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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翟永明是中国当代诗坛最具艺术个性的女诗人之一。自1980年代以来，她的诗歌创作展现了巨大的语言活力和自觉的探索意识。《女人》组诗是翟永明的成名作，也是当代汉语诗歌的一部重要作品。最令人瞩目的是，《女人》组诗对于女性主题的抒写，既超越了那种小女子式的闺怨和感伤，也不同于男性诗人笔下的“他者”想象，而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深入发掘幽暗而丰富的女性经验，苦心孤诣地塑造一个丰满、自足的女性表达主体。这个主体试图摆脱男权强势话语庞大阴影的笼罩，从而争取一种旨在重建女性话语空间、重新命名世界的独立性。 在当代大陆诗坛，翟永明无疑是继舒婷之后最重要的女诗人之一。近30年来，她的诗歌写作一直保持着一种较为活跃的状态。经过多次艺术上的蜕变之后，其近年的诗歌作品日益散发出成熟的魅力。 《女人》组诗创作于1984年，公开发表之前就曾在先锋诗歌界内部引起不小的反响。1986年公开发表之后，更是引发轰动。翟永明也因此在诗坛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这组诗分为4辑，由20首短诗组成，各首短诗既相对独立，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翟永明的早期诗歌写作一直偏爱组诗的形式。这种形式为复杂主题的多层面表现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冷峻凌厉的抒情话语 翟永明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描述她所钟爱的诗人林徽因：“也许由于学工程出身，她的诗，包括小说，都体现出一种刚烈，克制，和明朗，大气，全然没有那一辈新文艺作家所盛行的滥情之做作。”（翟永明：《林徽因在李庄》，见祝勇编《新散文九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从某种意义上说，翟永明这段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她自己的诗歌，尤其是《女人》组诗的抒情风格。事实上，翟永明同样有着大学工科的教育背景。这种教育背景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人在诗歌美学趣味上的一些相通暗合之处，如对感伤成分保持足够的警觉等。当然，由于时代语境、艺术个性等方面的差异，二者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尤其是在表现女性主题的深度方面，翟永明比林徽因走得更远。 纵观当代汉语诗歌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女性主题抒写的一个流变过程。1979年，舒婷发表《致橡树》，对男性世界发出充满挑战意味的高声呐喊：“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1980年，林子发表写于1950年代的抒情组诗《给他》，其中有在当时堪称大胆的独白：“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二者在诗坛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而1980年代中期，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发表之后，一个由唐亚平、伊蕾、陆忆敏等诗人组成的女性诗歌写作群体的逐渐浮出水面，把女性主题的表现推向一个新高度。 不同于舒婷的《致橡树》等诗显示的高蹈和优雅姿态，也不同于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抒情方式，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显得冷峻而凌厉。譬如，《母亲》里对于母女关系的描述：“你是我的母亲，我甚至是你的血液在黎明流出的/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你使我醒来//听到这世界的声音，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多年来，我已记不得今夜的哭声//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诗人不去表现母女之间的脉脉温情，而是试图揭示出血脉相连的两代女性命运深处共同的黑暗。 对爱情的抒写，同样超越了表达的成规：“当你走时，我的痛苦/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独白》）。当爱与死、柔情蜜意与仇恨糅合在一起，爱情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种在爱情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形象也被彻底改写。 当然，《女人》的这种抒情话语并非完美无瑕，有时可能由于过分追求冷峻凌厉的风格而影响诗歌的表达效果。诗人在若干年之后曾对此作过如下反思：“《女人》那一阶段的狂热激情也带给了我诗中某些雕饰和粗糙的成分，我在写完它之后认识到这一点。”（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见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编：《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不过，就整体而言，《女人》的抒情话语显示了诗人鲜明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艺术个性。 “我是无止境的女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人》组诗里，我们很少看到男性的影子。即使偶尔出现，也只是某个十分模糊的背影。诗人显然有意将男性的存在排除在外。与之相呼应，男性的危险性被放大处理：“在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预感》）。“男性”被降格为“雄性”，并冠之以“野蛮”、“残酷”等修饰语，其中的拒斥之情由此不难相见。男性角色的缺席，无疑是为了凸现女性角色的重要性。 在翟永明笔下，女性形象不再局限于既往男性话语的某种固定模式，而是不断地寻求新的突破：“水使我变化，水在各处描绘/孤独的颜色，它无法使我固定/我是无止境的女人/我的眼神一度成为琥珀/深入内心，使它更加不可侵犯”（《证明》）；“我生来不曾有过如此绵绵的深情/如此温存，我是一滴渺小的泪珠/吞下太阳，为了结束自己才成熟/因此我的心无懈可击”（《七月》）；“我仍然珍惜，怀着/那伟大的野兽的心情注视世界，深思熟虑/我想：历史并不遥远/于是我听到了阵阵潮汐，带着古老的气息”（《世界》）。在这些诗里，女人这一符号原有的意义边界被彻底打破，女性形象的内涵得到不同向度的拓展。 除正面的塑造外，女性形象的突破还在多重主题的碰撞上得到体现。譬如，在《母亲》里，生殖、死亡和梦想三个主题纠缠在一起，“从黄昏，呱呱坠地的世界性死亡之中/白羊星座仍在头顶闪烁/犹如人类的繁殖之门，母性贵重而可怕的光芒/在我诞生之前，我注定了//为那些原始的岩层种下黑色梦想的根。它们/靠我的血液生长”，三个主题相互生发，相得益彰，使这里的女性形象显得丰满、立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翟永明所精心塑造的“无止境的女人”形象，并非按照西方女性主义的某种程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亲身体认女性经验的切肤之痛后所作的艺术提升。正如她后来在一次访谈中所言，“差不多写《女人》组诗的时候，最早出现女性主义诗歌概念，我觉得我的写作在那段时间里，确实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那时，对女性主义其实也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完全是潜意识里有女性主义的成分”（引自翟永明博客：《因为诗在那里——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这里所谓“潜意识”，其实就是各种最原始的女性生命感性经验的潜移默化式的积淀。 重构与世界的关系 作为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无止境的女人”与世界的关系必须重建。翟永明在《女人》组诗的序言里写道：“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各种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事实上，每个女人都面对着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转引自崔卫平：《编选者序》，见《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第4页）显然，翟永明在此处强调的是女性主体独立性的获得。关键词“黑夜”、“深渊”是女性特殊生命体验的隐喻，丰富性和包容性是其要义所在。而“拯救”和“彻悟”则分别代表了两种姿态：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从拯救到彻悟，女性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诗人有时模仿自外于世界的造物主的口吻宣告：“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世界》）；有时把世界纳入自己的身体内部，让二者结成一种同构关系：“整个宇宙充满我的眼睛”（《臆想》），“海浪拍打我/好像产婆在拍打我的脊背，就这样/世界闯进了我的身体/使我惊慌，使我迷惑，使我感到某种程度的狂喜”（《世界》）；有时突出自身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我是这样小，这样依赖于你/但在某一天，我的尺度/将与天上的阴影重合，使你惊讶不已”（《憧憬》），“从此我举起一个沉重的天空/把背朝向太阳”（《七月》），“身体波澜起伏/仿佛抵抗整个世界的侵入”（《生命》）。上述诗句从内外两个向度阐述了宇宙、世界与“我”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而在《荒屋》中，诗人对世界发出“我来了我靠近我侵入”的宣言，让人想起恺撒那句充满雄心壮志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里的主语置换成了女性，其中流露的进攻性语气却丝毫不逊色于男性。或者说，作者在这里刻意以女性代替男性的主宰者位置，从而彰显女性的独立地位。 当然，《女人》组诗所重构的女性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带有一种“未完成”的脆弱性。在组诗结尾《完成》一诗里，诗人反复质询“完成之后又怎样”，表达了对“完成”的质疑，也就是对女性与世界之间已然达成一种稳定的“和解”关系的质疑。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