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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遗存。为了抢救这一部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免遭泯灭，并更好地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中的作用，遵照周总理生前的指示，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领导下，于1978年开始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书目》）的编撰工作。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创举。它对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促进四化建设和造福子孙万代具有深远的意义。为达此目的，竭尽一切努力保证《书目》的高质量，使它经得起国内、国外、今人、后人的检验，就成为编撰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了。 自工作开展以来，为时不过四年，由于全国各地协同一致的努力，工作进展顺利。春间，“经”、“丛”两部草稿相继问世，其它三部的总编工作也即将完成，其速度之快，成绩之大，实足令人感奋。但作为一个在工作前期曾躬与其事者，在当时，特别是在今春以来两读征求意见稿的过程中，对《书目》选定的分类体系，越来越感到有所未安。鉴于分类体系是目录的灵魂，对《书目》质量的高低关系至巨，所以不揣浅陋，想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与关心此一工作的同志共同探讨。 （一） 目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随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而发展的。千百年来，在我国和西方都曾产生过许多优秀的目录学著作，它们从各自的历史条件出发，对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概括，这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借鉴的一批宝贵的遗产。其中作为目录学的一个主要品种的书目著作，尤其是更直接的时代的产物；一代一代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无不留下了它们自己时代的深深的印记。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更好地从事我们今天的书目编撰工作，研究和揭示过去时代书目著作的特点，认识和掌握书目工作自身的规律，就不会是多余的事了。 什么是书目著作的时代性？就是通过反映在书目作品中的政治思想倾向和科学认识水平的特点所体现出来的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的特性；而分类体系的内容则是时代性的集中表现。因而评价一部具体书目著作的价值和地位，通过其分类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水平的分析，看其是否反映了当时较进步的思想潮流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就可得其大要了。 书目著作，特别是其中的分类体系是必然要呈现出它自身特有的思想倾向的。因为目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而一定的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就决定了目录学的阶级性。不同社会的不同阶级各有自己的阶级利益。因而，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作者之手的目录学作品，必然反映出某种阶级的思想倾向就很自然了。而处于不同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的阶级或阶层，其意识形态是不相同的。因此从一个具体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特定的政治思想倾向的特点就成为显示其时代的最好的标志。而书目著作，尤其是它的分类体系不会不反映出它时代的科学认识水平，这也有它的必然性。一部书目，往往著录成千上万种图书，孰先孰后，需要有某种次序，而不能是一堆材料的堆积。这个次序怎样安排，最合理的办法是把一大堆图书先分成若干类型，再按类著录。这就有了分类的需要。这个类怎样分，自然主要是着眼于图书的内容；而图书内容是当时学术成就的记录，因而图书分类也就自然以学术分类为方便。至于学术分类的具体情况如何，这就必然牵涉到当时科学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了。不同时代书目作品的分类体系所反映出来的科学分类认识的正、误、精、粗，正是它们各自的时代所能达到的科学发展水平的反映。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揭示一部书目著作所产生的时代的另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 纵观我国彪炳史册的历代书目著作，无不因其自身的政治思想倾向和学术分类特点而呈现出其所自来的时代的特色。 根据文献记录，早在公元一世纪就产生了我国第一部国家藏书总目，这就是汉哀帝时刘歆所撰的《七略》。虽然原书在唐代即已失传，但从东汉初年班固按此书“删其要”而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还能看到它的基本面貌。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政权巩固。为了加强其封建统治，早在武帝时就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基础，实行思想统制。哀帝时达种儒家思想的一统局面早已形成，并逐步渗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角落。儒家的信徒刘歆撰集《七略》自然就把儒家学说奉为理论基础。《七略》分书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把儒家的经典“六艺”列为第一位，其它五类递而下之，从意识形态上就是尊王尊孔和儒家道统思想的反映。这种状况只可能出现在西汉盛世，而在汉武帝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除开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七略》的体系的构成也受着当时学术分类思想的影响。我国学术分类源流甚古，从先秦庄周、荀况至汉初刘安，对先秦诸子都有所论列；虽褒、贬、抑、扬或异，而按学术立论则是共同的。至武帝时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明确地将周秦诸子学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学派，这是对庄子以来的学术分类的一个总结。刘歆即以此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尊孔崇儒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七略》的六分体系，成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这个分类体系尽管不无可议之处，但它以学术性质的差异作为分类的标准，并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学术认识的水平，这是很可宝贵的。 此后千余年中，书目著作不断产生，分类体系就在《七略》基础上变化发展。有的另辟蹊径，创立出四部分类法的新体制，如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有的沿着《七略》的老路，为完善真正的七分法而努力，如刘宋时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到唐修《隋书·经籍志》，沿四部法的框架，吸取《七略》、《七志》、《七录》的内容，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四部分类法，成为此后历代国家书目分类法的主流。这个被历代目录学家媲美《汉志》、誉为书志典范的《隋志》的分类体系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最主要之点是更加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而已。它仿《七志》之例尊“六艺”为“经”，而立为第一部；它合“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为“子部”而以“儒”居于首；它缘《七录》之“纪传录”而为“史部”，并将历代按统治者意图撰修的史志称为“正史”而置于“史部”之前；它虽收佛、道之书但又仿《七志》之法，只作为附录而摒除于正式体系之外。所有这些都是尊儒重道的突出表现。而在它的序文中更把儒家经典捧为“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是“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神器，是王者“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之法宝。把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抬到这样的高度，较之以往的各种书目著作是没有先例的。至于分类体系本身，因在《七录》等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发展，类目设置较整齐、细密，并在四部之外附道经、佛经二类，使整个部类的安排与此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图书的实际状况基本上相适应。但这并不能掩盖它较多的以著作的体裁作为立类标准的缺点。这也反映了处于封建太平盛世的文人在学术上停滞不前，不求进取的历史局限性。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部最大的国家书目是清乾隆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它把《隋志》的附录道、佛纳入子部，调整了《隋志》的类目，有些类分设了子目，使《隋志》开创的名义上四分，事实上六分的“四部法”成为一部完整的真正的四部分类法。 《四库全书》是清高宗为了炫耀文治，笼络人心和“寓禁于征”，钳制思想的双重目的而敕命撰修的。书成，命纪昀等据《全书》编撰了《总目》。因为《全书》修撰，意在消灭民族意识，宣扬孔孟思想，以巩固其封建统治；因此以禁毁、删改了数千种图书为代价在修成《全书》之后敕撰《总目》时，其指导思想自然是更强化尊经尊孔就不足为奇了。这除开在部类设置上因袭了《隋志》的安排以外，在“经部”总序中还宣称：“经秉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把儒家经典神化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在类目设置、类目名称、类目排列等方面都表现出严重的卫道观念，竭力维护儒家通过排斥百家而取得的定于一尊的一统地位。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在整个分类体系、凡例和大小序中，甚至渗透到了每一条目的提要中，从而使整个书目都浸透了儒家思想。由于儒家思想的泥古不化和封建政权的因循守旧，又导致了学术思想发展的阻滞。有识之士，噤若寒蝉；御用文人则唯唯诺诺，唯帝王之命是听，无所作为。于是反映在分类体系上，只是接受了《隋志》以来的一部遗产，能有变化也不过是部以下类目的增减和名称的变换而已，从中所体现的学术认识水平基本上与千百年前的古人无异。基于上述这些历史因素，就无可避免地决定了《总目》的命运，它只能是封建末世的一件金镶玉饰的葬品，而不能成为我国源远流长的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座真正的丰碑！ 自然，从《七略》发韧的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脉络，一经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和采用来自周秦的粗疏的学术分类思想以后，历唐宋元明而至清世，累千载而不变，这也是它的时代精神——封建主义意识的体现。作为上层建筑的这种社会意识，来源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鉴于人们无法改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客观的规律，因而我们也就无须在目录学领域因其发展迟滞而苛责前人了。 （二） 一九四九年人民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及其意识形态，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的贯彻，清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也是目录学的春天！新中国的目录学工作者比前此任何时代都更有条件来施展其抱负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迎来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撰任务。几年的实践表明，其工作规模之大，参与人员之众，收书数量之多，目录体制之巨，都将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新中国目录学者的光荣使命！ 但是它应该成为一部怎样的目录呢？ 这应该是一部能贯彻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反映当今科学认识水平，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新中国的气派的社会主义的目录学巨著！它必须这样，也能够这样。 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目录学事业就开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50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就召开了图书分类法问题的会议。1953年产生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图书分类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一次在分类法中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原则，并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门类的学说安排基本大类的序列，建立起第一个科学的分类体系。1956年《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在此基础上调整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五大部类。从此这一体现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以科学的学术分类为标准的分类法序列就成为定制而为全国所遵用。1958年《科图法》，1959年《武大法》，1963年第一次《中图法》和1973年新的《中图法》都无一例外。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一体系是完全科学的，这是新中国目录学领域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还须指出的是，这个体系不只是为现代中文新书所适用，它也适应一切外文书和古旧书的需要，这是为国内很多图书馆的长期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些古籍工作者，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还为此进行过专门研究、总结，证明以这个体系以及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人大法》，《科图法》、《中图法》类分古旧图书不只是可行的，而且比之“四库法”还是远为优越的。 既然具备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完全可以使我们的《书目》纳入一个新的体系中，而成为一部焕发出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著，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沿袭一条连封建时代的一些有识之士都不愿走的千年老路而走下去呢？ 论者以为走老路虽不特别诱人，但有其不得已处。因现行新分类法对古籍都不尽合用，而另编新分类法又非一朝一夕可以呈功，所以退而选定了“四库法”。 这个理由是不充足的。首先，如上文所述，现行的几种新分类法都是以一个全新的体系为基础编制的，这个体系从指导思想和学术分类上体现着社会主义的特质。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目录学者编撰的富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崭新著作，而不是立意为产生于二百年前封建末世的《四库全书总目》补一个续编，那我们没有理由不遵用这个已成为定制的新的体系，而一头栽进“四库法”的桎梏里去。其次，上文也已谈到，现行的几种主要新分类法都是可以类分历代古籍的，很多馆一、二十年来就用这些分类法处理古旧图书并无多少困难。自然，如果要说尽善尽美，那也不尽然。须知即使是类分当代新书也有使人难以下手的时候，又何独古籍为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我以为这正是我们通过分类实践帮助检验和修订分类法的大好时机。特别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国家分类法的《中图法》，如果能通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古籍分编实践而使它更加完善起来，这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贡献；而作出这样的贡献，对每一个目录工作者都是义不容辞的。再次，如果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现有各新分类法确实无一可用，那也宁可新编而不沿用“四库法”。“四库法”思想陈旧，体系混乱，类目粗疏，实无可取之处。如另编新法，单只采用前述新体系中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序列，就已比经、史、子、集分部优胜多多；如再参照各新分类法及古籍实况列入适当大类及子目，即使一时难以构成一个十分完善的体系，也定能远出“四库法”之上，这是完全可以估计到的。因而如不得已，另编新法也未始不是一条出路。又何用补苴罅漏，在毫无希望的“四库法”上去耗费我们的光阴呢！ 或以为古籍善本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用封建主义的“四库法”来类分封建时代的古籍总该是相宜的。 这个理由也是不确切的。如果是说封建时代的人们，用封建主义的分类法去类分封建时代的书籍，那无疑是相宜的。因为分类法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不可能超越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成为另一种质的东西，因而封建时代的人们使用封建主义的分类法我们无权去挑剔，正如我们虽然批判“四库法”的问题，但并不过分挑剔《四库全书总目》使用了“四库法”一样。但如果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去使用封建主义的分类法，即使是去类分封建时代的图书，是否相宜就不一定了。首先，书目工作是一项意识形态工作，类分图书、组织目录是为了揭示图书、宣传图书、辅导阅读，而不只是列一分帐单。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时代不同观点各异。怎样在书目中体现？无非两条，一是看分类时的处理态度，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处理时所本的分类体系，这是决定一部书目思想性的决定因素。因而即使是先进时代的人们，假如运用落后时代的分类法而企望编出高质量的书目著作，即令不是不可能，也戛戛乎其难了！其次，一个时代的图书分类法虽以同时代的学术分类为基础，但学术分类的精、粗是受人们的认识发展水平所制约的。例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把对“六经”后来增为“十三经”的儒家经典称为“经”，而把诸子学术称为“子”，于是在“四部法”中立了“经”、“子”二部。这是延续一千多年的学术分类观念。但“经”是什么呢？以今天的学术分类观点来看，不是应该称为哲学（易、四书、孝经）、历史（书、春秋三传、三礼）、文学（诗）、音乐（乐）、语言文字（小学）等等吗？至于“子”，内容就更杂了，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数学、天文、生物、农业、医药、工业等等直至综合性图书包罗万象，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杂烩。其它“史”“集”两部，情形也小异大同，杂而无当。试问以这样混乱的学术分类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混乱的图书分类体系，对我们今天揭示图书、辅导阅读有何价值呢？如果我们舍弃四部成法改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这个新的四分法的序列来组织目录，使书目体系严谨，井然有序；阅览者眉目清楚，一目了然；求书者按类检寻，一检即得，这不是比用“四部法”类分要科学得多了吗！这就说明，认为今人用封建主义的“四库法”类分封建时代的古籍必定相宜的观点就很值得商榷了。 还有一说，用“四库法”对老年专家比较方便。 这个看法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长远，没有看到读者的整体；而对老年专家也缺乏分析。固然，某些从事文史研究的老专家，由于长期与古籍打交道，他们对“四库法”是比较熟悉的。但这决不是老专家的全部，他们中不少人对“四库法”也很不熟悉，找书要通过助手或图书资料员。对这些专家来说，与其接受“四库法”还不如接受新分类法好，因新法按类索书比较容易。就令老专家们都接受“四库法”，那也不要忘了他们只是广大读者群中的一个小数，我们怎能置数量大得多的中青年读者于不顾，而专为少数专家着想呢！ 通过对上面这几个问题的讨论可知，我们的举世瞩目的《书目》与“四库法”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并无充足的理由支持我们要沿着“四库法”的老路走下去。那为什么总跳不出“四库法”的圈圈呢？ 也许是我们缺乏明确的目标。我们只是提出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但对这个任务缺乏应有的规定，是编出一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符合毛主席科学分类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目录呢，还是不管什么性质的目录只要尽快编出来就可以。我们也提出了质量要求：“保证总目的质量，使它经得起国内、国外、今人、后人的检验”；但要求的只是保证编目工作中的“坚持标准，统一规格”，并未提到要保证《书目》的思想性、科学性。由于所提任务和要求都疏忽了一个主要的前提：工作目标的质的规定，这就必然造成人们对任务认识上的混乱。 也许是我们选择了一条熟路。编撰《书目》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利用现有新分类法，或另编新法；一是沿用“四库法”。但用新法分旧书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特别是按学科归类，问题必多，难度较大。而“四库法”，我们比较熟悉，而且类目简单，归类方便，容易掌握。此外，不少大馆对馆藏古籍及古籍善本，历来就用“四库法”整理，有现存书目可以利用。两相比较，选取一条驾轻就熟的路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是我们重新赋予我国目录学史上这一划时代的巨著以时代的价值的时候了！这就是说它应成为一部映射出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书目。它将贯彻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原则，反映出当代科学认识水平，并继承历代目录学传统，总结三十年来的目录学经验，使它成为既是一个书目作品，又是一部科学著作。 这应该是可能的，也应该是现实的。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