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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理前朝之各种著述文献，是全面认识和总结历史文化、发展新文化的必由之径。因此，从曹魏开始，编纂丛书和类书等具有涵括一代或一类文献的文化行为，就一直绵延不绝。但当我们面对一个相隔久远的时代，往往会因为文献记录之不完备、文献保存之不完善以及人为的割裂、歪曲等原因，对文献的搜辑和辨正即存在极大的困难，因而本意图全之作，其实并不够全面，甚至出现对彼时文献的第二次割裂和破坏。乾隆时期聚全国之力而编纂的《四库全书》尚且不断有人指出其瑕疵，近些年陆续出现的一些冠以“全书”、“大全”之名的著作，其中的讹误更令人瞠目结舌，不堪入目。人们越来越期望那些不仅求全更要求精的文献集成，只有这样的著作，才能让人比较放心地使用，因此才真正堪称“全书”。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该校一批学有素养的专家集体编纂的《两汉全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 两汉文献的整理，从汉代的刘向、刘歆到清代的四库馆臣，确实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尚有很多汉代文献仍处于无整理的散乱状态，而且前人所为，受时代、个人或资料条件的限制，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也有待于拾遗补阙，匡谬正讹，重新整辑。《两汉全书》整理小组牢牢把握精和全的辩证关系，广搜博引，精审详核，积十余年之功而成真正的汉代文献集成。其最主要的启示，大略有三。 一、广泛吸收各种新发现文献，以努力实现文献之博全 《两汉全书》汇辑的文献不仅有传统的书本文献，也包括了上世纪初以来陆续出土的各种文献，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汉简竹帛，上自1906年新疆古尼雅遗址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西汉木简，下至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的西汉竹简，诸如1930～1931年的居延汉简、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西汉墓《仪礼》简和18号东汉墓《王杖十简》等成批成书的出土文献，以及1951～1952年湖南长沙伍家岭西汉墓、1974年北京大葆台1号西汉墓、1975年陜西咸阳灵台县马泉西汉墓等出土的仅有一、二可识的汉简等等。虽然其中一些出土文献如张家山336号墓、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号墓、甘肃永昌水泉子西汉墓、北京大学收藏的西汉竹简等，都只有信息介绍而无全部简牍释文，但对于汉代出土文献的信息汇总，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最为详尽。而且还对文献的发掘、出土、整理情况、文献的基本内容、文献图板及释文的载录、出处、学者对文献的考订、研究以及该条目撰写的参考文献等等，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该文献，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比如1984年甘肃武威五坝山5号汉墓只出土了一枚木牍，其内容为告地文书，兼有安排墓主遗产。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条信息，因为迄今所见告地文书，大都出土于湖北，诸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湖北江陵高台18号西汉墓、湖北随州孔家坡西汉墓、湖北荆州谢家桥1号西汉墓，另有江苏邗江胡场5号西汉墓也有出土，这给人的印象是告地风俗行于南方，而甘肃武威告地书的发现，让人们看到的是随葬告地文书在汉代乃是十分普遍的葬俗。 二、详审资料，以实现文献之精准 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文献辑佚上。 由于古人的著作散失较多，因此辑佚古人著作也是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有些辑佚对文献的真伪失察，因而常常会出现辑佚与造伪并存的现象。《两汉全书》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比较审慎科学的态度。如关于郑玄佚作的搜集，以清人袁钧的《郑氏佚书》为最精。但其中的《春秋传服氏注》为服虔所作，袁钧以为“服书出于郑，即郑学也”，“存服所以存郑”，故将其刊入《郑氏佚书》，而《两汉全书》则将其归还给服虔。由《隋书·经籍志》可知，《郑志》为郑小同所撰，《郑记》为郑玄弟子所撰，虽然里面也含有郑玄的一些见解，《两汉全书》也将其排除在外。 《两汉全书》不仅认真核实甄辨前人的辑佚成果，也特别注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郑玄《诗谱》，冯浩菲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其中的《小大雅谱》中间有68字的脱文（冯浩菲：《郑玄〈诗谱·小大雅谱〉大段脱文辨正》，《文献》2007年第3期），《两汉全书》遂据以在校勘记中作了说明，以备一说。因此，《两汉全书》就不仅仅是一部汇辑之作，也是一部研究之着，并且凝聚了众多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 三、比照并选择最佳文献载体，以实现来源最优化 选定好的底本，对于保证古籍整理成果的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两汉全书》所整辑的文献，年代久远而情况复杂，自然更是如此。从其编纂体例和具体的实践看，《两汉全书》在文献版本的选定上是比较谨慎的。 当一部书的版本较多时，其中时代较早的刻本自在首选之列。但即使是宋、元、明善本，也应当有所选择，而不能盲从。因为古籍版本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毕竟不完全相同，《两汉全书》整辑汉代典籍，更需要侧重于文献价值。《两汉全书》把底本选定的总目标确定为在广泛查考的基础上，从现实条件出发，力图推出一批堪称精善、有较多学术参考价值，至少具有当今流传本所不能替代学术参考价值的好版本。这是符合古籍整理要求的，值得肯定。 比如专著类，注意选用年代较早的刻本（包括影印本），或清人的精校精刻本，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用的是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扬雄《法言》，用的是《四部丛刊》影宋刻本，韩婴《韩诗外传》，用的是清光绪吴氏望三益斋刻本，刘向《列女传》，用的是清阮亨辑《文选楼丛书》本。两汉别集多系后人纂辑，包括一定人物的诗文赋以及诏令、奏议、论说、对问、铭箴、碑文、序跋等等，内容较为丰富复杂，因此，《两汉全书》就不再刻意于版本的稀见与否和年代先后，而是选用汇集资料较多、参用价值相对较大的本子，因此，比较多地选择了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吴汝纶评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等总集中的汉人别集。 《两汉全书》虽然还有其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就目前的两汉文献整理工作而言，该书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它的编纂者的学术态度是比较令人放心的。 （张廷银：国家图书馆《文献》季刊常务副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09月21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