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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陕西通志·经籍》著录文集订误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贾三强 贾二强 参加讨论
明清时修《陕西通志》见于著录者凡6种:嘉靖《雍大记》36卷,明代何景明纂;嘉靖《陕西通志》40卷,明代赵廷瑞修,马理纂;万历《陕西通志》35卷首1卷,明代李思孝修,冯从吾等纂;康熙《陕西通志》32卷首3卷,清代贾汉复修,李楷纂;康熙《陕西通志》32卷首1卷图1卷,清代贾汉复修,韩奕续修,王功成、吕和钟等续纂;雍正《陕西通志》100卷首1卷。(注: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页。按尚著录道光《陕西志辑要》6卷首1卷,因与以上通志不同,兹不及。)雍正《志》乾隆时被收入《四库全书》,提要云:
    陕西旧《通志》为康熙中巡抚贾汉复所修,当时皆称其简当。而阅时既久,因革损益颇不相同。雍正七年,敕各省大吏纂辑《通志》,陕西督抚以其事属之粮储道沈青崖,青崖因据汉复旧本,参以明代马、冯二家之书,斟酌增删,厘成百卷,分为三十二类。雍正十二年,於义等始表上之。陕西省治本汉唐旧都,故纪载较多。如《三辅黄图》、《长安志》皆前人所称善本,而卷帙既繁,异同亦夥,至其隶辖支郡,若绥、葭、凤、兴之类,则又地近边隅,志乘荒略,不免沿习传讹。是编订古证今,详略悉当,视他志之扯扌寻附会者较为胜之。书中间有案语,以参考同异,亦均典核可取云。[1]
    因而颇为人重,常为后来言陕事者所引据。近因考述历代陕人文集,发现其中舛误甚夥,兹籀数条,略分类例考辨于此。
    一、 作者误
    1. 《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13篇。杜陵人。
    原引《前汉书》卷30《艺文志》:“《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13篇。”《册府元龟》卷8第137:“王商为黄门书者假史,有赋十三篇。”
    按:此条有误。《前汉书》卷82《王商史丹傅喜传》:“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无故,皆以宣帝舅封。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元帝时,至右将军、光禄大夫。”此王商官至丞相,且仕历未任黄门书者假史。同书卷25下《郊祀志》下有右将军王商与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50人引《礼记》论祭天地事,同书卷70《陈汤传》谓“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事。清人齐召南《考证》曰:“右将军王商:按此乐昌侯王商以右将军后为丞相,自有列传,非王凤弟成都侯王商也。”[2]
    《汉书》卷68《霍光传》:“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注曰:“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可知此黄门书者职级甚低。故作赋者断非丞相王商。同书卷25下《郊祀志》下云:“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同书卷19齐召南《考证》引许应元曰:“两王商,一昌乐侯、宣帝舅王武之子,为丞相;一成都侯、孝元皇后之弟,代王音为大司马者也。”成都侯王商为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故亦非杜陵之黄门书者假史王商。
    2. 《韦温集》10卷。万年人,官吏部侍郎。
    温字弘育。日诵书数千言,十一举两经及第。(《唐书》本传)
    按: 此条有误。新、旧《唐书》本传皆未言及其有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见录其集。《通志》卷69《艺文略·别集》三有“《抚军中兵参军韦温集》十卷”,然置于南朝梁之目下。新、旧《唐书》本传言唐之韦温宦历时,未言曾任“抚军中兵参军”。此官仅见于南朝宋、齐、梁时,唐时未设。梁时韦温失考。
    3. 《韦鼎诗》1卷。京兆人。
    按:此条有误。《隋书》卷78《列传·艺术》有传,谓其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仕陈,曾聘周。入隋拜上仪同三司,除光州刺史。善相术。惟未言其著述,《隋书·经籍志》亦未录其作。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2《鸟部》下:“陈聘使韦鼎《在长安听百舌诗》曰:‘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为其仅存之诗。
    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卷12:“《韦鼎诗集》一卷,阙。”《宋史》卷280《艺文志》:“《韦鼎诗》一卷。”其前后所录者,多为晚唐五代时人。《全唐诗》卷740有小传:“韦鼎,湖南人,与廖匡图俱知名,诗一卷,今存一首。”即所收之《赠廖凝》(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康熙扬州诗局本。)。《唐才子传》卷7:“廖图(当为“廖匡图”),字赞禹,虔州虔化人。文学博赡,为时辈所服。湖南马氏辟致幕下,奏授天策府学士,与同时刘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俱以文藻知名,赓倡迭和。”“湖南马氏”指晚唐五代之湖南节度使马殷,《旧五代史》谓:“既封楚王,仍请依唐诸王行台故事,置诸天官幕府,有文苑学士之号。”宋代柳开《河东集》卷14《宋故前摄大名府户曹参军柳公墓志铭》谓:“广顺(951-954)中,诗者韦鼎来自衡山,从之游。”
    故可知此“有诗一卷”之韦鼎为五代时湖南人,与隋时之杜陵韦鼎断非一人。《陕西通志》沿《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而未加辨审致误。
    4. 《卫紫岚奏疏》1卷。巡抚真定、韩城卫木真国撰。
    序曰:“崇祯十四年,紫岚以推官考选召对。谓:‘平寇为足国第一义。’迨巡视真定诸郡,视国如家,视民如子。每起一草,声泪俱下,读至‘夜有鬼哭,书无人行’之语,聂夷中之诗、郑监门之图,不足云矣。而其大者,在以无逸是图进君德,以用贤养民规辅臣。若夫纠劾悍帅,控制骄兵,痛陈亻表马津米之害,皆关彼时政务之大。字字从忠孝血性中流出,不袭古人纸上陈言。”(本书《魏裔介序》)
    按:奏“平寇为足国第一义”、巡抚真定、纠劾悍帅控制骄兵、痛陈亻表马津米之害诸事,均为卫桢固所为。《东林列传》卷7《明卫景瑗传》附《族子桢固传》:
    桢固,字屏君,景瑗族子也。少负气,喜谈兵,留心民事。举崇祯七年进士,授开封府推官。桢固与族父景瑗皆以是官起家,又皆在河南,其声名亦相埒,人尤异之。时流贼剽掠往来无常,村民扶携奔走数十里,不得至城邑,多及于难。因议筑西关城处之。间以事经南阳、汝宁、河南诸府,皆量其地宜城者,劝民加筑,且出俸金助之。既成,民呼为“卫公城”。又举城守事宜十三则奏记上官。上官奇其材,有警檄,桢固与谋。即戎服据鞍,一日夜行数百里,按视城垒,修备御。所过扼塞险易,悉识之。以故贼不能犯。崇祯十四年,用卓异征召,对中左门。力言:“今天下民穷,半以兵,半以岁。诸臣惟戮力剿寇,寇平则无杀掠之,则时和;时和,则年丰;年丰,则用足。是故平寇为足国第一要务。"擢云南道监察御史。……其明年出,巡按畿南真定等郡。数请蠲逋赋,恤饥馑;又请正骄兵悍帅之罪,请革津辽米豆及亻表马之害。又数檄沿河诸州县安辑河南民避寇至者,凡全活数十万人。事闻,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春,李自成陷河东诸郡,渐逼京师。李建泰督师御之。上命凌与桢固监其军,割京营兵三百人隶之。桢固行至真定,闻昌平失守,焚十二陵享殿。欲还军救援,有旨命固守良乡、涿州。既而京师陷,疾趋保定,挟一参将行至大石桥,遇贼数万骑。与战,射伤贼帅,贼少却。已,复益兵围之。桢固突围出,跃入井,水浅不得死,为贼所执。初,贼伪相牛金星,故中州举人,桢固理汴时发其恶,幽桢固于狱,欲杀之。会自成兵败西奔,脱走入五台山,作绝命词而死。
    乾隆《韩城县志》卷6《闻人·贤良·明卫桢固传》节录此传。惟言 “贼败,公不知所终”。
    同书卷14《艺文·著述》:“卫桢固《奏疏》、《城守事宜》。”《四库全书总目》卷56《史部》十二《诏令奏议类·存目》:“《真定奏疏》一卷、《附刻》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明卫桢固撰。桢固号紫岚,韩城人。崇祯甲戌进士,历官云南道监察御史。此乃其巡按真定时所上疏稿也。凡二十六篇,其论劾白广恩淫掠及领兵官潘凤阁擅责县官诸疏,明季军政之不修,可以概见一二。其子执蒲跋而刻之。执蒲字禹涛。”
    以上故可知,“国”当为“固”字之误。
    二、 籍贯误
    1. 《何妥文集》10卷。西城人,官国子祭酒。
    按:《北史》卷82《列传·儒林》下本传:“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隋书》卷75《列传·儒林》本传亦谓其为“西城人”。然谓其父名“细胡”。
    其集被收入陕《志》,当因误系何妥乡贯。西城在今陕西南部汉水流域,汉时西城为汉中郡属县。《汉书》卷28《地理志》云,汉中郡属县有西城,应劭注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居。”《水经注》卷27:“汉水又东径妫虚滩。《世本》曰:舜居妫内,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墟。故后或姓姚,或姓妫,妫、姚之异,事妄未知所从。余按应劭之言,是地于西城为西北也。”南北朝迄隋,治在今安康。《魏书》卷160下《地形志》二下:“东恒农郡(太和中置)。领县六:西城:二汉属汉中,晋属,魏兴后属。”《隋书》卷29《志》第24《地理》上:“西城郡。梁置梁州,寻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东梁州,寻改为金州,置总管府。开皇初府废。”
    然此不足为据。 何妥为中古时期中亚粟特裔,即其时汉籍习称“昭武九姓”之何国人,“西城”当系“西域”之形讹。(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校勘记曰:“《通志》卷一七四《何妥传》‘城’作‘域’。按何妥先世当为西域何国人,疑《通志》是。”)
    2. 《龙溪诗集》。参政、合阳支渭兴撰。
    按:作者乡籍诸说不一。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69:“支渭兴,长宁人,至顺初进士。累官至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参政。善属文,别号龙溪。所著有诗集行于世。”明代曹学亻全《蜀中广记》卷99《著作记》第9《集部》:“《宠溪诗集》,元支渭兴著。长宁人。至顺间仕四川行省参政。宠溪,其别号也。”《千顷堂书目》卷29《补·元》:“支渭龙兴《隆溪诗集》。四川长宁人,至顺初进士,官四川行省参政。”清乾隆《云南通志》卷19《名宦》:“支渭兴,字文举,合阳人。文宗至顺庚午进士,为云南行省考试官,道便留云南。屡进宣慰副都元帅。有惠政,能文章,所著诗集行于世。”清《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元诗·姓名爵里》二《诸家姓名爵里》:“支渭兴,字文举,合阳人,一云长宁人。至顺中进士,至正中累官云南廉访迁副使,以四川行省参政致仕。有《龙溪诗集》。”
    或曰长宁人,或曰合阳人。长宁,北宋政和四年(1114)置长宁军,治所在今四川长宁县南双河镇,元泰定二年(1325)改为长宁州,明洪武五年(1372)降为县。合阳,县名,即今陕西合阳。
    谓支氏为“合阳”人,当因支姓郡望属之。宋代李石《方舟集》卷15《支兴道墓志铭》:“《日中状》云:‘其先出合阳。’”宋代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20《类姓门》:“支,合阳,徵音。”明代王世贞《州四部稿·续稿》卷119《文部·累封奉直大夫、礼部精膳员外郎思吾支公暨配李宜人合葬志铭》:“按《状》:支之先自后稷。汉有邰阳侯者,以战功显,始有支姓。”邰,系“合”之误书。《史记》卷160《吴王濞列传》:“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合阳侯。司马贞索隐:‘《地理志》:冯翊县名,在合水之阳,音合。’张守节正义:‘合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十里。’”
    故应为长宁人。
    3. 《谷口山房诗集》。朝邑李念慈撰。
    序曰:“屺瞻,秦人也。自秦之晋,南游江淮,所遇山川景物,寄兴属怀,情随景移。观其羁旅无聊不平之作,盖秦风而兼乎吴楚者耶。”(本书《施闰章序》)
    按:言其乡籍有误。李念慈为泾阳人,见下引《陕西通志·人物》、《泾阳县志·列传》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谷口山房诗集》。且康熙《朝邑县后志·选举·科贡表》及《人物·乡献》均未收有李念慈者。
    《陕西通志》卷63《人物·儒林·本朝》:“李念慈,字劬庵,泾阳人。顺治戊戌进士,初授推官,改知县。缘逋赋事罢归。康熙十三年滇逆作乱,大兵驻荆襄。念慈捧檄入楚,以攒运有劳,再补天门知县。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复报罢,遂绝意仕进。念慈好吟咏,诗酒唱酬。一时诸名士皆倾倒。所历幕府,争延礼为上客。挥毫泼墨洒如也。少拂意,立去之。著有《谷口集》。”宣统《泾阳县志》卷12《列传·仕宦·国朝》:“李念慈,字屺瞻,顺治戊戌进士。初任河间司理,改授新城知县。值河水决后,田多被湮,民苦赋。念慈不事征比,甘以催科无术报罢,民藉以少安。丁艰。后补景陵,应博学宏词科,不与选,即高尚不任。性嗜游览,足迹遍天下。所交皆海内知名士。善写山水,诗文入古。所著《谷口山房集》行世。”
    故其为泾阳人。
    三、 时代误
    《杜寿域词》1卷。京兆杜安世撰。
    陈氏曰:“京兆杜安世寿域撰。未详其人。”(《文献通考》)
    按:杜安世为宋人,《通志》阑入唐集,失当。辑本《直斋书录解题》卷21《歌词类》:“《杜寿域词》1卷。京兆杜安世寿域撰。未详其人,词亦不工。”
    《四库全书总目》卷200《集部·词曲类·存目》:“《寿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杜安世撰。安世字寿域,京兆人。黄升《花庵词选》又谓名寿域,字安世。未知孰是。《书录解题》载《寿域词》一卷。其事迹本末陈振孙已谓未详。《集》内各调皆不载原题,无可参考。观振孙列之张先词后,欧阳修词前,则北宋人也。振孙称其‘词不甚工’,今核《集》中所载八十六阕,往往失之浅俗,字句尤多凑泊。即所载《折红梅》一词,毛晋《跋》指为吴感作者,通体皆剽窃柳永《望梅词》,未可谓之佳制。振孙之言非过。至《菩萨蛮》第二首,乃南唐李后主词。《凤衔杯》第二首,乃晏殊词,惟结句增一‘空’字为小异。晋皆未注。晋所称《诉衷情》一首见于《花庵词选》者,仅附载《跋》中,亦未补入《集》内。字句讹脱,尤不一而足。首尾仅二十余纸,舛谬不可胜乙。晋殆亦忽视其词,漫不一校耶?”
    其词袭用李后主、柳永、晏殊之作,故为北宋人无疑。
    四、 书名误
    《行义集》10卷。武功苏鹗撰。
    按:此条有误。考苏氏并无《行义集》见诸史乘,当为《演义》之误书。其致误之因,盖为袭用明康海撰《武功县志》卷3《人物志》第六:“苏鹗,未详其行事。崔豹《古今注》云‘有《行义集》十卷。’”今本《古今注》无此语。五代马缟撰《中华古今注》,多引豹文,然亦未见《行义集》之说。“行义”当为“衍义”之误,“衍”通“演”。
    又此书不应入“集类”,因其非诗文集。《新唐书》卷59《艺文志·子录·小说家类》:“苏鹗《演义》十卷,又《杜阳杂编》三卷。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 辑本《直斋书录解题》卷10《杂家类》:“《苏氏演义》十卷。唐光启进士、武功苏鹗德祥撰。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尤梁溪以家藏本刻之当涂。”《宋史》卷220《艺文志·经类·经解类》:“苏鹗《演义》十卷。”又卷250《艺文志·子类·杂家类》:“苏鹗《演义》十卷。”
    《四库全书总目》卷118《子部·杂家类》:
    《苏氏演义》二卷,永乐大典本,唐苏鹗撰。鹗字德祥,武功人,宰相廷页之族也。光启中登进士第,仕履无考。尝撰《杜阳杂编》,世有传本。此书久佚,今始据《永乐大典》所引,衰辑成编。《杂编》特小说家言,此书则于典制、名物,具有考证。书中所言与世传魏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正于《古今注》条下。然非《永乐大典》幸而仅存,则豹书之伪,犹可考见;缟书之剿袭,竟无由证明。此固宜亟为表章以明真赝。况今所存诸条为二书所未刺取者,尚居强半,训诂典核,皆资博识。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可与李涪《刊误》、李济翁《资暇集》、邱光庭《兼明书》并驱,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录存之,以备参稽也。原书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仅此。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
    同卷:“《古今注》三卷,附《中华古今注》三卷……考《太平御览》所引书名,有豹书而无缟书,《文献通考·杂家类》又只有缟书而无豹书,知豹书久亡,缟书晚出,后人摭其中魏以前事,赝为豹作。又检校《永乐大典》所载苏鹗《演义》,与二书相同者十之五六,则不特豹书出于依托,即缟书亦不免于剿袭。特以相传既久,姑存以备一家耳。”若康海所见《古今注》内言及《行(衍)义集》,或为崔著袭用苏作之证。历来目录之作,皆入此书杂家或小说家,其不为别集甚明。
    五、 义例误
    《赵壹集》2卷。汉阳西县人。赵壹,字符叔。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16篇。(《后汉书》本传)
    按:《后(续)汉书》卷33《郡国志》:“鄣河关,故属金城。积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汉阳郡。”刘昭注:“武帝置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雒阳西二千里。《秦州记》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献帝起居注》曰:‘初平四年十二月已,分汉阳上郡为永阳,以乡亭为属县。”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汉阳西县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3],其在《陕西通志》成书之清雍正时不属陕西,依本书义例如(明)李梦阳之《崆峒集》皆摈弃不录,故此亦不当阑入。
    明清时方志的纂修,成为地方官的一般政事,据上引《四库提要》,雍正《陕西通志》即为奉敕而作之所谓官修书。此类志既奉敕而纂,往往能调动地方大量文化资源,且保证财务物力供给,特别是可以集中当地群彦集群完成,故在保留地方文献方面,功莫大焉,其存留的文化信息,有无可取代的作用。因之成为今日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取材来源。然修书因奉命而作,常敷衍塞责,加之成于众手,与其事者水平参差,往往存在失于照应、考订粗疏等多种弊端。此《志》既为官修,不可避免犯有此类书的通病,上文所举错讹类例其实常见于历代官修书目。隋唐以降传统的文官选拔制度、明清时科举制的高度成熟及其强大影响,造成士人读书科举几成惟一出路,而大量士人并不能如愿步入仕途,落第者往往居留乡里,从事书院教习、课馆等地方的文化教育之类事宜。此外一些中第者由于官场的失意或个人的价值取向,也会采取回归家乡或隐居不出的方式,成为地方上文化事业的参与者。当时方志修纂的经常化,地方官常常征召当地的在籍士人,他们因此成为修志的一支主要力量。然而这些人士,除少数人外,大多文化学术修养有所不足,尤其是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因此一般方志的修纂水平很难保证,比之御制、御撰之类的官修书,更有明显的差距,故其中舛讹更加普遍,也有更多未加详加辨析,甚至口耳相传,无可取证的记载。故方志材料的引据,更须慎而又慎。
    方志言地方史事既往往详于他书,其史料价值又较高,一些地区为推动当地旅游文化发展,大打古迹牌名人牌,大挖当地的所谓文化资源,方志往往成为直接的依据,如今历史名人有多处出生地、活动地和墓葬,往往与此有关。出身西域粟特的何细脚胡、何妥父子,虽然了不相干,安康市却作为当地名人而事宣传,这类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
    [ 参 考 文 献 ]
    [1]永,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班固.前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3]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279.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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