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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先生在他的《漫谈治史》中曾经谈到选论文和写作要注意的问题大致是，写文章要大处着眼，选题要从三个方面把握：第一、这个选题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第二、能否和别的题目合并?第三、能否以别的题目取代它?青海汉族是青海这块广阔而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的古老的世居民族，与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等，同是这里的聚集民族。汉族从公元二世纪末叶开始移居青海，以后成批迁人，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生产资料。依据能查到的文献，从明代初年汉族逐渐居于多数。 历来对青海汉族的研究者很少，而对河湟地区的汉儒文化研究者更少，因而涉及这一论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它既不能取消也没有代替品，对它的研究能反映这一地区文化，经济的落后和民族的融合。本文愿为这方面的研究者提供文献参考。 一、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的地域界定 “河湟”这一地理名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史籍中，指的是青海和甘肃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和其支流湟水。书中有“乃渡河湟，筑令居塞”[1]的记载。唐朝时以河湟为边塞诗屡见不鲜，如杜牧的“河湟诸郡次第归降”[2]……其后所指渐由河渡流域演变为地理概念。它有“大河湟”和“小河湟”之分。“大河湟”指的是甘肃中部西南面和青海东南部。东临洮河与定西地区相连，西倚戈尕山与海南藏族自治州接壤，南面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交接，在地形上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黄河和湟水流经此地。“它包括甘肃的临复(河州)回族自治州，青海黄河流域的贵德、尖扎、循化、化隆。渔水流域有注源、大通、浊中、西宁、互助、平安、乐都、民和。”[3]其中心是河州和西宁。“小河湟”甘肃之外的青海部分的河湟地区，特别指的是河湟地区的农业区。我们这里指的是后者。 汉儒文化最早在河湟地区传播是在两汉时期。汉武帝时，大批汉族人口迁人河湟地区，实行移民屯田。“这一时期是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的萌芽时期，汉儒文化通过官、私两种渠道在河湟地区传播开来，使汉儒文化在河湟地区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并开始向国家提荐人才。”[4]《后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萧何帝纪》都有这样的记载。虽然如此，汉儒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发展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远远落后。 十六国时期是汉儒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发展时期。当时河湟汉儒文化不仅表现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者，自身儒学功底较好，能任用外地儒士和本地区的儒士，兴办学校，教授学生，弘扬儒学，而且表现在这一时期儒学传播的地域比之以前扩大了。汉儒文化发展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河湟地区地区这时相对还比较安定。第二、河湟地区地区处在东西交通要道。第三、统治者推行的统治政策。陈寅格指出“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即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5] 明清时期是河湟汉儒文化的鼎盛时期。河湟儒学的发展无论在发展的程度和规模上，还是在发展的地域上，都预示着汉儒文化进人了它的鼎盛时期，主要表现在重视儒学教育，大力兴办学校，科举考试得以推行，树立学习的典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出现了一批本地诗人。儒学在河湟地区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唐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河湟地区没有出现一个儒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主要是唐与吐蕃间的战争时断时续，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唐王朝根本没有精力去发展河湟地区的儒学。安史之乱爆发后，河湟儒学的发展进人了低谷。唐朝伴随着吐蕃对青海全境的占领和统治，地方文化逐渐形成了吐蕃化的趋势。[6]今西宁的“露天金刚”、“闪佛”屹立在土楼山中部，具有唐朝风格。土楼观的洞窟中有唐朝壁画，用色以丹青为主。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的资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汉儒文化的某方面进行研究的资料，如诗歌、汉儒教育方面的研究资料。另一种是著作中涉及到汉儒文化方面的资料。前人还没有哪个人对河湟地区汉儒文化进行过综合和系统的研究，这是后来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地方志、家谱中关于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的史料 历史之可贵，在于无证不信。研究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的基本史料非常丰富。 l、全国性志书 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官修《大明一统志》属全国性总志共五十卷。在卷32至37《陕西布政使司》内容涉及到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的内容，具体有关于祠庙、学校、书院、西宁卫。乾隆八年修成的《大清一统志》第251卷甘肃流部，卷269和270西宁府有关于汉儒文化的内容。 2、省志 1592年赵延瑞编《陕西通志》，涉及学校、选举、人物、艺文等内容。1736年徐容《甘肃通志》、1909年升允《甘肃通志》、1931年刘郁棻《甘肃通志》，对汉儒文化中学校、选举、人物、艺文都有所记载。(清)升允等修安亚俊等纂《甘肃新通志》，涉及到了学校、学额、学田、贡院、书院、义学、社学、学堂、选举等儒学文化情况。刘郁棻、杨思等纂(民国)《甘肃新通志稿》对这些也有所涉及。这些书籍对河湟地区汉儒文化都有研究，不深人，只是简单的介绍。这些书籍涉及到汉儒文化的教育、诗及人物。其缺点是对河湟汉儒文化的记载比较分散，研究者需要自己去归纳。(清)康敷纂修抄台湾《青海志》，白眉初编民国间修抄本、甘肃，《青海志》，许崇灏纂《青海志略》，(民国)青海省通志编纂委员会纂修民国三十六年修油印本稿本《青海省通志》，中华西北协会纂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青海》，王慎余、邹国柱纂民国二十五年(1936)蒙藏学校铅印本《青海》，周振鹤纂民国二十七年(1938)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青海》，这些书籍有关于汉儒文化研究的某些方面，虽涉及较浅，但较全国性志书内容还是相对集中。 3、府志、厅志州志 杨应据《西宁府新志》在其建置、艺文、碑铭中对河湟汉儒文化有所记载。邓承为《西宁府续志》，基生兰《民国西宁府新志》中对汉儒文化都有相关记载，杨治平《丹噶尔厅志》有关于选举、艺文方面的记载，龚景翰《循化厅志》、张某《河州志》也记载了官职、选举的内容。 4、县志 化隆回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化隆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关于循化县志：龚景翰纂修《循化志》；关于湟源县志光绪《丹噶尔厅志》，湟源县编纂委员会编《湟源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平安县县志：青海省平安县志编纂委员会会编《平安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平安县志办公室编《平安县志》编余录1997，铁进元编平安县志办公室《平安县志》；关于民和县志：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乐都县志乐都县志编写小组编《乐都县志》1981，乐都县志编篆委员会编《乐都县志初稿》1982，乐都县志编委会编《乐都县志修订稿》1986，乐都县志编某委员《乐都县志》陕西人民从版社1991；互助县志编委会编《互助土族自治县志》1984，涅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涅中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大通大通回族自治县编纂委员会编《大通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刘运新修、廖傒苏《大通县志》民国八年(1919)兰州甘肃政报局铅印本，这些书籍关于汉儒文化的记载较少。 5、类编性质志书： 除了上述记载以外，类书也有记载。《西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中国书店出版1992.12《临洮府志》明·荆州俊修；唐懋德纂明代的临洮府包括今甘肃兰州、渭源、临洮、榆中、康乐、广河、和政、临夏、夏河、东乡、永靖及青海省循化、同仁、尖扎、贵德、贵南等地；《临洮府志》卷14P112王显主编《青海省地方志类编》，在其地方建制、人物志、艺文志、学校教育中有这方面的记载。《青海地方志旧志五种》也有记载。 这些志书对一个地区的介绍一般是地方性志书较全国性的要详细，级别较低的地方行政单位比较高的地方行政单位的志书更详细。顾炎武说：“尝谓：今人篆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克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人之宝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见《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这些志书是第一手资料，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资料。 三、关于明清时期河湟汉儒文化的一般历史书籍 明清时期关于河湟地区的汉儒文化的记载的书籍很多。这一时期既有官方修书，也有私人纂写的反映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状况的书籍。 这一时期官方文献和编年史籍汉文史料主要有《明史》、《清史稿》、《大清历朝实录》、《明实录》《明史会要》，均有相关记载。 私家著述：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第六章第六节“元明时期青海地区的文化教育与宗教”及第七章第六节“清前期青海地区的教育与文化”涉及到汉儒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发展，而且比较全面。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青海民族学院编《青海少数民族》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羋一之《青海民族史人门》、田继周《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之《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重庆人民出版社1995，这些书涉及这方面内容很少。王昱、聪喆《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在明代青海文化和清代的文教、卫生中涉及到儒学、社学、书院、学堂等内容。羋一之主编《西宁历史与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对各时期河湟儒学有所研究。马进虎《两河之聚—文明激荡的河湟回民社会交往》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第二节“河湟地特征与宗教的适应性”，涉及到河湟人文地缘特征、儒家命运波折；第二章涉及到汉族的农业，对河湟的概念及汉儒文化对士族重农抑商的影响有所研究。赵生琛《青海古代文化》、李臣玲《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民族出版社2005年、朱解春《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涉及了甘宁青“义学儒学的设立和科举制度的设施”，并对教育经费问题、教材的编译问题、教师的培训与待遇、关于学生的奖励与优待，进行了探索。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撤拉族石料辑要》1981年，关于教育方面的辑要有文庙、社学、义学等记载。 四、关于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的论文资料和其他资料 陈新海《论儒学在河湟地区的发展》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二期，提出了汉开合西到清朝末年的1900余年间河湟儒学经历了萌生、发展、鼎盛三个时期，同时接受了停滞、衰败的洗礼。陈新海《论明清时期青海的城镇》青海民族研究1992年第二期，对明清汉儒教育有所梳理。秦永章、李丽《明清时期土族地区的流官统治》青海民族研究1991年第二期，涉及到明清王朝在土族地区开创卫学、社学、兴办教育，“在客观上发生了积极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使土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在当时远远领先于当地其他少数民族”。[7]荣宁《浅谈儒学对河湟地区人们求知观念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1990年第四期，探索了“‘儒学的特质与求知观念的功利性’‘儒学在河湟地区的影响及现在表现’‘旧的求知观念，旧的思维方式，为何能长期植根于人们思维之中呢?’”，[8]，并要使旧的观念得到改变。李莱《明清河湟诗人青海诗作探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三期，探索了“明清时代河湟地区诗人以特有的情感创作的关于青海的诗歌独具魅力。边塞战事之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写实精神；自然风物之作将内地籍诗人着来凄楚苍凉的景象描绘得熠熠生辉!气势浩荡；民俗作品则犹如美好的风情画卷，青海在这些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诊释”[9]贾伟、李臣玲《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无时空分布及原因探析》青海社会科2004年第6期“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物以及官吏数量的统计分析，探讨了青海科举人物与官吏籍贯的时空分布特点，并讨论了其形成的原因”。[10]陈化育《关于多元文化与河湟教育研究的几个问题》青海师专学报，陈化育、索南措《关于多元文化与河湟教育问题的再思考》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三期，陈化育、陈新海、罗成孝：《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二)》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二期，这三篇文章对儒学文化进行了梳理，记述了从汉代开始至现代两千余年的汉儒文化发展史。吴绍按《从前清至明国时期的循化县民族教育》(《百年撒拉族论文集》收集了这篇文章，对清朝汉儒教育在撤拉族有所介绍，记述了撒拉族的文庙、义学、社学情况。 赵宗福选注《历代咏青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逢春《西宁历代诗人诗词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吴栻《洗心斋文集》、李愈堂《苕华诗集》，这些诗选、选注、文集记载了“明清时期诗人写下了不少咏青海三川风物、气候万象、民情乡俗的佳作，其中还有不少边塞诗。在这些诗中，诗人对自己经历的一系列边塞战争或颂扬或反对或讽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 家谱也有关于汉儒文化的记载。家谱有叫族谱、家乘、牒。皇帝为牒。以男性为主干按血缘家族先父后子，先兄后弟，妇女附于男子，女儿附与父亲，妻子附于丈夫按此排列顺序记载。民和《李氏宗谱》、涅中《祁氏家谱》、《辛氏家谱》、《张氏族谱》、《黄钟杨氏族谱祭文》，也有汉儒文化的记载，但只是一些零碎的记载。 对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汉儒文化的研究，必须对中央政府在这里的统治有所了解。汉儒文化传播首先是在军事控制基础上进行的，然后移民屯田，最后汉文化才站住脚跟。河湟汉儒文化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 注释： [1]范哗.后汉书·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杨应琚.(清)西宁府新志·艺文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3]马进虎.两河之聚——文明激荡的河湟回民社会文往[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 [4]陈新海.论儒学在河湟地区发展[J].青海民族研究，1992，(2). [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 [6]崔永红.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7]陈新海.论明清时期青海的城镇[J].海民族研究，1992，(2). [8]荣宁.浅谈儒学对河湟地区人们求知观念的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1990，(4). [9]李莱.明清河湟诗人青海诗作探略[J].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10]贾伟.李臣玲.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无时空分布及原因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2004，(6). 原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总第8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