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一云:
广陵所刻《唐诗七言律神韵集》，是予三十年前在扬州，启涑兄弟初入家塾，暇日偶摘取唐律绝五七言授之者，颇约而精。如皋冒丹书(青若)见而好之，手抄七律一卷携归。其后二十年，泰州缪肇甲、黄泰来刻之。非完书也。集中有陈太史其年及二子增入数十篇，亦非本来面目矣。[1]
《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云:
(辛丑)秋七月……又尝摘取五七言若千卷，授嗣君清远兄弟读之。名为《神韵集》。今广陵所刻止七律一卷，非全书也。[2]
由以卜两条记载可以知道王士禛顺治辛丑(1661)秋在扬州任上曾编有《唐诗神韵集》，是用于教授子辈启涑兄弟学诗的。后来经过流传，则至少产生了三种版本:
一、王士禛自钞选《神韵集》若干卷，包括唐律绝五七言《四库全书》卷一九○《唐贤三昧集提要》云:“初士祯少年尝与其兄士禄撰《神韵集》， 见所作《居易录》中。” [3]
谓与兄共撰，乃误记。
二、所钞《神韵集》一卷，仅有唐七言律，是王士禛原选的一部分。冒丹书(1629一1695)是冒襄次子，父子皆与王士禛有密切交往，陈维裕《水绘园修楔诗序》记载了康熙乙巳(1665)参加这次盛事的诗人，其中就有冒氏父子三人，以王士禛为首。[4]《渔洋精华录》卷三有《上巳辟疆招同邵潜夫陈其年修楔水绘园八首》即咏其事。[5]冒丹书钞本当处于此时期。
三、缪肇甲、黄泰来刊刻《唐七言律神韵集》一卷，即广陵刻本，而集中在冒丹书钞本的基础卜收入了陈维崧、王启涑兄弟选的数十首诗。此版本刻于冒丹书钞本后二十年，当在1685年左右。缪肇甲(1651一1699)，字墨书，有《唐诗神》，已佚； [6]疑其诗学思想受王士禛“神韵说”影响。黄泰来为王士禛门人，《蚕尾续集》卷六有《为门人黄交三泰来题红兰画梅》。[7]翁方纲《复初斋集》卷三《续禅智唱和集序》云:“渔洋有《唐人神韵集》之撰，刻于扬州，而其本不传久矣。” [8]可知该刊本流播甚少。
这三种版本今已罕见，学术界长期以来皆以为该书早已亡佚。郭绍虞先生曾感叹说:“可惜我们现在不曾见到《神韵集》，假使能得到此种选本，以与《唐贤三昧集》相比较，那么渔洋所谓神韵之说，更容易彻底了解。” [9]（p470）笔者翻检了国内外数十种公私书目，均未见对该书的著录。惟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著录此书谓有二本，其一为清初刻本《唐诗七言律神韵集》，云“现藏江西省图书馆，题《唐人七律神韵集》，一册……余求是书多年，终未得见，憾矣!” [10](p279)按，经姚继舜先生代为查考，该馆已无此书。其二为《唐诗神韵集》，孙氏著录云:“内题:渔洋山人原选，云间俞仍实、胡延庆辑注，周京、王鼎同订。”下录俞仍实序数语，又说明此书卷数、入选诗人以及选诗数目。[11](p436)经张勇先生代为查考，上海图书馆藏《唐诗神韵集辑注》，当是孙氏所见本，六卷四册。孙氏著录是至今仅见的对《唐诗神韵集》有所过目的著录。[12]但是这一著录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徐北文先生为《唐人万首绝句选注》所作的前言里，即仍注明此书“亡佚”。[13]而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其进行研究。
笔者所见南京图书馆藏《唐诗神韵集辑注》六卷二册(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四册)； 内署:“渔洋山人原选，俞仍实辑注”(与上海图书馆藏本辑注者署名稍有不同)、“云间周京、王鼎同订”，卷二末尾题“小山俞仍桂参订”；书内一页题眉署“乾隆丁亥(1767)秋药溪草堂刻本”。此框高广均为九点二厘米，半页七行，行十六字，注双行，黑口，单鱼尾。下册首页卷四目录之上有“亭字扇料”方朱砂印，由此知该书所用纸的原料。卷一目录上首、卷三目录上首各有一“赢”字圆朱印，疑是某藏书家的铃章。扉页有大字序，为俞仍实撰，序云:
余向读国初诸大家诗，每服渔洋山人之诗，其神韵殆不可及。盖调音宫羽之先，别味于酸咸之外，会心不远而妙契无言，余蕴所流，孰窥元绪?继得其原选《唐诗神韵集》，益悠然于宗尚之不苟，而嘉会承学者靡穷也。诗不拘初盛中晚，第协于神韵者，则登是选。后贤或广其所订，便失庐山面目，概从舍旃。往年侍先子于锦江，官署课余多暇，辄忆旧闻，标注成帙；惜行笈无全书，不免贻讥挂漏，归订胡·君竹堂，相与竣事。今秋寓谷水西偏，兼质之周君二禅、王君条山，谬蒙褒许。因付剞劂氏，使子弟诵习而已，行远云乎哉?昨晤条山先生，谓近阅渔洋翁《感旧集序》，知尚有本朝诗神韵一选，至今未见刊播，异日当访诸同志，倘得如延平之剑一时合并，犹足慰余私淑渔洋之愿也夫!
乾隆丁亥秋日益斋俞仍实
书于枫澳之澹远轩
考诸此序，并结合其他材料，可以了解到与此辑注有关的人的情况。俞仍实，诸书无记载，仅可从其序中所云“往年侍先子于锦江”与作序时间来了解其人。《仁寿县志》卷三记载华亭俞尔昌(字麟含)于乾隆丙辰(1736)中进士，辛丑(1761)任仁寿县令(锦江经过仁寿，他曾治理此水)，丙午(1766)三月因病退休，未归而卒。[14]而由《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知俞尔昌为有清一代华亭俞氏惟一的进士，[15]俞仍实是俞尔昌之子无疑。则俞仍实辑注《唐诗神韵集》始于1761年至1766年间随父在仁寿时。序中胡竹堂，诸书无记载，当即孙琴安先生著录的胡延庆，序云“归订胡君竹堂，相与竣事”，可见二人共同辑注； 由二本标明辑注者不同这一点，疑二本非出于同时。序中周二禅当即周京，王条山当即王鼎。二人编有《唐律酌雅》，《贩书偶记续编》卷十九著录乾隆丁丑(1757)夏恭寿堂精刊巾箱本。[16]王鼎父为王永棋(?一1766)，1759年中举，有《草香堂诗文集》，编有《泰舒胡先生年谱》； 王鼎字祖锡，号山甫、条山，乾隆庚子(1780)举人，有《兰绮室诗钞》九卷。[17](p860)《贩书偶记》卷十六著录《兰绮室诗钞》为清嘉庆癸亥(1803)古训堂刊本。[18]周京则诸书无记载。俞仍实在丁亥(1767)先后与胡延庆、王鼎、周京商量《神韵集》的辑注； 有编著唐诗经验的王、周二人对其辑注的趋于完善当有积极的作用，虽然胡延庆与前面提到的俞仍桂诸书无记载，但是他们的订正亦起了有益的补助则是毋庸置疑的。
俞仍实序云王鼎读王士禛《感旧集序》知尚有本朝诗《神韵集》，但未见刊播。实际上《感旧集》十六卷由德州卢见曾补传已于乾隆十七年(1752)刊刻，后八卷即从王士禛少年时所选本朝诗《神韵集》删削而成。王士禛自序(1674)云:“……又取向所撰录《神韵集》一编，芟其什七附焉，通为八卷。”又题卷八其兄王士禄诗后云:“先是士正尝集同时吾辈诗为《神韵集》，兄剧爱其书，趣便成之，未及卒业。兹感念存殁，别次平生师友之作为《感旧集》，而以《神韵集》所录旧本，割什三以附益之。”[19]又陈允衡《国雅初集》有录自《神韵集》的诗，汪碗条下称:“载《神韵集》六十首，选三十首。”刘公勇条下称:“诗载《建初》、《神韵》二集四十首，选十六首。” [20]陈书有王士禛序，作于康熙元年(1662)春，则知王士禛本朝诗《神韵集》成于1662年春之前，与《唐诗神韵集》选在同时。王鼎等人未见卢见曾刻《感旧集》，也许卢刻远在德州，虽十五年后也未流播云间。
《唐诗神韵集辑注》专选唐人七言律诗，依俞仍实序云“得其原选《唐诗神韵集》”，则其辑注底本当是在缪肇甲、黄泰来广陵刻本之前，或是冒丹书钞本。此书分六卷。卷一先后选沈佺期1首、宋之问1首、崔颢1首、王维11首、李颀5首、高适3首、岑参3首、崔曙1首、张谓2首、陶岘1首、刘方平1首； 卷二选杜甫36首；卷三先后选刘长卿13首、李嘉祐1首、韩翃6首； 卷四先后选皇甫冉4首、郎士元1首、卢纶2首、耿湋1首、司空曙1首、李益2首、崔炯1首、窦常1首、戴叔伦2首、刘禹锡3首、王表1首；卷五先后选李商隐26首、温庭药6首； 卷六先后选杜牧4首、许浑3首、赵嘏3首、刘沧2首、李郢2首、张乔1首、李频1首、李群玉1首、韩偓5首、韦庄4首、张泌1首、罗隐1首、殷文珪1首。一般选诗有密圈，数首则无。孙琴安先生著录杜甫诗37首，误，大概仅看目录，而以为选《咏怀古迹》5首，不知未选其一，实选36首； 著录李商隐诗19首，亦误，大概仅看目录，不知有一题数首的情况，实是19题，26首； 著录韩翃5首，实为6首。张勇先生代为查考，证明孙氏著录有误。
一般学者考察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多重视其晚年诗话，对《唐贤三昧集》也有所关注，但对《唐诗神韵集》则少有注意。《神韵集》为王士禛早年所撰，今存《唐诗神韵集辑注》仅七言律诗，为王士禛原选《神韵集》的一部分，并非全本，但通过对它的仔细分析研究，仍可窥见其早期诗学思想的一斑，于开拓王士禛研究的领域，是极有意义的。
首先，《唐诗神韵集》(1661)作为王士禛早期重要的唐诗选本，与《十种唐诗选》(1687)、(唐贤三昧集》(1688)、《唐人万首绝句选》(1708)等选本构成王士禛一生唐诗选本系列。选本一直是诗论家标举自己诗论、揄扬一种诗学思想的重要手段； 虽然在选本中并未大力论说，甚至对选诗不加一语，但是让读者通过自己读诗，深切体会，从而从选诗本身理解诗论家倡导的思想。目前对王士禛选本的研究尚少。[21]而《唐诗神韵集》作为最早标举“神韵说”的选本，对了解王士禛“神韵说”的最初产生、基本内涵，并通过与此后的选本的比较，了解其诗学思想自身的继承与发展，其意义是显见的。
其次，《唐诗神韵集》可与(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以及其他方面的论诗主张相参照。如《论诗绝句》提到唐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涉及人少，而且并非都是论诗的。相对于此，《唐诗神韵集》更能使我们较全面、深切地了解王士禛对唐诗的理解与抉择；参照《唐诗神韵集》是必要的，它例证性地让学诗者了解到王士禛心目中的神韵诗，可以补充《论诗绝句》所未表达或未表达清楚的诗学思想。
再次，向来研究王士禛“神韵说”者，多从其诗话出发来讨论，对其诗歌创作关往较少。他的创作是否达到了他理想中的神韵诗的水平，也即其诗论与创作是否相一致，尚可进一步探讨。将《唐诗神韵集》与其少作相比较，看其“神韵说”的理论与他自身的创作实践的关系，无疑可对“神韵说”的产生、内涵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此外，《唐诗神韵集)可以澄清、补正前人对王士禛“神韵说”的理解。比如，《唐贤三昧集》未选杜甫诗，王士禛在一些诗话中有对杜甫诗责难的地方； 这引起了赵执信、翁方纲等人的误解，以为王士禛不喜杜甫及其诗雄鹜奥博的风格。[22]至郭绍虞先生始有公允之论，认为“他想于神韵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于雄浑豪健之中，别具神韵风调之致”。[23](p477)张忠纲先生有专文(渔洋论杜》讨论王士禛对杜甫的肯定态度。[24]我们来看《唐诗神韵集》选杜诗，不仅数量是最多，也选入了像(咏怀古迹》、《秋兴八首)等雄浑宏丽、沉郁顿挫的诗； 《师友诗传录》中王士禛云“唐人七言律……杜工部为大家”，[25]将杜甫视为晖丽万有的诗人； 《然灯记闻》更明确地说:“学前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后取杜诗读之，譬如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也，此是究竟归宿处。”将这些诗话对照《唐诗神韵集》选诗，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士禛“神韵说”不排除杜甫及其雄浑沉郁的风格，而晚年的理论乃来自于早年，这种肯定态度贯穿其一生。又比如《唐诗神韵集》选入韩偓5首诗，其中4首是《香奁集》中的，由此可知王士禛的“神韵说”绝不等同于明格调说，也迥异于清初儒学诗论家的思想。“香奁体”也属于王士禛心目中的神韵诗，这一点学术界尚无讨论。
由以上简略的探讨，我们认为通过对《唐诗神韵集》的深入研究，无疑将对王士禛“神韵说”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产生积极有益的作用。
【注释】
[1][清]王士禛《居易录》，《文洲阁四库全书》本。
[2] [清]王士禛撰，[清]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北图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清乾隆间刻本。
[3][清]永熔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影印本。
[4][清]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影印患立堂本。
[5][清]王士禛撰，[清]惠栋、金荣注，伍铭点校整理:《渔洋精华录集注》，齐鲁书社1992年1月第一版。
[6]张慧剑:《江苏明清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7][清]王士滇:《带经堂集》，清康熙五十一年程氏七略堂刊本。
[8][清]翁方纲:《复初斋集》，清光绪刻本。
[9]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第47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0][11]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第279、436页，陕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12][清]杨文骧等纂:《山东通志》卷百四十六第十著录《唐七言律神韵集》，仅据王士禛《居易录》而记，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3][清]王士禛选，李永祥注:《唐人万首绝句选注》前言，齐鲁书社1995年3月第一版。
[14][清]姚令仪原纂，[清]李元续纂:《仁寿县志》，清嘉庆八年刊抄补本，《新修方志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3月)本。
[15]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第一版。
[16]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
[17][清]宋如林修，莫晋等纂:《松江府志》卷六十，清嘉庆二十二年刊本。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乙编第8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n月第一版。
[18]孙殿起:《贩书偶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
[19][清]王士禛撰，[清]卢见曾补传:(感旧集》，清乾隆十七年卢氏写刻本。
[20] [清]陈允衡:《国雅初集》，清康熙刻本。
[21]宫晓卫《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载孔繁信等主编《王渔洋研究论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此外专文论者罕见。
[22][清]赵执信《谈龙录》，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9月第一版)本二。
[2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47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24]张忠纲《渔洋论杜》，载孔繁信等主编《王渔洋研究论集》。
[25][清]郎廷槐问、[清〕王士禛答:《师友诗传录》，《清诗话》本。
（蔡云波，南京大学中文系 210093）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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