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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孝绪《七录》楚辞分类著录的学理背景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熊良智 参加讨论

     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中,有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将儒家的几部专书《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独立,各自成为一个种类,从汉代《七略》、《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到《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皆是如此。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由特定的学术文化思想和背景决定的,所谓“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①。然而,在儒家这几部经典之外,唯一的还有一部以专书发展成为独立的图书门类的就是“楚辞”。从梁人阮孝绪《七录》分类著录以来,成为中国古代图书的分类传统,沿袭不改。“楚辞”独立成部分类著录的原因何在?为何产生在梁人阮孝绪编撰《七录》的时代?在一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术宗旨的目录学研究中,历代目录学著作多阙而未言,或有申说,也语焉不详。
     一 书目中的“楚辞”界定
     楚辞是屈原为代表的楚人创作的诗歌,也有人称楚人歌辞,到汉代集为专书,成为一部诗歌总集。梁人阮孝绪编撰《七录》,在《文集录》中将集部之书分为四类:楚辞、别集、总集、杂文,第一次将“楚辞”独立成为图书目录种类。《七录》一书已亡,只留下一篇序,见于《广弘明集》,对“楚辞”分部缘由也无解说。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自应归人总集之中,《七录》却独立成部,后世公私书目也多沿袭。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就曾说:
     楚辞兼有屈、宋、扬、刘诸人作,义例实是总集,但从前著录,皆自为一类,冠于别集之前,今仍旧例。②
     张之洞已明确认为《楚辞》为总集,却“自为一类”,虽然生疑,依旧照录,因为“旧例”所在。《四库全书总目》甚至在《楚辞章句》解题中说刘向编撰“《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③。“总集之祖”未列入总集,原因何在呢?《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说:“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于《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按此说,《楚辞》虽为总集,不列为总集,乃是因只收“楚辞”一家之书,与分体编录多种文体的总集,体例不同,作为分体文学总集,于是另成书部。《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类序中,有更明确的理由说明: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楚辞》定名,不始于刘向,《史记·酷吏列传》早见其说,而言《隋志》别立“楚辞”一门,又不察阮孝绪《七录》之先。不过,《四库提要》说明“楚辞”分著的原因很清楚:“体例既异”。这个“体例”,就是“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也就是说,楚辞分类著录的依据就是一部文集中全部收集的都是属于“楚辞”体的作品,由此划分出“不与他集类”的界限。那么,这里的“楚辞体”,是指的楚辞类文体,还是指的其他什么体例?因为按照《四库提要》的解说:“汉魏已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屈原等人的作品,在《汉志》中被称为“赋”,“此体”应是与“赋体”同性质的文体。那么,中国古代的图书目录学中“楚辞”独立分类是以楚辞的文体为分类标准的吗?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说:
     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④
     章学诚认为,楚辞与赋、五言诗、七发之类的作品都同样是文体,以文体作为图书目录的分类标准,是与图书分类的体例不相统一的,所以他说:“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虽然,“楚辞”已成为“著录诸家之成法”,但用“义例”衡量,是不合理的。否则,图书目录中还应该有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章学诚的质疑有无道理,我们可用书目著录的楚辞类著作作一比较。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著录楚辞类著作六部六十五卷,又存目十七部七十五卷。究其著作形式,除了大量的注解,如《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又有绘图,如萧云从《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又有评论考证,如沈云翔《楚辞评林》八卷、朱熹《楚辞辩证》二卷、蒋骥《楚辞余论》二卷、汪瑷《楚辞集解》蒙引二卷;又有骚体文学作品集《楚辞后语》;又有考异,如汪瑷《考异》一卷,等等。如果用文体的标准来判断,这些著作绝大多数不应该看成是楚辞体的诗歌作品。因为按照王逸《楚辞章句)的标准,说:屈原、宋玉创作的诗歌,到了汉代“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⑤这在作为书目的《隋书·经籍志》也是这样认同的: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⑥
     由此比较,目录学中作书目的“楚辞”与文学体裁的楚辞并非同一概念,虽然它们有联系,但是也有区别,章学诚质疑虽然有道理,但是误会二者的区别。“无全集皆作此体者”,正是指《楚辞》作为一种分体文学总集,这是“楚辞”独立成为图书部类的基础,而与别集、总集等并列,但这也仅仅是分类的基础而已,还并不是分类的依据。书目以图书文献为著录对象,它的分类自然也是以文献的形式内容的性质为标准。因此,书目所著录的楚辞著作,当然不是以文体为标准,而是以“楚辞”作为文献主题,作为记录有关楚辞的知识载体,所有以“楚辞”为名的相关著作,用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序中所称,即“有关楚辞研究的书目”⑦。从阮孝绪《七录》楚辞分类开始,所录“楚辞部五种五帙二十七卷”⑧,所录著作不见,但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楚辞”类,有“《楚辞》三卷”,下注云:“郭璞注。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则知“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一书,正是阮孝绪《七录》所录。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隋志》依《七录》,凡注中称粱有今亡者,皆阮氏旧有”⑨。姚振宗亦著《隋书经籍志考证》略有异词,云:“以《七录》纵横家验之,知其采宋、齐、梁、陈四代书目而亦注粱有。以上五代史志托始于梁也,不尽是《七录》也。”⑩,但姚氏自注又云:“大抵宋、齐书目所有者,梁代书目无不有之。故概以梁有括之也。”其实这在阮孝绪《七录序》中自有说明:“凡自宋齐已来,王公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则或非《七录》所录,《隋书·经籍志》中注为梁有者,亦梁代书目所有。如是,则何偃所删,王逸注之《楚辞》,亦是以楚辞作品为中心分体文学总集及相关楚辞研究之书目。或许这就是张之洞《书目答问》所言楚辞“实是总集”,然而又“自成一类”的“旧例。”
     二楚辞乃一家之学
     楚辞作为分体文学总集立于书目,《七录》开其先例,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专集编撰产生的事实。据记载,三国时应璩编有《书林》(11),专门收集书记之文;西晋傅玄编有《七林》,收集“七”体文(12);《隋书·经籍志》总集还载有赋体专集;谢灵运撰《赋集》九十二卷,崔浩撰《赋集》八十六卷。又谢灵运集《七集》十卷。袁淑撰《诽谐文》十卷,自注云:梁有《续诽谐文集》十卷等;《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又自注云:梁有《设论连珠》十卷,谢灵运撰《连珠集》五卷,陈证撰《连珠》十五卷,等等。如按照这些文集作品的数量,均超过了楚辞,尤其是“赋”体、“七”体,历代历朝都不少,为什么并未独立成为图书部类,只有“楚辞”独自成立呢?《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序有一段说明,启发我们展开了思考。序说:
     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辞”,“楚辞”亦遂为一家。(13)
     此所谓“一家”,即一家之学(14),专门系统的学术流派,而图书目录的分类,正是建立在学术分类的基础上的。章学诚曾经指出:
     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门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15)
     这在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中更有专门论述《编次必谨类例论》,说明书目类例编次的指导思想: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也,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有其书,书守其类。(16)
     “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这正是“楚辞”独立图书部类的根本原因。告诉我们这一信息的,就是班固,他在《汉书·地理志》中曾有一段说明: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兄子濞子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17)
     这是“楚辞”专门之学产生、传播、形成的最早载述。它以屈原、宋玉的创作为中心,到了汉代更有一批模拟屈、宋楚辞的作家作品,今存王逸《楚辞章句》尚有严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等,更包括了关于楚辞研究解说的内容。淮南王刘安招宾客著书,除了“分造词赋”,《汉书》本传载著有《离骚传》,《汉书·朱买臣传》又载朱买臣被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幸侍中”(18),正是他“贵显汉朝”的明证。刘安《离骚传》与朱买臣“言楚辞”,已不是楚辞的模拟创作,而是对楚辞的解说、阐释,属于楚辞研究的内容,所以《汉书·地理志》才称之为“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可知这“楚辞”的流传与形成是包括了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作品,也包括了汉代人的阐释、研究的著作,从而形成楚辞的专门之学。《汉书·王褒传》载: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士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19)
     《七略》也曾载述其事:
     宣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入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诵,辄与粥。(20)
     诵读《楚辞》,要有专门之“能”,“被公年衰”,“每一诵,辄与粥”,尚被“诏征”。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对楚辞的专门之学也有一段专门的说明,在《艺文志·诗赋略》屈原赋下面,他说:
     沈钦韩曰:自《离骚》至《大招》适二十五篇,《隋志》专列楚词一家,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以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案:汉时朱买臣召见,言楚词,宣帝征能为楚词,九江被公见诵读,尔时自有专门,可知其音读非易也。
     楚辞这种“专门之学”,以致“专门之书”,最终在目录学得到了认同,《隋书·经籍志》楚辞部小序,对楚辞的专门之学的学术源流就作了最全面的记载。它说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家,以及贾谊、东方朔、刘向等汉代作家模拟楚辞的作品为中心,包括了研究楚辞的著作,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从刘安作《离骚传》就开始形成的:
     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己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21)
     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曾说“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辞’,楚辞亦遂为一家”。区别《汉志》中屈原赋不过是屈原自己的创作,而立名“楚辞”,收集诸家,并有师承传统,世有传习,才成为专门之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2)
     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故知其传习相承,而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直称宋玉为屈原弟子,《隋书·经籍志》亦承其说。到了汉代,更有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诸人相承,更形成刘安《离骚传》。刘向有《天问解》、扬雄《天问解》、刘向、王逸先后收集整理“楚辞”,等等,所以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说:《诸子略》中,“自陆贾、贾谊以下不称子者,学无传人,未足名家也。”(23)所谓有师承,则有其学,无师承,则不足名家。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汉志诗赋略》前三种赋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虽各有所属,独有屈原赋发展而成“楚辞”的道理,《四库全书总目》“《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辞”的原因。
     当然,楚辞专门之学的存在,为《七录》著录提供了分类的基础与依据。但《七录》所以能在书目中创立“楚辞”一部新目,同时,也与《七录》创新体例有关。自屈原创作楚辞以来,一大批作家先后继作,仅《汉志》屈原赋之属就有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又经过汉武帝、汉宣帝的鼓励提倡,相继出现了大批的楚辞研究的专门之作。从刘安《离骚传》开始,先后还有刘向的《天问解》、扬雄的《天问解》(24)、班固《离骚经章句》、贾逵《离骚经章句》(25)、马融《离骚注》(26)。又刘向典校,整理《楚辞》分为十六卷,王逸著《楚辞章句》,汤炳正先生曾证班固尚有《离骚赞》一书(27)。仅此已有八、九家。较之《汉志》著录六艺之书,《易》十三家、《书》九家、《诗》六家、《春秋》二十三家,《礼》十三家,《乐》六家,《论语》十二家,《孝经》十一家,“楚辞”八家也不为少。到阮孝绪撰《七录》,“楚辞”部有五种,五帙二十七卷,《隋志》载有十部二十九卷。这对于图书目录学来说,著录分类的一大原则就是类例要适应著作。用章学诚所说,“《艺文》据籍而纪”(28),这在阮孝绪《七录》目录分类思想就有着直接的体现。他在《七录》序中曾用史部分类、诗赋分类说明这一分类著录的原则:
     刘(歆)、王(俭)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纪传部》为内篇第二。
     按照阮孝绪的说法,《七略》开创了这样的分类原则,由著作的多寡来决定类别的划分。《诗赋略》中诗赋不从《六艺》诗部,就是明显类例。于是,他在《七录》中也应用这项原则,把史书从《春秋》中分出来,另立了《纪传部》。那么,楚辞的分类,现存《七录序》虽不见述说,但根据《七录》的义例和阮孝绪的思想,我们可以推测,正是他运用这个分类原则,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目录中“楚辞”的类别。
     三 文的独立与自觉
     前面我们论述了“楚辞”之学在汉代已经开始形成,可是,为什么未在汉代建立书目,反而会出现在阮孝绪编撰《七录》的梁王朝呢?这实际是汉魏六朝以来,随着集部著作的大量产生,人们对“文”的自觉认识与追求的结果。
     “楚辞”在阮孝绪《七录》归人文集部,而“文集”正是那个时代文学部类的标志。阮孝绪在《七录》中,独自创立了《文集录》,在《七录》序中还特别说明了“集酽刨设酌缘由:
     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
     阮孝绪说《文集录》的设立,是继王俭《七志·文翰志》发展而来的,但是,变“文翰”而为“文集”,更能代表“文”的内涵,“顷世文词,总名为集”,以“集”为文词的总称,则集部的设立,就是当时关于文学部类的设立。“集部”的核心是“文”,《隋书经籍志》集部小序开宗明义就说:“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词,情灵无拥者也。”无论“楚辞”、“别集”、“总集”,皆是在此一核心范畴下聚集成部,所以《隋志》才会说:“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即“集部”是在“诗赋”为中心的纯文学基础上建立的图书部类。
     图书目录中集部的创立,反映了文学逐步摆脱经学、依附学术而走向独立发展的事实。章学诚就曾明确指出:“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29)所谓“升降”,正是指的文学的发展变化。魏晋以来,儒学衰微,玄学兴起,抒情言志的诗赋之作和各体文章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学的特点、作品的形式、技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有了更加明显的区分。梁简文帝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就特别推崇风骚,吟咏情性,反对文学创作等同经传。他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慕《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30)
     强调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正是与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特殊性认识有关系的。宋人范晔在《后汉书》的《儒林传》外特立了《文苑传》,反映了文学家的独立地位。随着文学家独立地位的出现,文学也从学术中,特别是从儒家经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学科。《宋书·雷次宗传》载: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士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31)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由朝廷正式指示建立了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之馆。《南齐书·百官志》又载:宋明帝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32)。特别是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更由“儒”、“文”的分化中,对文学家的独立性和文学特殊性,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33)
     “文”与“儒”产生了分化,相提并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得到特别推崇。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还说:“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不以儒者命家”的“文士”,“此亦悉通其义也”,这样的推崇,确实反映了文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文学的独立。
     正是有了文学独立的事实,图书目录才有了相对于经、史、子的集部的创设,也就是说才有了代表文学的集部的产生。而文学以屈原、宋玉为代表,他们所创作的楚辞自然也成为人们竭力推崇的文学典范。可以说这是南朝文学思想的一大特点,尤其在梁朝表现得格外突出。昭明太子编有《文选》,分文体三十九(34),在赋、诗后面独立骚体一类(35)。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以楚辞作为赋体的分类方法,实际上是在竭力摆脱“古诗之流”的经学附庸地位,而推崇屈原为代表“骚人之文”。萧统在《文选序》中说道:
     又楚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江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36)
     在收录了远自周秦,近至齐梁一百三十余位作家作品,而专以屈原“骚人之文”而论,正是表现了他的文学观念,主张抒写个人情性,并以“能文为本”,而于经学、子书、史传“亦所不取”。萧统《文选》的选文标准,明白地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它以“骚人之文”为代表,正是反映了对文学的本原性的体认。虽然,这里仍然有局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学术思想的原因,将《诗经》纳入儒家经典,于是以屈原为纯文学之代表。《汉志·诗赋略》虽以屈原赋为首。但是,纯文学的创作不等于就具有文学独立的自觉意识,钱穆先生就曾有一段精彩的分析:
     纯文学作品当自屈子《离骚》始,然屈子特以一政治家,忠爱之忱不得当于君国,始发愤而为此。在屈原固非有意为一文人,其作《离骚》,亦非有意欲创造一文学作品。汉代如枚乘、司马相如诸人,始得谓之是文人,其所为赋,亦可谓是一种纯文学。然论其作意,特以备宫廷帝王一时之娱,而藉以为进身之阶,仍不得谓有一种纯文学独立价值之觉醒存其心中也。(37)
     这种真正的文学独立价值意识,正是在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时代中产生的。萧统《文选》中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突出代表。也正是针对《文选序》所提出的“骚人之文,自兹而外”的意义,钱穆先生认为:
     此述屈子《离骚》,下开诗境,以其同属言志抒情,故连类而及,以示别于上述纪事咏物之赋也。宋玉与荀卿并举,列之在前,顾独以骚体归屈子,不与荀宋为伍,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38)
     这里的“直探文心”,正是指的《文选》确认“骚人之文”所代表的独立的文学价值观念和文学传统。这在图书制度也得到了明显的肯定,《唐六典》就明白说:“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辞,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辞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类分文章。”(39)以“纪骚人怨刺”作为楚辞图书的标志,突出地反映了人们对“骚人之文”的认识。钟嵘《诗品》评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悽怆,怨者之流”,其序言诗则以“楚臣去境”为首,归之“诗可以群,可以怨”。又有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所言“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情感上的“流连哀思”成为“文”的特征。而同见于《梁书·文学传》的刘勰在所著《文心雕龙》里,更有了理论阐述。《辨骚》一篇充分肯定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创作“异于经典”、“自铸伟辞”的创造性价值。特别是刘勰将《辨骚》安排在作为“文之枢纽”的前五篇中,与《原道》、《宗经》、《征圣》、《正纬》并列,并在《序志》篇中特别说明: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之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40)
     可以看出,在梁代的文学思想中,屈原为代表的骚人之文代表了一种文学发展中的新的转变,是一种新的文学方向开创的“枢纽”。班固评价屈原为“辞赋宗”,宋人晁公武更在《郡斋读书志》集部序中说屈原所具有文学之宗的地位:
     昔屈原作《离骚》,虽诡谲不可为训,而英辨藻思,闳丽演迤,发于忠正,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众士慕向,波属云委。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41)
     屈原被尊为“百代词章之祖”,“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正是肯定他作为文学传统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因而他所创作的楚辞,应该成为集部书目的代表,不仅在于“集部之目,楚辞最古”(42),更重要在于从目录学看,辨章学术的宗旨,真正体现考镜源流: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本末先后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43)
     而这一切的宗旨,都集中在阮孝绪《七录》楚辞的分类著录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图书目录中的“楚辞”,是指以楚辞为中心的分体文学总集基础上的有关楚辞研究的书目。作为专门之学而聚为专门之书,虽在汉代已初步形成,却在梁朝阮孝绪《七录》正式分类著录,是随着汉魏以来文集的大量产生、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文学特征的认识、人们对文学独立的自觉意识和建构的结果,从而在梁人著述的文学思想中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注释:
     ①④(15)(28)(29)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中》: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页、第276页、第297页、第1023页、第296页。
     ②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55页。
     ③(13)(4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7页、第289页、第1685页。
     ⑤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
     ⑥(21)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055页—1056页、第1056页。
     ⑦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新1版,第1页。
     ⑧释道宜《广弘明集》卷三,《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7页。
     ⑨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5004页。
     ⑩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5407页。
     (11)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四》自注:应璩《书林》八卷,夏赤松撰。中华书局1973年,1089页。姚振宗《三国志艺文志》认为应是应璩所著,夏赤松重编。见《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55年,第3288页。
     (12)挚虞《文章流别论》:“傅子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曰《七林》。”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第1020页—1021页。
     (1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部法家类《管子》:“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合若干家之书而为某家者流。明乎其所谓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中华书局1980年,第608页。
     (16)(43)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831页。
     (17)(18)(19)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853页、第1258页、第269页。
     (20)李昉等《太平御览》859卷,中华书局1968年,第3815页。
     (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491页。
     (23)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24)(25)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后叙,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18页、第48页。
     (26)范晔《后汉书·马融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第686页。
     (27)汤炳正《班固屈原佚著钩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增刊。
     (30)姚思廉《梁书·文学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690页。
     (31)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2294页。
     (32)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15页。
     (33)萧绎《金楼子》卷4,《丛书集成》初编594册,中华书局1991年。
     (34)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引述台湾游志诚《论<文选>之难体》等,认为“《文选》实际文体类目就应该是三十九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7页。
     (35)梁朝任昉《文章缘起》已有“骚”与“反骚”的划分。
     (36)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1页。
     (37)(3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97页、第118页。
     (39)张九龄等撰《唐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595册,第105页。
     (40)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27页。
     (4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台北广文书局1979年,第967页。
    原载:《文学评论》2007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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