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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处在急遽的变革时期，一方面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逐步地趋于解体，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科学的猛烈冲击，学习外国，引进它们的学术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的主旋律。随着当时的译书事业以及东西学在我国的发展，相应地产生了一批东西学书目，构成了近代文化的一个分支。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书目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东西学书目产生的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清政府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奉行的闭关政策开始瓦解。西人的“船坚炮利”第一次使朝廷中的一些官僚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外患困扰之下，国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让清政府感到忧心忡忡。形势紧逼，迫使这个狂妄自大的“皇朝”重新寻找出路，发动了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洋务派打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号，建厂办学，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西学在中国迅速地传播，以下机构在西学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两广总督瑞麟于1864年在广州设立广州同文馆，这三个馆都是为洋务运动培养翻译人材的外语学校，而翻译西书是它们的重要活动之一。洋务派举办的一些兵工企业，如江南制造局、北洋制造局（天津制造局）和一些学校也附有翻译馆，同时还有一些民间机构（如上海格致书院等新学机构）和外国传教士掌握的机构（如盖智书会、广学会等）也从事译书和出版活动。 这些机构根据各自不同的目的，译书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京师同文馆翻译的书籍，在三十年间共达近三百部之多，内容除了有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等之外，更着重于外交、世界历史和法典等书籍的翻译。江南制造局着重翻译与军事有关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书籍。但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一般情形是，与制造枪炮有关的兵工、艺算等类书翰的翻译居于首要的地位。 随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中国社会又一次发生急剧的变化，“俄北瞰，英西晱，法南瞬，日东耽，处强邻之中而为国，岌岌哉![1]”在此危急形势下，一部分满汉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联合起来抵御外侮，变法维新。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建设了资产阶级现代化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也想向日本学”[2]。这一时期引进的外国学术与前期明显不同了，主要以介绍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书籍为主，不但继续翻译西方图书，而且开始大量地翻译日本图书。 甲午战争后至庚子年间（1895-1900）译书之风大盛，翻译东西文报纸及书籍的报馆约三十余家。上海有《时务报》、《农学报》、《译书公会报》、《格致新闻》等；北京有《中外纪闻》，天津有《直报》、《国闻报》和《国闻汇报》；长沙有《湘报》、《湘学新报》，其它许多地方也都有此类报刊。此间，专为译书而成立的社团与国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1895年，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以译书为第一义”[3]；1896年，盛宣怀奏准设立南洋公学，另设译书院一所，同年，董康、赵元益又在上海开译书公会，“以采译泰西切用书籍为宗旨”[4]。 近代中国，不仅大量引进外国学术，翻译介绍外国书籍，同时在此基础上还编制了有关书目，列举如下：《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年，傅兰雅编撰）、《泰西著述考》（1889年，王韬编撰）、《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1896年，梁启超编撰）、《日本书目志》（1897年，康有为编撰）、《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1897年，沈桐生撰）、《中西普通书目表》（1898年，黄庆澄编撰）、《算学书目提要》（1898年，丁福保编撰）、《上海制造局各种图书总目》（1899年）、《东西学书录》（1899年，徐维则编撰）、《农务要书简明目录》（1901年，傅兰雅、王树善编）、《东籍月旦》（1902年，梁启超编撰）、《东西学书录（增订本）》（1902年，顾燮光编）、《新学书目提要》（1903年，沈兆炜编撰）、《译书经眼录》（1904年，顾燮光编撰）、《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年）。 二、东西学书目的编制目的 近代东西学书目多是围绕传播西学这一目的，适应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而编制的。这些书目的编制与整个时代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只不过有的书目单纯是从传播西学这一目的出发（如《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等），有的则在传播西学的表象后面更蕴藏着编制者的政治见解。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译书事略》的序中谈到了他编制几个附目的目的： “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业十余年，远近诸君几若共闻，然其中本末裨益，尚有未详知者，屡承顾问；且常有西人书缄频寄……访求所译西书之目……另有局外所译诸书，亦登其目录，以便西人有所检阅，不必另他处搜求。”[5] 在书的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中傅氏又谈到了编制目的： “盖屡有西人视中国考究西学甚为重要，故频问讯颠末。又有西士欲自译书，因未深悉局内已成诸书，恐有重复。是故撰成此册，以便诸士有所核察。”[6] 从表面上看，傅氏编制这几个附目的目的是为了让时人了解译书情况，便于有志于译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事翻译，但联系时代背景究其本质不难看出其服务于洋务派与西方传教士的实质。 与傅氏不同，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他们编制书目的目的就为了维新变法的需要，为变法制造影响、进行宣传。梁启超编制了《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及《东籍月旦》，康有为编制了《日本书目志》。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一个大规摸全面改革“政教”的纲领，其中心内容是引进西学、学习西方，而引进西学、学习西方则有赖于读西书，而读西书又要有书目为门径。他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 “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子与吾中国考据词章、贴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兵志》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悉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匪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与世界藩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7]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日本自维新以来学习西方的成功道路，于是将视野转向日本。梁启超、康有为为了顺应这一转变，分别编制了《东籍月旦》和《日本书目志》，他们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了解日本，吸取其变法的成功经验，少走弯路，加快中国变法进程。梁启超的《东籍月旦》是为那些“学东文能读书者……顾恨不得其途径[8]”者而编，康有为则“撮其精要，剪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9]。康有为在《日木书目志》的“自序”中说： “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培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治艺巳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10] 此外，黄庆澄编撰的《中西普通书目表》适应了1898年清朝改变科举办法，废止八股的需要，为科举之士而编的。《算学书目提要》与《农务要书简明目录》的编制也是适应当时倡导农学和算学的需要。总之，近代东西学书目的编制目的中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是异常鲜明的，这种强烈的时代性是以往书目难以比拟的。 三、东西学书目的内容分析 1.东西学书目的分类 就像近代社会学术的急剧变革一样，书目（特别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东西学书目）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首先表现在分类的变革上。东西学书目冲破了以往居主导地位的传统四分法的束缚，适应学术进步与文献发展的客观需要，开始重新建造新的分类体系，在我国书目分类与学术分类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四分法在我国古代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分类体系，清代自《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编成之后，以后的书目更是沿用《总目》的四分体系，即使修改，也是在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做一些小的变动，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只是在四部之后又加了一个丛书类（近代许多书目又仿《答问》的分类）。而东西学书目却完全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分法体系。在书目分类的变革中江南制造局的书目迈出了第一步，它设置了十五个并列的一级类目，但由于受到译书主题的局限，多数类目都属于自然科学，而且划分方法也不科学，排列又无一定次序。梁启超在编制《西学书目表》时将所有的译书划归为四大类，即学、政、教、杂，除教类不收书外，其它三类实为现代分类体系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大类下面还有二级类，梁启超在表的序例中对大类和二级类目排列次序的依据做了具体地说明，这样他不仅为其书目建立了一个分类体系，同时又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便理论与实践达到了统一。但他的分类体系中也存在模糊混乱等不合理之处。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分类体系在这一时期的分类变革中也是颇具特色的。他将所收录的图书归入十五大类，整个体系共有两级类目。在他的这一分类体系中，类名已经取得了比较规范的形式，二级类目划分详细，有的大类下面二级类目的排列次序遵循着从总到分的原则，先列总论，然后为分论，条理明晰，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列类的科学性，许多地方巳经接近现代分类体系。然而，他的分类体系中也存在着缺点，如将小说类从文学类中分离出来单列一门；将哲学、伦理、心理等类与自然科学的一些类目合为理学一门都是不合理的做法。 除了上面的几个书目，其它的一些东西学书目也都不用四分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类目，如《东西学书录》分三十一大类，《译书经眼录》分二十五大类，《农务要书简明目录》则根据美国纽约图书馆的分类而略加修改分为十三类。《东西学书录》在算学、重学、电学等类前面设立“格致总”一类，以揭示自然科学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将康有为在二级类目中使用的原则应用于一级类目，《译书经眼录》将哲理列为一级类，使哲学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得以提高。 东西学书目的分类变革在中国书目分类与学术分类体制的沿革中具有突出的贯献和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分类体系在这一时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革，而从古至今延续几千年的四分法到这时却衰落了呢?主要是由于学术的发展和书目记载的图书文献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这时的外国学术大量地输入我国，许多新学科的出现及各科译书的增长，使得四分法无法容纳这些新的内容，因此要求以新的形式去容纳新的内容。文献发展规律是近代分类体制产生变革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编制者从政治需要出发以及从科学分类着眼也是分类体制变革的原因。如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中“政类”的设立就是从他的政治主张出发的，就当时“政类”的译籍数量来看完全没有理由与“学类”并列，梁启超将它们并列设置的目的就在于倡导翻译政类书籍，他说： “淮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厚所在，不可不讲，悬其目以侯他日之增益云尔。”[11] 这种“悬目”的做法在《译书经眼录》中也有，从而摆脱了书目分类仅仅依文献而设立类目的制度。 2.东西学书目的著录 东西学书目在著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图书价格的记录，初步具备了出版目录的性质。这在过去的书目著录中是没有的，是我国近代印刷出版及交通设施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文献情报交流媒介的书目在结构体制上发生的又一重大变革。通过这一手段，读者可以及时地购求所需的书籍，加快学术的传播。《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所附的《寓华西人自译各书目录》的大部分都标注了价格。所以蔡元培在为《东西学书录》所作的序中就说：“英傅兰雅氏所作译书事略尝著其目，盖释教录之派，参以答问之旨者也。[12]”所谓的“释教录之派”即“译书之目”、“答问之旨”即“买书之目”（具有现代出版目录的意义）。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以及傅兰雅、王树善的《农务要书简明目录》等书目在著录的图书后面也都标明了价格。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的序例中说： “目录家皆不注价值，盖所重在收藏，无须乎此。今取便购读，故从各省官书局之例，详列价值”[13] 《农务要书简明目录》注明的是美元价值，并说明从国外购求的方法，使书目交流功能进一步拓展。编撰者说： “中国购西国图书，往往因不知其价值而惮于搜罗，故此篇于各书下列其价值，皆美国藏书楼所定之价……再西国售书章程，如由各大书院购买，一律照原价八折，亦购书者所宜知也。”[14] 著录价格是近代新出现的形式，而著录版本则是我国书目编制的优良传统之一。虽然近代译书无珍奇版本可言，而东西学书目却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主要是出于便于购读的需要，表现了这些书目编制者对传统的再认识。《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新学书目提要》等都注明了版术，如注明“制造局本”、“上海石印本”、“东洋刊本”、“西政丛书本”等。《东籍月旦》对所录日文图书中有汉译本的也一一注明。梁启超说： “收藏家最讲善本，故各家书目于某朝某地刻本至为艰艰。今所列皆新书，极少别本，仍详列之者，不过取便购读，与昔人用意微殊。”[15] 关于著录方法，东西学书目普遍采取简单的簿录式的方法，没有象互见、别裁等的辅助方法。《东西学书录》例目中说： “部勒书目，于别出互见之法，古人艰艰，东西学书凡一书可归两类者或一书旁及他事者，此比多多，大费参量，今因其所重，依类强入，于古人目录之成法相去远甚，等于簿录而巳。”[16] 3.东西学书目的提要与类序 近代东西学书目普遍继承了我国书目编制休制的精华，“仍旧例以赅新籍”[17]。《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农务要书简明目录》、《算学书目提要》、《东籍月旦》、《新学书目提要》、《译书经眼录》、《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等书目都有提要。有的书目提要寥寥数语，指明读书要领、揭示图书价值，在《西学书目表》中梁启超给《数学启蒙》的识语是“数理精蕴之节本，极便初学”[18]，给《万国史记》的识语是“虽甚略，然华文西史无详者读之”[19]，给《佐治刍言》的识语是“言政治最佳之书”[20]，这些识语言简意赅，起了评价图书、指导阅读的作用。有些书目的提要比较精详，不仅指明图书的价值与用途，更主要的是揭示图书的内容，如《西书提要》、《算学书目提要》、《东籍月旦》、《新学书目提要》、《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等书目的提要。《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在揭示图书内容之后还将其目次详尽地列出，《东籍月旦》在某些书下也采用这一方法，《算学书目提要》除了列举目次外，有时还对一本书个别章节中的内容做迸一步揭示，如指明计算错误、指出这本书这一章节的内容为他书所无等等，这样就使得文献揭示向深度发展了，使书目的作用随之扩大。《东籍月旦》不仅提要，有时还将几本书合起来一同做一篇提要，将主次分开，对重要的书籍就单独做一篇提要，而对参考书或不太重要的书则合起来做一篇提要。下而略举数例以示说明， 《西书提要》“史学书目提要”中《万国史记》的提要： “日本冈木监辅著。监辅好读书，游中国最久，洞见夫万国中惟中国文明之运早启，次埃及、次日本、希腊、罗马。今诸国多改纪其政以进富强，而埃及、罗马反远逊于前。大率研求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亡实际者，败古今不易之理也。至争教争种，动糜烂数十万众，蔓延千百余年，未有所底，尤为地球万国之奇惧，读是书可以谏然矣。”[21] 《算学书目提要》“西算类”《数学启蒙》（英国伟烈亚力撰）的提要： “案：是书为《数理精蕴》之节本，每法只列一题，最为简要，诚初学之善本，其对数一门，较《精蕴》为易读。第二卷有开诸乘方捷法，为《数理精蕴》所无，此法创自何而捺在西土为新术，即中土天元开方，故伟氏曰：‘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此心同，此理同也’。”[22] 又《东籍月旦》“世界史”类《万国史纲》（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合著）与《西洋史纲》箕作元八、峰岸米造合著）二书的提要： “此二书皆据历史之事实，叙万国文明之变迁，以明历史发展之由来。故最重要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元良家永之书，凡分三编，上古编三章，曰古代东洋、曰希腊、曰罗马，中古编二章，曰黑暗时代、曰复兴时代，近世编二章，曰宗教改革时代、曰政治革命时代。每章分政治史、宗教史、工艺技术史、文学哲学史、社会史等门，诚简要赅备之作也。箕作峰岸之书，上海某局有译本，题曰《欧罗巴通史》。”[23] 近代东西学书目普遍都有提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大量进入我国的外国学术对我国的外国读者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知识，而有了提要就可以让读者有选择地进行学习。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序例中说： “学者骤涉诸书，不揭门径，不别先后，不审缓急，不派源流，每苦繁琐，辄难下手，不揣梼昧，一于书目下间附识语，聊辟途径。”[24] 上面谈了东西学书的提要，下面再来看东西学书目的类序。类序的作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于近代许多外国新的学术传入我国，这就需要利用类序这种形式对这些新的学术加以阐发，使读者略知其崖略，便于他们进一步阅读。这一时期的东西学书目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体制，有的编制者还将自己的政治见解渗入其中。《新学书目提要》成书的有三大类（法制类、历史类、舆地类），每类都有一篇类序，同时在最早出版的法制类书目卷首有总序一篇。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所附的“读西学书法”“乃昔时答门人问之语，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25]”也可看作一篇总序。《日本书目志》无总序，有大小序，在序中康有为不仅阐述学术源流，也借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图史门”中“日本史”的类序： “……吾中国言变法数十年，而每变一法，弊端百出，仅为守旧者藉口攻击之地，而国未尝少收其效。……日本与吾同在东方，同文、同俗、同教。吾藉日本为经途、为探路，而后安步从之，蚁封九曲，从容驾驶，尽弃阻坂而驱坦途。以吾土地之大，人民之多，而且智，而又先得向导之宜，其速治而立效虽数倍于日本可也。……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开化起源史》、《大政三迁史》、《明治历史》、《政史太平记》、《三十年史》，皆变政之迹存焉。吾既别为《日本改制考》以发明其故，而著其近世史之用，以告吾开新之士焉。……”[26] 除上面谈到的这些书目，沈桐生还专门撰写了《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对各门学术加以阐发。 四、小结 从上面对近代东西学书目的编制目的以及内容等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从编制目的到体制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整个近代社会的脉搏跳动息息相通，是近代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投影，同时这些书目又很好地继承了我国悠久的书目传统，并加以发扬，使变革与继承高度地统一在一起，拓宽了书目的功能，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注释： [1]《强学会序》《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2]论入、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3]《上海强学分会序》《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4]《中国翻译简史》引 [5]、[6]《江南制造局译书事略》 [7]《西学书目表》 [8]《东籍月旦》 [9]、[10]《日本书目志》自序 [11]、[13]、[15]、[25]《西学书目表》序例 [12]《东西学书录》序例 [14]《农务要书简明目录》 [16]《东西学书录》序例 [17]《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序 [18]、[19]、[20]《西学书目表》 [21]《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引 [22]《算学书目提要》 [23]《东籍月旦》 [24]《东西学书录》序例 [26]《日本书目志》 原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