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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罗愿(1136-1184)所撰的《新安志》，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方志之一。人们长期以来关注较多的是该志的价值和地位，而对它的编纂过程，尤其有关编纂的具体时间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现存的各《新安志》版本也都没有注明修纂年代。罗愿作于淳熙二年(1175)三月的《新安志•自序》中说，“会邦君赵侯闻之，勉使卒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新安志》也就说：“淳熙二年，赵不悔为州守，乃俾愿续成之”，并且宋代就有人“见罗氏《新安志》，刊于淳熙二年”，现代方志学家刘尚恒在《罗愿和他的〈新安志〉》中说，“淳熙二年乙未……撰《新安志》成”，王德恒等也说，“《新安志》成书于宋淳熙二年”，因而，一般认为《新安志》撰成于淳熙二年，并有刻本问世。但也有认为《新安志》是在这一年时间里完成的，在历史上《直斋书录题解》和《文献通考》就说，“郡人罗愿撰时淳熙二年”，而当代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也说，“宋淳熙二年(1175)纂”。为此，把淳熙二年作为《新安志》的成书年代，也类似于现代版权概念下的出版或版次年代，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把这一年等同于《新安志》的编纂年代就不确切了，《新安志》绝不只是在这年撰写的，而是历经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 在方志学论著中，仓修良先生的《方志学通论》对《新安志》的编纂过程作了简要概括，“从其为该志所作的《序》来看，编纂《新安志》乃是他的宿愿，并且早就从事资料汇集采访工作。而赵不悔乾道九年(1173)出知徽州，也有此要求，于是便邀请承担此事，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能成书，如此之快，决非出于偶然”。仓先生的看法是在认真解读罗愿自序后下的判语，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囿于论述的主旨，没有进一步把《新安志》的修纂时间和过程深究下去。历史上，较早的罗愿传记资料，如脱脱《宋史》的罗汝楫附传《罗愿》没有提及，只在卷二百四《艺文志三》著录，曹泾所作的《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述及《新安志》，但没有说清楚修纂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新安志》编纂的理解和把握。 当然，限于资料，有些问题确难讲得很清楚、很具体，但为了研究的深入，还得要做最大的努力。 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还是最好回到罗愿的《自序》上来，他对自己的编纂工作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并且提供了较多的信息。罗序曰： 至大中祥符中颁李宗谔所修《新图经》于天下，则由前诸书废不显，而官府顷罹睦寇，又失祥符所颁，特抄取计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隐实者编以为册余五六十年矣，私窃悼之，间因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有及此者，稍稍附着。后得《祥符图经》于民间，则纲目粗设，益访故老求遗事，思辑为一书，然未果就。会邦君赵侯闻之，勉使卒业，约敕诸曹，遇咨辄报，且谕属县网罗金石之文，使得辅成其说而书出矣。 罗愿的序实际上揭示了《新安志》编纂所历经的三个阶段，一是《祥符图经》复得之前，罗愿收集计簿、前史、国典及杂家稗说作为编纂《新安志》的基本资料；二是《祥符图经》复得之后，参考纲目，并访求遗事，欲撰成一书，而未能实现；三是在郡侯赵不悔的鼓励和支持下，网罗各县金石之文，最终成书。这一自序虽交待了《新安志》编纂的大致过程，但又带来如下问题，《祥符图经》为何失为何得?何时复得?罗愿以什么身份在什么状况下准备修志?赵不悔究竟在什么时间支持罗愿修纂?这些细节恰能反映《新安志》编纂的真实，也能从某一角度说明宋代方志的资料基础和承继关系。这些细节实际上归结于以下两个问题。 一、《祥符图经》失而复得与罗愿修志准备 《祥符图经》，也就是《新图经》，今佚。它对《新安志》的修撰产生直接影响，清代阮元在《文选楼藏书记》卷六中就明确地指出，“是书本《祥符图经》，考订详悉，辑成一书”。也即《新安志》是根据《祥符图经》修成的。这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等编纂的一部全国性图经，也是一部重要的宋代方志。脱脱《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有李宗谔的本传，李昉的儿子，举进士为校书郎，真宗即位，历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等。而《宋史》上没有把他修撰这部图经的事讲清楚，幸好《玉海》有一段珍贵的记录，名之为《祥符州县图经》，叙述这部图经在大中祥符时的修纂过程以及李宗谔的作用。 隋有《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景德四年二月乙亥，命学士邢昺、吕祐之、杜镐、戚纶、陈彭年编集车驾所经古迹。庚辰(十二日，一云十四日敕)，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编入古迹，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补其阙略来上。及诸路以图经献，诏知制诰孙仅、待制戚纶、真(直)集贤院王随、评事宋绶、邵焕校定，仅等以其体制不一，遂加例重修，命翰学李宗谔、知制诰王曾领其事，又增张知白、晏殊，又择选人李垂、韩羲等六人参其事。祥符元年四月戊子，龙图待制戚纶请，令修图经官先修东封所过州县图经进内，仍赐中书、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备检阅。从之。三年十二月丁巳，书成，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宗谔等上之。诏嘉奖赐器币，命宗谔为序。 据此记载，宋代《祥符州县图经》很可能参阅了隋代的《诸州图经集》，学士邢昺等从景德四年(1007)开始，编集车驾所过之古迹。大中祥符元年(1008)，龙图阁待制戚纶进东封所过州县图经，并颁中书、枢密院、崇文院各一本。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此图经编成，李宗谔进奏，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这显然是一部全国性的图经，并且质量较高，甚至能够替代其他方志，致使“由前诸书废不显”，也即导致了此前这一地区方志，如梁萧几《新安山水志》、王笃《新安记》，唐代《歙县图经》等的佚失。这部《祥符州县图经》应该就是罗愿自序所说的《祥符图经》，曾在北宋长期存在。 这部图历经百余年后，至北宋末年，“官府顷罹睦寇”，即方腊起事后，因社会的动乱而一度亡佚。方腊起事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宋史》卷二十二载：“方腊反，命谭稹讨之”，《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二载：“睦寇俶扰东南，陷杭、睦、歙、处、婺、衢等州”，次年三月，“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宋史》卷二十二)，但各地起义不断。此后，宋代又面临金兵南侵，经历靖康亡国，南宋建立后又与金战事不断，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没有时间、心思和精力去从事文化活动，也就不会为了编纂方志而寻找资料，重新发现《祥符图经》的可能实在太小。 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宋金议和，社会稍微安定一下，社会大环境有所改善，罗愿所处的小环境也有较大变化。罗愿生于绍兴六年(1136)，20岁荫补承务郎，授临安府新城县监税，乾道二年(1166)进士及第，授鄱阳知县，改主台州崇道观。至乾道八年(1172)，罗愿37岁，通判赣州，时“寇攘甫定，一以政清讼简，化美风俗为务，赣人赖之，颂声翕然”。在此相对安定的条件下，他才有心情和精力去收集资料，考订文献，“化美风俗为务”，同时也有可能幸“得《祥符图经》于民间”，再加历经动荡和游宦之后，更倍思桑梓，欲表彰乡里，编纂《新安志》的愿望也会更加强烈。因此，罗愿通判赣州后收集有关资料，准备修纂《新安志》，这是很有可能的。同时，他在赣州还著述《尔雅翼》，于淳熙元年(1174)撰成，也表明他此时对文教的重视。当然，他的修撰准备可能还要早一些，在复得《祥符图经》之前，“间因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有及此者，稍稍附着”，也即在通判赣州之前，已做不少“附着”的工作。这一点可从他的《新安志•附汪王庙考实》得到佐证，他在考后明确标明，“乾道五年九月朔，州民罗愿述”，也就是说，早在乾道五年(1169)作考实，即已开始修纂《新安志》了。当时，他应该在主台州崇道观的任上。为此，他编纂《新安志》的准备较早，正如赵不悔序所云，“用心勤且旧矣”。不过，限于资料，要具体确定是从哪年开始的，就比较困难了。 二、赵不悔知徽州与《新安志》的正式编纂 由上可见，《祥符图经》复得之前，罗愿开始收集资料，为编纂《新安志》作了准备。而“后得《祥符图经》于民间，则纲目粗设，益访故老求遗事，思辑为一书，然未果就”。正是复得《祥符图经》，促使他设纲目、求遗事、思辑书，他当时通判赣州，与徽州官吏联系不会太多，加上资料缺乏，修志自然不会很顺利，但《祥符图经》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据不完全统计，罗愿后来在《新安志》正文中直接引用名为《祥符经》的11次，注释中引用17次，此外在注释中还引用名为《祥符图经》的1次，引用的次数明显高于其他方志性的资料。《祥符图经》为罗愿提供资料，甚至框架，而知州赵不悔进一步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最终使修志的条件完全成熟。 罗愿在自序中充分肯定了赵不悔在修志中的重要作用，“会邦君赵侯闻之，勉使卒业，约敕诸曹，遇咨辄报，且谕属县网罗金石之文，使得辅成其说而书出矣”。而赵不悔在《新安志》序中也叙述了他与罗愿修志的关系：不悔昔将承乏此州，而吏以《图经》先至，见其疏略即有意于补次。一日对众客语之，客言新章贡倅罗君，盖志存于此者，访拾编摩，蒐取附益，用心勤且旧矣。仆为惊喜，因请之卒业，成一家书以表见于时，于是《新安志》出焉。此序表明，赵不悔知徽州后，发现图经疏略，又从来客获悉罗愿“志存于此者”，于是请他完成修志大业，“成一家之书”。故宋代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卷八中就指出，“通判赣州郡人罗愿，撰时淳熙二年，太守则赵不悔也”。其中“撰时淳熙二年”表述不确，前已辨之，而当时太守为赵不悔则属无疑。至于赵不悔的简况，他何时到州，何时邀请罗愿修志，赵序都没有提供或没有交待清楚。 赵不悔的传记资料很少，有两种较早的史料比较重要，一是《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赵不悔，字敦复，小名犬子，小字相如，年二十六”，绍兴十八年中进士第，四甲第九十六人，为保义郎。二是《新安志》，“左朝赞郎，乾道九年三月二十六到任，任内累转朝请郎”。综合这两条材料，则可知赵不悔一生的大致情况，他生于宣和五年(1123)，绍兴十八年(1148)26岁中进士，为保义郎、左朝赞郎，乾道九年(1173)51岁知徽州，后转朝请郎。赵不悔开始知徽州的乾道九年，也是罗愿知赣州的次年，他当时38岁。 赵不悔到任的具体时间，是乾道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上任伊始，了解州情，发现图经的疏略问题，便请罗愿修志。《新安志》的修撰也从此全面展开，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也认为，赵不悔“于是便邀请承担此事，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能成书”。从乾道九年(1173)到淳熙二年(1175)，《新安志》前后历时三年完成，但如果从此前乾道五年作《附汪王庙考实》算起，则前后历时七年，如再加上以往的准备，历时则更长。因此，淳熙二年只是《新安志》修成的年代，而不是开撰的时间，更不是在这一年内完成的。 总之，罗愿在三年里，或七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历尽艰辛，付出巨大，把《新安志》编纂成为一部方志史上的经典之作。这应该是在文化使命驱使下的自觉行动，而不是政绩考核诱导下的急功近利。唯有如此，《新安志》才保证了质量，才会长期享誉志坛，如明代方回云：“今《新安志》行于世，与马、班等。”清代章学诚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当然，这些评说又触及《新安志》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当另文作进一步探讨。
原载：《中国地方志》2010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