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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南开大学朱铸禹先生著有《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一书，还是几年前的事。当时，我正着手写一篇20世纪《世说》研究的综述文章，不得不大量翻阅过刊，积累资料。朱一玄先生的《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见《南开大学学报》1981年4期）也被我查到并复印下来。由于序文开篇即有此书“问世之际”的话，文末又说序文未成而朱先生已归道山，我就想当然的以为作者的这部遗著已出版多年，因而把它列入寻访书目之中。没想到几年过去，不仅此书遍寻不获，甚至也无法在时贤的相关著述中发现其下落。直到不久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又在书店见到一本《世说》研究的新著，我才得知，这部完成于1981年的遗著竟然湮没了21年才得以“浮出海面”。遥想当年，作者完成此稿付梓时，余嘉锡的“笺疏”（1983年）和徐震堮的“校笺”（1984年）二著尚不曾问世，而今，后者早已是学界公认的学术力作，深长思之，不禁让人为九泉之下的朱先生扼腕而叹；学术事业之寂寞，于此又可得一佐证。 不过，从书店里买回这本价格不菲（定价52元人民币）的书，我还是由衷地感到高兴。正如朱一玄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选用了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宋绍兴刊本为底本（按：余笺、徐校所用底本则分别为王先谦重雕纷欣阁本和明袁褧嘉趣堂本）；其次是校注的范围不限于《世说新语》本文，也包括了刘孝标的注文；第三是所采用的各家校注，已包括了我国近现代人王先谦、李慈铭、陶珙、王利器、周一良等人的论著以及日本恩田仲任、秦士铉两人的注释，其中也有朱先生自己的见解；第四是选录了宋刘辰翁、刘应登、明王世贞、王世懋、杨慎、凌濛初等人的评语；第五是对于人物异称注了本名：总之，这是一部在各家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很有价值的著作”。尽管这一评价是在21年前作出的，但放在今天仍然大体适用，特别是收入两位日本注家的注释、采集宋明诸家的评点置诸天头，这是近百年来《世说》诸版本中绝无仅有的，只此两项，即可奠定该著的版本价值。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 然而，遗憾的是，比之以上的优点，这部书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对于一部20多年前的遗著来说，我们固然无法以“后出应当转精”来苛求，但细读下来，你会发现，即便读者以“了解之同情”设身处地为作者想，有些错误在当时也是可以避免的。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德行》、《文学》、《赏誉》等篇为考察范围，对该著存在的错误举例胪述如下： 1、本文有误。本文有误的情况在朱书中极少，但亦未能尽免。如《赏誉篇》149条，朱书作“谢车骑初见王文度曰：‘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愔愔竟夕。’”（第424页）考朱氏所据底本中华书局1962年影宋本，可知朱书“文度”前脱一“见”字，一字之脱，遂使断句和注释皆有所未安。徐震堮《校笺》作“见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愔愔竟夕。”似更确当。 2、标点有误。此种情况较多，正文和注文都有。《雅量篇》18条有“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句，朱书断作“言色无异状，如不觉”（第314页），显然不符合古汉语句法。《赏誉篇》12刘注引山涛《启事》：“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 （余笺、徐校皆同）作者引日本秦士铉《世说笺本》释曰：“出为外职，故其所处之官位缺，当选补之。”这一解释是正确的，但作者标点时却误作“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第363页）读起来难免扞格难通。 3、评语有误。前已说过，作者采集宋明清众多评家评点可称一大创举，也为今后《世说》的汇评工作导夫先路。遗憾的是，一些重要的评点，作者却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例如，《文学篇》65条王世懋批曰：“以上以玄理论文学，文章另出一条，从魏始，盖一目中复分两目也。”凌濛初亦有批语曰：“按《补》（指王世懋删定刊刻的《世说新语补》）依时次溷列，便失作者之意。”又如《方正篇》35“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条，“钟”乃指前条所见的“侍中钟雅”；刘辰翁于此批点云：“按此钟因承上文，遂不言名字；《世说》原有断而不断之意，不得擅改。”上引批注均为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善本中抄录所得。窃以为这几条评语反映了古人对《世说》编撰体例的洞察和审美感受，因而非常重要；而朱书却一概阙如。此外，有些评语还存在着诸如张冠李戴、断句不当或窜入无关文字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本可以告一段落的《世说》汇评工作不得不进行下去。 4、注释有误。应该说，该书的集注工作还是富有成效的，但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德行篇》第14“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条有“私起”一词，作者释为“起而便旋也”（第15页），显然有误。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引《左传》杜注：“私，小便。”《文学篇》第96条：“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作者对后一句话注释说：“刘应登曰：‘王批故明，虽然，才宁独以官为利也？……”云云。（第240页）“王批”若指明朝人王世懋的批点，则该句注释显然不可能是南宋人刘应登所为。又如《赏誉篇》第139条：“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其中，“世胄”乃王堪字，有潘岳《北邙送别王世胄》诗为证；而作者却释为“世家之胄”（第419页），尤为失察之语。还有一些注释的错误直接与标点不当有关，凡此种种，恕不一一列举。 当然，《世说》作为一部传世名著，虽不算卷帙浩繁，内容亦颇博杂深奥，历来研究著述甚夥，校注中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漏原也难免。平心而论，上述不足还是可以原谅的。但让人费解的是，作者虽在《序例》中声明“注释采自后列诸家者均予标明，不敢掠美”，“其出于拙见、臆说者，或冠以‘案’字，或不加注，以示区别”；而校注中却多次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未作任何说明。这就不仅仅是讹误和缺漏的问题了。 笔者曾在图书馆抄录过程笃原（炎震）先生遗著《世说新语笺证》（原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七卷第二号，1942年），印象深刻。读朱氏“案”语时每有似曾相识之感，大致检索比对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作者不仅看过程氏的《笺证》，而且大部分予以采用（粗略估计至少也有百数十条），有的稍作文字改动，有的竟至原文照抄！兹举例以证。《德行篇》第1条程氏“豫章太守”下笺曰：“陈为豫章，范《书》不记其年，以《稺传》延禧二年蕃与胡广上疏荐稺等推之，知在永寿间。”朱书作“陈为豫章，《后汉书》不记其年，以《稺传》延禧二年蕃与胡广上疏荐稺等推之，知在永寿间。”仅将“范书”改作“《后汉书》”。（第2页）再如《品藻》第8“刘令言始入洛”条“太鲜明”一语，程炎震笺证谓：“《晋书·刘隗传》作‘鲜’。《礼记·月令》：‘季夏行春令，则穀实鲜落。’《吕氏春秋·季夏纪》、《淮南·时则训》并作‘解落’。《墨子·节葬篇》：‘则解而食。’《鲁问篇》作‘鲜而食之’。……”云云，考证长达一百数十字。而朱书几乎全文照录，据为己“案”。（第435页）或许会有人以为是所见略同的巧合，但引用典籍的顺序如此雷同，文法、语气如此相似，个中真相，明眼人一望可知。即便是巧合，也不会到“俯拾皆是”的地步吧。谓予不信，读者不妨拿余嘉锡先生的“笺疏”本一一比照。不仅如此，宋明诸家的考订性按语也时有为朱书所用而成为其“拙见、臆说”者。如《言语篇》“中朝有小儿”条，凌濛初有“按《博物志》曰：蜀人以病瘧为奴婢瘧”的考订，而朱书径自以“又案”出之；同篇“陆机诣王武子”条后所引“陈志华曰”云云（均见第97页），凡数十字，亦见于凌氏批点本。再如《文学篇》第95条有“无复向一字”句，刘应登注曰：“谓一字不犯前本。”作者亦全录为“案”语而未加任何说明，天头眉批自然也就看不到刘应登的这条批注了。似此，当非一时疏忽所致。其实，作为一部“汇校集注”之作，吸收前人成果乃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吸收愈丰愈见作者功力，如此苦心孤诣地“移花接木”，不仅授人以柄，自暴其短，且显得自身学术底气不足，真是何苦来哉！ 总之，阅读《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的心情是复杂的，可谓喜忧参半。作为一个《世说》爱好者，我一方面为已故的朱先生倾数十年之力光大其学的精神而感佩，另一方面，也为这部专著中存在着的原本可以避免的疏漏和问题感到失望和遗憾。人生苦短，学术事业作为与生命拔河之手段，其甘苦孤寂可想而知。唯其如此，才更需要一颗平常心。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失言”而不“失态”，“失分”而不“失节”。往者已矣，其人已没。笔者撰写此文，一为澄清事实，提醒读者注意，一为推人及己，自诫自勉。至于朱先生这部书的价值，前已言之甚明，相信读者不会因噎废食，错过了那些不该错过的风景。 原载：《读书》2003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