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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末开始,女性文学批评似乎已丧失了90年代前中期那种广受瞩目的冲击力,如在关于“个人化写作”的延伸讨论中,女性文学被等而下之地视为“身体写作”或“美女文学”时,女性文学批评未能对此做出有效和有力的回应,在新世纪文学批评的诸种讨论中,女性文学批评亦波澜不兴。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众说纷纭,质疑“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中国“本土”文学现状者有之,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资源进行再检视、呼吁重视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历史遗产者有之,也有人提出开拓“性别”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研究新视角以应对女性文学批评的“单一”与“狭隘”。我觉得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女性文学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还很有必要对其内部丰富复杂的研究路径做出系统的梳理。让我们先从女性主义的当代分歧说起。 一、女性主义的当代分歧 罗瑟琳·科渥德说过:“女性主义永远不能成为妇女一致经验和利益的产物,因为这些经验和利益没有如此的一致性。女性主义必须永远是在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中的妇女所结成的联盟,它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而非共同经验的联合。”的确,如果把所有从女性角度上看待社会性别关系的观点都称为女性主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女性主义绝非一种单数的思潮,它从一开始就缺乏一致的理论根源,其讨论范畴可能是针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也可能是纯粹形而上的。由于文化位置、认同主轴的不同,女性主义在具体议题上必然会产生意见的多重纷争,甚至根本对立。以往人们通常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不同的流派名称来区分多种多样的女性主义。经过三四十年的进化、转化,尤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权主义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述中走出来”,“从对事物的研究转向对语言、文化和话语的研究”,“从追求男女平等转向强调妇女之间的差异”,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三大立足点(明确的主体,即妇女;明确的目标,即改变妇女从属地位;明确的定义,即妇女反对父权压迫的政治斗争)在形形色色“后学”理论的挑战面前似乎已溃不成军,以至于美国女性主义者米莎·卡夫卡不胜感慨:“女权主义今非昔比了!”可以说,在女性主义当下形态的这种持续发展面前,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女性主义各流派之间的理论疆界已变得相当模糊而微妙,各流派之间相互转化、相互汲取、相互借鉴,迅速进行自我调整的进程明显加快,新的理论提法的出现层出不穷,如妇女学(womenstudies)与社会性别学(genderstudies)为女权主义(feminism)研究增添新的生机与活力,“后女性主义”的异军突起等。在此背景下,既有的女性主义流派划分标准似乎已不再适用。旅美学者柏棣认为对当下女性主义派别的区分只能从其关注焦点和中心议题出发做一个大致地划分: 女性主义流派现已逐渐演化成了两个阵营:第一种是为争取社会公正的女性主义,着眼于社会生产劳动的价值报偿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着重点在社会结构上;另一种是“生活方式女性主义”,主要纲领是个人选择。 中国女性学界对于女性主义内部分歧的称呼已有不少,典型如启蒙人道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英美派女性主义与法国派女性主义、人性的女性主义与女性的女性主义等。我觉得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均不如上述超越具体言说主体或抽象概念,只着眼于对女性主义从“关注焦点与中心议题”上进行大致划分的说法更具有概况性与表现力,故本文借用她的说法。 当然,既是“大致划分”,对这两种女性主义就只能做些相对模糊的界说。社会公正女性主义争取全社会范围内的男女平等,注目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结构性调整及由此而来的女性对社会公共议题的介入性力量,如对妇女发展、健康、贫困等公共议题的持久关注;“生活方式女性主义”侧重日常生活领域中女性主体欲望的实现、生活方式的个性化选择,强调一种女性生存的多元与另类对男性单一文明的挑战,如对女性身体、同性恋、堕胎权等的集中探讨。理论资源上,社会公正女性主义续接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的部分理论传统,并汲取了欧美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批判资源,形成了女性主义中的左翼力量;“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则集合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张扬性别差异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及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后女性主义”、“新女性主义”势力,理论背景可以追溯到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说、反对宏大叙事以及倡导局部理论的思潮中去。话语方式上,社会公正女性主义从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角度理解“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将女性生活经验放置于大的社会运动背景中,看重个体经历的集体性政治力量;“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则正面理解“个人”的政治意涵,强调女性欲望的主体满足与生活方式的个人选择,而非诉诸群体性的妇女运动、妇女组织。2005年在希腊举行的“社会性别变革”学术讨论会上,加拿大学者安德利亚·欧莱利所做的“通过女性主义养育子女的方式来反抗社会性别不平等”与爱尔兰学者埃尔·斯迈斯所做的“对爱尔兰当前女性主义政治状态的思考”两个典型发言,可谓这两种女性主义路径的最好注脚:前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女性主义立场,在自己反社会传统的打扮、非母性的日常行为影响下,两个女儿都成了反对主流文化的积极女性主义者;后者则把女性主义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指出女性主义必须注重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冲突,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如果仅仅拘泥于个人生活方式的关注就会失去了作为政治运动的存在意义。 二、文学批评中的展开方式 从文学批评领域对女性主义的当代分歧做进一步的“本土”分析并非偶然,学者李小江曾言:“妇女问题的提出和尖锐表现,最早是在文学而不是在社会领域,无意中使得有关妇女的文学成为社会学讨论的导火索和先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论争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上述两种女性主义思维此消彼长的矛盾纠结。对女性主义当代分歧进行理论分析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的上述分歧出发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内在研究理路进行具体剖析。 1.“女性文学”命名的论争与“类‘社会公正女性主义”’。中国大陆女性文学批评的缘起阶段集中于对女性问题有无特殊性,能否将性别差异合法化方面的探讨。80年代前中期针对《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等女性作品,有学者大力肯定其揭示了妇女的独特境遇,另一些人则从相反层面进行了批评,“……《方舟》所流露的偏激情绪实在是不足道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妇女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梁倩她们应当从心造的‘方舟’里把自己彻底解放出来”。后者作为一种主流视点试图瓦解女性问题特殊性,但它以“社会”、“广阔天地”、 “全面发展”相号召来应对女性问题的思路却不容忽视,其所隐含的社会关怀应高于性别关怀的逻辑成为当时不少学人(包括大力倡扬性别特殊性的女性批评者)难以逾越的心理郁结。最著名的便是有关“女性文学”命名的论争,以及女性批评需要“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的双重要求、女作家需要“两个世界”的双重言说。对这些在当时影响甚广的言说做一番考察后,可以看出“女性文学”倡导者们在本质上仍未脱离主流视点或者说是一种有着既有中心的“多元论”,即在“女性文学”、“女性意识”之“上”还存在一种“人类”的文学,在“女性的自觉”、“观照女性自身的‘小世界”’之“上”还存在一种“人的自觉”、“投射社会生活的‘大世界”’。这便构成了女性问题的内在悖论。一方面,女性问题的提出是为了给“女性”、“女性文学”寻求正当性合法化的表述途径;但是,当“女性文学”与“人类的文学”、“女性的自觉”与“人的自觉”、“大世界”与“小世界”并列时,前者又必然地处在了狭隘的“次一等”位置上,敞开女性问题特殊性的同时似乎又制造某种新的遮蔽。 要对此进行准确的原因探析并不太容易。陈志红将其解读为“女性主义批评立场由于同时接纳了其他批评视角(如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而尽可能避免了价值判断上的倾斜和偏颇”的“兼容性”批评品格,体现了西方理论最初介入中国传统批评体系时所受到的文化制约。贺桂梅则将其归结为是受80年代新启蒙话语影响的结果,“‘女性文学’一方面需要反叛‘无性’的阶级话语对‘女性’的独特性做出描述,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理论资源对造成‘差异’的历史文化因素做出解释”,于是男女差异问题便只有在生理、心理这些“自然”因素导致的平面的“人性”差异层面展开,缺乏从父权制社会文化结构层面看待性别差异问题是8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致命之处。我觉得不妨将“女性文学”倡导者的这种尴尬看做是受新启蒙话语影响的本土女性主义思潮,既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为“女性”正名,又害怕单一的“性别”视角会对女性解放造成某种遮蔽的双重困惑。前一个层面上贺文说得很透彻,后一个层面上陈文虽有涉及,但将矛头仅指向刘思谦、盛英等一代女性批评家深受主流话语影响的“温和”批评风格是将一个普遍的问题特殊化了。事实上,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从关注议题角度当代女性主义已发生了深刻的分歧,80年代前中期的女性文学批评界虽然并未明显地受到西方女性主义各思潮的影响,但长期的民族国家意识浸染、“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女性从事社会生产所受的政策性鼓励,以及知识女性希望在公共领域自我实现的愿望,使得大陆女性学界对女性解放的理解有点本能地接近于在投身“社会”领地、关注“人类”议题中发出女性声音的社会公正女性主义,而非单方面强调女性日常主体欲望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不过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关注“大世界”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坚持以一种女性“主体”(包括批判男权政治)的视点去进行这种关注相比,“女性文学”论争时期的中国女性话语由于理论资源的单一无法全面深刻地论证性别差异性(尚不能,抑或不敢,理直气壮指出所谓“人性”“人类”内涵已为男权文化所浸染),使得本是为拓展女性视阈增强女性现实参与力量而提出的“大世界”等命题,客观上却成了一种遮蔽性别差异、削弱女性特殊性的宰制性手段:不是以女性主体视阈烛照“两个”世界以验证加强女性力量,而是以“两个世界”带有等级意味的并置传达了女性视阈无法应对“大世界”的不自信信息(对于如何表现这“两个世界”,当时有论者提出女性作家应以“女人”的意识表现“内在的世界”,以“超越女人”的“人”的意识表现“外在世界”)。所以,“女性文学”命名的尴尬实际体现的是在一个性别差异的合法化还未根本厘清的本土语境中社会公正女性主义批评理路的尴尬,由于女性主体性的无法充分张扬,它的融合了社会的、历史的多个视角的“超性别”立场极易演绎为被主流话语成功收编的“类‘社会公正女性主义”’。 2.“个人化”写作的提倡与“生活方式女性主义”。伴随着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在中国文坛的闪亮登场,同时也由于90年代之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大规模译介传播,女性文学的批评理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①通过对“人性”、“人类”及社会文化结构的男权指认,以张扬个人本位主义和性别本位主义的正面价值化解8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中“两个世界”并置的女性尴尬。猛烈批判父权制是9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基石,在这一基石之上许多困扰女性学界的亘古难题得到了全新解释。比如对于做“人”还是做“女人”问题,戴锦华借对陈染小说的解读旗帜鲜明地提出“做女人”,“做女人,同时通过对女性体验的书写,质疑性别秩序、性别规范与道德原则”,荒林则在“做女人”逻辑上设置女性文学新标准,“对女性经验的强调,界入真正妇女经验的深广度及其获取对应话语形式,是衡量女性写作成熟与否的标志”。女性、女性经验在这里再也不是“大世界”烛照下的次级物了,而是一种改变后者既有秩序的重要,甚至唯一力量。再如“个人/群体”的问题,个人化写作的倡导者们往往从“个人”对个性解放精神的承载、对同心圆式社会建构的反抗、对主流伦理话语的颠覆等角度,将其指认为“现代社会”的先声,后者则是男性化体制力量的代表,甚至以“女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提出标举起女性/个人的大旗,认为越是个人的越是大众的,越是女性的越是人类的。 ②昭示了一条背离社会政治经济现实,返回女性化/个性化生存方式的女性解放之路。既然社会公共空间已为男权文化全面染指,“个人化”写作的倡导者就提出了一种以“逃离”姿态、“边缘”生存为中心的“以退为进”反抗策略,“必须一步一步地从被男性话语垄断和统治的外部世界后退,直至回到一个能使一切男性符号被搁置被解除的文化为零的空间”,这“空间”只能以个性十足的女性化生存方式来表征,那就是女性的自恋、同性恋,以及最重要的“女性直接禀自天然的赤裸躯体”。女性主体欲望的无尽诉说是在“女性解放”意义上得到“个人化”写作提倡者的大力首肯的。 ③将重建女性化/个人化生存方式“新秩序”的夙愿具体化为一种女性主义文体形式。有学者明确地说,“‘她们’正以清晰的共识携手建立新秩序。作为小说而言,这种新秩序主要是指,女性作家的写作如何摈弃男性经验、男性视点、男性句法,即不复使用男性的表达而找到一种纯粹女性的表意方式”,并将其看作“既是一个十分文化的又是十分现实的问题”。90年代女性学界从埃莱娜·西苏的学说中借用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以与80年代沿用的暗含着“两个世界”之争内涵的“女性文学”相区别。西苏是从创作 与女性躯体的关系层面阐释“女性写作”的,中国女性学界则将其泛化为女性意识、女性经验的特定文体表现形态,以确保“女性”从统 一的主流话语中分离出来的美学合法性。 这样,以重建性别象征秩序为基点“个人化”写作的倡导者把自己引上了一条疏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女性“话语”革命之路,“无疑妇女解放探求是它的自始至终使命,但这一使命不是现实功利的,而应从文化的久远角度来评判。女性写作只有获得话语功能独立,女性写作的文化和美学价值获得保证,才有可能为妇女的特殊存在作证。”这种“话语”解放的女性策略可以纳入上文所说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批评理路中:关注女性/个人主体欲望的实现而非在社会具体现实问题中实现女性价值,致力于从文化上颠覆性别象征秩序而非指向这种性别象征秩序的物质基础,强调对生活方式的个性化选择而非考察这种个性化选择所需要的社会历史条件。这种女性批评理路在探讨性别差异的合法化、文本化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启蒙人道主义话语之下80年代女性学界的妥协困窘之态在这种女性批评理路下被基本解除了,在以性别差异为中心的文体创新、文本理论开拓上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又是非政治化非历史化的,它的“话语”革命策略难以论及作为社会存在的女性解放女性出路问题,而且对女性/个人主体欲望的单方面强调也极易为商业化的男性文化所俘获。伴随着“个人化”写作模式化复制化等问题的出现,这种“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批评理路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 3.对“个人化”写作的反思及21世纪女性文学批评:“重返”社会公正女性主义?其实“个人化”写作一登上文坛就出现了反对之声。1995年底《中华读书报》登载了丁来先的署名文章,指责女性写作格局狭小和以“隐私”招徕读者,彼时世妇会在北京刚刚闭幕,“个人化”写作正处于风头正健之时,徐坤于次年1月10日在同一家媒体发表了《因为沉默太久》对之进行了义正言辞的批判,大力张扬“个人化”写作的价值。不过到了90年代末期“困境”、“危机”之类字眼遍布女性学界,“个人化”写作的性别理论探索不断与其具体作品的消费主义气象产生内在冲突,这种困境与危机体现的其实是“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批评理路的难以为继。以对“个人化”写作的反思为契机,女性文学批评开始了它又一次的全面话语调整: 1998年末崔卫平以一篇随笔样式的《我是女性,但不主义》开始了女性学人内部对“个人化”写作的“反攻倒算”,她对“个人化”写作倡导者所提出的对人类社会的男权指认、躯体写作、自由书写、女性话语、创建女性文明等命题基本做了相反的解读,由于文笔的纵恣和措辞的尖锐该文在立意上稍嫌偏颇,但它对“个人化”写作的反驳却不容忽视。董之林在《文学评论》上撰文《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一从90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她从埃莱娜·西苏“躯体写作”的提出语境中挖掘出鲜明的社会政治、历史以及文化因素,认为不能把“女性躯体写作”排除在历史、特别是政治的历史之外,作纯粹个人化的女性表述,社会政治立场的介入使此文呈现了与此前的“躯体修辞”批评截然不同的面目。同样出自《文学评论》的薛毅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则对女性写作发出了放弃“躯体写作”、“走出自我,走向社会”、“底层关怀”等对新世纪女性文学批评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诸多意识形态呼吁,“女性主义如果不愿意沦为男权文化的‘她们’,首先必须谈论一些男性们‘不希望’谈论的‘宏大’话题,必须从对一己的自我、自我身体的关注中解脱出来。……政治、社会、群体的重要性要浮现出来,与女性主义问题密切相关”。该文同样表现了强烈的女性关怀,但却主要是一种倡导女性介入社会历史“大世界”的女性关怀,如果仅从话语资源上看,我们说该文与呼吁女性从“心造的‘方舟’中解放出来”的80年代及指责“个人化”写作格局狭小单一的90年代中期的主流批评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都是以社会历史视角介入女性文学批评,但它非但没像后者那样受到女性学界的反击,反而被后者欣然接纳(它被几度收入女性学人编纂的女性文学批评文集),原因有二:一女性学界的斗争焦点发生了变化。20世纪末面对“个人化”写作的文学喧嚣,女性学界思虑的中心由此前如何张扬女性特殊性、主体性,渐渐转向如何应对“个人化”写作屡被男性文化市场收编改写的理论难题。二经过了女性学界十多年的努力以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女性特殊性、主体性等困扰80年代女性学界的问题现已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可,所以再来提倡女性须面对“大世界”时就有可能因为女性主体的在场而避免此前经常出现的性别遮蔽问题,这无疑加强了其被主流学界与女性学界的双重接纳。主流刊物的导向作用是巨大的,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基本沿袭了这种批评路径,如对于林白的长篇小说《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学界对其从“个人化”写作到“社会化”写作、从幽闭于“一个人的战争”到关注弱势姐妹、从女性主义叙事到“民间语文”的“转型”发出了一片盛赞之声。在2004年召开的“女性文学与文化”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也近乎一致地对9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所“蕴含着的太多武断与非理性情绪”进行了反思,指出“女性文学的生存策略只能建立在与现实之间发展出合理的关系,尽可能地利用现实中的有利因素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不是一味坚持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有人甚至重提8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中的“人”的解放话题,把“女性意识”概括为在反抗妇权制文化的过程中“女性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本质的确认与坚持”。可以说,当下女性学界转而向社会公正女性主义寻求话语资源的情形十分鲜明,即改变“个人化”写作倡导者所热衷的以女性/个人欲望言说挑战男性权威的“话语”解放策略,代之以对女性诉求的社会化历史化呼吁;反对性别视角的单一化与性别差异的本质化,提倡将混合了国族、阶级、世代等多重研究视角的“超性别”立场纳入女性文学批评;鼓励女作家从“自己的一间屋”中走出来,从模式化了的女性主义叙事中走出来…… 女性文学批评这一次批评理路的转向当然不能看作是对80年代批评的简单“回归”,在明确了性别差异的权力印痕之后女性仍然需要面对这一男性化的“大世界”是其内在逻辑,或者说“女性文学”又一次被摆到了与“‘人’的文学”相比照的层面,但这一次的比照却不是为了印证普泛意义上女性/性别立场的狭小,而是旨在说明模式化了的性别本位主义思维的脆弱与偏颇,以及以坚定的“女性”立场介入“人类”命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这无疑呈现出相对“成熟”的社会公正女性主义风范(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就宣称要在反对父权制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两个战场上作战),而其对女性文学批评在80年代和90年代所经受的两次性质不同但同样倍受尴尬的困境/危机均起到了一定的修正作用。但我们不能止步于对这种批评理念的宏观认识,还需进一步面对随之而来的女性文学批评“新难题”: ①新世纪女性文学批评倡导将国家、阶级、民族等多重视角纳入性别研究中,这不仅符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学转向,也呼应了中国女性解放一直与20世纪左翼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本土历史传统,在理论上是充分成立的。但在具体应用中却往往会遭遇这几种视角(立场)之间的话语比重问题,正如屈雅君教授所言,超性别视角只有在被理解为是对性虽问题的一种深化,而非挤压甚至取代时才能对女性批评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否则反而容易消解女性批评的力量。或者说与“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易为消费主义改写相比,社会公正女性主义由于其他“宏大”视角的介入易于沦为主流话语的附庸,而这在男权批判的女性主义传统尚十分薄弱的中国更容易发生。80年代曾经出现的女性文学批评尴尬在今天并没有完全绝迹。②这种批评理念在女性文学批评中的“胜利”(姑且算之)只能从其有益于对复制化模式化消费化的“个人化”写作进行严肃批判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不能证明后者(“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批评理路下的9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本身不具有理论价值。事实上,正是因为在“个人化”具体文本的不尽人意(姑且不论这种“不尽人意”是否来自男性解读)面前女性文学批评没有继续就何为女性主体欲望、怎样书写女性主体欲望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而是近乎“一边倒”地转向“走出自我,走向社会”的主流视点,才使得近年来的女性文学批评不仅嫌单调沉寂,而且有被体制化主流化的危险。正如女性主义的当代分歧本身就昭示了这两大阵营的蓬勃存在,我从来不认为这两种文学批评理路“我方唱罢你登场”式的历时性转换是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条坦途,只有当它们共时性的存在于女性文学评坛之上时才能体现出女性文学批评的蓬勃生机。③在“差异”已成为女性主义一种“正确的政治”的前提下,呼唤这两种女性文学批评理路的齐头并进并不意味着无视他们的根本分歧,女性文学批评锋芒太弱是其在当下愈益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批评理路与其谋求自我调整之后的“整合”(这在实践上有诸多障碍),还不如进一步张扬,形成各自的批评流派/团体,相互争鸣,并以各自的方式与主流批评中的男性中心倾向相抗衡。目前来看,此乃壮大女性文学批评的有力,甚至唯一途径。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