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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阎纯德教授主编的《汉学研究》，第一、二两集于1996、1997年问世，其内容精彩充实，博得读者交相称赞。现在第三集即将出版，各方面质量又有增进，一定会在学术界得到更广泛的欢迎。 《汉学研究》越办越好，是国际汉学研究这门新兴学科日益成熟的一种体现。这使我想起去年2月19日《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报导的标题：“国际汉学研究冷板凳坐热”。许多年间，这个学术领域是无人愿坐的一条冷板凳，如今竟能用一“热”字形容，委实来之不易。 常常有人把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混在一起，其实两者是密切相关而又互不相同的。汉学是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在我们这里一般是指外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这是相当古老的学科，就西方而言，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中叶。汉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叫做汉学史，是对汉学本身及汉学家进行研究，在我们这里，只是近十几年才真正开展起来。按照我的私见，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汉学研究的发展似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对国际汉学情况的调查了解和汉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这一阶段的工作，不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为其代表。这套丛书的主编是今春逝世的孙越生先生，第一种《国外西藏研究概况》于1979年出版，第二年出了《日本的中国学家》，随后《美国中国学手册》(有增订本)、《俄苏中国学手册》等陆续印行。情报所后来扩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心之下设有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该中心还同院外事局合编了《世界中国学家名录》。这些书在帮助国内学者认识国际汉学现状，扩大中外学术交流上，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对于孙越生先生，我们应当特别纪念。 八十年代，国际汉学著作的翻译显著增多。流行甚广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都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发轫的。同时，在不少期刊上，也先后开辟了有关汉学论介或译文的专栏。 到了九十年代，汉学研究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标志是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门刊物的出现。应该说，得风气之先的，是四川外国语学院1991年成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所，以及该所张良春先生主编的《国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同年5月，由漓江出版社印行。季羡林先生在为之撰写的《前言》中说：“当我最初听到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我颇为感到吃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组织呢？但是，继而仔细一想，我‘顿悟’了：这样的组织不正是过去完全没有人想到过而我们今天却是非常需要的吗？”季先生所讲代表了很多人的感受，这本红色封面350多页的书引起了相当普遍的惊奇。 然而仅仅几年，如前引《中华读书报》文章所描述的，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纷纷设立，《国际汉学》、《法国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刊物相继创办。回想季先生所说的感觉，真是有点恍如隔世了。我想这正是季先生所说的，我们非常需要汉学研究。 当前，我们已经面临国内这种研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如果允许在这里妄言的话，我要说这个新阶段的特点应该是研究的强调与深入，以及汉学研究作为学科的成熟。 在国际上，汉学同别的学科门类一样，业已愈分愈细，以至于没有谁能自称为全面的汉学家了。不少学者主张，研究中国文学的是文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是史学家，他们各自找中国的同行讨论切磋，汉学这个范畴好像已不必要。但是，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仍然需要系统了解国际汉学。我们不但应当知道各国汉学家怎样研究和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还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研究和看待我们的历史文化。这就必须把各国汉学和汉学家置于学术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既要有个案研究，也要有综合研究。国际汉学研究这一学科确是大有可为。 《汉学研究》介绍汉学，研究汉学，已经做出卓越的成绩，为建设国际汉学研究新学科贡献了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且拭目以待。 1998年7月20日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