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明代,以“唐二家”来并称李杜,这种提法并不普遍 ;而以“唐二家”命名“李杜合刻本”的情况,则更为稀少。今人周采泉在调查明代杜甫诗歌合刻合选情况时,也发现“明人《李杜合刻》为数颇多,题称为‘唐二家诗钞’者唯此及梅鼎祚所辑者” 。梅鼎祚(1549-1615),字禹金,号胜乐道人,是明中晚期著名的诗文选本家、诗人及戏曲家,《四库全书总目》评云:“辑《八代诗乘》,又辑《古乐苑》,于诗家正变源流,不为不审。”事实上,梅氏诗歌选编确与明代中晚期诗学流变有着密切联系;而以“唐二家”命名的《唐二家诗钞》,不仅深刻地体现了梅氏自身的重要诗学思想,还广泛地反映了明代诗学演变、唐诗学运动、李杜诗歌批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版本问题,学界的研究无法深入。为此,有必要就其版本问题作一番梳理与考 辨。 一、研究现状 有关梅鼎祚该系列选本的版本考辑,学界目前最全面的是周采泉的《杜集书录》。该书著录了与梅氏相关的三种“李杜合选”:《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 载录的《唐二家诗钞》,李白诗四卷,杜甫诗六卷,万历七年刻(题名卷次有误,详后);《中国丛书综录》载录的《唐二家诗钞评林》,李杜诗各四卷,万历十七年刻;(嘉庆)《宁国府志》及《愚斋藏书目录》所载的《李杜诗约》,《宁国府志》为十卷本,而《愚斋藏书目录》为八卷本。至于版本源流,粹芬阁与丛书综录载本,周氏推测为同源异流本,“因两本书名卷数不同,故分别著录,此或为《评林》之早期刻本”,而《评林》“系据《唐二家诗钞》本,而加以评语者,与上本为另一刻,卷数亦不同也”;而府志及愚斋所载本,尽管二书目提供的信息不多,只有《愚斋图书目录》的“存,仇注未引”,但周氏断言“是编与《唐二家诗钞》题名不同,虽《府志》所载卷数与《唐诗钞》相同,而实际仅八卷,则卷数显然不同,当系梅氏所自编,另刊别行。不知两刻孰为先后,故两存之,以待续访。又按上列三书均与梅鼎祚有关,可能为坊贾所翻刻,故书名卷数互有异同耳。”据笔者调查如后,周氏上述推断是可信的。此外,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 录有一种明万历十七(1589)余绍崖刻本,题名为《李杜二家诗钞评林》,题署为“梅氏纂,屠隆集评”,其中李诗钞四卷,杜诗钞八卷。孙氏且论定“该书虽无评点、笺注、序、跋各项,然以上诸评,亦足资参考”。此论不确,详后梳理。 如前所述,尽管《唐二家诗钞》对了解梅氏文学观念、批评思想,乃至对展现其时文学批评实况,都是一个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批评意义的选本;但学界对该选本却还很陌生,但凡涉及《唐二家诗钞》诸版本的著录及研究多沿袭上二家观点,这显然与20世纪以来学界对唐诗学、李杜诗歌、历代唐诗选本等问题取得丰硕成果的状况不相称。即使现有的认识中也存在诸多“版本问题”, 如撰者、集评者的题署问题,选本的题名、卷次问题,文本是否有评点、笺注、序跋等问题,各种版本的源流问题等等。 为此,笔者通过翻检了大量的史志目录、明清近代藏书目录题跋、国内外馆藏善本书目以及相关研究著作,并结合上海图书馆的两种藏本,逐一梳理并深入考辨。如有不确或遗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题名、卷次 尽管《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未著录该选本,但晚近以来的记载亦复不少,只是“题名”与“卷次”不尽相同: 清宣城梅清《梅氏诗略》 ,介绍梅鼎祚撰述中有“《李杜诗选》”一书,却无卷数说明。 (乾隆)《江南通志》,著录为“《李杜诗钞》十卷”。 (嘉庆)《宁国府志?艺文志》,著录为“《李杜诗选》十卷”。 清盛宣怀《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 ,著录为“《李杜诗选》八卷,明梅鼎祚,第一五一三号,明刻本,四本”(《杜集书录》对以上二书目的转录有误)。 民国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 ,著录为“《唐二家诗钞》,陇西李白四卷、襄阳杜甫八卷,鹿裘石室精刊本,万历白绵纸精印。有王增尔兴印记。前有巴郡蹇达汝上撰序及千秋道人梅鼎祚撰序,末有万历已卯年元熙仲弢后序”(同前,转录有误)。 1959年日本八木泽元《明代戏剧作家研究》,著录为“《唐二家诗钞》十二卷,五册,明万历六年刊,内阁文库藏”(时间有误,详后)。 1959至1962年陆续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页1220至1223),著录为“《李诗钞评》四卷,(唐)李白撰,(明)梅鼎祚评,《唐二家诗钞评林》;《杜诗钞评》四卷,(唐)杜甫撰,(明)梅鼎祚评,《唐二家诗钞评林》”。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唐李杜二家诗钞评林》,(唐)李白、杜甫撰,(明)梅鼎祚选、屠隆集评、史元熙校”。 据调查,愚斋图书馆藏书后归华东师范大学,内容版式与《唐二家诗钞评林》近似,不同处有:首先是内容缺了原有的三序跋、李杜诗总评及“李诗选评”卷一的乐府序题,其次是作者题署有些混乱,“李诗选评”四卷题为“宣城梅鼎祚选醳,四明屠隆集评,姚江史元熙校正”,“杜诗选评”八卷却均题为“宣城梅鼎祚禹金次”。据此可以断定,该本与《唐二家诗钞评林》都是从《唐二家诗钞》而来的坊刻本(详后);而且该本还可看出窜改痕迹,该本很可能是评林本的前身。《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的“李杜诗选”题名应是当时著录者自拟,并非原有题名;至于“八卷”的著录,更是一种错漏。 此外,《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二书对该选本现存卷次的不同版本著录更为详细,其中十二卷本《唐二家诗钞》与《唐二家诗钞评林》情况一致;另一种题为《合刻李杜二家诗钞评》的余绍崖刻本,卷次记载却有八卷与十二卷之分。而这个钞评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据调查,卷次实为十二,其他情况与华东师范大学藏本近似,现有题名是著录者自拟,非原有题署;余不及者,详后。 如上梳理,该系列选本的题名有“李杜诗选”、“李杜诗钞”、“唐二家诗钞”、“唐二家诗钞评林”、“合刻李杜二家钞评”、“唐李杜二家钞评”之多;卷次则有“八卷”、“十卷”、“十二卷”之分。 就题名而言,上海图书馆所藏万历乙卯(1579年) 本题名为“唐二家诗钞”,万历乙丑(1589年)本题名为“唐二家诗钞评林”。但序跋中对该选本的称名各异,巴郡蹇达《唐二家诗钞序》称为“李杜诗钞”,梅鼎祚《唐二家钞小叙》称为“李杜二家钞”,史元熙《刻二家钞后序》简称为“二家钞”。 除《李杜诗选》外,上述称名都是《唐二家诗钞》的衍名或简称;梅氏诗钞本早于评林本,由此也证明了前者才是梅氏的定名。 就卷次而言,现存的“唐二家诗钞”和“唐二家诗钞评林”都是十二卷本,但《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八卷明刻本的《李杜诗选》,《中国丛书综录》的八卷本《唐二家诗钞评林》,《宁国府志》的十卷《李杜诗选》,《江南通志》的十卷《李杜诗钞》,除《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所载版本外,其他不知所据为何。 据梅氏《唐二家钞小叙》(万历四年)所述:“于唐盛际有《李杜二家钞》云已胜冠,里中二三子从余而请事斯道,因稍为益李什之三、杜什之四,以属余通其故、畅其大旨,总十二卷”,可以断定,在万历四年以前,梅氏确实自编过一部卷次更小的《李杜二家诗钞》;此后的十二卷本应是从对这一底本的扩充和改动而来的 ,但这一底本是八卷还是十卷,抑或两种并存,仍待考。 总之,梅鼎祚辑撰的李杜诗选有两种——《李杜诗选》与《唐二家诗钞》;历代著录中的各类称名,多是《唐二家诗钞》的衍名或简称;梅氏万历定本的题名是“唐二家诗钞”,而不是“唐二家诗钞评林”;称名不同的十二卷流传本,应是万历四年前八卷本《李杜诗选》的扩充本和改动本。因此,现存的十二卷本《唐二家诗钞》,显然是梅氏李杜批评思想的最完美体现。 三、文本、集评者、版本源流 长期以来学界对该选本不甚了解,现以上海图书馆的两种藏本为基础,通过《唐二家诗钞》与《唐二家诗钞评林》的比较,以期能还原该选本在文本情况、集评题署以及版本源流方面的真面目。 (一)版本、编排、题署 先看《唐二家诗钞》,版本情况为:十二卷,《李诗钞》四卷、《杜诗钞》八卷;蘄水李猷、襄阳郑继之、姚江史元熙刻,宣城梅鼎祚选醳,万历七年(1579)鹿裘石室刻本;行款为“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前有两篇序跋,万历六年(1578)蹇达的《唐二家诗钞序》(版心下方注“史仲弢书”)和万历四年(1576)梅鼎祚的《唐二家诗钞小叙》(版心下方注“沈君典书”),书后还有万历七年(1579)史仲弢的《刻二家钞后序》。编排情况:一是诗体分类,《李诗钞》,卷一为乐府,卷二为五言古,卷三为七言古,卷四为五七言律诗、五言排律和五七言绝句;《杜诗钞》,卷一、二为五言古,卷三、四为七言古,卷五、六为五言律诗,卷七为七言律诗,卷八为五七言排律和五七言绝句。二是宏观建构,首为“二家诗总评”,选录对各种诗体及李杜创作的批评;次为选录诗歌的篇名目录及有关李杜每类诗体的总评;最后才是有关单篇诗的注释、评点、考辨等内容。三是微观细分,包括解题、原文、注释、评点、考辨等 。 再看《唐二家诗钞评林》,版本情况为:十二卷,《李诗选评》四卷、《杜诗选评》八卷;宣城梅鼎祚选醳,四明屠隆集评,姚江史元熙校正;万历乙丑年(1589)刻本;行款为“九行二十字小字双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该版本除无注明三序的写刻者外,其他各项均与前书同。编排情况也相似:具体而言,“二家诗总评”方面,《唐二家诗钞》依次采录了刘次庄、蔡百衲、郑厚、敖陶孙、严沧浪、松石轩、王世贞诸人的批评意见,后列梅氏自己对以上各家的评论意见;而《唐二家诗钞评林》在选录的次序、评人、批评意见以及梅氏评论上均与前本同。“选篇目录”方面,《李诗钞》与《李诗钞评》,《杜诗钞》与《杜诗钞评》没有差别。“注考评”方面,如史元熙所云:“禹金者为之(李杜)选而传之注,其功二氏良伟”(《刻二家钞后序》),《唐二家诗钞》原本既有笺注,还有评点、考辨,《唐二家诗钞评林》也是如此;此外,连集评中杂糅梅评与他评的情况,二书都极为相似,如《今夕行》 后“不浅不深,豪致可喜”的评语,前为刘辰翁语,后为梅氏语。 尽管如此,二书在版刻、题署、文本上的差别,也不可忽视:有九到十年的版刻时差,版式上也有变化,实为不同版刻。而题署也变一为三,分化出了集评者屠隆和校正者史元熙。史元熙,字仲弢,禹金好友,万历二年至七年任宣城理官,确为该集出版出力不少,蹇达《唐二家诗钞序》即云:“(此选)仲弢受而副墨焉”; 尽管史氏誊写中也有校正的可能,但其自序及梅蹇二序中均未提及“校正”一事。屠隆,字纬真,是否为真为该本集评值得怀疑,考辨详后。从晚明李杜诗歌的接受来看,晚明人汇集当代评点名家时有“梅鼎祚”,却无“屠隆” ;再从清人《唐宋诗醇》中李白诗引用评点来看,也只有梅氏评点,而无屠氏评点;这些也是有力佐证。 由上可见,《唐二家诗钞》与《唐二家诗钞评林》确为不同版刻,但二者的“同”与“异”,尤其是“集评题署”和“文本差异”,都是考订二者版本关系的焦点。 (二)具体文本的比较 “集评者屠隆”的题署是否可信,《唐二家诗钞》和《唐二家诗钞评林》 关系如何?还得从更细的文本比较来考辨。实际上,《评林》对《诗钞》确有不少删改、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前书的版心所刻“鹿裘石室”、“沈君典书”、“白下陈邦泰写”等,在后书中均未出现;二是将部分“夹评”或“尾评”移为“眉评”,三是删除了部分评语、按语、注释等。后二种情况尤多,详见表格及备注: 1、《李诗钞》和《李诗选评》 卷一: 备注:卷三全同,卷二、三中除一处为删除梅氏尾评外,其余六处均为将尾评、夹评移为眉评。 2、《杜诗钞》和《杜诗选评》 卷一: 备注:大略而言,卷七八较少,卷三四五六的变动略多;具体而言,变动情况多是移夹评、尾评为眉评,少数为删除注释、评语、按语。 总的来说,《李诗选评》卷一和《杜诗选评》卷一、二,变化较多,具体多为移动《李诗钞》或《杜诗钞》的夹评、尾评为眉评,少数为删除评语、按语等;《李诗选评》卷三与《李诗钞》卷三相同;其余卷次的变化,也多是移动评语位置。另外,这些评点及按语除却前人意见外,其余都是梅氏自撰,与屠隆无涉。换言之,坊刻主意欲通过“删改和移动《诗钞》一些评语、注释和按语”以造成二者的文本差异;又刻意增添“集评者屠隆和校正者史元熙”的题署,也是为了使人相信《评林》是梅鼎祚选编、屠隆集评的一部新书。由上可断定,后出的《唐二家诗钞评林》是《唐二家诗钞》经改动、删节后改换题署的坊刻本。结合前对华东师范大学藏本的考察,可以断定,书坊对《唐二家诗钞》的窜改应有两次,上海图书馆藏本《唐二家诗钞评林》的改动更完美,以致更难辩别其作伪情况。事实上,如同万历年间其他坊刻本一样,《评林》版刻情况较差,远不及《诗钞》精美。 四、余辨 如前考辨,“集评者屠隆”确实不可信,可《评林》版刻者为何又会将集评者题署为“屠隆”呢?屠氏与梅氏及该选本到底有何关系呢?众所周知,屠隆是梅鼎祚好友沈懋学同榜进士与儿女亲家,二人经由沈氏绍介而相闻名,但在万历十年之前并未谋面 。可见,梅氏1580年刊刻的《唐二家诗抄》 ,与屠隆没有关涉。后来梅氏也曾与屠隆有过一段裘马轻扬、徵歌放酒的生活,有诗题《问君典东归三首其东访王元美廷尉因过屠明府长卿以吴姬还也,诗并及之》为证;屠隆也由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至宣城 ,与梅氏“留连一月” (《与梅禹金》)、“独喜得了十年饥渴足下之怀”(《与梅禹金》,同前,页495);同年,屠氏序梅氏《玉合记》(《章台柳玉合记叙》,同前,页430),盛赞其戏曲才能;梅氏也因得屠氏知赏而欣喜不已 ;此后,屠氏还嘱托梅氏为其校订《广桑子》(《与宁国令君》,同前,页546),一年后(1589),梅氏写信邀屠氏至南京,欲面谈自己读《广桑子》的感想,至于屠氏是否赴约,尚无明证。可见,尽管在1589年《唐二家诗钞评林》刊刻之时或更前,二人交游很频繁,关系也很亲密,但二人同期诗文书信中并未见提及“屠氏为梅氏《唐二家诗钞》集评”一事; 结合前之文本比较的结论,可以断定,1589年《评林》的刊刻也与屠隆无涉。 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弄清“屠氏本人是否评点过李杜诗”的一事,从现存史料来看,他虽没有专门评点过李杜诗,但他曾为万历十四年(1586)卓明卿刊刻的《唐诗类苑》写过序言,有评李杜诗云:“少陵思深,其诗雄大;青莲疏逸,其诗流畅” 。从全序来看,屠氏的李杜诗批评及唐诗观,与梅氏有不少差异:屠氏持“诗随代降”的观念,偏重政教,且带有浓厚的佛禅色彩,而梅氏更专注于艺术辨体。值得注意的是,该集屠序之前还冠有当时文坛盟主王世贞、汪道昆的两篇序,可见,屠隆在当时文坛及出版界的影响几可与王、汪媲美。而书坊主应正是冲着屠隆文名,欲借此提高该选本影响以获利。为此,书坊主便着手重新包装该选本:改变《唐二家诗钞》的题署、版刻、文本,将其更名为《唐二家诗钞评林》。 一言以蔽之,《评林》诸本中的“校正者”、“集评者”、“眉评”等情况,它们都是书坊主的有意窜改;《唐二家诗钞评林》毋庸置疑就是《唐二家诗钞》的坊刻改动本。至于 “余绍崖刻本”二种,一为《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八卷本《合刻李杜二家诗钞评》,应是孙琴安所提及的余绍崖本;其版式与《唐二家诗钞评林》同;二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十二卷本《合刻李杜二家钞评》,据一些学者考察 ,除了“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花口双边,板口刻‘李诗钞’三字”的版式不同外,卷次内容与《唐二家诗钞评林》相近。如前调查,卷次的不同,是著录有误。综合来看,它们也是从《唐二家诗钞》发展而来的。 事实上,各种题名、卷次、题署的梅鼎祚李杜诗选本,在反映梅氏系列选本流传情况的同时,也证明了《唐二家诗钞》在当时确有不俗影响;确实值得梅鼎祚研究者及明代唐诗选本研究者的深度关注。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