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庭筠是晚唐各种文学体裁兼擅的全能作家。诗与李商隐并称“温李”，是晚唐主流诗风的代表；词为《花间》鼻祖，与韦庄并称“温韦”，是词的类型风格和词体蔚为大国的奠基者，其影响及于整个词史上的主流词风；骈文与李商隐、段成式齐名，他们所创造的“三十六体”成为骈文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流派；就连晚唐重要作家少有染指的小说创作，也有专集《干█子》行世，且有像《窦乂》、《华州参军》这样的优秀作品。范文澜称李商隐为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为新趋势的发扬者，着眼于其在传统五七言诗与新兴曲子词方面各自取得的突出成就。如果将温庭筠在词体这个点上的突破性成就和他在诗歌、骈文、小说领域所取得的广泛成就结合起来考量，并充分注意到他在词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那么温庭筠和李商隐一样，都称得上是大家。 但前人、今人对温庭筠及其作品的研究，却远不如与他同时齐名的李商隐。清代前期至中期以及近三十年，李商隐研究兴起过两个持续的高潮，出现了一大批考订和整理研究著作，其深细的程度在中国文学史的大家研究中也显得比较突出。而对温庭筠的研究，则明显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生平的考证非常疏略。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陈尚君、施蛰存的文章发表以前，连他的生卒年也未弄清。其出生地则一直未有正确的考证结论。其他生平经历中的疑点与空白点更多。二是其作品已经系年的数量既少，考证又存在不少疏误。夏承焘先生的《温飞卿系年》，系诗仅二十来首，其中有确切年代可考者仅半数。三是对他的作品的校勘注释不够精详。诗注流传者仅曾益原注、顾予咸、顾嗣立补订的《温飞卿诗集笺注》一种，疏漏甚多，与义山诗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注本根本无法相比，尤其缺乏像冯浩的《玉谿生诗集笺注》这种倾数十年之力、反复修订、精益求精的精审著作。温词的研究虽胜于温诗，但温词的单独注本也到近年才出现，多数包含于《花间集》的注本中，专精之作不多。赋与骈文则一直没有人作过校注，与樊南文之有冯、钱二详注不可同日而语。四是各种体裁分割研究，治温诗与治温词基本上各自为政，互不相涉，少有联系打通的研究，更少涉及其骈文与小说。影响所及，连文学史著作也常将温诗、温词、温文的评介分置不同的章节。这就很难对温庭筠的文学创作成就作整体考察和全面评价。因此，将存世的温庭筠全部作品(包括诗、词、赋与骈文、小说)汇为一集，在广泛吸取前人、今人考订整理、评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它们进行校勘、注释、疏解和系年考证，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温庭筠的文学创作成就，无疑是一项亟待进行的基础建设。笔者整理研究李商隐诗文近三十年，对晚唐的政治、文学状况有一定的了解，于研治义山诗文告一段落之后转治飞卿诗文词，也算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转移。 以下分四个方面对温集的整理情况略作介绍。 对温集进行全面整理首先涉及对温氏生平的考证。在这方面，顾学颉、夏承焘等前辈学者和当代学人陈尚君已做了很有价值的开创性工作。施蛰存先生对庭筠卒年的确凿考证，牟怀川同志关于庭筠从游庄恪太子的考证，也很值得重视。书中对此前一系列正确的考证结论，均加以采纳吸收。笔者在生平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各项：一、据温氏一系列诗作，考其出生地(即故乡)在吴中太湖之滨、松江之畔。这与此前谓温为太原人、“在江南日久”、“家居无锡”诸说均不同。二、据温氏青年时代游边塞之作犹自称“江南客”、“江南成客”及“门外芙蓉老”之句，考证其直至出塞时犹家居江南，且已有妻室，说明其幼年及青少年时代均在吴中度过。这段生活经历，对他作品中鲜明的江南色彩和浓重的怀乡情结均有深刻影响。三、据《赠蜀将》及题注与其他诗作，考其游蜀的时间约在大和四年秋至五年夏。《赠蜀将》题注“蛮入成都”时间的考证虽从陈尚君说定在大和三年，但对诗的诠释、系年及入蜀时间的考证则不同于陈说。四、据《谢襄州李尚书启》“俄升于桂苑(指太子宫)”之语进一步证实从太子永游系李翱举荐，并通过对《题望苑驿》、《四皓》二诗的笺释说明庭筠对杨贤妃谗害太子永持谴责态度。五、对开成四年“等第罢举”及“二年不赴乡荐试有司”的原因作进一步考索，认为除旅游淮上游狭邪受笞逐及投书地方长官受小人谗谤与当权者中伤以外，可能与从游太子事有关，“等第罢举”与文宗杀太子左右宫人时间的重合绝非偶然。并对与罢举事相关的诗《自有扈至京师已后朱樱之期》作出新的笺释。六、对会昌元年春至三年春东归吴中旧乡、漫游越中的行程、时间及系诗作出一系列新的考证。七、据《上盐铁侍郎启》、《湖东宴曲》及《过洞庭南》佚句，联系寄岳州刺史李远诗，考定大中元年春庭筠曾到潭州拜谒湖南观察使裴休并献诗文，受到裴休款待。八、据庭筠大中年间上显宦诸君，考定大中二年、四年、七年、九年曾四应进士试，均告落第，并对落第原因进行考索。九、据《河中陪帅游亭》诗，考大中八年庭筠曾游河中徐商幕，时间约半年。十、对庭筠贬隋县尉及入襄阳徐商幕的时间作出当在大中十年的考证结论。认为贬尉既因大中九年“搅扰场屋”所致，贬尉时间当在此后不久，不可能迟至大中十二、三年。裴坦所草贬制系大中十年其任职方郎中知制诰时所拟(唐代亦称地官知制诰者为舍人)。并举《上首座相公启》“膏壤五秋”、“就此穷栖”等语证明庭筠居襄幕首尾五年(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十一、据《上令狐相公启》“敢言蛮国参军，才得荆州从事”之语及其他有关材料，考证咸通元年岁抄罢襄幕后即赴江陵入荆南节度使萧邺幕，时间在咸通二年至三年，同幕有段成式、卢知猷、沈参军等人，并对荆南幕所作诗文作出系年考证。十二、对两唐书所载庭筠“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狂游狭邪，久不刺谒时任淮南节度使的令狐綯，乞索于扬子院，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之事提出质疑。指出此事既不见于晚唐五代笔记和其他文献材料记载，又无庭筠诗文可作佐证，情节又与大和末旅游淮上游狭邪为扬子留后姚勗笞逐之事颇为相似。且咸通三年夏秋间庭筠有《和太常段少卿东都修行里有白莲》诗，可证其时已回长安或洛阳，不可能大中四年复至江陵东归路由广陵。十三、指出《牓国子监》“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系按规定须纳之省卷，所选者系士子平日所著之旧文，故有“声词激切，曲备风谣”、“识略精微”之赞语，此类文章方有可能触犯当权者忌讳，使榜示旧文的试官庭筠遭到贬逐。并据《唐才子传•温宪》“父以窜死”之语，证实庭筠确有方城之贬，并可能即死于贬所。以上考证，除居故乡吴中的青少年时代行止难以详考外，自大和初至咸通七年去世，其行止已大体可以考出。 诗集的整理，通过对多种旧本的比勘，选定国图藏明末冯彦渊家钞宋本为底本，冯武跋云：“此是照宋刻缮写，点画无二，取较时本，迥不相同。”此本文字与钱氏述古堂钞本比较接近，与通行的顾嗣立秀野草堂刻本颇多歧异，而顾本异文实多从《才调集》、《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大都以冯钞为优。以明弘治李熙刻本、明刊十卷本、明姜道生刻本、汲古阁刻本、席刻百家诗本、顾嗣立刻本、《全唐诗》本为校本。集外诗以顾刻本为底本。并以《又玄》、《才调》、《英华》、《乐府》、《绝句》、《杂咏》、《纪事》等总集参校。使温诗第一次有了不同于通行本面目的汇校本。凡经考辨可以确定为他人之作或伪作者，均从本集删去，入于存目诗，加以说明；重见诗删后录其异文。前人、今人所辑佚句有实非佚作或温作者，亦设佚句辨误一项加以说明，以免误引。注释方面，因仅存顾笺本一种，为存旧注，概不加删削；因其疏漏很多，故作了大量补正，大约总占注释总量之半。前人作注，多重词语典故出处而忽视释义，补正在这方面用力较多，对征引不切当的出处亦每加指出。又前人作注例不引当代文献材料，不免片面。从注释词义及名物典章制度方面看，有许多时候当代的文献材料往往更能说明问题，当代或同时人的诗句也往往可与被注的诗相发明。诗注在这方面比较注意，特别是引了不少李商隐诗作为参证。历代对温诗的笺解评点虽不如义山诗笺评之多，但也有相当数量。凡有这方面资料者均在笺评一项中加以引录。每首诗后均有撰者按语，对诗意与诗艺略加疏解评论，于专家虽不免班门弄斧，于初学者或可提供一点参考。对历代传诵、评点较多的一些代表作，如《商山早行》、《过陈琳墓》、《过五丈原》、《利州南渡》、《苏武庙》等，或用现代诗学观点对前人精彩的评点作进一步补充发挥，或指出前人因错误传统观念及先入为主偏见的影响而误解诗意，另立新解。对一些艺术上颇有特色的诗则侧重于诗艺的评说，如《侠客行》、《瑶瑟怨》、《碧涧驿晓思》等。对易生歧解的诗如《赠蜀将》、《题雀公池亭旧游》、《晚坐寄友人》等也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诗歌系年方面，较此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书后所附《温庭筠系年》中提到的可以确切编年或可大体考知写作年代的就近九十首，占存诗总数四分之一强。 词集的文字校勘，因曾昭岷、王兆鹏等编撰的《全唐五代词•温庭筠词》已汇集众本并吸收前人近人校勘成果作了精审的校勘，故即采用其为底本，偶有不同者，加以说明。注释在参考今人所作新注的基础上另作新注，不取集注方式。词集整理的重点放在笺评上。一是广搜前人今人有关笺评资料，按时代先后引录，以供学者参考比较。其中如浦江清先生的《〈菩萨蛮〉笺释》，发表于1944—1945年西南联大《国文月刊》，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浦江清文录》，对十四首温氏《菩萨蛮》词作了精到详细的剖析鉴赏，因刊与书存世较少，海内外治温词者少有引用者。本书对其中直接关乎词意、词艺的讲解，悉加引录。又如台湾著名学者张以仁教授的《花间词论集》，有多篇温词的论文，其中对温词的笺释评赏，颇多精详独到之见，而大陆治温词者之新注、集评亦罕见引录，本书亦择其精义引录，以飨读者。撰者于词，本无专精研究，但在前贤与时贤的启发下也不揣谫陋，在按语中对每首词的意蕴和艺术发表自己的感受看法。其中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水精帘里颇黎枕”、“翠翘金缕双鸂鶒”、“杏花食露团香雪”、“满宫明月梨花白”、“宝函钿雀金鸂鶒”，《更漏子》“背江楼”、“玉炉香”，《酒泉子》“日映纱窗”，《梦江南》“梳洗罢”诸阕之疏解评赏，于斟酌取舍前人时贤笺评的同时，亦时有自己的感受与见解。温词的主体风格虽属密艳一路，但其最出色的名篇佳联，却多为疏朗空灵、清新有致之格。即使是被视为代表温词密丽风格的《菩萨蛮》、《更漏子》诸阕，其佳胜处亦往往在疏朗处。词家之所好，未必即其所长。此则见仁见智之个人私见，亦于按语中偶一发之，不免贻笑于方家。温词所写多为虚拟情景，主人公多为女性，与作者的具体经历联系很不明显，故大都无法编年。谓《菩萨蛮》十四首作于大中年间令狐FDA5为相时，亦仅据《北梦琐言》所载约略言之，并无确切年份可考。但笔者在考证其生平行踪的基础上却发现其《更漏子》“背江楼”一阕系纪实色彩明显的羁旅行役词，词中所写情景系基于个人行旅生活体验，作于会昌三年暮春自吴中旧乡返长安途经润州即将北渡长江时。另《河渎神》“孤庙对寒潮”一阕，亦似纪实之作，疑作于会昌二年初春自吴中赴越中途经西陵时。因悟温词虽绝大多数为应歌之作，但上二阕则为个人抒情之词。又《清平乐》(洛阳愁绝)亦为有作者参与的丈夫壮别之词，非应歌之作，但无从考知其写作年代。 温文现存赋二首、骈文二十三题三十二首，除《再生桧赋》署温岐，系作于早期，《谢襄州李尚书启》作于开成元年外，其余均作于大中、咸通年间，多为投献显宦希求汲引援助的书启。温文向无人作注，用典繁富隐僻，且有“却笑遗民(指段成式)”之类别出心裁的借指，注释难度较大，本编是第一次为其文、赋作详注。其中有的典实过于隐僻，遍查未见出处，只能暂时阙疑待考。用力的重点放在对上启对象的考证和系年考证上。通过细心考辨，除个别篇章外，均已考出上启对象及写作年代。其中如《上裴相公启》，或以为系开成四年首春投献裴度之作，本编详加辨正，考明系大中六年八月后投献新任宰相裴休的书启。《上首座相公启》，或以为系投献温造之启，但温造根本没有当过宰相，更不用说是居四相之首的“首座相公”，此首座相公当指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再度入相的白敏中，启上于咸通元年岁杪。《上萧舍人启》(某闻周公当国)题与文的内容不符，详审文中用典叙事，此当是上白敏中之启，作于大中十三年冬至后白敏中自荆南节度使征入为相即将启程还朝时，题有误。另一《上萧舍人启》(某闻孙登之奖嵇康)系上萧邺之启，但所叙上启者之籍贯、仕历与庭筠明显不符，当为代人所似。《投宪丞启》及《上崔相公启》的情况相类，亦代人作。《上崔大夫启》则疑非温作，或题有误。本编均一一作了详细考辨，以免读者误以为温作而加以引证。通过对温文的笺注和系年考证，大体上弄清了庭筠自大中初至咸通七年逝世这二十来年中羁游湖湘、四应进士试不第、两次贬尉、两入幕府(襄阳徐商幕与荆南箫邺幕)的经历，这也许是笺注温文的最大收获。温文虽绝大部分载于《文苑英华》，但明本《英华》错讹甚多，故以《全唐文》为底本，以《英华》参校。 《干█子》现仅存三十三篇，全从《太平广记》辑出。考虑到小说文字比较通俗易懂，不再作注，仅间作校记。 书末附传记资料，同时人寄赠诗，史志、书目著录及各本序跋、提要，与笔者所撰《温庭筠系年》。 原载：《古籍整理情况简报》2007年第10期总第44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