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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刊刻儒家石经凡7次。经始于东汉灵帝《熹平石经》，其后有三国曹魏齐王芳《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石经》、五代十国后蜀孟昶《广政石经》、北宋仁宗《嘉祐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与清高宗《乾隆石经》。 《乾隆石经》亦称《清石经》，开雕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而至五十九年（1794）九月间刊刻完竣。所刻者计为《周易》6碑、《尚书》8碑、《诗》13碑、《周礼》15碑、《仪礼》17碑、《礼记》28碑、《左传》60碑、《公羊传》12碑、《谷梁传》11碑、《论语》5碑、《孝经》1碑、《尔雅》3碑、《孟子》10碑，凡189碑，约63万字，刻竣后皆立于北京国子监。 《清石经》乃据康熙时人蒋衡真书《十三经》镌刻上石。进行伊始，乾隆即谕派和珅、王杰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为校勘，董理其事；并命诸人悉心研办，务臻完善，以副尊经右文之至意。 清代之前所刻诸石经，其后历经天灾人祸，仅《开成》一经幸属完整，其余多属残碑零石，所存无几。考古研经之士犹对上述诸石经穷治不餍，且颇有著述。 惟独对此有若鲁殿灵光迄兹仍巍然尚在之《乾隆石经》，二百年间阒然沉睡国子监，问津者少，作全面而系统研究者竟阙如。至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尊经书局刻《石经汇函》所收冯登府《石经补考?国朝石经考异》，暨1929年张国淦撰《历代石经考?清石经考》，始欲就此有所论说，惜二书成文仍嫌疏略，留待后人补苴之处不少。用是不辞固陋，拟继冯、张二氏之后，征引史料，详作考述，续貂之诮，亦或有所不避矣。 一、《乾隆石经》之经营及所涉人事 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二十一日，清高宗颁谕内阁，谓《十三经》“允宜刊之石版，列于太学”，着派和珅等为总裁，董诰等为副总裁，金士松等为校勘，经营其事。从是日起乃展开《乾隆石经》筹备开雕工作。乾隆于其谕中曰： 自汉、唐、宋以来，皆有石经之刻，所以考定圣贤经传，使文字异同归于一是，嘉惠艺林，昭垂奕禩，甚盛典也。但历年久远，率多残缺，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者，亦均非全经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创建辟雍，以光文教，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而《十三经》虽有武英殿刊本，未经勒石，因思从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曾命内廷翰林详核舛讹，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版，列于太学，用垂永久。着派和珅、王杰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并派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随同校勘。但卷帙繁多，恐尚不敷办理。着总裁等再行遴派三人，以足八员之数为校勘。诸臣等其悉心研办，务臻完善，以副朕尊经右文至意。 乾隆之谕，意在彰显其“文治光昌，崇儒重道”之伟绩。谕中谓其前此已“创建辟雍，以光文教”，又“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今则拟将蒋衡手书《十三经》刊石，“用垂永久”。所委派之官吏，有总裁2人，副总裁4人，校勘5人，另须增派校勘3人，则乾隆拟委派者，合共14人。 和珅等于接谕旨之次日，即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立刻奏上〈谢恩折〉，除折首“恭谢天恩”，颂扬高宗“体道敷言，崇经寿世，与前圣而揆一德”外；折末表达彼等皆有“勤事勘雠”之决心，并期奉旨刊刻之石经皆达致“豕亥、乌焉勿误”之效果。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珅等又奏上〈请添派刘凤诰等三员校勘石经折〉，其折曰： 臣和珅等谨奏，为奏闻事。臣等奉旨校勘石经，除派出五员外，命臣等添拟三人，以足八员之数。钦此。臣等公同商酌，淹通经学者，殊难其选。就其平日尚能诵习者，查有侍读学士刘凤诰、祭酒汪廷珍、侍讲邵晋涵三员，堪充校勘。如蒙俞允，臣等将诸经酌量卷帙多寡，分与八员承勘，以专责成。其余收发、催趱、监看上石，尚在需员，容臣等于馆、部、内务府诸员内酌量派员。至懋勤殿所藏《十三经》册，就近交与赵秉冲专管收发记载。又查有蒋衡之孙蒋和，系分发直隶河工、从九品试用之员，现未起身，尚能守其家学，兼工篆隶，可否令其留京以备委用。为此奏闻请旨。谨奏。 此折除奏请添派刘凤诰、汪廷珍、邵晋涵3人为校勘外；另谓“收发、催趱、监看上石，尚在需员”；“懋勤殿所藏《十三经》册”拟“交与赵秉冲专管收发记载”； 又谓蒋衡之孙蒋和“尚能守其家业，兼工篆隶”，拟“令其留京以备委用”。上述诸事，和珅等“奏闻请旨”后，倘获乾隆恩准，则参预工作之官员，日益增多矣！ 以下拟征引史料，先行考述乾隆所委派总裁、副总裁诸臣及此诸人与《清石经》相涉之事项如次： 和珅，《清史稿》卷319〈列传〉106有传。其传载：“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五十六年，刻《石经》于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据是，则和珅与彭元瑞间颇有争功邀赏事，有关二人相争事，容后补述。 王杰，《清史稿》卷340〈列传〉127有传。其传载：“王杰，字伟人，陜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以昔为尹继善缮疏，曾邀宸赏，询知人品，即拔置第一。及引见，风度凝然，上益善。……五十一年，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台湾、廓尔喀先后平，两次图形紫光阁，加太子太保。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 据是，则和珅与王杰亦素不和。是次高宗安排王杰同为总裁，不无防犯和珅“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而“王杰遇有不可，辄力争”，用以抗衡和珅。《清史稿》未载王杰参预《清石经》事。另检朱珪撰〈东阁大学士文端王公杰墓志铭〉、 姚鼐撰〈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并序〉、 《清史列传》卷26〈大臣传次编〉一〈王杰〉 亦均乏载。王杰实有任《清石经》总裁，本文后段述及和珅等撰《钦定石经改正字样》，其书识语称王杰为“石经馆总裁”，足资参证。 董诰，《清史稿》卷340〈列传〉127有传。其传载：“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尚书邦达子。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因大臣子，改二甲第一。……初，邦达善画，受高宗知。诰承家学，继为侍从，书画亦被宸赏，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年，……充四库馆副总裁，接办《全书荟要》。” 董诰或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又曾“充四库馆副总裁，接办《全书荟要》”，素富经验，而被派《石经》副总裁职。《清史稿》未载此事，刘逢禄〈记董文恭公诰遗事〉 亦乏载。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0〈名臣?董文恭公事略〉则载：“（乾隆）五十五年，加太子太保。明年，诏刊《石经》于太学，充副总裁。” 《清史列传》卷28〈大臣传次编〉三〈董诰〉亦载：“（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刊《石经》于太学，以诰充副总裁。” 与乾隆谕旨合。 刘墉，《清史稿》卷302〈列传〉89附其父〈刘统勋〉。其传载：“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充上书房总师傅。……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 未载派《清石经》副总裁事。《国朝先正事略》卷16〈名臣?刘文正公事略子文清公墉〉、 《清史列传》卷26〈大臣传次编〉一〈刘墉〉， 亦均未载。 金简，《清史稿》卷321〈列传〉108有传。其传载：“金简，赐姓金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中授内务府笔帖式，累迁奉宸院卿。三十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监武英殿刻书，充《四库全书》副总裁，专司考核督催。” 乾隆或以金简为内务府大臣，素富监理刻书经验，且专擅“考核督催”，乃派为刊刻《石经》副总裁，《清史稿》传中未有其出任此职之记载。美国学者恒慕义（A. W. Hummel）《清代名人传略》中卷有〈金简传〉， 亦未载任《清石经》副总裁事，而对金简之治事能力则详予铺述，且推崇备至。乾隆委派金简为副总裁，绝非从学术才能作考量，而是重视其办事能力。《清史稿》未载此事，实属难明，其间或另有缘故。 彭元瑞，《清史稿》卷320〈列传〉107有传。其传载：“彭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直懋勤殿。大考，以内直不与。迁侍讲。擢詹事府少詹事。直南书房。迁侍郎，历工、户、兵、吏诸部。高宗六十寿，次〈圣教序〉为赞以进，上嘉之。上制〈全韵诗〉，元瑞重次周兴嗣〈千字文〉为跋。上手诏奖谕，称为‘异想逸材’，赐貂裘、砚、墨。敕撰宁寿宫、皇极殿镫联，称旨，赐以诗。辟雍成，释奠讲学，又继以耕耤。上〈三大礼赋〉。擢尚书，历礼、兵、吏三部。五十五年，上八十寿，以岁阳在庚，进〈八庚全韵诗〉。上以庚韵字数奇，易首句用韵去一联，末句乃用谐律，亲为裁定。寻加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五十六年，以从孙冒入官，御史初彭龄论劾，左授礼部侍郎，命仍直南书房。寻复授工部尚书。”?据是，则知元瑞以“异想逸材”，历受乾隆知遇，屡荷褒嘉。虽其从孙冒入官，元瑞被御史论劾左迁，亦蒙宽宥。?然《清史稿》未载其任《石经》副总裁事，实属疏略。《清史列传》卷26〈大臣传次编〉一〈彭元瑞〉则载：“（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以太学石刻《十三经》暨石鼓文，命充副总裁。……五十九年九月，《石经》告成，恭编《考文提要》十三卷，得旨褒奖，晋太子少保，赐赉有加。”?今人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四编〈学术?朴学?彭元瑞〉所载同。? 综上所述，乾隆石刻《十三经》，委派总裁2人，副总裁4人，事似寻常。若从深处考察，则足见乾隆处事周延，匠心独运。和珅、王杰地位显赫，并居总裁，二人性格不同，堪可互相制衡。乾隆如是安排，实以王杰牵制和珅。至所派副总裁4人，均“奉职勤恪”，夙具经验，且治事能力极强；其中尤以彭元瑞“异想逸材”，最能主导《石经》刊刻工作。4人和衷共济，足以成事竟功。乾隆如斯用人选材，确具睿智与慧眼。 《乾隆石经》开雕后，所用校勘连同后添派者凡8员，兹亦略考诸臣相涉事项如次： 金士松，《清史稿》卷351〈列传〉138有传。其传载：“金士松，字亭立，江苏吴江人。……乾隆二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调吏部，直讲经筵，校勘《石经》，迁左都御史。” 沈初，《清史稿》卷351〈列传〉138有传。其传载：“沈初，字景初，浙江平湖人。……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明年，成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编修。……初以文学受知，历充四库全书馆、三通馆副总裁，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校勘太学《石经》。” 《清史列传》卷28〈大臣传次编〉三〈沈初〉载：“沈初，浙江平湖人。……（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谕曰：‘前蒋衡进手书《十三经》，宜刻石，列于太学，用垂永久，着沈初随同校勘。’” 阮元，《清史稿》卷364〈列传〉151有传。其传载：“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对，上嘉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直南书房、懋勤殿，迁詹事。……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 《清史列传》卷36〈大臣传续编〉一〈阮元〉载：“阮元，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五十六年二月，大考一等第一名，超擢詹事府少詹事，……十一月，诏充《石经》校勘。” 《国朝先正事略》卷21〈名臣?阮文达公事略〉同。 瑚图礼，《清史稿》无传。《清史列传》卷28〈大臣传次编〉三〈瑚图礼〉载：“瑚图礼，完颜氏正白旗，满洲人……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五十六年四月，升侍读。五月，迁祭酒。九月，考试满洲科甲出身京堂翰詹各员，瑚图礼名列第一，奉旨在南书房行走。十月，授公中佐领。” 未载其任校勘《石经》事。 那彦成，《清史稿》卷367〈列传〉154有传。其传载：“那彦成，字释堂，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阿桂孙。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南书房。四迁为内阁学士。……那彦成遇事有为，工文翰，好士，虽屡起屡踬，中外想望风采。” 未载其任校勘《石经》事。《国朝先正事略》卷23〈名臣?那文毅公事略〉、 《清史列传》卷33〈大臣传次编〉八〈那彦成〉 并同。 上述校勘5员，平素皆为乾隆所器重，至其才能与识见亦为所习知。所谓“天子圣哲”，乾隆皇帝选材用人，殊得其当。 其后和珅等所推荐校勘3员，兹亦一并考述如次： 刘凤诰，《清史稿》无传。《清史列传》卷28〈大臣传次编〉三〈刘凤诰〉载：“刘凤诰，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五十六年大考二等，超擢侍读学士。五十七年，命提督广西学政。”?据是，则未载凤诰曾任校勘《石经》事，且其人于乾隆五十七年已“提督广西学政”矣。 汪廷珍，《清史稿》卷364〈列传〉151〈汪廷珍〉载：“汪廷珍，字瑟庵，江苏山阳人。……成乾隆五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大考，擢侍读。未几，迁祭酒。六十年，以事忤旨，降侍讲。”?未载其曾任校勘《石经》职。检《国朝先正事略》卷23〈名臣?汪文端公事略〉、?《清史列传》卷34〈大臣传次编〉九〈汪廷珍〉?亦同。 邵晋涵，《清史稿》卷481〈列传〉268〈儒林〉二有传。其传载：“邵晋涵，字二云，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班铨选。……五十六年，大考迁左中允。擢侍讲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未载任校勘《石经》事。王昶〈翰林院侍讲学士充国史 馆提调官邵君晋涵墓表〉、 《国朝先正事略》卷35〈经学?邵二云先生事略〉 、《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邵晋涵〉 均同。惟洪亮吉所撰〈邵学士家传〉有“亮吉与君交几三十年，于词馆为后进。凡值校雠之役如国史、《石经》等，亦无不与君偕”之语， 则晋涵应有校勘《石经》事。 有关和珅等上折推荐刘凤诰等3人为校勘，乾隆收折后仅御批“知道了”3字，其后未见颁旨表示俞允。《清史稿》等书亦未有3人曾任校勘《石经》之记载，而仅洪亮吉记及与邵晋涵同校《石经》，是以若无新资料足以证明此事为实有，则于刘、汪二人事似可存疑。 至和珅等折中推荐之赵秉冲，《清史稿》无传。检《清史稿》卷186〈表〉26〈部院大臣年表〉五上有10条赵秉冲官职变动之资料， 然所记皆嘉庆十年后事。是故赵秉冲有否被派专管收发记载懋勤殿所藏蒋衡手书《十三经》，似无其它数据可资印证。 蒋衡祖孙事迹，《清史稿》卷503〈列传〉290〈艺术〉二附〈王澍〉，其传载：“蒋衡，改名振生，字湘帆，晚号拙老人。与澍同里。键户十二年，写《十三经》。乾隆中，进上，高宗命刻石国学，授衡国子监学正，终不出。衡早岁好游，足迹半海内，观碑关中，获晋、唐以来名迹，临摹三百余种，曰《拙存堂临古帖》。晚与澍相期鬬胜，每临一书，相从质证。子骥，孙和，并以书世其家。” 另《清史列传》卷71〈文苑传〉二〈蒋衡〉， 记蒋衡事更详悉，不备录。 二、《乾隆石经》所据版本及高宗撰序 关《乾隆石经》所据之版本，冯登府《石经补考?国朝石经考异》曰： 《周易》分上、下经二卷，〈十翼〉十卷，共十二篇，此古本也。王弼从费氏《易》，以〈彖〉、〈象〉、〈文言〉分入每卦中，别为〈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五篇；朱子用吕大防、吕祖谦古本，离上、下经与〈十翼〉为十二，以复孔子之旧，今《石经》从之。《尚书》，《石经》悉仍孔传本，惟〈书序〉统为一卷，在经之后，盖从马、郑之本，与孔传各列篇首者不同。《诗》，《石经》分卷与今本同，惟〈诗序〉合为十篇，在经之末。《石经考文提要》云：“郑康成谓诸序自合为一篇，毛公始分以寘诸篇之首，今从《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寘经末，以复其旧，其间异字、脱简有足订今本之讹者。” 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清石经考》亦曰： 《周易》用朱子《本义》本；《尚书》用孔传本，〈书序〉列经后，用马、郑本；《诗》用今本，〈诗序〉列经后；其余诸经俱用今本。 据是，知《乾隆石经》以复古为宗。所用之本，《周易》据朱子《周易本义》，盖以其依吕大防、吕祖谦《周易古经》也。《石经》所刻作12篇，与王弼从费氏《易》者不同。《尚书》用孔传本，即伪孔安国传本也，惟《石经》，其〈书序〉统为1卷附经后，盖从马融、郑玄本，与伪孔传本各列于篇首不同。《诗经》分卷同今本，惟〈诗序〉合为10篇附经末，盖据郑玄说，并从《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置经末，以复其旧。其余诸经则俱用今本。 《乾隆石经》既刻竣，高宗因绩论功，于乾隆五十九年九月颁谕曰： 《石经》总裁等校勘《石经》，见在将次完竣，和珅等与彭元瑞均系总裁。和珅等所管事务较繁，止能综其大纲，酌加参阅；至于校订厘正，皆系彭元瑞专司其事，彭元瑞着加太子少保衔，并赏大缎二匹，以示奖励。若校定之文或有纰缪不经之处，将来披览所及，经朕指出，惟彭元瑞是问。 据是，则彭元瑞以专司校订厘正《石经》有功，独获褒赏。此事引致和珅嫉妒与不满，见载前引《清史稿?和珅传》。乾隆此谕于末处谓“校定之文或有纰缪不经之处”，“惟彭元瑞是问”云云，则不无安抚和珅之作用，不意十全老人处事，其考虑深远周延如此。 《乾隆石经》刻成，将立于国子监，高宗尝撰〈御制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亦刻碑立于国子监《石经》前。全文曰： 前岁集〈石鼓文〉而为之序，有曰：“凡举大事者必有其会与其时，而总赖昭明天贶以成其功。”信弗爽也。石鼓不过周宣王之事，列于文庙之门，以寓兴文，尚俟其时其会；若夫《十三经》，则古圣先贤出诸口以传道授教，其重于〈石鼓文〉奚啻倍蓰哉！则今之石刻《十三经》是矣！盖此为蒋衡手书，献于乾隆庚申者，其间不无少舛讹。爰命内翰详核，以束之懋勤殿之高阁，至于今五十有余年，亦既忘之矣。昨岁命续集《石渠宝笈》之书，司事者以此经请，乃憬然而悟曰：“有是哉！是岂可与寻常墨迹相提并论，以为几暇遣玩之具哉！是宜刊之石版，列于辟雍，以为千秋万世崇文重道之规。”夫经者，常也；道也。常故不变，道则恒存。天不变，道亦不变，仲舒之言实已涉其藩矣！盖石经之昉自炎刘一字，曹魏三字，讫不可考。李唐、北南宋虽曾有刻，或乖或不全。兹则出一人之手，经诸臣之目，视历代为加详矣。予自六龄入学堂，读《易》、《书》、《诗》三经，所为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二典三谟，为王道始；正变风雅，不知无以言。及长而涉猎三《礼》，觉与三经为有间。枕葄《麟经》，慎正统偏安之必公，孜孜餍饫，耄耋弗衰。虽自愧学之未成，乃今刻诸石，列诸辟雍，应时举事，以继往圣、开来世，为承学之士之标准，岂非厚幸也欤？蒋衡一生苦学之勤，亦因是酬矣！若夫历代注疏，入主出奴，纷如聚讼，既冗且繁，衡止书诸经正文，余概从删，是也。或以为不观注疏，何以解经？予则以为以注疏解经，不若以经解经之为愈也。学者潜心会理，因文见道，以六经参互之，必有以探其源而晰其奥者，是在勤与明而已。且予重刻木板《十三经注疏》，分布世间者不少也。举辟雍以五十年，勒《石经》又越六载，凡所以待其时而逢其会，八十老人后，得成斯大功者，何莫非赖昊天之鸿贶乎？昔著〈知过论〉，以为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斯之谓矣！盖凡物有其成必有其坏，所为石鼓、石经者是也。然向不云乎，经者常也，道也，天不变，道亦不变。依圣人之门墙，示万世之楷则，孰谓沧桑幻化，能移我夫子不朽之道也哉！是为序。 乾隆庚申，即乾隆五年（1740），乃蒋衡上其手书《十三经》之年。读高宗此〈序〉，既可考见其选用蒋衡手书《十三经》刻石之缘起，亦可藉悉其自幼治经，耄耋弗衰之事实，与刻经而不刻注疏之原因与用心。 三、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及高宗谕旨 大抵《乾隆石经》刊刻之同时，彭元瑞即负责校订厘正《石经》，并撰写《石经考文提要》。乾隆五十九年九月，《石经》刻竣，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亦同时撰就。《石经考文提要》凡13卷，乾隆本拟镌版颁行天下，后因受和珅所阻，中止刊行。以迄嘉庆四年（1799）十月许宗彦始刊刻，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尊经书局《石经汇函》收之，其书首页所署撰人职衔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诏充《石经》校勘官，臣彭元瑞。”元瑞之太子太保，乃嘉庆四年时晋升，工部尚书为原职，而协办大学士则卒后加赠者也。 许宗彦刊刻《石经考文提要》，所撰〈跋〉曰： 石经始于汉，而残字仅存；《唐石经》虽在，然以后人补改，转失其真。高宗纯皇帝敦崇经术，乾隆五十六年命刊立《石经》，以诰示天下万世。其时校勘臣据《钦定》、《御纂》本，及内府所藏宋、元旧刻，以订监本之讹。刊石既竟，大司空彭芸楣师仿唐张参《五经文字》例，别撰《考文提要》，每经为一卷，凡十三卷。少司农阮芸台师谓宗彦曰：“《石经》列在太学，乡曲之士或不能尽见，而正讹补脱略具《提要》中，使学者见此书，不至为坊本所惑。由是以窥《石经》之涯涘，亦高宗纯皇帝嘉惠士林之至意也。”爰录本而授之梓。嘉庆四年冬十月，兵部车驾司额外主事许宗彦谨跋。 许〈跋〉中之“彭芸楣师”即彭元瑞，“阮芸台师”即阮元。许〈跋〉不但言及《乾隆石经》诸臣据《钦定三礼》、《御纂四经》等以订监本之讹，又言及彭撰《石经考文提要》所仿体例及卷数，并引阮元之说以评彭书之功用与价值。 《石经》与《石经考文提要》既成，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七日，高宗颁下谕旨，曰： 国家以《四书》、《五经》试士。经书自五代镌版以来，久鲜手钞。士子诵读多系坊本，即考证之家亦止凭前明监本。然监本中鱼豕之舛讹、字句之衍缺，不一而足；甚至《仪礼》一经脱去六节，增多二节，大为圣籍之累。我朝文治光昭，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朕复钦定《三礼》，武英殿官刻《十三经》，勘雠精核，久已颁发黉序，嘉惠艺林。但各书卷帙繁多，草茅寒素艰于购觅，未必尽人能读。近因刊刻《石经》，出内府所弆天禄琳琅宋版各经，古今流传旧本莫不荟萃，命总裁各官等详悉校对，与武英殿官刻诸书参稽印证，多相脗合。其较坊、监本互异之处，逐条摘出，厘订成编，名为《考文提要》。书不过六册，而俗本相沿讹谬，靡不开卷了然。夫经学至宋儒阐发而益昌明，以汉唐留贻之书，又加宿学名儒积年考订，然后付诸剞劂，故其本较为精审。士子以经义进身，平居讽读，自当选求善本，冀得真诠。兹《考文提要》一书，精核明备，无难家诵户习，著仿《唐石经》时刻《五经文字》、《九经文字》样例，刊置经末，列树戟门，并镌版颁行天下，俾士子人人传观争写，共窥中秘精华，不复袭别风淮雨之陋。但恐为期过促，僻远地方传布尚有未周，著于乙卯科乡试为始。俟三科后，考试《四书》、《五经》题文，俱照颁发各条敬谨改正。倘再有沿用坊本以致舛误者，将考官及士子分别议处停科，并加载科场磨勘条例，庶士子咸知折衷正义，不为俗学所惑。此旨著即弁于《考文提要》简端。 乾隆谕旨之内容，除谓《乾隆石经》经“详悉校对”，与武英殿官刻诸书“多相脗合”，更推崇《石经考文提要》“精核明备”，明令于乙卯（乾隆六十年）乡试之三科后，凡考试《四书》、《五经》题文，俱须照颁发各条改正，倘再有沿用坊本致误者，考官、士子均分别议处停科，并命将此谕旨载入科场磨勘条例，俾令遵行。乾隆谕旨之措辞，其严厉如此。 惟至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高宗一反前说，又下谕旨，曰： 昨九月间，石经馆司事大臣等奏：“士子所读经书多系坊本，即考证之家亦止凭前明监本。然监本中鱼豕之舛讹、字句之衍缺，不一而足。我朝文治光昭，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及《钦定三礼》、《武英殿刊刻十三经》，勘雠精核，久已颁发黉序，嘉惠艺林。但各书卷帙繁多，草茅寒素难于购觅，未必尽人能读。近因刊刻《石经》，出内府所弆天禄琳琅宋版各经，古今流传旧本莫不荟萃，蒙命臣等详悉校对，与武英殿官刻诸书参稽印证，逐条摘出，厘订成编，书不过六册，而俗本相沿讹谬，靡不开卷了然。拟名《考文提要》，请颁行天下，俾士子人人得窥中秘精华，不复袭别风淮雨之陋。但恐为期过促，僻远地方传布尚有未周，请于乙卯科乡试为始。俟三科后，考试《四书》、《五经》题文，俱照颁发各条敬谨改正。倘再有沿用坊、监本以致舛误者，将考官及士子分别议处停科。”朕已允行。兹该馆书成呈览，抽阅数条，不过字句书体间有异同，于圣贤经义初无出入。在总裁等校刊《石经》，自应折衷善本，援据精详；而士子等自束发受书以来，父师授受，循诵习传，若限以三科，遽令通行遵改，似属强以所难；且恐乡闾村塾传布难周，未能家置一编，熟习贯中，或应试者因一二字句舛误被斥，或考官等偶不及检，遂干处分，似此繁列科条，转非朕嘉惠士林、稽古右文之意。圣贤垂教之义，原不在章句之末，即流传古文，儒先各守经师家法，未必无习误承讹，士子等操觚构艺，惟期阐发经旨，亦不必以一二字之增损、偏旁之同异为去取也。另着该总裁等详绎此旨，折衷妥议具奏。 乾隆此谕，与前谕意旨大异其趋，既谓《石经考文提要》，“抽阅数条，不过字句书体间有异同，于圣贤经义初无出入”；又谓“士子等操觚构艺，惟期阐发经旨，亦不必以一二字之增损、偏旁之同异为去取也”；最后并“另著该总裁等详绎此旨，折衷妥议具奏”。则此谕所言，与其前此推誉《石经考文提要》为“精核明备”，令“士子人人传观争写，共窥中秘精华，不复袭别风淮雨之陋”云云，显相矛盾。 其实，彭元瑞所撰《石经考文提要》，虽旁征博引群书，以为校订厘正，惟其所着重者确如乾隆所批评：“不过字句书体间有异同，于圣贤经义初无出入”。兹不妨举其书第一条“《周易》上经〈比〉初六”为例，以况其余： 上经〈比〉初六“有它吉”监本作“有他”。今从《御纂周易折中》、武英殿本、陆德明《经典释文》、《唐石经》、李鼎祚《易传》、《南宋石经》、宋本《九经》、南宋巾箱本、宋本《周易注疏》、岳珂本、张载《易说》、郭雍《大易粹言》、朱震《汉上易传》、李衡《周易义海撮要》、沈该《易小传》、赵彦肃《复斋易说》、王宗传《童溪易传》、王申子《大易辑说》、董楷《周易传义附录》、俞琰《大易集说》、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董真卿《周易会通》，下“有它吝”、“有它不燕”、“有它吉也”，并同。 此条征引书籍凡23种，可谓博极群书，但所考出者仅属“它”、“他”之不同，以证成监本书体之不当，然于经义内容殊无考论也。本文前述及和珅尝因彭元瑞撰《石经考文提要》被优赉而深忌嫉之，至是乃借机攻讦，并撰《石经考文提要举正》，以加诛伐。 四、和珅等《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及奏折 和珅欲攻讦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之未允当，乃藉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谕旨“另著该总裁等详绎此旨，折衷妥议具奏”之语，特撰《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以覆勘彭书。和珅此著，书首署“总裁、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翰林学院掌院学士、忠襄伯，臣和珅等奉敕覆定”。全书分“卷首”、“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五部分。“卷首”收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十二月初七日恭奉谕旨，及诸臣奏折。“第一卷”收奉旨覆勘《考文提要》内毋庸照改者156条。“第二卷”收奉旨覆勘《考文提要》内虚字偏旁无关文义、现刻《石经》并未歧误者145条。“第三卷”收奉旨覆勘《考文提要》内钦遵《御纂四经》、《钦定三礼》及《康熙字典》者共504条，核系订正坊本错误者69条。“第四卷”收奉旨覆勘《考文提要》内应行照改者86条。 书成，和珅等并上奏折云： 总裁臣和珅等谨奏：十月十六日钦奉上谕，令臣等将前进《考文提要》另行折衷妥议，仰见我皇上于章明经义之中，寓体恤士林至意，训词深厚，指示精详。臣等详细恭绎，实深钦服。伏惟圣朝文治光昌，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我皇上《钦定三礼》，皆经宸案，折衷群言，总汇颁行海内已数十年。所有前明监本及坊间俗本之讹，久经订正，原不待兹之刊刻《石经》，始行厘定。第因蒋衡所书，往往缮写沿讹，未尽符于官本，特命臣等率同校勘，自应恪遵，颁行各经一一校正上石。臣等前次以《石经》新成，士子未能徧覩，请将《提要》刊布颁行，垂为令式，是以汇萃成编。今蒙圣明训示，以字句偏傍异同，与经文原无出入，且士子诵习已久，不必强以所难。圣慈嘉惠无穷，觉臣等前请，殊属拘迂。所有《考文提要》六册，应请毋庸刊刻，以便习诵而省繁扰。至拟改各条，臣等复加校勘，除册内钦遵《御纂》、《钦定》各经，及《康熙字典》五百四条，久如日月经天，士子循诵习传，不啻家喻户晓，应请毋庸置议；此外四百余条，皆系援据《唐石经》及天禄琳琅所藏宋本等书，大半俱系订正前明监本及俗本之讹，但如“於”之改“于”，“惟”之改“唯”，“之”、“也”等字之增损，“它”、“他”等字之互异，虽征引浩繁，无关文义，计一百四十六条，均请毋庸登载。其余各条，臣等逐细体会，虽与《御纂》、《钦定》各经原本未符，但援引各本文义较长，并有参用殿本《经解》者，共八十六条，应请照刻。其文义相等，虽博采古本，究难更张时习，应请毋庸照刻。仍依蒋衡所书内已刻者磨改一百十二条，未刻者照原六十七条，谨分列四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训示，臣等即行遵照，饬令刊刻，上紧完竣。其前进《考文提要》六册，已奉有“御书钤宝”，请将毋庸登载各条撤出，止将照改各条另缮一编，谨将“御书钤宝”移冠简首，并将十月十六日所奏谕旨恭缮简端，附载臣等此次奏折于末，交懋勤殿汇入蒋衡原册，一倂存贮，以昭典学同文之盛。其原缮六册，应请同校勘各档，移交武英殿存贮。谨遵旨公同妥议，是否有当，伏祈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七奉旨依议，著照此略加编纂成书，交武英殿缮写三分，一存懋勤殿，一存翰林院，一存国子监，以备稽考。钦此。 和珅此折，除说明编理《石经考文提要举正》之原委外，其最重要目的仍为抨击彭元瑞，希令“所有《考文提要》6册，应请毋庸刊刻”，及《考文提要》“原缮六册，应请同校勘各档，移交武英殿存贮”，其用心盖欲使彭书既不能刊刻版行，广泛流布，而其书之原稿亦扃鐍固密，不使外界得以研阅。 五、和珅等《钦定石经改正字样》 《石经考文提要举正》撰就后，和珅等另撰有《钦定石经改正字样》一书。书首有识语，曰： 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七日，臣等校刊《石经》，撰进《考文提要》六册，奉敕覆勘，折衷定议。旋于十二月初七日详议，分单奏呈御览。奉旨著编纂成书，缮写三部，分贮懋勤殿、翰林院、国子监。除钦遵纂成《考文提要举正》一书，另行备录，全函分贮外，谨将应改之八十六条，仍依原本摘录成册，归于蒋衡所书《十三经》册后，一体存弆，以备稽考。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一日，石经馆总裁臣和珅、臣王杰、臣刘墉、臣董诰、臣彭元瑞拜手谨识。 读此识语，可注意者三事，其一为《钦定石经改正字样》撰成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一日前；其二为《钦定石经改正字样》既云“仍依原本摘录成册”，则其内容应与《石经考文提要举正》第四卷相同，惟经比勘，两者仍不尽相同；其三为和珅等5人同称“石经馆总裁”，则其时刘、董、彭之地位或已与和、王同。而其中独阙金简之名，未知何故。 《钦定石经改正字样》所收者，乃“奉旨覆勘《考文提要》内应行照改者”之86条，兹选《书经?洪范》“无偏无颇”条为例，以见此书写作体例，并比对其与《石经考文提要举正》不尽相同如次： 〈洪范〉无偏无颇，监本作“无偏无陂”。案《册府元龟》：“天宝四载，帝读〈洪范〉，至‘无偏无颇’，而声不和韵，因改‘颇’为‘陂’。下诏曰：‘典谟既作，虽曰不刊，文字或讹，岂必相袭。朕临政之暇，乙夜观书，每读〈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斯文，并皆协韵，惟“颇”一字，实则不伦。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字亦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应由煨烬之余，编简坠缺，传受之际，差舛相沿；原始要终，须有刊革。朕虽先觉，兼访诸儒，佥以为然，终非独断。其《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字，宜改为“陂”。’”吴棫《韵补》云：“古‘义’字音‘俄’，《周官》注亦音‘俄’。《古文尚书》‘颇’叶‘陂’音，唐明皇以‘义’字今音‘乂’，改‘颇’为‘陂’，以从今音，古音遂湮灭。”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宣和六年，诏〈洪范〉复从旧文，以‘陂’为‘颇’，然监本未尝复旧也。”顾炎武《唐韵正》云：“《吕氏春秋》引《尚书》‘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史记·宋世家》亦作‘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文苑英华》载孟简诗‘王道旧无颇’，唐黄颇字无颇，〈王璠传〉有仲无颇。知唐改后，‘颇’、‘陂’二字尚并行。至宋刻本行，而古本亡，一从‘陂’字矣。下文‘人用侧颇僻’，亦未尝改，明皇于经传多任意更定，如《礼记》则进〈月令〉于〈曲礼〉之前，史传则升老子于伯夷之上，今皆为后人所正。而〈洪范〉‘颇’字，因循未复，故备载昔人之说，以俟后云。”今改正。 《钦定石经改正字样》此条，考订甚翔实，考究其实，乃全据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迻录而成。 然《石经考文提要举正》第四卷同条则载： 〈洪范〉无偏无颇，《提要》据《困学纪闻》等书，改“陂”为“颇”，臣等覆检薛季宣〈书古文训〉，从“颇”。林之奇《尚书全解》云：“‘陂’旧作‘颇’，唐明皇以协韵改为‘陂’；又《唐艺文志》，开元十四年，元宗以‘无偏无颇’声不协，诏改为‘陂’。应从‘颇’。” 则二者之详略异同，实相悬甚远。 六、嘉庆八年重修《石经》及光绪十一年之奏修《石经》 有关嘉庆八年（1803）重修《石经》事，最早见载王昶《金石萃编》卷101〈唐〉70“〈石刻十二经跋一〉条”，王〈跋〉曰： 高宗纯皇帝崇尚经术，以唐宋而后久虚刻经之典，且石经中尚无《孟子》，今《孟子》既列学官，宜有定本，昭示万世。方集议举行，而大学士公阿桂适奏世宗时无锡布衣蒋衡曾写《十三经》全本进呈，尚贮内阁，特命总裁、分校等官，勘定勒石，不独于注疏旧本，唐、宋石经多所订正，兼与《御纂四经》、《钦定三礼》，及《武英殿板十三经》亦有互异。时总裁彭司空元瑞等撰为《考文提要》一书，发明校改之由，极为精审，而当时急于竣事，未及尽从。逮我皇上嘉庆八年，司空奏请重修，得旨俞允，于是复命文臣勘详磨改，以臻美善。故今太学所立《石经》，与前此摹搨颁赐诸王大臣者复有不同。 其后冯登府《石经补考》卷11〈国朝石经序〉载： 石经肇始于汉，历代相承，率多残泐。惟《唐石经》至今尚存，最为完备，然亦有补刻之讹。我高宗纯皇帝于乾隆五十八年诏刻《十三经》于太学， 即长洲所书勘定立石，依《开成石经》，参以各善本，多所订正。彭尚书元瑞曾譔《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证校正所自，当时因急于告竣，未及尽改。迨我仁宗睿皇帝嘉庆八年，尚书奏请重修，于是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故前后搨本不同。 是则嘉庆八年有重修《乾隆石经》事，而奏请重修者乃彭元瑞，其时应在嘉庆八年九月前，盖元瑞是年“九月，疾益剧，……逾时卒”。 据王昶《金石萃编》“〈石经十二经跋一〉”条谓“今太学所立《石经》，与前此摹搨颁赐诸王大臣者复有不同”；冯登府《石经补考?国朝石经序》谓《乾隆石经》“前后搨本不同”；而此事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清石经考》亦有记，曰： 其拓本有乾隆、嘉庆搨本，前后不同。偶见于京师故家中，近亦无新拓本。 张书另征引《硕轩随录》载： 《清石经》，厂肆不易得，京师故家中偶见之，言是当年内廷颁赐。其《周易》依朱子《本义》本，〈书序〉、〈诗序〉均在后，与现存《唐石经》并板本不同。曩拟集赀毡搨，皆以石刻甚近，与普通本无大异，故不见贵，无应之者。亦可见今之所贵重者，在彼而不在此也。 是则《乾隆石经》有乾隆、嘉庆二搨本，而后人尤贵重乾隆搨本也。 至光绪十一年（1885）奏修《石经》事，清人蔡赓年有《奏修石经字像册》， 其书卷首载： 奏修《石经》文字样本 堂谕《乾隆石经》，字迹岁久受损。本堂于七月间奏准请遵《钦定考文提要》及时修刻在案，着派蔡赓年敬寀石刻编册呈堂，覆定发修。此谕。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学录蔡赓年遵奉谨编。 蔡赓年奏修《石经》在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时距乾隆五十九年（1794），已90年，距嘉庆八年（1803），已82年，因《乾隆石经》“字迹岁久受损”，乃有“覆定发修”之必要。蔡赓年，《清史稿》、《清史列传》等书均无传。《奏修石经字像册》扉页载：“蔡赓年，字崧甫，德清人。咸丰辛酉科优贡生，同治丁卯科举人，官国子监学录。”其科第、宦履可考知者仅如此。《乾隆石经》经蔡赓年“敬寀石刻编册呈堂，覆定发修”，计查得《周易》文字儗修13科、《尚书》文字儗修64科、《毛诗》文字儗修95科、《周礼》文字儗修132科、《仪礼》文字儗修61科、《礼记》文字儗修126科、《左传》文字儗修126科、《公羊》文字儗修54科、《谷梁》文字儗修43科、《论语》文字儗修47科、《孝经》文字儗修4科、《尔雅》文字儗修39科、《孟子》文字儗修59科，都计《十三经》文字儗修863科。 有关蔡赓年奏修《乾隆石经》事，冯登府《石经补考?国朝石经考异》未及载，盖冯氏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而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清石经考》则阙载。张书于〈清石经考〉后附〈历代石经一览表〉，其〈表〉于《清石经》仅表列四条，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国子监刊石经”；“乾隆五十九年（1794），国子监石经成”；“仁宗嘉庆八年（1803），磨改石经”；“民国十八年（1929），今石经存北平旧国子监，无残阙”。而未载光绪十一年（1885）蔡赓年奏修石经事。拙文此处所考述，足补张书之未备。 七、结语 以上凡分6项，详引史料，对《乾隆石经》作全面而系统之考述。自揣所得，较之冯登府《石经补考?国朝石经考异》、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清石经考》均为翔实；对二氏书中所未及与疏略处，亦有所突破与补苴。拙文虽属续貂之作，而继轨冯、张，或庶几无愧矣。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为对《乾隆石经》之现状有所深悉，乃亲赴北京，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员吴锐博士引领，前往国子监作实地考察。当日游人稀少，环境幽静。走近入口处，已见碑林耸立，甚是壮观。入门后，有二石碑横列地上，其一刻“嵩高峻极”，另一刻“功存河洛”，盖表彰碑林之耸峙，及其有功于儒学也。《石经》正反面皆刻字，连同清高宗谕旨一块，合共190块。碑与碑间仅可容人，惟《石经》向上矗立，无法阅读。若干碑之表面有被刻意破坏之痕迹，据云乃文化大革命时无知红卫兵所为，殊可憾也。碑林后处，另有一碑，署“蒋湘帆写经图”，橅刻蒋衡立像一帧，像中人长髯过胸，容貌儒雅，碑上有诗及题跋，文字多磨灭，无法通读。 入口处另竖有《十三经简介》一篇， 全文曰： 《乾隆石经》共63万字，为康熙年间江苏金坛恩贡生蒋衡手书。蒋衡（1672～1742），又名振生，字拙存，号湘帆，又号江南拙叟、潭老布衣，清代著名书法家。他在西安见唐《开成石经》出于众手杂书，既失校核，又混乱不齐，便决心自书一部《十三经》。他从雍正四年（1726）至乾隆二年（1737），历时十二年才大功告成。此手书《十三经》列中国历史之最，是祖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 乾隆五年（1740），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将此《经》奉献乾隆皇帝，翌年旨授蒋为国子监学正。乾隆五十六年（1793）特旨钦命和珅、王杰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并派金士松等八人随同校勘，然后将其“刊之石版，列于太学”，定名《乾隆石经》。经文全部石刻189块碑，加〈谕旨告成表文〉一碑，共190块。规模宏大，楷法工整，雄强茂美，其精确完美方面都优于《开成石经》。 《乾隆石经》所刻经文为《尚书》、《周易》、 《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儒家十三部经典著作。《十三经》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的儒家经典，记载了夏、商、周以来的我国古代历史、哲学、诗辞和典章制度。作者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和传人。 《乾隆石经》原作为国子监监生的标准模板，立于国子监六堂，1956年修缮国子监时移此。1988年北京孔庙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后，对《十三经》碑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整理，于1992年3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据是，则《乾隆石经》自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十五日奏修后，1956年由国子监六堂移至孔庙与国子监夹道内。后于文化大革命时惨遭破坏，1988年乃进行大规模修缮整理，历经四年，以迄1992年3月1日始重行对外开放。 综上所述，则《乾隆石经》经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以迄1992年修缮完竣，对外开放，计历时202年。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