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身体写作”遂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词语在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点击“中国知网”，1995至2007年上半年，其间作为“关键词”的“身体写作”等相关词语近1000条，作为“主题”的相关词语1600多条，作为“篇名”的相关词语195条。“身体写作”与“女性写作”“名”虽不同，“实”却密切相关。虽然在对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差异很大，甚至有些随意、混乱，但许多人将“身体写作”与当代女性写作尤其是一些年轻女作家的创作现象直接联系起来，甚至等同，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对“身体写作”的探讨，不仅关系到对有关女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总体评价和认识，关系到对整个文学界“身体”书写及其发展走向的辨析和思考，关系到文学、文化有关“身体”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和对性别理念、身体理念的重新审视。因此，对有关研究的考察是很有必要的。这方面也有人进行了某些工作，如何字温、荒林等在文章中对有关问题作了梳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总的来看，因近年来有关的研究还在继续，较为全面、细致的综述也有待进行。据笔者对有关文章的梳理、考察，有关“身体写作”研究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下语境中的“身体写作”言说 (一)“身体写作”批评 对“身体写作”这一称谓学界有相当多的人根据各自理解基本予以否定、贬斥。如钱中文明确表示对这个词“是在贬义上使用的”，认为当今“身体写作”的出现有其特殊的背景与内涵。陶东风认为，文学文化界的“下半身”崇拜甚至包括整个小说界的所谓“身体写作”，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极左时代的禁欲文化不正常的身体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颠倒的恶性的表现。黄应全认为，当前人们所热衷的“身体写作”只是有关女性性经验的写作，它是在性关系方面男性占据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的结果，绝没有颠覆性。彭亚非对“身体写作”提出质疑，认为所谓“身体写作”就是一种基于个体身体意义——尤其是性经历意义——至上的人生观的写作，是一种纯粹自我关注、而且是自我肉体关注的写作。孟繁华指出，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表现两性关系时，原来的主角和主体一直都是男性，女性只是匿名的逃逸者。消费文化兴起后，女性成为了主角，但这个主角地位的获得却是可疑的。朱国华认为，所谓“身体写作”其实就是修辞上委婉化了的色情文学写作，他很怀疑“身体写作”具有多大程度的问题性。阎真认为，在中国“身体写作”已成了“性写作”的代名词，是一种低俗的写作姿态。李美皆认为，如果身体化写作仅仅是对女性身体缠绵悱恻的自恋和孔雀开屏式的展示，仅仅是以性别为前提，以男性读者为潜在“观众”，以性形象的自我确认为指归，那么，它的最终意义不过体现在男性那里。吴菁在课题调查中发现，大学生对“身体写作”的理解存在将身体简化为肉体、简化为性，将“身体写作”性别固定化、女性化，直接等同于黄色、三级小说或将之联系在一起，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性判断的特点。 (二)“身体写作”界说 有的论者欲进行概念上的阐释、界说，为“身体写作”寻找当下存在的合理依据及意义。如葛红兵认为，“身体写作”意味着写作通过不断地对身体进行再想象、再塑造、再规划而让自己在后现代消费政治中成为核心的景观之一。张志忠认为，“身体写作”是一个含混的能指，在国内文坛呈现出“一个概念，分别表述”的状态，它所指称的是对于欲望、性和肉体的裸示，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作家的某些特定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徐岱认为，“身体写作”自然不回避性表现但并不等于是“性写作”，更有别于“肉体写作”。’钟立认为，“身体叙事”是从对身体的感性认知出发，以女性的欲望、形体、感觉、想象等为写作的对象和修辞的方法，直率表达女性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中的各种经验的女性叙事文学。王琳认为，“身体写作”为突破男权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支点，“私人生活”被赋予了审美意义，进而为当代文学拓展了新的写作空间。赵炎秋认为，女性身体写作由“被看”到“示看”，对于意识形态的冲击是毋庸讳言的。张念认为，当代文学的“身体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对文学权威的一种挑衅，是对“禁止发疯”的文化秩序提出的抗议。张立群认为，“身体写作”对于“文革”那种将个人的身体压制成群体符号式的公众身体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刘慧英指出，“身体写作”无疑是一种大的趋势，是走向健康的一个必须过程。杨志学等认为无论怎样，“身体写作”概念的出现都是一个超越和一次进步。 相对于男性作家用性与身体来游戏政治，宋洁认为，女性书写身体则是一种对于规则的游戏。她们难以改变男性社会中“看”与“被看”的权利关系，改变的只是“看”与“被看”的方式。赵思运指出，大部分男性的躯体写作性别意识不明显，鲜有单一的对自身躯体性属的描摹，而是把目光投向女性躯体，“他是一个观察者、窥视者。而女性所描述的躯体性属十分鲜明，有时与男性紧张对峙，通过对女性躯体的勘探来确证女性自我。”吴炫认为，好的小说就是要穿越“身体写作”，尊重、展示身体又不限于身体。林树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应是主精神或心灵的“上半身写作”与主肉体或生理体验的“下半身写作”的结合，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话语方式。王岳川认为，下半身写作也罢，上半身写作也罢，其实是一个沉沦与超越的“度”的问题。张华认为，只有在女性的躯体被看成与女性的主体具有统一性时，女作家才得以以主体的眼光对身体进行审美的阐释。孙桂荣认为，真正成熟意义上的身体写作是建立在对身体的存在与美学意义的双重解读之上的。张志忠认为，身体写作的话题是属于追求现代性的男女两性作家所共同面对的一个跨性别的社会一人生问题。谢有顺更愿意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来代替“身体写作”这一称谓。 (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身体写作” 许多论及“身体写作”的文章都涉及到西方女性主义的有关理论。董之林、杨书、王琳等在文章中强调指出，西方女性主义所提出的“躯体写作”其真实的内涵决非是一种纯粹生理上的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林树明认为，西苏的“女性身体书写”强调的是一种更亲切、更丰富的情感与意义的传达，而非女性生理质素的单纯发泄或身体的裸露，它旨在解构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控制，颠覆男性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建构女性新的文化向度与书写空间。杨莉馨认为，“身体叙事”是女性为拒绝男性话语的压制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其首要贡献与本质特征就是集中从身体的层面对男性话语封锁进行了突围。但“身体叙事”理论及文本实践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赖翅萍指出，身体叙事还应警惕西方女权主义某些偏执的思维模式。 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析，祝亚峰认为，“身体写作”是女性写作“差异”性最独特的体现。向荣认为，身体写作就是要夺回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释权，重建女性身体修辞学，终结那种由男人来说“她有一个身体”的被代言的历史。李洁非认为，对“她们”来说，身体的描写、性的描写与其说是带来了小说的“故事”，毋宁说是带来了一种挑战性、抗拒性的叙事“形态”。李扬认为，躯体写作完成了对传统爱情观念和性观念的颠覆，不仅给文学史带来了意义，也是一场对社会的抗争。郑大群指出，身体叙事也可以看作印刷文化时期捍卫身体图像的一次革命运动，其焦点依然是要寻回在历史文化中失落的身体，特别是被所谓文明遮蔽了的女性的身体。景国劲认为，“身体写作”让女性以身体的方式重返社会，也是对文字文本叙事方式的一种变革和反叛。潘延认为，“身体写作”既是批评者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创作的聚焦点，又为建构女性主义诗学开启了思路。屈雅红认为，女性写作对身体的张扬与人类的努力目标是一致的，她们对性别的思考具有人类性，也不乏形而上意义。岳菲花认为，身体写作使当代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明显前进了一步。禹建湘认为，在女性主义和身体美学化的双重语境下，“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体确立的一个标志，它使身体成为本体，形成新的身体诗学。 结合中国国情，王琳等指出，“身体写作”犹如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批判男权文化的有力武器，一面又被男权文化“借用”。林凌认为，如果私人感受和经验失去文化依托，成为纯粹的个人性冒险和性经验，那么非但没有起到解构男性话语的作用，反而坠入“女人是性”的更深的男性话语深渊。林丹娅、王建成、王金会、孟岗、肖琼、刘艳萍、李廷茹、时红明、吴子林、盛莉萍等都在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的“身体写作”被市场和传媒所利用，被有意“借用”和“误读”，背离了女性主义躯体写作的初衷，落入了被看、被凝视的境地。提出了“身体写作”需要走出困境、健康发展的问题。 (四)女性诗歌与“身体写作” 不同于叙事文学，赵树勤认为，女性诗歌中的躯体写作是在一种适度的节制中来完成其审美使命的，认为它是建构女性诗学话语最适宜的一种方式。王艳芳认为，女性诗歌中身体的表达有建构性的贡献。董秀丽认为，发轫于后新时期女性诗歌的躯体写作是回归到女性自身的写作，但个别女诗人由于过分局限于私人狭小空间，降低了女性诗歌的品格。赵思运认为，躯体写作是女性诗歌话语建构的支点和逻辑起点，但唐亚平、翟永明、海男等人诗歌文本所展示的躯体意象，未能注入更深的理性内容和文化内涵。吴思敬认为，真正的诗歌写作应当是灵肉统一的写作。王珂认为，诗歌中“身体写作”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对诗歌写作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身体写作”成因分析 许多文章都注意到了“身体写作”得以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指出它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的语境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商业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巨大作用密切相关。 有的侧重从商业消费文化方面探讨。如陶东风等认为，当前社会的“身体热”是一种消费文化的症候。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政治的身体迅速地转化为消费的身体，带有政治意味的身体叙事迅速退化为围绕时尚与市场旋转的欲望化叙事。黄应全认为，身体写作只能发生在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中上层的文化氛围中。文学政治性的减弱和商业性的增强之间的相互更替，使性这种过去备受压制的东西成了文学家们博取名利的快捷方式。彭亚非认为，所谓身体写作是一种写作策略在大众消费性阅读产业中的成功运用，实际上是迎合男权话语的一种文学行为。钱中文指出，经济社会商品化、高科技以及图像文化的兴起使得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使得原有的道德取向发生裂变，而它们的消极面往往诱发性与身体恶俗描写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对人伦与道德底线的冲击，当今“身体写作”的出现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向荣等指出，商业之手或使用局部包装的方式，或是把“欲望生产”的基本要素内化为作家的叙事动机和意图，以实现对“身体写作”的改写和僭越。阎真认为，“身体写作”是依附于资本全球化这一大的历史背景的。与众人的见解不同，张念认为，年轻的身体写作者在其写作动机里的确有赚取名声和赚取金钱的因素，但她宁可把商业性看成身体叙事的一种结果。朱大可认为，至少有四种逻辑：狂欢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反叛的逻辑、女权的逻辑在起作用。 有的从社会、政治、性别、文化、传媒、审美等角度予以审视。如李华秀认为，“身体写作”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学思潮，能够在当代产生和发展起来，是社会变化带给文学的直接影响，是当前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和经济相对发展的一个明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某一个社会层面的精神需求的反映。杨莉馨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林白等为代表的“身体叙事”是中国文学女性性别意识由混沌而彰显的必然结果。杨志学认为，“身体写作”还是妇女追求完全自由平等解放的产物，也间接对陷于困境的文学寻求突围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董秀丽认为，躯体写作观念的生成主要源于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女性意识的生长及凸现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推介。肖琼认为，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人的身体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彰显，私人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正视和重视，使女性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地抒发自我与营造世界的机会和可能。张晶认为，对于身体的高度重视已然是现阶段文化和审美的重要征候。景国劲指出，身体叙事作为叙事学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其背景主要是视觉文化的兴盛。郑大群指出，在所谓的“影像时代”，正是因为身体所蕴涵的美和性，以及电子影像媒介所虚拟的“亲身性”和“在场性”，身体叙事才有了巨大的受众市场。 三、“身体写作”脉络走向及个案评价 (一)“身体写作”的脉络走向 对现当代女性文本的身体叙事，顾晓玲认为，它经历了女人从面纱半掩到自如呈现再到放纵狂欢的历程。丁玲文本是身体欲望的昙花一现；陈染和林 白文本呈现的是幽闭自恋的女性身体；卫慧和棉棉文本呈现出纵欲与分裂的女性身体；木子美和竹影青瞳文本属于游戏的肉身。冉小平认为，五四时期丁玲、庐隐等女作家没有、也顾不上似乎更不敢正视女性的身体，20世纪80年代初的张洁、张辛欣依然受制于男性书写框范，直到王安忆“三恋”和铁凝的“两垛”、《玫瑰门》等才开始也敢于关心起包括身体在内的女性自我来，但只是文坛的局部现象和特殊现象，90年代新生代的女作家们则将身体书写变成一种文学的普遍现象和常态。刘传霞认为，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到铁凝的《麦秸垛》、毕淑敏的《女人之约》，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女性文本清晰地层示了建构女性自主权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 对于建国后的身体叙事，屈雅红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女作家进行的是“无性写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状况才被改变。但在张洁那里女性身体依然被放逐。王安忆的“三恋”触及到了“性”，但对作品中的身体叙事仍然采用了隔岸观火式的零度写作姿态。90年代林白、陈染对女性身体的表现比前代作家有了较大的拓展。70年代女作家身体叙事的意义发生了突变，比脱胎于其中的林白等走得更远。孙桂荣认为，王安忆是以编纂故事的方式体现了刚刚冲破身体禁区时期对身体力量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思考，林白等人的小说是在女权主义大旗下从自我回望的态度出发以大胆坦陈女性躯体激情为己任，棉棉、卫慧的身体写作则是追求当下生活与肉体欲望的在场感，在一种所谓“另类”中呈现出躯体面对当下生活的颤音。 陶东风通过对新时期不同文学文本身体叙事的考察，认为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呈现出灵与肉的分离；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是寻找个体的身体感觉；出现在2000年前后的卫慧、棉棉与所谓“身体写作”是带着遮羞布的肉体之舞；在木子美的《遗情书》中，身体以及性已经成为彻底的、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肉体。田皓认为，从王安忆到陈染、林白，从卫慧、棉棉到木子美，“身体写作”经历了一个从灵魂到肉体、从精神到物质的嬗变。胡沛萍认为，“身体写作”在第三代女性诗人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陆忆敏、张真等那里已经开始，在近20年的发展、流变中经历了“从追求解放到自甘堕落”的过程。 金燕玉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文学新话语最重要的是女性对身体的自我发现、觉醒和思考，完成了女性文学向身体回归的历程。王艳芳认为，90年代女性写作走向身体认同的大规模集中书写，把女性写作带人了更高的超越了社会认同和性别认同的自我认同层次。黄晓娟认为，通过女性自己的眼光认识、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寻找被历史湮灭的自我，是90年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的叙事动机和写作意图。金文野认为，新时期以“躯体写作”为突出特征的女权叙事，对男权性禁忌、性禁锢形成了近乎全方位的突破和颠覆。 (二)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人的“身体写作”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和海男的《坦言》、《我的情人们》等常被论者列为“身体叙事”小说的代表予以分析。钟立认为，它们最大限度地表达了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本体欲求，掀开了笼罩在身体之上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伪善面纱，表达了对这种身体伦理的极大蔑视与反抗。杨莉馨通过对林白、埃莱娜，西苏的对读，认为林白小说与埃莱娜，西苏理论话语暗合，其长篇《一个人的战争》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范例。王艳芳认为，林白的写作最自觉地显示了其女性主义的立场，表征了身体的发现即自我的发现，其贡献不但在于对身体建构的书写，还在于对身体建构方面的探讨。 李美皆指出，新生代女作家的身体性自恋写作以其僭越姿态和越轨笔致在颠覆男性中心文化所推行的性政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1 女性的自恋和自我赞美使用的往往还是男性的眼光，使其自恋沦为了一种“被看”。从某种程度上说，身体化策略是女性写作的一种降低和倒退。2 身体性自恋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自我书写”的意义。3 女性的性自恋是女性对自身美的误读，对女性美的过分推崇会导致女性的自我异化。4 另一个误区在于：她们把性自恋推到了性炫乃至性诱的程度，对性魅力的过分迷信甚至影响了其女性角色的选择。 有人将以陈染、林白与卫慧、棉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以“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加以区分，称前者是“为艺术而艺术”，后者是“为消费而艺术”，而春树、木子美则是“为名利而写作”。向荣认为，林白、陈染的身体写作是一种解构式的写作，具有明显的反男权色彩；而棉棉、卫慧的身体写作是一种欲望化的写作，已淡化了反男权的意识倾向。但棉棉自始至终持有一种警醒自审的叙事态度，卫慧有作秀的倾向。祝亚峰认为，林白、陈染等人对女性身体的书写有明确女性觉醒的文化目的，而卫慧、棉棉等则将女性身体袒露于消费时代的大众“趣味”之中。杨书认为，“新新”“另类”们不是如陈染、徐坤们那样拒绝男性趣味，而是竭力体现出配合的趋势。阎真认为，林白、陈染主要是写女性的身体自恋，相比之下，林白更多地表现那种物质层面的东西，将女性自我的“肉体”和对肉体的感性体验当作精神归宿，其正面意义越来越淡薄。卫慧、棉棉等把性欲望和性过程表达到了狂欢的状态，女性的自我尊严践踏也在狂欢中被推向极端。徐肖楠等认为，像卫慧、九丹、虹影、赵凝、棉棉那样的身体叙事，常制造出一种比现实身体更有诱惑力和想象力的仿真身体，呈现为“超真实”的身体仿真神话，导致了身体中灵魂的卑微、消失等负面的影响。潘延认为，“70年代生”女作家关于身体的抒写是非常个人化、多样化的，应避免对其简单化的认识；而木子美《遗情书》中的文字与文学创作是不相干的。李虹认为，“70后”女性小说的身体叙事终究处于一种盲目的、自发的自我描摹状态，不具备警醒的、审视的、批判的文学立场和目光。乔以钢、李振认为，“80后”女作家有关身体的书写不像女性主义写作那样具有鲜明的性别政治意味或意识形态色彩，其借助身体所表达出来的性别姿态常是比较含混而稚嫩的。以春树的《北京娃娃》为例，其写作不属于身体写作，其“身体”是尚未长成的“身体”。余虹认为，木子美的写作完全被身体所控制，是极端的身体写作。葛红兵认为，尹丽川的出现标志着后现代身体写作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意义的彻底消解，是“下半身”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卫慧与《上海宝贝》 论者一般认为“身体写作”这个词最初是用以描述2000年前后出现的以卫慧和棉棉为代表的女作家，其代表作是《上海宝贝》(卫慧)、《啦啦啦》、《糖》(棉棉)等。其中《上海宝贝》所引起的激烈争议与褒贬是非，曾成为文坛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对这部作品，蒋济永肯定它有着深层的“身体的文化隐喻”，小 说中“我是谁”在这里就是一种文化身份无法归依、确定的诘问和隐喻。林树明对有人将《上海宝贝》中的性爱表现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作比较，称前者是低俗的“肉体写作”而后者是“真正诗性的性爱描写”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倘若从批判父权文化角度切入文本，便会发现后者“融化”、消解女体的表述惊心触目，而前者则多了一点女体存在的自觉。吴炫认为，《上海宝贝》突破了传统的道德，但由于缺乏建设，其意义十分有限。孙长军认为，卫慧的身体叙事文本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精神有效供给不足的必然产物，是俗而不媚上的大众文化，是对权力话语系统的一次公开的挑战。徐岱批评《上海宝贝》的毛病不在于“道”的堕落而在于“艺”的缺乏与“思”的缺席。潘延指出，卫慧的作品中情欲和性爱无疑处于重要的位置，但作者无力穿透障碍而直达本质，相比之下，棉棉对身体的表达祛除了被动性的遮蔽，更为有力。阎真认为，卫慧们笔下的“身体”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身体，而是资本意义上的身体，为了与“资本”进行一本万利的交换而精心打造的身体，这种交换是“身体”自我实现的基本方式。 四、“身体写作”理论梳理、辨析 (一)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理论 有论者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理论是从20世纪初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始，经由波伏瓦、露丝·依莉格瑞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的发展，到埃莱娜，西苏得以完善的。文章中被广为引用的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一文。 董之林在《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中辨析，西苏“躯体写作”的本意在于强调“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嵌入世界和历史，以摆脱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对女性的种种本质主义界定。西苏呼吁妇女：“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倡导女作家写一种“真正的替妇女伸张正义的文章——富于女性特征的本文”，林树明指出，“用身体书写”论是一种解放等级森严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策略，是用语言文字表述流动而鲜活的妇女的全部体验，这种体验以对身体的系统体验为基础。王琳认为，“身体写作”原本含意包括：1 女性要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2 “身体”包括女性的性体验，还包括了女性全方位的感觉和知觉系统。3 通过写作又返回到身体本身，也即找回女性的自我。4 从生命的内驱力出发，用身体说话，意味着打破男权话语，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潘延认为，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与当下的女性写作存有隔膜，因为其理论前提是女性的身体是被禁锢的，它被批评者用于解读陈染、林白作品时如鱼得水，但当用于《上海宝贝》、《糖》等作品时却难以操刀。当下的女性写作实践处在未知的生长状态，“身体写作”将西方理论资源的本土化这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生俱来的问题，第一次鲜明而强烈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中国当代女作家、女性批评家有关理论 首先，被论者引用较多的是张抗抗一段广为人知的论述：“我想‘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社会尚未具备‘女性文学’产生的客观条件，女作家亦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假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的怪圈。”王安忆所讲：“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段话也常被人提及。徐坤有关中国妇女“第三次解放，即是90年代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放”的观点，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林白等的有关看法也为论者所注意。 张念的有关论述为“身体写作”增添了新的话语。她指出，恢复身体的权利成了我们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在我们的性别政治中，身体权利一直姓“男”，身体书写的性别也是“男”。男人一女人，人一身体，爱情一色情，这三组关系长久以来形成的对立，是积极与消极、高贵与低贱、生产与耗散、事业与休闲、赞美与诅咒的对立，而所有这些对立，是因为我们思考盲区对后者的遮蔽。荒林指出，在女性、身体话语的再生产中，存在着男性主体的再生产和女性主体的再生产。在建构今天的“身体话语”的时候，男性处于强权位置，如果男性和女性在这种话语建构中能够停止对抗，在达成某种乌托邦的情境下共同地进行建构，那么，这对于人类的生存和个性的确认无疑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三)中国当代男性批评家有关理论 南帆的《躯体修辞学》等文章以性别视角在躯体修辞中的成功运用而被研究者所看重。南帆认为，传统躯体修辞学的代码表现出明显的男权中心立场。女性写作的意义标志了女性的解放，解放不仅是精神的，同时还是躯体的。女性的躯体呈现成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醒目主题，在这个方面，男性话语的封锁圈被粉碎。女性占领文学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循的逻辑。他又指出，身体虽然是解放的终点，可身体无法承担解放赖以修正的全部社会关系。因此，如何确认身体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意义和如何避免身体沦为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是提出身体范畴之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谢有顺关于“文学身体学”的理念思考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视点。他认为，真正的身体写作，就是要把身体从黑暗的地方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写作时个人的在场。“身体”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真正伟大的写作都是身体写作，都是写作者的身体在场的写作。“文学身体学”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学中自由地安居。被称为国内首次提出“身体写作”的葛红兵指出，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首先是身体自由的社会，欲望不会被当做压抑的手段，自由也不会将欲望当成反抗的工具，人们对待欲望的态度应该是放松的，它应当允许欲望借用身体本文自由地书写自身。李凤亮等对“身体修辞学”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四)其他有关理论 论者常提到的还有尼釆、狄尔泰、西美尔、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巴赫金、德勒兹、利奥塔、弗·詹姆逊、鲍德里亚、伊格尔顿等理论家、思想家的有关论著，特别是西方后现代话语的身体理论被学界所熟知。 文章中常出现的与“身体写作”相关的语汇有：身体叙事、身体书写、躯体写作、身体在场写作、身体经验写作、书写身体、身体描写、身体话语、身体语言、躯体修辞、身体镜象、躯体意象、肉身化诗写、肉体性写作、“上半身”与“下半身”写作、身体诗学、身体美学、文学身体学、文学身体理论、躯体修辞学、身 体修辞学、女性身体修辞学等。 五、对“身体写作”批评的批评 有学者认为，“身体写作”是在全社会的“身体热”背景下开始成为人们关注对象的。2004年有关的讨论空前热烈，《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首都师大等单位联办了有50多位学者参加的“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讨论会”，《求是学刊》《文艺争鸣》等刊物组织、开设了有关笔谈和专栏，随着“身体写作”被推向理论的“前沿”，对其研究也引起了应有的关注。 有论者指出，对待“身体写作”既不能盲目推崇，也不能一味棒杀或沉默无语、视而不见，应以冷静的眼光予以审视，以求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这一文学现象。张志忠认为，有关讨论不应该仅仅限于女性，男性中的弱势群体如同性恋群体的身体叙事也值得关注。陶东风认为，身体研究的议题是一个严肃的、批判性的议题，包含了我们深刻的人文忧思。阎真对某些为“身体写作”辩护的文字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杨书认为，一些评论家中存在的虚张声势的宽容姿态、低眉俯首的迁就和刻意讨好的认同，不应该是批评的态度。朱大可指出，对“身体写作”的文化批评一定要小心谨慎，既不要放弃批判立场，也不要伤害那些有价值的文本。“身体写作”现在一般被文艺批评家赋予了贬义的色彩，这主要是因为文艺学是国家主义话语的一个部分，而“身体写作”却与之正好相反，这就使文艺学很难把它纳入其中。张琴等从“现代性”的视角指出了传统理论话语在“身体写作”面前的“失语”。 张念认为，身体写作能够引发高度的关注，依然是对文学权威性的潜在要求。越是愤怒，就越表明在愤怒的背后，有一个“贞洁”的文学观在作怪。何字温认为，在围绕“身体写作”的讨论中，男性中心的批评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学者借助道德的武器，消解“身体写作”者的女性声音，解构她们文本中反抗男权中心的意义，片面指斥“身体写作”者主动迎合男性的窥视欲，与商业帝国和媒体霸权达成共谋。屆雅红认为，今天招致了无数非议的“身体叙事”，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终将成为重要的资源，被历史铭记。乔以钢、王宁针对文坛内外由对“身体写作”的高度关注和热炒所带来的似乎“身体写作”就是“女性写作”的错觉指出，女性写作所瞩目的是相当广阔的世界，即使在那些常被视为“身体写作”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中，也并非仅仅有着局限于女性身体的价值关怀。潘延指出，“身体写作”在文本中有着多样的、个案的呈现，应避免简单化认识。那种将“身体写作”当成了“女性写作”的代名词，认为“身体写作”就是年轻的女作家们暴露自己隐私，尤其是性经历、性体验的文字，从陈染、林白到卫慧、棉棉再到木子美，勾画出女性“身体写作”的走向，作出这样的所谓“女性写作”的描述，近乎是混淆视听。严肃的文学批评应予以澄清。李蓉认为，对女性身体经验书写的研究和考察对于还原历史语境中女性真实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身体研究如何从偏重思想文化性的研究向注重文学性的研究发展，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