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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纪中叶，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同情、爱、坚忍、与包容的品性来着重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苦闷、哀怨、彷徨、抗争，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富有特色的女性文学已逐渐“占领”了台湾文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崭露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更一举打破台湾文坛长期以来独家鼎立的局面，而使当代台湾文坛迈进多元化创作发展的大道。台湾文坛的女性文学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大陆的众多女作家南迁至台湾，这样便弥补了台湾文学领域的一页空白。台湾籍北平女作家林海音、鲁西南才女郭良惠、女兵作家谢冰莹、小说名家苏雪林，还有张秀亚、孟瑶、琦君、钟梅音等等，诸些具有良好文化教养且又不必承担家庭与个人谋生责任的知识女性，她们以一诉自己内心的苦闷、孤独、彷徨、惆怅心境为快，纷纷拿起笔，瞬间在台湾文坛自成体系。筹建妇女文学社团，创办妇女文学杂志，形成了台湾文坛有史以来第一个女作家群，这一切标志着女性文学即将崛起。其时的台湾女性文学当仍以“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女性文学为基点，以写实手法，着重描写受尽婚姻磨难，生活惨痛，被污辱、被损害的善良女子。大多数作品亦不乏表露出对母爱的讴歌、对温馨幸福家庭的渴求。又由于作者多为闲赋在家的主妇，作品趋向主题琐碎，风格“委婉”，基本不带政治倾向。于是，台湾文坛一时称这些作品为“主妇文学”、“闺怨小说”。尽管如此，这批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倘欠成熟的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台湾文学史上仍当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60年代，女性文学的创作在台湾文坛稳步发展，新作品的题材面有所开拓，写作技巧更为娴熟。可喜的是，在女性文学这片园地里又萌发出棵棵茁壮的禾苗，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将一批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而脱颖于科班文学殿堂的文学新女性欧阳子、陈若曦、施叔青等推上了文坛。然而，她们的创作并未摆脱女性文学的传统“华盖”，仍沿袭着老一套“闺怨思路”，在塑造一个个饱经磨难的苦女子形象时，仅仅充满同情、哀怜，尚无抗争社会的思想与行为，寻觅不到光明的路途。可以说此时的台湾女性文学，并未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碰撞时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的台湾妇女形象在小说中亮相。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的起步和探索，为女性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女性文学创作逐渐增强的时代气息，则塑造出一批不屈不挠的、具有坚韧意志的中国妇女形象。这正是台湾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一次不可忽略的飞跃。“提高女权，男女平等”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岛上响起的最为强烈的呼声，随之而来的台湾现代妇女运动打出了“新女性主义”的旗帜。即刻，这面旗帜下，赫然站立着一列台湾女作家队伍新女性主义文学诞生了。可以说，特定的社会条件是迅猛发展的女性文学的丰腴土壤。这正是台湾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一次不可忽略的飞跃。 由于西方经济大潮的涌入，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台湾社会、文化结构受到强烈的冲击。随着台湾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的更新，妇女界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感情，对抑制女性做“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传统观念的批判，对歧视女性的社会偏见的抨击，要求建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强调塑造自我完善的思潮风起云涌。由此而产生的“妇女运动”率先打出的“新女性主义”旗帜给女性作家以猛烈召唤。一批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新生代女性：曾心仪、李昂、萧飒、廖辉英、朱秀娟、袁琼琼、施叔青、萧丽红、苏伟贞等步入作家行列。她们相继以别具特色的风姿咄咄逼入文坛，突破“主妇文学”、“闺怨文学”之框框，深入探讨现代女性命运、前途。她们笔下的女性已不再是当年那般唯唯诺诺的小媳妇，而是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独立人格思想并敢与社会抗争的新女性。这类被称做女强人的形象融汇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特质而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廖辉英、姬小苔、张小凤、朱天心、朱天文等都曾夺得台湾文坛各类文学奖并成为台湾新生派女性创作主力。 20世纪90年代后的台湾女性文学呈现多元与兼容并蓄的形态，相继出现一群新生代女作家，更为女性文学增添光彩。这些深具潜力的新生代女作家，如张瀛太、成英姝、朱少麟、刘叔慧和郝誉翔等，她们多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社会日渐民主开放的环境下长大，她们的人生阅历更加宽广，并且有自由风气的创作的空间做后盾而尽情发挥其创作才干。在着力推出当今台湾女性的新意识、新观点的同时，新生代女性作家兼以锐利的笔触描写了难以突破工作与家庭矛盾困境的白领女性、备受有权有钱老板玩弄、歧视的工厂、企业的打工妹。在作品的描写中，不乏现代色彩的两性情爱关系，既有严肃的人生与社会的剖析，又有描写有闲阶级的男欢女爱的场景。新女性主义文学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描写出台湾经济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革情况下台湾妇女由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艰辛。 新女性文学不仅小说突破传统女性创作模式，诗歌散文的题材亦打破了禁锢性爱与情爱的樊笼。钟玲、利玉芳、曾淑美、夏宇等都力争突破爱欲题材。如钟玲在其诗《卓文君》将琴挑与性爱的挑逗叠合在一起,意向更为生动鲜明；利玉芳在《给我醉醉的夜》一诗中则直抒对性爱的追求；夏宇在诗集《备忘录》中更为大胆冷静地描写女性的生理及感觉。不难看出，女诗人放弃以往的含蓄和收敛，对女性的自然存在毫不避讳的认同与赞颂，对男权社会中某些不成文规范的反抗。 从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到新生代女性文学的突起，均显示了台湾女性文学发展的实力。无论是在艺术形式上，抑或是表现技巧上，当属不拘一格，百花竞开。但是，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局限，女性作家的视野往往不甚开阔，在对社会中下层妇女生活的描写上，仅仅限于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生活，题材范围较窄，未能全面深刻反映出社会与时代的变迁。 二 统观历经四十多年创作道路的台湾女性文学，其主旨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妇女生活命运相关的社会现象的直观描写，而着重于对表现妇女人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诠释，让多重结构的人物性格因素替代了单纯化的人物性格因素。从“闺怨”写实文学到新“女性主义”创新文学，女性的生存始终是众位女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因而，台湾女性文学创作主题的重心便是以塑造众多形迥不一的女性人物形象来透视出其畸形社会。 （一）以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写实手笔，刻画众多被污辱被损害者的形象，为下层劳动妇女鸣冤。 由于几千年来封建道德宗法思想的盘桓，封建传统思想仍在禁锢着下层劳动妇女的生活。林海音笔下那个为能在旧家庭中讨个“身份”，至死都未穿上具有象征地位、身份的大红百裥裙的小妾金鲤鱼(《金鲤鱼的百裥裙》)；张爱玲笔下那个自小被卖身为奴，受尽东家老爷太太欺凌、落下满身病伤的可怜丫头 小艾（《小艾》）；孟瑶全力刻画的缺乏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都市弱女（《美虹》）等等，这一幅幅苦难女子的挣扎图，无疑是对旧的封建势力的愤怒控诉。如果说金鲤鱼们的悲剧是旧中国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那么遭致封建家庭残酷虐待被逼而亡的文姐，被流氓糟蹋又吸上毒的歌仔戏演员金喜仔(陈若曦《灰眼睛黑猫》《最后的夜戏》)、丧夫失子被赶出家门潦倒沦为疯乞丐的四喜姨(陈艾莲《四喜姨》)等等被封建迷信礼教摧残终身的女性遭遇则深刻暴露了台湾社会的丑恶、冷酷。 总之，女性作家笔下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其背景不论是旧时代的大陆还是现实的台港社会，她们相似的悲剧人生一样为读者展示了幅幅令人发指、让人饮恨思索的画面。然而，由于作者时代观的局限，这类传统式的女性文学作品，少些争斗、反抗的呐喊声且带有几分对悲剧命运的无可奈何。 （二）在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中，深入探讨现代女性的处境、命运，向封建伦理观念宣战。 现代意识社会的演变使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变化，新的人生价值观念、新的感情让女性努力挣脱各种有形无形的束缚而迈向光明之路。然而，凭借强大外来势力输入的新文明，绝不可能消除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伦理的影响，多少年来妇女所承受的历史因袭的重负并未能完全摆脱。一种畸形的文化行为悄然滋生于台湾民众之中，用封建宗法思想充斥的头脑去崇尚西方现代文明。因此，由传统封建婚姻造成的悲剧自然演变成现代文明下的变态心理造成的悲剧。如《晓云》(林海音著)中的投怀到有妇之夫而充当了第三者的贫家女子夏晓云，走着与昔日被负情男人抛弃的母亲同一条悲怆之路。前途在哪里?晓云的命运又如何?不能不让人担忧，如果说夏晓云的悲剧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文明病所造成的那种爱情至上的、性解放的变态心理的重现，那么《彩凤的心愿》(曾心仪著)中的彩凤却是一个自重、自爱，有着很强自立意识，努力把握自己命运却仍遭蒙奇耻之辱的女性，面对要想当歌星必须出卖肉体的骗局，她毅然冲出陷阱，走向属于自己的天地。从彩凤的遭遇中可以看到，在严峻的社会现实下，台湾新一代女性已站了起来。 下层社会女性命运如此悲哀，知识女性的生活道路同样坎坷不平。廖辉英的《盲点》乃是讲着一个以女主角的婚姻恋爱及其家庭不幸变故的故事，作为现代知识女性女主人公丁素素决然逃离封建家庭的樊笼由被主宰走向主宰，由被动走向主动。这正是作者以传统的方式赞美了一个不畏命运摆布，下决心寻求真正幸福的女性的爱情观，然而再一次注明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也逃脱不掉千年封建婚姻枷锁的束缚。 （三）描绘了众多处于事业和婚姻的夹缝中遭受苦闷和挫折而不甘落寞的新女性形象。 作为开向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窗口的台湾，女性文学亦以新观点、新思想、新面貌塑造了追求自我价值的新女性形象。激烈的历史转型期提高了一批“闺秀”和“主妇”的社会、经济地位，然而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委实难也。大多数知识女性，既要在社会上求得应有的待遇，又要在家相夫教子，主持家务。她们追求独立自主，崇尚事业有成，却又要从身心上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丈夫有了外遇，抑或对平庸丈夫的厌恶、对现买生活的不满、家庭出现了危机等等，如施叔青的《愫细怨》中为报复不忠丈夫的留美学生李愫细、《窑变》中重返文学的殿堂去寻找流逝的以往的女作家方月；萧飒的《叶落》中忍受不了平庸邋遢丈夫的培芳；郭良惠的《玛丽袁》中采取“弃家投洋”的颓废方式来满足自己掌握生活的物质需求的白领丽人玛丽袁等等。无疑，对于这些知识女性，作者们并未简单地揭示台湾上流社会中白领女性的情感迷惘和精神困扰，而意在塑造不甘蜷缩在事业和婚姻夹缝中落寞的新女性形象。 （四）通过对参政女性被压抑情欲的讥讽描绘，暴露、抨击了台湾社会制度的性欲隐私丑闻与性别歧视并以觉醒的女性自我观凌驾于男权帝国。 一如众多男权帝国政坛性别比失衡，台湾参政女性可谓凤毛麟角，鉴于当局的腐败、平庸，性别歧视、隐私丑闻可以说司空见惯，已成为搅进政治旋涡且一败涂地的秘密武器。当众多女作家再度从现代新女性视角审视大千世界中的女性人物时，便不自觉地为其笔下的女性套上了政治的光环，企图从台湾女性政治人物出发，以女性观点陈述政治，做一台湾小说界从未有过的尝试。以李昂1998 年的系列短篇小说《戴贞操带的魔鬼》为例，作者不惜笔墨在所结集的四篇小说中刻画了四位男性政治家背后的女性形象身怀遗腹子、命运坎坷的台湾“二二八”事件遇难者的未婚妻、代夫出征的“悲情国母”、继夫从政的烈士未亡人、以身体获取权利的女立委。这些女性，一旦陷入政治旋涡，就要付出比男性更残忍的牺牲。譬如代替在台湾政治运动中遇难丈夫当选了“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而被民众奉其为“国母”（《戴贞操带的魔鬼》），然而，国母只能别无选择地禁锢情欲，被迫抛弃小妻子角色，而为政治四处奔走。如果说“悲情国母”从政的悲哀是不得已牺牲“女性自我”成为政治的情感绝缘体，那么林丽姿（《北港香炉人人插》）的以身许政则是心甘情愿的为男政治家们提供“身体慰藉”。由此，李昂借林从政目的以及方式，深刻地将女性、性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摆到了台湾当局社会制度面前。解读小说主体，对于参政女性形象的刻画，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将其置身于批判、嘲弄之地，而一边透过细节描写如林患胃痛蜷曲在床上，孤苦伶仃无人问津等场景，将大把的女性同情泪抛向热衷于政治的女人，另一边对其持“身体原则”跻身政坛之实的同时，更将锋利的匕首刺向那些掌握政治大权的男性“民主斗士”们，揭穿他们玩弄、利用女性的丑恶嘴脸，将“男权至上”批得体无完肤。 综前所述，台湾女性文学创作无论是在追求一种能启迪人们进一步思考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力度方面，还是将审美理想色彩融汇进艺术表现技巧之中，均已显示出其独特的功力与实力。作为我国当代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台湾女性文学，不愧为诞生在中华文化摇篮里的佼佼者。透过这扇面向世界打开的窗子，女性文学创作如束束耀眼的光环在明媚的天空中闪烁。正如台湾著名女性文学评论家齐邦媛所断言的：恰可说明这一代台湾女性作家，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已失去了数千年岁月搭盖的闺房。外面世界强烈的风雨，当然不是“春闺梦里人”梦中的境界，但是这是个闺怨之外的新世界。的确如此，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之笔已伸到闺怨之外的大千世界，争得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参考文献： [1]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2]公仲：《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3]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李昂：《女作家对社会的巨视与微观》，《中国论坛》，1983年5月第4期。 [5]郑明俐：《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5月版。 [6]於梨华：《又见棕搁，又见棕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7]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8]林海音：《玫瑰林海音作品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文件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