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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台湾第四代作家，白先勇在文坛上素有短篇小说“奇才”的盛誉。他的一系列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具有独到的审美特性。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曾评价说，在艺术成就上可与白先勇的小说相比或者能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的确，白先勇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海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可。作家兼评论家欧阳子女士认为，“白先勇才气纵横”，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 在白先勇“非常成功”的小说中，关注女性，尤其是表现在历史场合中女性心灵深处的痛楚与伤感，是一个突出倾向。从他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到早期代表作《玉卿嫂》，从《永远的尹雪艳》到《谪仙记》，从《香港——一九六0》到《秋思》，从《一把青》再到《游园惊梦》……在这些短篇佳作中，主人公均是女性。“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白先勇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功，准确地说是和他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成功密不可分的。他“从写小说之初就没有迷失，干净利落地几步就跨到了艺术堂奥最深致的部位，直奔人物形象，直取人生真味”。尤其是他的叙事方式将描写外部客观世界和自我肯定、自我怀疑、自我认同、自我否定结合起来，以感性的平叙压倒理性的分析，把时代的变幻与动荡在女性的生活起伏中表现出来，并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笔触，多方位地揭示出人性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在情感与理性、伦理与道德诸多关系中对人性进行艺术的重构，唱出了一曲曲凄婉的女性命运的悲歌。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极大关注。1958年9月，白先勇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夏济安教授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就显露出了其擅长刻画女性的卓越才情，体现出他对妇女命运题材的关注和探讨。作品中的金大奶奶曾经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葬送了她的青春，第二次婚姻葬送了她的性命。在她还不是“金大奶奶”的时候，她“嫁过人”。“夫家有钱得很”，男人却“一向有痨病，没有几年就死去了”。如果说，在这一次的婚姻悲剧中，更多地呈现为客观社会外围的原因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遭遇中，则明显地带有她自身的主观因素了。新寡之后，她名下的财产引起了歹人的觊觎。一个比她小十岁，住在她家对面的金大先生“天天跑来金大奶奶家中瞎混，混来混去，就把金大奶奶骗上了”。金大奶奶当时三十出头了，又经过第一次婚姻失意的历练，按说，她应该对生活有所领悟才对。但是，她还是被对方“满面的潇洒神态”和“一嘴巴的油腔滑调”蒙蔽了头脑，错误地嫁给了金大，从而在追求爱情的路上再一次迷失了方向。金大先生等到把“田产首饰”拿到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对她不是骂就是打”。最后，金大奶奶服毒药，死在了金大先生讨小妾的喜宴上。 和金大奶奶一样，另一个在爱情的道路上迷失的女性是玉卿嫂。这更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夺目、独具魅力的典型形象。通过对玉卿嫂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作家对人性缺陷的挖掘和对人性深蕴的揭示。小说中的玉卿嫂，就其悲剧性的结局，让人同情；但她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却又是有缺陷的。小说写玉卿嫂三十多岁，爽净标致，她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有着孱弱身体又比她小十多岁的男人庆生。玉卿嫂为了他克勤克俭，把全部的积蓄都拿来给庆生养病，指望能有同他结婚的一天。但庆生在玉卿嫂的这种爱面前却感到窒息。他不但出去游玩，而且还爱上了会唱戏的金燕飞，这给玉卿嫂以致命的打击。她在哀告劝说无效后，终于在除夕夜，用一把尖刀，杀了爱人也杀了自己。 玉卿嫂的爱情悲剧，很大程度上是一出性格悲剧。她和庆生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由于庆生的体弱多病，需要玉卿嫂的“养”，这样玉卿嫂就处于一个施与者的地位，而庆生只不过是一个被施与者。但是，人在精神上的要求有时是和物质上的需要不完全划等号的。玉卿嫂误以为她对庆生应该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力，但她忽略了对方也是一个人，而并非一个听命令的工具。她控制得愈严格，对方想逃离的要求也就愈加不可遏止。她爱庆生，这并没有错，但她爱得那样专制，那样强悍，这就无形中背离了爱的本义，忽略了对方在爱情中的地位和感受，为爱情的崩溃埋下了祸端。人们总说男女之间的爱是专一而又自私的，然而这种专一和自私的前提应是在彼此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与程度之内。一旦专一和自私的情感要求超出了对方能够承受的程度，那这种情感的合理性也就大成问题了。正因为玉卿嫂是个楚楚可怜的女人，她自己无法控制的行动更增加了她悲剧的深度。这个美丽而变态的女人以她的生命惨剧启迪读者，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不能在爱情当中迷失了自我，不能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意识，要知道，生活的要义并非只有爱情一词。 白先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讨，还体现在其塑造的一系列嫁人豪门却又极为不幸的女性身上。古诗中有“铜雀春深锁二乔”、“侯门深似海”的句子。嫁入豪门的女子由于远离了世俗烟尘，她们的生活和命运历来都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这些豪门贵妇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以及命运走向是否与其容貌一样美好呢?在大动荡的年代里，她们能否摆脱那只于冥冥中操纵一切的巨灵之手呢?白先勇的回答是否定的。从《香港——一九六0》、《游园惊梦》、《秋思》等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给出的“人生无常”、“红颜薄命”的形象诠释。 《香港——一九六0》写于1964年。篇中的主人公余丽卿曾是“师长夫人”，但随着民国历史的重新改写，师长早已被“砍了头”，她也流落到了水源紧缺、妓女充斥的自由港——香港。在时世的迁移和生存环境的重压之下，余丽卿接受了一个吸鸦片烟的男人的劝诱，和他厮混在一起。她说“我没有将来”、“我也没有过去”，昔日那个用过勤务兵的师长夫人“已经死了”。对过去“辉煌”的彻底忘却和在现实“欢乐”中的绝望沉沦，构成了余丽卿生存心理和生存准则的基本内容。 如果说，对过去繁华生活的彻底遗忘帮助了余丽卿，使她能够麻木身心，在“眼前这一刻”的苟活中浑浑噩噩地度日；那么，对过去的不能遗忘恰恰是《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钱夫人过去是夫子庙清唱的歌女，艺名蓝田玉。她性格温婉，才艺俱佳。钱鹏志将军“就是为着在南京得月台听了她的《游园惊梦》，回到上海去，日思夜想，心里怎么也丢不下，才又转了回来娶她的”。就这样，一个清唱的姑娘，一夜间便入了豪门，成了将 军夫人。从此，钱夫人“风华蹁跹”，享尽荣华富贵。蓝田玉结婚时“才冒二十”，钱鹏志则已经“六十靠边了”。她是以牺牲美好的青春为代价来换取外在物质形态的荣华富贵的。她认为她唯一的一次“活过”是在和钱将军的参谋——郑彦青偷欢时感到的。这使得她的荣华富贵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种先天的缺憾。而郑彦青又很快被她的亲妹子月月红夺走了。这唯一的一次“活过”是那样的短暂，又是那样的痛苦!在给她带来生命愉悦和激情燃烧的同时，也给她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和情感痛楚。小说纯熟地运用客观写实与心理意识流相交叉的手法，集中刻画了钱夫人细腻、复杂的内心世界，将一位饱经人事沧桑的贵妇人形象写得栩栩如生。 为了加大人物命运的跌宕落差，加强人物身上所赋予的人生况味，白先勇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往往把女主人公推人历史的深处，让她们都分别披着一段历史的烟云。人物在现实中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都有着各自复杂深邃的历史内容作为现实的注脚。无论是余丽卿的苟且偷生，还是中钱夫人的伤感失落，都浓缩着复杂的时空因素。在时间上她们都有着沉重的今昔之感，年华之叹。在空间上她们都是由大陆迁移而来，或香港，或台湾。从此，烟波浩淼，水天一方，负载着天涯羁旅、身世飘萍的无奈。过去的永不再来，未来的前景黯淡，曾经的繁华如梦，迟暮的恐惧重压，历史和现实在她们身上交织一起。正因为作家写出了这些人物身上的历史感、沧桑感，所以这些冷落或日渐冷落的豪门贵妇才以感人的形象站立在读者面前，向人们诠释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蕴涵。 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女性的功绩和故事始终在历史的背后，点缀在男性富丽的画屏之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的消费产业和生活方式，在现代中国都市社会的出现，也带给现代中国女性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白先勇敏锐地抓住生活中的这一变化，从职业舞女、交际花、女招待等特定的人物角度，反映消费时代女性的另一种悲剧性命运。 在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蛊惑后吃下禁果，又让人类的男性始祖亚当也吃下这智慧之果，使得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世代背负原罪。这个故事中，女性是惹事生非的灾星。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她自身容易受到撒旦的蛊惑，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能够使得无辜的男人走入歧途。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人”也被高度凝练地概括为一个字“色”，即以长相来蛊惑人心、娱世乐人。当然，这一类女人以娱乐场中的风月女人为最典型。因此，白先勇在写这类女性形象时，就别出心裁地扣住色彩来描写她们。例如《水远的尹雪艳》中极写尹雪艳的白：她长的是“一身雪白的肌肤”，穿的是“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带的是“十把长的银坠子”，客厅里摆满了洁白的“才铰下的晚香玉”，她招待客人的食品是雪白的“冰冻杏仁豆腐”，她本人更“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像一株晚开的玉梨花”，“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像一尊观世音”……这柳絮、玉梨花、冰雪精灵、女祭司、观世音，给人的感觉也都是白色。这种白色不是纯洁的白——冰心的文章中也有白色，但那足可以和米黄嫩绿粉红搭配在一起的纯洁的白，来表现母爱童心大自然的主题——然而白先勇笔下这位尹雪艳的白，却白得冰冷妖异，是一种带着邪气的银白色。借用小说家欧阳子的话说，就是“是幽灵，是死神”她永远那么年轻，踩着轻盈的步子去靠近一个个财阀老板、官场显贵，她手指所触碰之处，金钱立即化作飞灰，血肉立即化作白骨，她把一个腐朽的社会阶层更快地引向死亡。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白先勇在为他笔下女性人物的命名上，也多运用一些含有色彩的字眼。例如尹雪艳的“雪”，金大班的“金”，朱风的“朱”，萧红美的“红”，任黛黛的“黛”，还有粉牡丹、绿牡丹的“粉”和“绿”。在这些人物的名字中，色彩其实也暗含了各个不同的人物的性格。比如金大班的“金”，就暗含了俗气、张扬、直露的意思，而金大班也正是这么个人。其实尹雪艳和金大班都是舞女，只不过一个是永远走红的高级舞女，一个足过了人气的下等舞女，这决定了尹雪艳和金大班是两种不同的格调：一个是清雅别致，冷艳逼人；一个是粗俗泼辣，张扬刺眼。尹雪艳是外暖内寒，对待男人，她就如同一个高超的猎人，微笑着不动声色地去接近猎物，并无情地捕杀他们；而金大班却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凶悍泼辣，内心里却是善良的、精明现实的。她明白四十岁的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四十岁的女人要的是切实的物质保障而不再是浪漫的爱情。她坦率，不虚伪，敢作敢当，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一个泼辣老道却又侠义心肠的女人，恰似带着人情味的金钱，让人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和《永远的尹雪艳》中充满象征的写法不同，稍后发表的《一把青》基本上是个写实的故事。小说分上下两部分，写一个名叫朱青的舞女在经历丈夫和情人惨死前后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在这里，作家用饱蘸着颜色的彩笔，塑造出又一个动人心魄的艺术典型。朱青的“朱”和“青”是两种颜色。“青”是一种不成熟的颜色，暗指朱青年轻时候是一个纯情的女孩，就如同一只青涩的不成熟的果子。但是十几年以后，南京的“青”姑娘变成了台北的“朱”小姐。在这里，作家无意去做简单的道德价值评判，他是要借此表达出人在命运面前的一种无奈。这种对于人生的清醒认识于朱青来说，既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心灵成熟的表现。就像青果子成熟以后透出来的深红颜色一样。在女主人公看似消极的人生观念的转变中，白先勇向人们昭示了人生中无奈、悲凄、苍凉的现实。 大凡优秀的小说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哲学观念。这些思考和观念在他塑造人物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熔铸到人物身上，成为人物的骨骼和血肉，使形象更具立体感和思想性。实际上，风月女子这类女性形象是背负着原罪的，并一直为此付出着代价。女性的悲惨命运久已有之，自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以后，女性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她们没有经济支撑，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唯有依靠男人。她们没有能力与男人抗争，除非她们不想生存。也正是这无能为力，导致了她们的悲剧。 1963年，白先勇赴美留学，进入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夫妇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理论与创作研究。作为此后几年留美生活的艺术结晶，他创作了中国留学生题材的短篇小说集《纽约客》。在这本小说集里，《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Danny Boy》、《Tea For Tow》等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并以女性的视角来透视生活，表达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理性思考。 在《纽约客》众多的女性形象中，以《谪仙记》的主角李彤塑造得最丰满和最具光彩。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赋予李彤火一般鲜亮的性格。她从出场便带着火焰般的鲜活与色彩，外表极度艳丽极度张扬。红是伴随她一生的色调，在她风华无限时愈显浓烈，在她冷落寂寥时亦添凄绝。与李彤相伴不离的还有其他三个同样美貌鲜妍的女子：黄慧芬、张嘉行和雷芷苓。她们的家势也都差不多的显赫，“其中却以李彤家里最有钱，李彤的父亲官做得最大”。及至后来，她们到了美国，刚开始时，都各自出尽风头，李彤不仅被选为“五月皇后”，还被疑为是“中国的公主”。李彤从一出场就处处胜人一筹，甚至出国时，在机场四个人同时穿r红色旗袍，然而却依然是李彤的旗袍红得最艳。这似乎也预示了她生命力的旺盛，她的青春、美貌、欲望都以一种鲜明凛冽的姿势盛放着。但是李彤所有的丰盛浓烈，也不过是她内心深处用以麻痹自己的某种幻觉，面对这世界带来的诸多失望，李彤没有选择黄慧芬、张嘉行和雷芷苓的方式，嫁为人妇，在纽约过起平凡安定的生活。她依然是流荡不羁的，风一般地自由来去。 作者在塑造李彤这一形象时借助了陈寅的叙述，也就是文中黄慧芬的丈夫。他作为小说的现身叙述者，耳闻目遇了李彤这朵娇艳的鲜花从盛放到衰颓的过程。从未见时，听妻子的描述到初见时惊为天人的美丽，再到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所体悟到的掩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憔悴寂寥。可以说，他见证了李彤的美丽，也觉察到了这美丽背后的疲乏苍凉——那是一种繁华落尽的空落。对于李彤，或许唯有他还是了解的，甚至胜过李的三个最亲密的女朋友。她们纵然情如姐妹，然而内心却彼此隔膜。她们只看到李彤的艳丽光鲜，却未必知晓她内心的寂寞。 李彤这样的女子既是一剂极具诱惑力的毒药，也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她注定会让尘世中的男人极轻易地坠入情网，然而却又永远抵达不了她的内心深处，也永远无法将其猜透。自古红颜多薄命，谜一样的李彤最终也逃不出命运的魔掌，隐蔽在她璀璨笑容背后的苍凉冷落要了她的命，最后在游威尼斯河时跳水自尽。 除李彤之外，《纽约客》还塑造了其他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如孤单寂寞地困在纽约市的安乐乡里，空怀有一腔中国情结，却连自己的女儿也教育不了的痛苦母亲(《安乐乡一日》)。满怀热望投奔纽约去看望姐姐的少女枚宝，她想象着姐妹团聚，然而她那曾经是那么慈慧高雅、热爱艺术的姐姐，却已经在美国重现实、重功利的文化氛围中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少女枚宝在失望离去时痛切地感到摩天楼的寒气是那样的“沦肌浃骨”，冷得她“牙齿开始发抖起来”(《上摩天楼去》)。还有刚一来到美国，就被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东西所击中所腐蚀，名为留学生，实则是卖淫女的黄凤仪(《谪仙怨》)。这些身处欧风美雨中的中国丽人，虽然身世不同，性格迥异，但是，在她们天涯羁旅、远离母体文化的“疲惫”躯壳里，负载着的是同样苦痛的没有归宿的灵魂。 《纽约客》以独辟的视角，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一系列海外中国人，尤其是女性的形象，堪称中国部分社会史的一个形象化缩影。这些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并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技巧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同时注入了作者独具的历史悲情和文化乡愁，基本上反映了飘泊异国的游子心灵和令人心碎的女性命运的悲剧。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在数量上并不算很多。但他却在有数的二十几篇作品中，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色彩缤纷的女性形象，写出了女性命运的形态和生命的流程。她们一个个如菡萏临水，妩媚动人，周身都摇曳着艺术的光辉，但她们的命运又似一曲曲哀婉凄切的咏叹调，让读者在唏嘘、哀叹的同时，心中又充满了悲悯和苍凉。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