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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嘉兴藏》及其重辑工作(上)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韩锡铎 参加讨论

     从北宋初年的《开宝藏》起,至清代雍正乾隆之际的《龙藏》止,我国在19世纪以前用 雕版印刷的方法印制的汉文佛教大藏经有十几种,再加上20世纪前几十年用铅印方法印制的 《频伽藏》和《普会藏》,我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印制的汉文佛教大藏经总计近20种。每种大 藏经对佛教典籍的传播、佛教的发展,以及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些大藏经中,我认为最有特点的是《嘉兴藏》(也称《径山藏》、《方册大藏》)。近几 十年来有许多文章和书的有关章节对《嘉兴藏》做过介绍,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是不全面的 或不准确的。从2000年起,我对《嘉兴藏》在海峡两岸的存藏情况进行了调查,征集到了各 个藏本的子目,查阅了有关的目录,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辑,工作已接近尾声。现将我了解 的《嘉兴藏》及我的重辑工作介绍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 原藏情况
    1.刻藏经过
    万历初年,明代著名高僧紫柏(真可)有感于《永乐南藏》版片已经模糊,不能再印,而《永 乐北藏》版片藏在皇宫内,请印不便,认为应该由民间新刻一部大藏经。又认为以往的大藏 经多为梵夹装,不仅刻印的成本高,而且装帧和携带都不便利,新刻的大藏经的装帧应变梵 夹为方册,这样可以使佛教典籍广为传播,即使遇到乱世,因传播广泛,也易于典籍的保存 。 紫柏大师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几位高僧及居士陆光祖、冯梦祯等人的赞同。于是于万历七年(1 579)开始在五台山试刻,刻了《寒山子诗集》(编在续藏的第44函),万历八年刻了《楞伽阿 跋多罗宝经会译》(编在续藏的第31函)。经过几年认真的在各个方面的筹划和准备,于万历 十七年在五台山的妙德庵、妙喜庵开始较大规模的刻经。因为在五台山刻经存在许多困难, 刻了数百卷后,万历二十一年,刻经地点迁到浙江的径山,已刻的经版也一并运往。迁到径 山以后,依紫柏大师和冯梦祯的意见,决定在余杭径山的寂照庵藏版印刷,在嘉兴的楞严寺 请经发行,刻经地点则分散在浙江、江苏两省的余杭、嘉兴、金坛、吴江等地的一些寺庙。 
    万历三十一年(1603)紫柏大师罹难死于京城,刻藏之事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幻予、澹然、念 昙等和其他僧人(如江西的性宗等)相继主持,他们都得到了各地僧人和居士的支持和帮助, 使刻藏事业能继续下去。由于缺乏资金和明清之际社会动乱等原因,刻藏的时间拖得很长, 大体上经过五至七代僧人和居士的努力,历时140年左右,至康熙末年大规模的刻经活动才 结束。如果算上个别品种的补刻时间,至乾隆时才完全结束(北京故宫藏本、首都图书馆藏 本均有雍正时补刻者,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有乾隆时补刻者)。
    2.全藏规模
    《嘉兴藏》总共刻了多少种释家典籍,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据北京故宫藏本及姑且视为全 藏目录的《经值画一》考察,全藏应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个部分。正藏基本上是据《 永乐北藏》刻的(台湾蔡运辰先生考证个别品种略有出入)。可以说正藏部分在收录释家典籍 上与此前的各种大藏经大同小异,从内容上基本可以反映此前的各种大藏经。续藏、又续藏 两部分收入的释家典籍几乎全是我国僧人和居士的著述,是此前其他大藏经所无的。紫柏大 师在《刻藏缘起》中虽然没有说明,但实际上增刻续藏、又续藏两部分,应该是他重新刻藏 的主要目的所在。他在倡议刻藏时,对刻续藏、又续藏应该是有计划的,这从前面提及的万 历七年和八年刻的两种典籍分别被编入续藏的第44函和第31函,就可以得到证明。《嘉兴藏 》收典籍的种数和止刻的具体时间之所以难以确定,主要在续藏、又续藏两部分上。紫柏大 师罹难后,刻续藏、又续藏的计划不断被后继的主持者所突破。既然这两部分所收的是“本 土著述”,而刻藏又迟迟没有终止,后继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意愿有所增入。这两 部分收入了很多明末和清代顺治、康熙时僧人和居士的作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这两 部分的编辑与排序,更是出自后继者之手。
    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清圣祖玄烨在南巡之时来到径山,对刻藏之举会有所了解,也许 还看过刻完的经版和印好的经册,这对径山的寺庙和主持刻藏的僧人来说是很大的荣幸。因 为这一点,在全藏基本刻竣之时,主事的僧人决定用白绵纸将现存的经版刷印一部,精心装 潢,进呈给皇帝。这便是今天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该藏。这部《嘉兴藏》除乾隆三 十四年(1769)奉旨将钱谦益撰的《楞严经疏解蒙钞》2函10册撤出外,其他基本保持刷印进 呈时的原貌,即正藏211函,收书1665种,7829卷,用《千字文》编序,始“天”终“鱼” ,续藏90函,收书253种,1900卷,又续藏43函,收书217种,1159卷。这个数字基本成为许 多人在著作中介绍《嘉兴藏》所列举的数字。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杨 玉良、邢顺岭二位同志对该部藏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著了《故宫藏嘉兴藏目录》上下两 卷,油印行世。
    佛教典籍是提倡流传的,信徒把传播经书视为功德。《嘉兴藏》刻完的经版汇集到径山之后 ,经常有人去刷印,因价格问题和拖欠银两问题,刷印者常与寺僧发生争执,甚至诉讼到官 府。于是官府下令,寺僧对刷印每种经书要明码标价,刷印者不得拖欠银两。因此,主事的 寺僧编制了每种经书刷印、装订的价格表,即为《经值画一》。《经值画一》从万历时即开 始编制,随着经版的增加和物价的变动,不断增补修订。现在社会上流传较多的《经值画一 》,是1920年北京刻经处据康熙十六年的《经值画一》翻刻的(又称《嘉兴藏目录》),分正 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每部分按函号排列,每函依次列书名,书名下列卷数和册数(相 当一部分缺卷数或册数,甚至皆缺,尤其是续藏、又续藏两部分),下列价格,正藏部分按 函标《千字文》。
    用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与《故宫藏嘉兴藏目录》核对,二者的函数相同,子目的排序也 基本相同,但子目品种有出入。故宫藏本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演义钞》等26种书《经 值画一》没有,而《经值画一》中的《番字药师F72B璃光七佛功德经》 等13种书故宫藏本没有。这说明对雕刻的全藏来说,故宫藏本是个残本,民国九年本《经值 画一》是个残缺的目录。
    光绪十一年(1885),杭州朱记荣的朱氏槐庐刻印出版了《行素堂目睹书录》,该书录共十集 ,其中的壬集、癸集为《藏经目录》,据前面的文字,底本是康熙时的《经值画一》。正藏 部分基本与民国九年本同,只是个别子目品种互有缺无。续藏、又续藏两部分则差异很大, 续藏为94函,比民国九年本多出4函,不仅有些书的归函不一,还有9种书是民国九年本所无 的,也是故宫藏本所无的;又续藏部分虽然也是43函,但子目品种却出入很大,比民国九年 本少数种,多出近30种,故宫藏本少数同朱氏目录,多数同民国九年本。这说明《经值画一 》的版本也不只一个系统。应该指出的是,在几种朱氏目录有而故宫藏本无的子目书名下面 ,注明“腐烂候刻”,说明因书版已腐烂,所以给皇帝刷印进呈本时没有刷印。
    1983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蔡运辰先生编著的《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其 中关于《嘉兴藏》的著录续藏为93函,又续藏为46函,还有“藏外”7种。不仅函数、结构 与故宫藏本及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不同,子目品种的出入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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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嘉兴藏》的选本,16开精装40册 ,书名为 《明版嘉兴正续大藏经》。正藏部分10册,只选书161种,续藏、又续藏部分30册,凡搜集 到的几乎全印了,收书497种,有几十种不见于故宫藏本和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看来 影印出版的重点在续藏、又续藏上。
    杨玉良同志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一文 ,该文的第五部分也谈到了几种《嘉兴藏》目录收书情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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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了解,海峡两岸有十几个单位收藏此藏,其子目品种的数量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本为最多。其他单位的藏本虽然在子目品种数量上比故宫藏本和有关目录少,但有些品种是 故宫藏本和上述列举的目录所无的。如辽宁省图书馆藏本的康熙五年刻的《列祖提纲录》42 卷、康熙三十三年刻的《五峰纬禅师关东语录》17卷,又如青海省图书馆藏本的万历二十 三年刻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纂注》10卷。类似的情况在云南省 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藏 本中也有。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现存的各单位藏的《嘉兴藏》没有一部是全的,现存的种种关于《嘉兴 藏》的目录没有一种是完整无缺的。所以说《嘉兴藏》从始刻至止刻,总共刻印了多少种佛 教典籍,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甚至还可以推断,从来就没有发行过,因此世上也不可能存 在一部从始刻至止刻的全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几代人相继主持,刻经计划在不断变化,刻经规模不断扩大。
    第二,刻经的时间过长,后面的经版还没有刻完,前面刻完的经版有的已经腐烂,而又没有 及时补刻。
    第三,刷印的时间不一,有的甚至是多次刷印汇集的。
    第四,后继的主事者因某种原因,对个别书的结构做了调整,使早印本与晚印本的结构不同 ,子目的品种不同。如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有《藕益大师佛学十种》(明释智旭撰),为明崇 祯刻本,包括10种子目:①妙法莲华经纶贯1卷;②教观纲宗1卷释义1卷;③梵纲经忏悔行 法1卷;④毗尼后集问辨1卷; ⑤学菩萨戒法1卷;⑥菩萨戒羯磨文释1卷;⑦重定授菩萨戒法 1卷;⑧菩萨戒本经诵1卷;⑨性学开蒙1卷;10梵室偶谈1卷。而北京故宫藏本无 《藕益 大师佛学十种》,但在又续藏第21函有《律要后集六种》,包括《菩萨戒本经》和台湾中央 图书馆藏本的《藕益大师佛学十种》中的③④⑤⑥⑦,为康熙重刻本,而⑨10两种在续 藏第83函,仍为明崇祯刻本。类似这种情况还有。
    第五,《经值画一》先后由不同人编制,前后缺乏照应,出现了不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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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字文》的应用
    梁代周兴嗣一夜之间编成的《千字文》,使一千个字不重复,每个字都有固定的位置。这个 特点使之成为给物品和文献编序的工具。从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开宝藏》开始,所收 的经书即用《千字文》编序,形成惯例,以后的《大藏经》皆用《千字文》为藏内的典籍编 序。
    《嘉兴藏》正藏部分使用了《千字文》编序,因为是以《永乐北藏》为底本,所以《千字文 》的使用情况与《永乐北藏》基本相同。《永乐北藏》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敕命雕刻的 大藏经,永乐十九年(1421)在北京开雕,至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1440)刻竣,《千字文》 始“天”终“石”。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二年(1584)又补入三十几种典籍,《千字文》用到 “史”字。又从《永乐南藏》补入了《永乐北藏》所缺的《续传灯录》36卷、《古尊宿语录 》48卷、《禅宗颂古联珠通集》40卷、《佛祖统纪》54卷,类别名称为“北藏缺南藏函号附 ”,此四种书用的是《永乐南藏》原有的《千字文》,分别是:合、济、弱、林,密、勿、 多、士,鸡、田、赤,城、昆、池、碣,此15个字在《永乐北藏》和《嘉兴藏》正藏的《千 字文》编序中各使用了两次,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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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的正文前有“藏函号字附”,列出了正藏用的《千字文》,从“天 ”至“鱼”共678个字。正文最末的“北藏缺南藏函号附”部分含书5种,除上述《续传灯录 》等4种外,还有“《密云禅师语录》四本”,上有“鱼字号”三个字,说明《千字文》用 的是“鱼”字。北京故宫藏本在此部分也有此书。《故宫藏嘉兴藏目录》著录此书为“十二 卷,明释园悟撰,清释道忞编,附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一卷,清钱 谦益(法名槃谭)撰,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一卷年谱一卷,清释道忞撰”。按,明万历十二年补入清人的著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清人著作 更不可能编入《永乐南藏》,2000年线装书局影印出版的《永乐北藏》在“北藏缺南藏函号 附”部分无此书。此书一定是《嘉兴藏》康熙时编辑者误入的。既然此书已误入正藏,且编 序为“鱼”字,只能以讹传讹,《嘉兴藏》正藏部分用的《千字文》是始“天”终“鱼”。 正藏部分对《千字文》的使用大体上是每10卷用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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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藏、又续藏两部分初意也是想用《千字文》编序,续藏最前的两种书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疏序演义钞》8卷和《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80卷,辽宁省图书馆和台湾中央图书馆的藏本 前者版心下刻有“天、地、玄、黄、宇、宙、鸿、荒”8个字,后者版心下刻有“日、月… …鸟、官”70个字,所附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等4种文献版心下刻“人、皇 ”2字,二种书共刻了《千字文》前80个字。也许最初续藏、又续藏的编者对这二部分的规 模没有掌握,以为不会超过1000卷,所以差不多一卷用一个字,为了与正藏对《千字文》的 使用相区别,改正藏的阳文为阴文。也许书序没有编定和规模在不断扩大,按一卷一个字的 标准已不可能容纳,除这二种书外,其他书版心下再不刻《千字文》了,只留有木钉,待以 后补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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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特点与价值
    对于其他汉文大藏经来说,《嘉兴藏》有下述几方面的特点和价值。
    第一,在装帧上改卷轴装、梵夹装为方册线装。《永乐北藏》及其以前的汉文大藏经皆为卷 轴装和梵夹装。明代中期以后,我国书籍的装帧已盛行线装。这种装帧形式制作方便、修补 方便、携带方便,有很大的优越性,与梵夹装相比,容量增大,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便于典 籍的流通。 紫柏大师顺应历史发展,改大藏经的装帧形式为线装,可以看出他具有改革精神,非常开明 。这一改革,对以后佛教典籍的出版有很大影响。
    第二,版式行款比较统一。一般为四周双边,边栏外粗内细,白口,半叶十行,行二十字( 早期刻本也有四周单边或左右双边者,也有七行十七字、八行十七字、九行十九字、十行十 九字、十一行二十字者);万历初年所刻的字体有的是手写体,万历末年以后刻的字体趋于 横轻竖重的宋体方字,因写工、刻工匠人的不同,其风格也略有出入;版心上方一般皆刻“ 经”、“律、“论”、“西土撰述”、“支那撰述”等分类名称,中间刻书名及卷次,下方 刻《千字文》的某字或墨钉;版框高为23至24厘米左右,宽为14至16厘米左右,书品较为宽 大。虽然因刻书时间和刻书者的不同,风格有所差异,但熟悉者一看即知是否为《嘉兴藏》 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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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迄今为止收佛教典籍数量最多的我国出版的汉文大藏经。仅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 馆藏本的数量计算,共收佛教典籍2135种,这个数字是我国出版的其他汉文大藏经所不及的 。正藏部分可略等于其他各种大藏经,其特点和价值最主要体现在续藏、又续藏上。这两部 分收录的是中国僧人和居士的著述,有的是对译经的诠释,有的是关于佛教的专著,还有用 佛家思想对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诠释,如明释智旭撰的《周易详解》及明释憨山撰的《庄 子内篇注》,而数量最多的是明末和清代顺治、康熙时期诸高僧的诗文集和语录。这些著作 ,有许多是因为刻入《嘉兴藏》社会上才有传本。这些著作体现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及其特 点,是研究我国佛教及其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客观地说,不可能所有有造诣的僧人都写出关 于佛教的著作,但他们在多年的修行中对佛教和社会会有很深的认识,便用诗文和语录表达 出来,传授给弟子。这些诗文和语录的著者,遍布全国各地,全面地反映了明清之际我国各 地佛教发展状况。这些诗文和语录的内容相当广泛,除佛教的内容外,还涉及到社会的许多 方面和其他的学科领域,因此也是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的重要资料。
    
    第四,该藏大部分书的每卷末尾都有刻书的牌记。这些牌记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捐刻者 的姓名、官衔、所在地域;涉及到捐刻的原因和捐资的银两数额;涉及到所刻的经名、卷次 、字数和版片数量;涉及到写刻工匠姓名、刻书时间和地点。总之,为我们了解该藏的刊刻 情况、研究明末清初的出版史、研究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其他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如:从捐刻者来分析,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既有朝廷的高级官吏,也有下层的普通百姓 和僧侣,可见主持刻经者为了募集资金,进行广泛宣传的情况;该藏的明末刻本中有相当数 量是著名出版家毛晋捐刻的,也是由汲古阁刻的,这在过去一些介绍毛晋及其汲古阁刻书情 况的著述中是很少提及的;如果认真分析捐刻者所捐银两和他们所捐刻的版片数量和字数, 可以得知当时刻书的成本价格,如果再与《经值画一》的“销售”价格相比对,可以得出成 本价与销售价的差额。关于该藏牌记的价值,杨玉良同志在《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一 文中论述颇详。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2期总第408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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