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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中国西北史地文献综述 ——《西北史地文献书目简述》续稿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满达人 参加讨论

    写在前面
    在本刊1984午1、2期合刊中,刊登了笔者自日本《世界历史事典》(即《世界历史辞书》)中编译的《西北史地文献书目简述》一文。在该文中只介绍了国外对中国这方面的古籍的研究内容,而对国外研究的文献资料并未触及,以致有些读者来函要求补充。因此,为使这部分中外的文献资料的完整,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作为《西北史地文献书目简述》前文的续稿,特将国外日、英、德、法、俄和中亚方面的研究情况,摘要编译整理发表于下,以飨读者。
    一、西域时代
    (一)概述性著述
    西域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汉、唐朝。有关这一时期概述性著述,作为专著,在日木有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阐明了西域的各国人种、东西交通的意义、与汉民族间的关系现状,以及各国间宗教和美术,还包括了整个回鹘时代的文明。它与其说是对文明状态的表达,
    莫如说是对政治历史动态的分析与概括。作为反映这一地区佛教特色的专著,有羽溪了谛:《西域的佛教》(霖江书店·1914年·1935年)。作为通论,有概述了这时代全貌的松田寿男:《汉魏六朝的西域》以及《西域各国》(见《中亚史》第一编·《世界历史大系》6.7)等著作。
    在西方的著述中,属于概述性著作而涉及到西域诸国艺术问题的有沃尔特施密特(Waldschmidt,A.):《贵霜,库车·吐鲁番——中亚中世纪早期艺术导言》(莱比锡·1925年)。从地理学方面研究西域各国的专著的有:德国东方学家赫尔曼(Herrmann,A.)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年)。该书突出地探索了《汉书》中所载西域各国的名称及其里数的特点。(安武纳日译《古代丝绸之道》.霞关书房·1942年)。丝绸之路,一般是指汉、唐间东起中国古都长安,经甘肃、新疆、以至中亚、伊朗横贯亚欧大路西通罗马、印度等文明古国以及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陆路交通线而言。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通的纽带。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德国地理学家李芬霍芬提出的,在其所著《中国》第一卷中(柏林·1877年),把从公元前一一四年到公元一二七年间,中国与河间(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间地区)、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一交通线称为“绢之街道”(Seliden sterase)。英译名为:“丝绸之路”(Silk Road)。1901年赫尔里通过其前述《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进而提出“丝绸之路”的涵义。从中国到河间地区,进而扩大到西方的叙利亚:更具体体现了这一“丝路”的特点。同时,还有针对这一路线进行考证。对此,进行同样考证的在日本有田宅米吉的《古代亚欧大路交通考》(《地理与历史》1900年)、榎一雄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研文社·东京·1979年)和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图书刊行会·东京·1979年)等著作。此外,通过以西方史料为基础、对古地理作出论证的,还有赫尔曼的《丝绸之路以及从古希腊罗马文化来谈西藏》(莱比锡.1979年)一文。
    (二)史料评介
    在这一时代国外对西域的著作中,主要是对中国史籍的译著。有荷尔斯(Hirth,E.)对《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的译著:《张骞——中国在西亚的先驱》(1917年)。文中译出了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李广利远征大宛与西域官方往来的初期等地的有关记载。另对《前汉书·西域传》(九六卷)中对汉朝与各国往来的记载上,作出翻译的,还有怀利(Wylie,A.)的《西域札记》(1881年)和金斯米尔(Kingsamiilth.W.):《二世纪与东突厥斯坦及其邻近各国的往来》(1882年);格鲁(De,Groot.)的《有关亚洲史的中国文献》的第二部(柏林.1926年);德译的《公元的中国西部地区》;对《后汉书·西域传》(卷一一八)有关西域长史班勇传述的记载,有沙畹(Chavannes.E.)法译本:《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东汉三大源军》(1906年)。前述赫尔曼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亦以前后西汉书为基本写成的。此外对《魏书·西域传》的研究成书还有松田寿男日译的《魏书·西域传》;对《新唐书》、《旧唐书》的《西域传》还有沙畹法译的《西突厥斯坦史料》(冯承均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从上可以说明中国典籍对国外人士研究产生的影响。
    此外,对这一时代中国方面的旅行记和见闻录之类的著述的译注或考证较多的有:
    在对《佛国记》(原名《历游天竺记传》、《佛游天竺记》又名《法显传》、《三十国记》)方面:有著译注的莱格(Legge,J.)的《佛国记·中国僧人·法显旅行印度·锡兰纪事》(1886年),并以高丽版为基本作了附录。对此进一步作出研究考证的在日本有足立喜六:《法显考记)(东京·三省堂·1936年)、考察法显路线的有:《法显的行程》。
    在对《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或《西域志》、《西域传》方面:如比尔(Beal.S):《西方世界佛教的记载》(二卷·伦教·1884年);朱利恩(Julin,S.):《西域回忆录——唐玄奘于648年自印度梵文译成中文》(二卷·1857年-1882年)、沃特斯(Watters,T.):《论玄奘印度记(公元前629一645年)》(二卷·伦敦·1904-1905年)和羽田亨校订:《大唐西域记》和《大唐西域记考异·索引》(大日本国书有限公司·1911年),和堀谦德《解说西域记》(前川文荣堂·1912年):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研究》(二卷.法藏馆·1942-1943年)等著。而以沃特斯、羽田亨和堀谦德所著为最佳作。
    对《大唐大兹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唐·僧人慧立原著·彦悰笺补)方面如:比尔:《慧立玄奘的生平》(1888年伦敦·1911年·新版本)、朱利恩:《慧立撰玄奘生平及其公元629年至645年的印度行纪》(巴黎·1853年和羽田明监修并附有高丽藏经本影印考异及索引的《大唐大兹恩寺三藏法师传》(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2年)等著,中以羽田明著为最完本。
    此外,如对《行记》(北魏·宋云撰)、《经行记》(店·杜环撰)和《大唐西域求法盲后传》等,都有沙畹,足立喜六等译注本。
    (三)专题研究
    关于这一时代的西域研究,主要是对西域各地区的有关研究、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在日本和西欧学者的研究上主要有下列各有关方面。
    1.关于蒲昌海·楼兰·伊循
    蒲昌海,名罗布淖尔,包括楼兰和伊循(今新疆若羌县米兰东)两遗迹的一带废城。曾为古代交通要冲,对干其古代位置所在及与此相关的水系变化,引起了近世有关蒲昌海的论争,
    其真相直至近期始略见端倪。主要是通过特林卡勒(Trinkler,E.)的德著《根据最近研究的罗布泊沙漠和蒲昌海问题》、(《地理学杂志》1926年)和斯文·赫定(Hedin,S.)的《游移着的湖泊》(布户门塔尔·1938年),(英译:《徘徊之湖》·伦敦·1940年;日译:《路经彷徨之湖》(筑摩书店·1949年)等两著,得以探明。
    此外,对位于该湖北岸古代曾一度繁荣的楼兰问题,有赫尔曼(Herrmamm.A.)的《根据蒲昌海附近发掘来看中国和罗马》(莱比锡·1931年);关于以都善或楼兰国而知名的伊循遗址;有藤田丰八;《杆泥城与伊循》(《史杂》·1924年;《东西交通史·西域篇》)和大谷胜真:《都善国都考》等著。
    2.关于于阗
    于阗(今和阗,新疆和田一带),古以产玉而闻名,且为于阗国的所在地,为西域繁盛之所。国外关于这一地区历史进行研究的,有斯坦因三大名著之一的《古代和阗:中国突厥斯坦考古探险的详细报告》(二卷·牛津·1907年·第一次中国西域探险后完成)、雷姆萨(Remusal,M.):《于阗史》(巴黎·l920年)和堀谦德:《于阗考》(《史杂》1912年)和寺本婉雅的《于阗史》(丁字屋·1921年)等著。涉及到于闻地理研究的也有:藤田丰八:《于阗的树枝河与达利河西域研究三》(《史杂》1924年·《东西交通史·西域篇》)和白井长助:《关于古代于阗同都城的位置》(《市政论丛》及其《昆沙都督府的名称》(《文学思潮研究》10.1929年)等著。
    3.关于吐鲁番·高昌
    东部天山南麓的吐鲁番是古代印建有师子国,晋置高昌郡,国外对高昌作出考察报告和进一步做出考证的,有:唐克:(Le Ceg,A.Vm.) 《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纪行》(柏林,1913年)、伯希和:《高昌考》(日本·1912年)、富克斯(Fuchs,W.):《吐鲁番地区及其下至唐代的对外关系》(《新系列》III·1928年)以及内藤虎四郎《关于高昌国纪年》(《文艺》1915年) 和大谷胜真: 《高昌麴续考》( (京帝城帝国大学十周年纪念文集·历史编·1936年)。
    4.关于龟兹
    中部天山南路龟兹地(今新疆库车),是龟兹国的所在地,曾与于阗并称为西域大国。因德国第三次(1905-1907年)和第四次(1915年)探险队在该地发现石窟寺及壁画而知名。作为其探险纪念,格伦韦德尔(Gunwedel,A.)发表了《关于基督诞生后前八十世纪古龟兹佛教石窟寺院壁画的考古宗教历史研究》(柏林·1920年)一书。再关于古龟兹的语言问题,多为一般国外学者所探索考证的主题。其中突出的有:利瓦伊(Levi,S.):《伯希和传教团的中亚文献——于阗语》(第二集·日本·1913年)。该书不但是对语言学上的探讨,而且也是对汉籍中所见龟兹国传文所作出的考证。从而也得龟兹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概况,可与前述羽田明:《龟兹·于阗的研究》,结合参用。
    5.关于青海与西藏——塔里木盆地
    在对上述中部天山南路的各国研究中, 不能忽视与青海和西藏地方的交通。特别是探明北路各国与中部天山及其北麓各方面势力的关系。对这方面研究,在日本史学界尤为突出,主要是有关塔里木盆地。
    围绕塔里木盆地。其相邻周边各方面势力,也经常对之施加以强大的压力,而面对这种势力,中国如何开展并保持这一通商路线,即所谓中国对西域的经营问题,这常被误认为西域史主体或整体。在此研究的著述,在国外,有日本桑原陟藏:《张骞西征考》(载《续史的研究》。1916年《东西方交通史》)是以汉代与西域的官方开始交往时的知名要人张骞为中心,较详论证了有关西域活动等问题。对唐代的西域经营,作为实质性的研究,关于安西都护府及其四镇问题,有大谷胜真:《关于安西四镇设置及其异同》(载:《白鸟论丛》)松田寿男:《关于碎芭与焉耆——安西四镇的异同》(《市政论丛》)、伊赖仙太郎:《关于安西都护府龟兹迁徙及其四镇的建立》)(《史潮》·1之4·1942年)等著。此外,论证唐代设置西州五县与庭州三县和考察西域节度使的,有松田寿男:《论关于天山北路唐之州邻县的变迁》(《史杂》42之6.8·1931年)及其《碛西节度使》(《史潮》3之2-3·1933年)等著。
    应予提出的是:对塔里木盆地内中国典籍所记载的名称,西方加以考证的有向称为斯坦因的三大名著、即:
    ①前述的《古代和阗:中国突厥斯坦考古探险的详细报告》(二卷·牛津·1907年·第一次中国西域探险完成)。
    ②《基林迪亚(Serinda):《中亚和中国西陲探险的详细报告》(五卷·牛津·1921年·第二次西域探险后完成)。
    ③《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探险的详细报告》(四卷·牛津·1928年·第三次西域探险后完成)。
    此外,作为上述的补充,尚有《在中亚古道上: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探险概述》(伦敦·1932年)等。
    6.关于甘肃河西绿色走廊
    关于形成并保持了中国与塔里木盆地这一关系的交通路(商业路)中,毫无疑问,甘肃河西绿色走廊的河西路线,一般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研究探险的中心课题。这在日本较为突出,主要有松田寿男的以下诸著,如:《汉魏时代中国的西部开发》(《东亚论丛》3·1940年)一文,正是从考察源流上加以阐述的。一般被认为内公路以外公路的青海路(即吐谷浑路)与居延路(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的这一河西路线。对此,松田寿男又在其《吐谷浑遗使考》(《史杂》1937年)和《关于东西交通史后延考》(《东方学论集》1954年)等两著中分别作了考证。
    二、突厥·伊斯兰时代
    自九世纪中叶开始,北方突厥族的迁移人侵,这一地区初经突厥化再又伊斯兰化,因而促成了突厥·伊斯兰化时代的形成。这一时代主要分前期与后期两个时代。前期正约于九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末叶相当于中国史的五代、宋、辽、金、元、明各王朝;后期相当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
    (一)关于前期
    1.概述性著述
    在国外对这一时期概述性著述主要有:格鲁塞(Grousset.R.):《草原帝国》(巴黎·1939年·后藤十三雄日译:《亚洲游牧民族史》山一书房·1944年版·1979年再版),霍沃思(H.Worth,H.H.):《蒙古族史》,哈特曼Hartmann,M.):《中国突厥斯坦》,斯克兰(Skrine)和罗斯(Ross)合著:《亚洲之心脏》,巴托尔德(Bartold,V.V)的以下三著,更为突出,即:《中亚突厥民族史》、《七河史概观》和《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列宁格勒·1927年)等。三著虽末充分利用中国史料,但对这一地区历史的研究上却表现了他们卓见情识。
    2.史料评介
    关于这一时期的西方史料,不外是所谓以阿拉伯·波斯·突厥语记载的伊斯兰文献史料.主要有:
    (1)马苏德(Masu udi,Abul-Hasan):《黄金牧场》(巴比块·德·梅纳和帕委·德·考特伊译校[C.Barbier de Meynard et ParedDccourteille]卷九·巴黎1861-1914年);
    (2)明诺尔斯基(Minorsky,V.Ctr):《世界的各地域》(伦敦·1937年);
    (3)加德泽(Gardizi,Abu Sard Abd al-Hayq b.Dahhak):《知识的装潢》(有巴托尔德译注),拉德洛夫:《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usuf Khass Hajih]:福乐智慧》圣彼得堡·1891年),尼拉木木鲁克(Niziam of Mulk):《治国之道》(谢弗[Schefer]译·巴黎·1891)以上各著都是有关突厥·伊斯兰的史地、文化、政治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在伊斯兰史料方面对帖木儿的记载有:希尔夫(Sheref ud一Din):《胜利之书》(1427年),通过历史纪事形式,记述胜利征服亚欧大陆的经过。该书有佩蒂斯(Petis de la Craix tr.)法译注本。此外,还有巴托尔德的《蒙古及鞑靼史》和《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史》等著。该二著前者是以察合台、突厥文写成著名的蒙古史料;后者是一部较完备的概括伊斯兰的全部文献史著。另外在其所论著的《突厥斯坦探险报告》(1902-1903年)一文中,亦是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概况。又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其所著《东方见闻录》中,也兼及了关于当时塔里木地区内在情况的记述。德弗雷梅利(Defromery,Ch)和桑格耐蒂(Sanguinett,B.K.)合译的《伊木·报图塔[Ibn Battutab]行纪》(巴黎1853-1858年)和尤利·戈迪尔(Yule Cordier)合著的《中国及通向中国之路》等著,但都是对这一时期有关风土及宗教的纪事。
    3.专题研究
    关于这时期的专题研究;
    (1)关于西突厥斯坦,有巴托尔德前述的《蒙古人侵前的突厥斯坦史》一文,它全部运用了伊斯兰史料,从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及文化等领域,对六世纪至十二世纪的西突厥斯坦全面进行了研究,并对十三世纪的蒙古的入侵也作了详细的考察,颇有创见;再其另著:《十七世纪前咸海和阿姆河下游的动态,地理学和文化学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莱比锡·1911年)和《蒙古征服前的中亚基督史》(莱比锡.1901年)等文中,则是多从这一地区地理的变化和宗教的情况作了研究的。
    (2)关于回鹘文稿的研究,有拉德洛夫(Radlaff,V.V.):《维吾儿语碑文》(莱比锡·1928年)和卡夫鲁格勒(Caferoglu,Ahmet):《回鹘人法律财政用语》(羽田明日译:《维吾儿人法律·财政用语》、《东史研》、1939年),前者是为回鹘语文和法律、经济的文稿的解说和注释;后者多是财政法律用语,颇利于对回鹘政治体制研究的参用。
    (3)关于帖木儿与明朝关系,有《帖木儿与永乐帝》(《艺文》1912年)、村上正二:《关于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伊斯兰》1938年)和植村清二:《关于帖木儿自传》(《蒙古》1941年)等著,这都是阐明这一课题的宝贵文献。此外,关于明代与东突厥斯坦的关系,有神田责一郎:《关于明陈诚出使西域》(《东方说林》·弘文堂·1948年),是作为陈诚出使西域《西域行程记》这一版本研究的完整之作。
    (二)关于后期
    1.概述性著述
    关于这一时期概述性著述,有前述格鲁塞(Gousstt,R.):《草原帝国》(巴黎·1939年·后藤十三雄译:《亚洲游牧民族史》山一书房·1944年、1979年再版)。主要以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取材依据,是一种较完整的史料专集。羽田明:《突厥斯坦史》(载《中国边疆史》·<通史>部分,是对中国与突厥斯坦特别是东突厥斯坦为中心的历史关系的著述。
    2.史料评介
    关于国外史料这方面有:哈特曼(Hartmann,M.):《伊斯兰的东方国家》和福赛思(Forsyth,.D.):《1873年福赛思考查团在莎车的报告》(加尔各答·1875年),该《报告》中的喀什噶尔史,是最早介绍这一地区的一部史作,此外有关西方史料中,主要有一些耶稣教士,对丰富中国文献的翻译以及有关珍贵的实地一系列见闻录:其中有霍尔德(Du.Halde.);《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政治及地域史编年》(四卷·巴黎·1735年),马雅(De,Mailla.):《中国通史》(十二卷·1777-1783年·附录于十二卷),葛罗西艾(Grosier:《中国一览》(巴黎·1785年),沃米沃(Amiet):《有关中国的历史·科学·风格人性及习俗的回忆》(十六卷·巴黎·1776-1814年)等著,此外帕利斯(Pallus,P.S.)俄著:《蒙古各部族历史信息汇编》及其《俄罗斯国家各省考察行纪》圣彼得堡·1771一1976年)另有法译本·以上均系十七——十八世纪的史料,后在十九世纪,来此访问、探险的人士,逐渐增多,探险报告和游记之类的著述,也相继出版,更加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文献内容。
    3.专题研究
    对这一时代研究的特点,是以现代的新疆研究为主,而进一步通过历克研究,进行了社会结构的分析。在国外人士的研究中有:拉铁摩尔(Lattimore,0.):《亚洲的枢纽》和柴利卡(Czaplicka,M.):《历史上和现代的中亚突厥斯坦人》等两著,前者研究主题重点突出,便于掌握问题核心;而后者则收录有较详的文献目录,更有助于研究的检索参考。
    通过伊斯兰的角度,探求东突厥斯坦史时代的,在日本有下列诸著,即羽田明:《明末清初的突厥斯坦》(《东史研》1945年)和《从异民族统一上所见的清朝回部统治政策》(载东亚研究所编:《清朝边疆的统治政策》·至文堂·1944年)。对霍吉占时代作出研究的有:佐口透:《维吾儿回教仪礼》(《民族研》1946年)、《东突厥斯坦封建社会史序说》(《历研》1946年)及《新疆维吾儿社会的农业问题》(《史杂》1948年),乌田襄平:《霍吉占时代的伯克》(《东方学》1952年)以及《清代回疆的人头税》(《史杂》1935年)等著。这些著述主要是作为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提出的。稍后在这一时出版的西山保:《左宗棠与新疆》情文堂·1941年)一书,更进一步说明了日本对中国文献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值得重视。
    此外,俄国人士对中亚经营及与清俄关系的研究上有:格里戈里耶夫(Grigorief V.):《俄罗斯的东亚政策》和英译俄人旅行家记述米歇尔(Micbell,J.D.):《在中亚的俄国》(伦敦·1865年),萨古因著·川田秀夫译:《近世满蒙关系史》(福田书房·1935年)等著。在日本亦有矢野仁一的《近世中国外交史》(弘文堂·1930年)一书。
    在研究介绍准噶尔部初期的有关著作,有卡恩(Cahen,G.):《1689-1730年的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和巴德雷:(Baddelev,J.F.):《俄国·蒙古·中国》等著。
    以上是多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国外人士论述中国西北史地部分的文献资料,范围较广,并有其精深度,把它与中国古籍结合在一起,实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文献库,对它的有效掌握,这对我们的研究探索是不无裨益的。特别是在西部开发、西部腾飞、亚欧大陆桥开通的今天,对这一文献库的推出,更具有现实的研究意义。
    原载:《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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