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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即效用，从需要的角度出发解释现象。女性把思维、感觉的触角伸展到生命意识的深处，收获以生命意识为基点的性别意识，以真实的生命感觉去触摸去认知自我、时代和世界。“价值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意愿的产物，是使我们自己，使人类更出色的愿望的产物”，价值正在指导人们的正常生活，“在绝对的意义上讲，价值的消失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将是人类的崩溃”。价值论的意义在于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有别于事实形态的价值形态的存在，前者不必然地和全部地符合人的主体需要，而后者则是按照人自身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包含了对生命的价值和潜力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基本信赖。 一、批评话语的功能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指出：“文学的对象，虽然是通过语言本身实现的，却永远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恰恰相反，从本性上它就是一种静默，是一种词的对立物”[1](P108)。从这段话中至少可以分离出功能的三个元素：主体、客体、主客关系。首先，主体的界定，注重人的评价选择，它尤其具备的特性是自由，这就更能说明面对同一现象（比如死亡）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表述，由此生发出不同的功能。其次，客体的界定，指的是由文本本身形态产生的功能，所服务的对象指涉为形式技巧或话语修辞等。最后，辩证地入手看主客关系，主体愿望中客体该具备的功能与实际收获的功能效应相应。当然，这里所说的功能是指对功能的价值认识而非理性信念，功能是开放的，其实践比理论优先。 1.对善的渲染与昭示 女作家书写“生命”的终极价值是指它最后的取向，女性与生俱有的心理生理特质，比如敏感细腻，多颜色多声音等决定她在功能指向上不求综合统一，只求具体明晰。冰心老人这样评价女人：“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冰心《关于女人·后记》）。女人被塑成真善美的化身，“男人写下的历史布下的罗网，全部的精华都在于教女人如何做好女人，男人说生存需要必得用恶战胜恶，因此善和美的职责就只有让女人来承担了”[2](P186)。毕淑敏说：“医学与文学面对同样的标本，它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身的康健和心的美好”。千百年来男人对于真善美的需要和女人对真善美的化身的需要默契地融合着，故而女人书写的功能中便透出了统治结构为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所必须压抑、掩盖、抹煞的——对真、善、美的昭示。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从认识自己的灵魂开始，去追求人性最高目的即——“善”；“美德是一种善”，善是一种关于肉体与灵魂的类似诡辩式的“辩证”。铁凝称她的创作前后有着贯穿不变的核心——那就是对人类对生活永远的善意、爱和体贴。承受是女性原罪，与生俱有，在现实中它已变为一种习惯、责任与容忍，这是“东方女性”的性情，心灵的告白往往是人去楼空后的自我舒展。王蒙说毕淑敏“唯其冷静才能公正，唯其公正才能好心，唯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自己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但至少无愧于、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3](P290)生命与苦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存本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当人宁愿舍弃生命而寻求解脱时，那种苦难之深重，不能不令生者为之震动。意欲追求安稳的世俗生活却被放逐到充满陷阱的文明之中，茫茫然地失去了精神的依靠。依附男人的女性生命是荒凉的，女性书写在面对女人痛楚的生存现实时有着近乎自虐式的执着。对生命状态本身的关注可以有许多种形式，如反映中国人焦虑琐碎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反映西方人的虚无荒诞的现代派文学等，女作家们以生命的终结来书写人生的孤独、寂寞、惆怅、压抑、悲凉等处境，是因为死亡更能突出地展现生命的苦难，展现人的真实处境。叶文玲的“爱与美”在此岸是当下生存的具体指向，在彼岸是超世满足的精神需求，十年心灵的创伤，她依靠情感体验求善，以表现对理想人生、完美人格的塑造。《心香》中的哑女对岩岱的爱是人类本性中个体生命对美的追求，承受是必然的代价；问彬的《心祭》是人到中年的女儿对逝去母亲的祭奠与忏悔，母亲是承受的典型，作者以情感统驭情节，两代女人“无我”地让生命的泯灭得以渲染升华。这是真实而普遍的人情人性传达，女性承受的背后积淀着传统的生存观念。 女性的书写中往往蕴含着天性的道德敏感和道德执着，因而对“生命”的书写就不仅在审美机制方面起作用，更能在道德领域内具化为对道德的反思，这反思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对善的反思是为了使其更好地弘扬。王安忆的“寻根”勤奋而有个性，仅《小鲍庄》就足以语惊四座，捞渣是最后一个仁义之子，为“仁”而生，为“仁”而死。来到世上就为着赎罪，他的生与“社会子”的死是一种替代，为老绝户送终虽在情理之外，也该是意料之中。他的死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许多人从他的死中获得好处，这本身就是非仁义的，也是善的堕落。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要远离正宗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正宗文化是被精挑细选好了的政治行为。王安忆在对捞渣之死的祭典中挖掘出善的喻义，在对生命苦难的压抑中又燃烧着光明与希望。自觉地审丑蕴含着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思考，放逐了爱与美的永恒依托，对人性的鞭笞就变成了对生命价值虚无的展现。 2.对话语权力的破坏与迁移 话语符号的权力中心是由男性而及中性的共识，女性文论体系的确立便是在接受、认同与打破、背叛这一套体系的矛盾之中游走。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他无需为自己辩解的优势上，男性中心观念合法地固定下来，去完成他们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女人们只能依照虚构的理由变成她们现在的样子，因而她们首先在自己的心目中承认，她们本来就是权力的对象物，然后再在打破这一对象物的镜像中显示自己的威力，这是一份浸润着忧虑、也不乏希望的对“他人”寓言的重新书写，在书写中完成女人的生命更叠。 女性在这一秩序中所能看到的和写出的现实(reality)，其实是超现实(surreality)的一种幻想。从启蒙之初便接受的权威话语遂以社会规范、价值准则、伦理要求等方式规约了她们的“自我”，由此建立起与他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对于语言的垄断是男性保证自己的至高无上、女性的微小无形或其他性质的手段之一。只要这种我们与生俱来的语言继续一成不变地作用于女性，那么男性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永远存在。海男才语惊四座：“给男人命名的显然是女人”，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词语的乌托邦，“词已经成为我的护身符，使我的生命沉溺于沙漏之盘的每个时刻——再现着我活着的全部词……我的存在是如此宁静，我属于语言与流传之词，属于护身符所预见的另一个词：无限的、稍纵即逝的游戏。”[4](P166) 女人对世界的认知始终处于有限的了解和理想化的理解之中，以权力的迁移来打破男性神话的至尊地位成了女性在市场经济时期的一种选择，男人和女人如何被期待获得和行使权力已成为陈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按照固有的观念，等级高的往往是男性，而女人则最多被赋予“位卑”的角色，她们得到权力是非正常的，而通过男人行使“间接性的权力实现”才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这样的交换中，女人获得权力的同时将自己沦为交换物，是充分具备了他性(otherness)的他者(the others)。《只有一个太阳》中张洁成功地进行了性别换位，“巫女”把握住了自己性别和种族的优势“西嫁”，而“男人”却在阳光灿烂的海滩上蹈海而去。张洁设置了迥异于曾令儿的结局来显示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男性焦虑。铁凝的“两垛”和王安忆的《长恨歌》都明显地重复了女性的历史悲剧式轮回。“女人＝交换物”曾经是女性力争摆脱的历史文化身份，而在面对金钱的生存状态下，某些女性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投入到交换中去。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树立起来的与男性英雄并立天河的女性在商品大潮的冲刷下轰然倒塌，女人重又退回到男性欲望、行为或价值客体的位置，成了血污、疾病、疯狂的代名词，以她们不可理喻的方式对抗着由父／子构成的世界。方方在《何处是我家园》里集中写了女性的被暴露，其目的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女性在她无法掌权的社会里独有的生命恐惧和精神苦难，揭示给人的并非是那种赤裸裸的性展览，而是达到男权批判境地的文化揭秘。方方的书写在此高度上体现了“一种全体意识”，作品中的女主角尽管“我就是我自己，但我也代表所有妇女。我受压迫的历史即是所有妇女受压迫的历史”[5](P231)。正是对这种将女性生命推向丑化恶化存在的文化退化的勘察，权力显出了它的“人本”立场。文化进步与文化退化的依据是女性的生命能否得到优化的保持。 传媒的肆意似乎瓦解了受强权支配的传统的现实符号以及由之而引发的本质、目的、法令和意义，传媒时代的女性恰到好处地发挥了她们自身的优势。对她们来说，社会背景是由幻想产生的，现实不过是解读和摹写自身思想理念的一种方式，强烈地把幻想当作真实。陈染一直“专注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埋头走路”，要“保持内省的姿势，思悟作为一个人的自身的价值”（《潜性逸事·代跋》）；经典现实主义的“现实”由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圈定了一种最终与生活相似的客观世界。90年代女性写作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精神空间，在理想与现实、前卫与滞后、错位与匡正之间寻找着独特的话语模式。陈染在叙述中不断提到“像头发一样纷乱”，传统男权制社会的那种强制性的逻辑为更多的断续的、不连贯的、随意分裂的话语所替代。女性表述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直接，在反抗男权文化制度的过程中，女性话语确实是卓有成效的。女人们开始了结群筑盟，现在，这一切的实际含义已不再是针对男人，而是为了关爱自己。 二、批评话语的价值论评判 价值(value)即是生命书写呈现出来后所产生的意义，她有能力创造社会共同的想象关系，或是充当意识形态整合的有效形式，更进一步的是可以作为调节社会精神心理的抚慰手段，在弥合社会的精神裂痕方面，在完成社会无意识的宣泄方面，以及在满足人们的日常想象需要方面都起到有效的作用。西方的批评是从女权政治而引发的灵感，她们大多注重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而缺乏更为深入的内在文化价值关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的印记的，一定的价值观也规范着女性的创作与嬗变，反之亦然。 1.生命理念的表征 张洁该是女作家中最重理念的一个，她的思想深处同样是把社会的人当成理念发展的最后、最高阶段即绝对精神阶段，是理性的实现或现实的理性，她对真正的人无比崇尚，对人的理性充满信心。她把人的死当成“形而上”的思辨，往往在生死一瞬凝缩着精神潜流的顿悟。黑格尔从“美的理念”出发，演绎全部的现实美和艺术美，张洁反其道，从客观的对应物出发，塑造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感性形象。张洁着重塑造的女人代表着一种由湮没到浮现，死亡到再生之间的期待，她们注定是悲剧，是未死方生间的忍受。曾令儿是“无穷思爱”的化身，新婚男青年的死是张洁为突现她的理念设置的，他的死让曾令儿在几近绝望的现实中捕捉到了理性的闪光和付诸理想实践的信念。正如钟雨期盼的“天国”，死亡在张洁那里不是死灭，而是朝向理念的救赎。 还有一部分女作家则以生命书写的总体体验护卫了生命的芳草地，以原初的激情来讴歌生命的美丽。铁凝有一个短篇《孕妇和牛》，写一个怀孕的灾妇牵着一头牛悠悠地赶集去，营构出一种恬静、温馨的田园诗意。作者将女性孕育生命、热爱生命、追求生命的伟大情怀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来，在阳光和煦的田野，腹中蠕动的未来使孕妇展开了美好的想象，心中滋生出将要做母亲的甜蜜和幸福。汪曾祺十分推崇这个小说，“这是一篇快乐的小说，温暖的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 毕淑敏始终是要逼近生命的本质，“回溯我们诞生的过程，两组生命基因的嵌合，充满了人所不能把握的偶然性。”《生生不已》中的乔先竹作为母亲，对孩子倾注了全部的情感，在悲壮的血祭中显现着圣洁的光辉。“女人被悲哀蒸发了。残存的躯体坚硬如铁，包裹着避孕环，如同一口保险箱”。女人所有的感觉都放在了小生命身上，对生命的孕育的体会成了她唯一关注的事情。独特的孕育经验在毕淑敏的笔下得到了细腻的铺展，使人们对母性多了一份敬意。对乔先竹来说，整个生命孕育的过程其实就是她自己生命一点一点的沦丧的过程，她可以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疲惫，但是崇高的母性彻底地瓦解了她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关注，她的所有的一直都不遗余力地凝聚在这个新的小生命上，这样的疲惫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神圣。 2.生命策略的展演 20年代末的主题是“人”，强国必先新民，新民必先铸魂，“为人生”、“为救亡”的“为”字功利式地将娜拉们的性别悲剧淹没在人的悲剧之中，两性同盟的性别歧视被忽略，女人们以为男女间神圣的共鸣是反封建的最强音，无爱则宁死。白薇坦言离开爱则无生命；丁玲在20年代的创作也往往把恋爱看成是人生唯一追求的目的。爱本无罪，她们错在不该用整个生命去爱，封闭而无助。爱不扩展为社会生命形式是爱的狭隘，爱若扩展为社会生命形式则不是爱的牺牲就是爱的死亡。“五四”精神之女在自由恋爱的童话中失去自我，作为叛逆者，她们的“死”却不能让她们进一步抗争，紧随而来的革命思潮淹没了人道主义对人的重视以及女性对爱的选择。 三四十年代阶级斗争血与火的洗礼、民族矛盾生与死的考验，使女作家们大胆地走向革命，对社会人生和民族命运注目审度。这一时期的“死”已摆脱“娜拉出走”的单一而面向更为深广严峻的现实，不只革命战士，小资产阶级女性、阔太太、下层劳动妇女都走进了女作家塑造的人物画廊。可喜的是，他们不只写出生人妻、刘嫂、王阿嫂们无法生存的困窘，更是写出她们朦胧的觉醒；对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赴死，女作家并不注重直接表现战争中生死屠戮和刀光血影的壮怀激烈，她们更注重在前线、在刑场、在集中营等特异环境中革命者的体验和感受，注重他们打不垮的精神和慨然赴难的气概、面对苦难和死亡坦然微笑的傲骨。 “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不得不把政治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中国当代政局变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建国初期女作家创作分化严重，曾经风光无限的老作家或是创作跟不上形势（白薇）；或是真正走入政治而无法潜心创作（杨刚）；或是深居简出淡出江湖（陈衡哲）；再就是认为自己与时代格格不入而远走他乡（张爱玲）。白朗、柳溪、柯岩、黄宗英等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沐浴着新中国的春风歌颂光明、歌颂新生活，在政治信仰、人生信仰和文学信仰上绝对正统统一，具有鲜明的社会时代性，人情人性、生命死亡、女性意识在当时被淡出江湖。50年代基本上是对三四十年代的重复与总结。 80年代是以坚执于高邈理想和拒绝认同世俗现实的精神直面死亡，既不躲避也不寻找，而是在“我是谁”不确定的前提下坚守生命。陆文婷在生死边界的蒙太奇组接了两重矛盾：认同传统的女性角色又反叛传统对女性的束缚；既想得到社会的关心又对社会进行某种程度的颠覆，要想二者两全，女人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再往下发展女作家便选择舍弃，由“五四”的弑父走向新时期的弑夫，既然能和自己共同撑起蓝天的完美男子只是“云”、“光”、“背影”，就不如让其早夭，这样的结果是“心理场”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她们往往从内心的向往出发，经过生活的注解演绎再归从内心，中心价值体系的遗风和个人化的叙述焦点筑成了那一代的“死亡”精神反省样式。 世纪之交的文学多元而驳杂，直接的体验是对死亡的反驳也是对生命的弘扬。其一是符号凸现，死亡不过是符号，与生命一样有自身属性，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混淆，动机和目的混淆并不影响“死”这一符号的凸现。它既是“麦秸垛”也是“玫瑰门”，既是“饥饿的口袋”又是“嘴唇里的阳光”，生命的原欲成了死亡的预示，为性或是为财。其二是化解理性，“新写实”原原本本地将生存解释为本能，死则不是宿命，就是偶然。如果说40年代的生存尚有摸爬滚打后的胜利，到了这里则空余疲惫，生存的目的只在于本能需要的满足，这恐怕违反了她们要通过生存状态的关注而达到人文意识觉醒的创作初衷。 生命书写的功能维度与价值论评判与女作家本身的书写取向互为表里，二者并非是女人的独属专有，但其作为女性文本的社会文化效用也一样经过岁月的冲刷日久弥新。女人与男人的功利性不同在于可以入其内也可以出其外，保持客观化的距离，从而促成叙述的理性高度。从总的趋向看，人性和自主意识使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意识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得以表达。以上对女作家生命书写的功能“透视”中可以看出“生命”在女性文本中所占的特殊位置，不论其是虚拟的还是体验的，是对自我的实现还是否定，都似一张朦胧神秘的图片，不单是世态人生终极的描摹，还迫使观者对人类生命进程做深沉思索与诗学表达。 【参考文献】 [1] 伯姆.思想的盛宴[M].王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 张抗抗.女性话题：如今谁甩谁[A].冯骥才，张抗抗，贾平凹.大江逆行[C].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3] 王蒙.毕淑敏：文学界的白衣天使[A].毕淑敏.紫色人形[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4] 海男.紫色笔记[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 伊丽莎白·考伊.表现与交流[A].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200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