兄王懿荣的信中，却这样写道：“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开一书单也。”既然仅是书单、仅是公牍，“不可作著述观”，又为何说一勾一抹都“颇有深意”？这是疑问之二。两个疑问，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书目答问》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这份书单到底有没有“深意”？ 《孟子·万章》有言：“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其人必先论其世。还是让我们首先从张之洞本人入手来细究吧。 张之洞（1837-1909）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号抱冰老人，谥文襄。后人将其著述集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輶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抱经堂弟子记》等书及各种奏议文书均收录其中。在40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张之洞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教育实践活动。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张之洞一生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中法战争以前，张之洞担任湖北、四川学政和山西巡抚，创办过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这是早期；中法战争后，张之洞逐步转变为洋务派，担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先后在广东、湖北创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是中期；戊戌变法失败后，任军机大臣，主管学部，总揽全国教育大权，率先对书院实行改革，兴办各式各类新式学堂，同时大量派遣留学生，并参与了定学制、废科举的重大教育活动，这是后期。 纵观张之洞的生平思想，他更多是作为一个教育家而存在的。内忧外患的清王朝，使他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抱经堂弟子记》第4页）；“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创设储才学堂折》，《全集》奏议40）；“今日中国欲转贫弱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全集》奏议57）。现实需要迫使张之洞走上教育兴国的道路。作为一个自觉肩负历史重任的教育家，张之洞为初学者所编撰的《书目答问》，理应不只是一份备考应试的书单。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张之洞当然不可能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恰恰相反，他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致力于兴学办教活动，正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忠君卫道是他教育活动的轴心。这是形成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的根本原因。写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劝学篇》一书，可说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该书内篇九篇，讲中学；外篇十五篇，讲西学。认为“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总之，张之洞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安邦治国的根本，是国民的信仰，是精神上帝，动摇不得；而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历史文化，只能拿来作为工具，不可成为精神信仰；两者的共同目的，就是安定国民、抵御外侮，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他对传统文化遗产，采取总体坚决维护、局部具体调整的原则，进行整理。张之洞不知道，这种思想其实是个悖论，因为他要维护的正是历史必将抛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目答问》正是这种困境和矛盾的产物。 所以，《书目答问》并不仅仅是一个书单，而是体现张之洞教育思想的严谨的学术著作。只是与《劝学篇》相比，《书目答问》的思想表达，显得非常曲折、隐晦；《劝学篇》是直接说理，而《书目答问》却是通过材料的垒砌间接表明观点。这也许是由于张之洞当时只是一省的学政，还不具备大声鼓吹的地位和影响。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着手编撰《四库全书》，共收图书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历10年始成，成为有清一代最大的文化盛事；乾隆四十七年（1782），复撰《四库提要》200卷，以经、史、子、集为纲，更分类属，对每本书都摘举要点、考辨源流得失，遂成为当时学习传统文化最权威的入门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教材已明显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一些学者对其分类取舍开始表示不满。到张之洞，则更进了一步。但他又不能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所以他在编撰《书目答问》时说：“兹乃随后记录，欲使初学者便于翻检，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故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强调自己编书的对象是“初学者”，而不是“藏书家”，由此取得某种自由度，可对传统的分类和取舍实行改造。正是这些变更和改造，透露了张之洞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良苦用心。 先看经部。对于经部，张之洞的收录标准是“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见《例略》）。《四库提要》原分十类，先五经，后四书，附小学，在编纂形式上仍体现着中世纪后期的信仰体系。《书目答问》却将它拆散，重分三类。除“小学”类目依旧，凡清政府列祖列宗颁定的官方教本，统称“正经正注”；凡清代汉学家或汉、宋兼采者，重作整理诠释的古典经解及其校本，则统称“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题注还申明“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这一调整，受害最大的是宋学即宋儒理学系统的“四书学”，它作为中世纪晚期信仰体系的理论根基，在占据官方教育舞台中心地位700年后，除朱熹本人的几本小书外，那些阐发圣贤义理的一大堆宋学著作，几乎全被作为空话的样板，驱逐出《书目答问》。 张之洞虽然在《輶轩语》中说，“为学忌分门户”，“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但通观全书，张之洞推尊汉学、排击宋学的隐衷时有流露。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邵懿辰（1810-1861）的处理。邵氏虽名为经学家，实则专用李光地、方苞的理学见解，排击乾嘉汉学，所以《书目答问》通篇不提邵氏著作，就连书后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亦漏举邵氏；以邵氏当时的声望，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与经部相关的，再如子部。《四库提要》首列“儒家类”，所收大半是宋元明三代道学家的“语录”；《书目答问》却把它降为二类，而新增“周秦诸子”居首。张之洞的这种做法固然反映了“周秦诸子”研究在清代成为显学的现状和风气，但否定西汉以来“独尊儒术”的传统，无疑反映了对儒家正统地位和传统信仰体系的某种怀疑。再往下看他所分三子目，居首的也是两汉至明清的“议论经济之属”，所选诸书亦有批评正统学说的取向；“理学之属专书”又屈居二等，并说明是“举其博通、不腐陋者”，只取周程张朱陆王等代表人物的十几种书，其他“语录”扫荡殆尽，言下之意，凡不入选者，皆偏狭、腐陋也；相反，“儒家类考订之属”，却以它们“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作理由，详细罗列，而其中大半是清人的考据著作。因为在张之洞看来，迂阔、腐陋的程朱理学于强国固本并无多大帮助。 关于集部，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全然不见宋元以来小说、戏曲的踪影；二、与第一点相应，对于“国朝人”的别集，其选择标准竟是“举其说理纪事、考证经史者”，诗文只有“最著数家”方可入选。由此可见张之洞蔑视、排斥文学，尤其是俗文学的用心和行动。这也难怪，因为在张之洞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和戏曲，就是他所言“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的典型，于维护道统、矫正世风，最为有害。 在翻阅《书目答问》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又获得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在经、史、子、集四类图书中，清人著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张之洞不厌其详地列举清代学术成果，尤其是清中叶汉学家的经史诸子研究，称赏它们“实事求是”、“有用”。似乎还嫌不够，他甚至在卷末开出了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说是为解诸生求师之苦，急中生智，遂用这个编目代替。张之洞为什么对“国朝著述诸家”如此推崇呢？他的“深意”何在？且看他在《姓名略》小序里写下的这一段话：“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大。”以上5种人是张之洞眼中的人才。张之洞认为，经学是一切学问和事业的核心与基础；而乾嘉诸人，即所谓“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理学、经济者，正是他理想中的精英。可见，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在根本上仍没超越汉代就有的“通经致用”模式。这就是在《书目答问》中，为什么经学成了最大的一个门类。张之洞虽然不断嘲笑宋学的“腐陋”，但他自己迂腐和保守的本性亦暴露无遗；他挥出的拳头，最后也砸到了自己脸上。 但是，历史的陶轮在飞速旋转；谁跟不上速度，谁就会被离心力抛出舞台。张之洞对新事物也身不由己地予以关注，并试图使之成为巩固本阶级利益的有效工具。所以他在《书目答问》中，也不忘介绍一些新知识、新书目。如在史部“地理”子目中，介绍新译的《海塘辑要》、《地理备考》、《海道图说》等书；在子部“兵家”子目最末，介绍上海制造局新译的“西洋兵书五种”；在子部“天文算法”子目中，除收录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所著译的一些天文算法书外，还收录了新的《几何原本》、《数学启蒙》、《代数术》等书；在书后《别录》为童生所开列的四类读物中，前三类都属于揣摩制艺、学习考订的入门书，第四类是“童蒙幼学各书”，列举了六种初级启蒙读物，却特别说明“上海新刻《三才略》最佳，不惟童蒙，凡学人皆不可不一览。”这部由湖南湘乡人蒋德钧所编的西学入门书，内容为天文学、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的常识。可见张家洞教育思想开放的一面。 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通过对《书目答问》一书的分析，不难看出，身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人物，常带有转型期和过渡期明显的矛盾性、复杂性。正如梁启超曾自我分析的那样：“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以往往自相矛盾。”“先人之新，后人之旧”，作为一个自觉和自为的教育家，张之洞一生都在新旧之间摇摆、调和，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他一方面肩负着传统的重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新时代的门槛外探头张望；他对新世界、新事物缺乏信心和把握，所以他宁愿采取保守的办法，在抱牢传统的前提下，腾手摸索变幻的世界。他之所以不敢采取激进的革命手段，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也是现成社会中最大利益的拥有者，自身就是革命的对象；所以，折中调和、逐步改良，是他最得心应手的“门径”。这就是《书目答问》对传统文化总体维护、局部变革的深刻背景。“之洞深深”，看似成于人，实则由于时。阿拉伯谚语说：“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信然！ 《书目答问》使我对学术又多了一层理解和感悟，那就是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不会孤立于时代和社会之外，“纯学术”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除非它还算不上学术——因为它“学而不术”，每一部学术著作都散发着精神的芬芳和时代的气息。法国史学界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在其名著《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卷首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其排遣心中的忧愤。”我国一代学术宗师钱锺书先生也在其名著《谈艺录》的序首写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同样，《书目答问》也是一本“忧患之书”。这就是我亲近它的主要缘由。 [许伯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17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