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对于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分歧，至今在文学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目前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种是“女性形象说，”这种观点认为，任何描写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成为“女性文学”的文本。第二种是“女性题材说”，此说主张凡以女性生活为创作题材和作品主要内容的，均可看作“女性文学”。第三种是“女性作家说”，此说认为只要出自女性作者的手笔，均可看作女性文学。第四种观点是“女性现代意识说”，这种说法认为，是否属于“女性文学”，其区别的标志是：作品通过描写所表现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评判和对女性生活的理解，以及其沿用的标准，是原有男性化的社会文化的原则，还是从现代女性健康的身心、新颖的生活以及女性独特的心理等因素引申出来的原则。第五种观点是“女性话语说”，此说认为女性应该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来对抗男性的话语。[1]以上五种观点的立足点都有所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均因有所偏重，而存在缺陷，因而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括也就不够全面。从西方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来看，也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伍尔夫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文本应该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女人写女人的问题；摩根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文本应忠实于妇女经验，没有被男性观念过滤，不受男性标准束缚；伊格尔顿和埃尔曼又分别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文本应具备的是“女人的话语”，及重视作品的“女性特征”。 从以上中西文学理论界对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可以看出，我国和西方皆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笔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应该是指以女性为中心，展示女性的主体意识，书写女性的生命体验和女性经验并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我国女性主义文学兴起于80年代初，90年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戴厚英、张洁、张辛欣的作品为代表，它们以两性关系为重心，揭示女性的现实处境和存在价值，有了初步的女性意识；第二阶段以残雪、王安忆、铁凝的小说为代表，它们深入梦幻潜意识空间展开叙述，充分展示女性自主意识，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第三阶段以林白、陈染等人的作品为代表，通过展示个人生存体验来表达妇女集体生存体验，从而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了真正的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近年来，在文学界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走向上，又出现了一种更加开放式的观点，那就是建立一种“双性文化”。 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妇女的权利与地位，使中国妇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但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思想的积淀，男尊女卑的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男女两性之间还是存在着社会差异，“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还比较普遍地存在于许多家庭中，因此女性还徘徊在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之间。再之，解放初期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使得新中国的妇女一时之间变成了没有丝毫女性特征的人，这时候的女性大多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女性意识也没有彻底地觉醒，归根结底，她们还是以男性作为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一切都向男人看齐，认为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同样能做到，彻底抹杀了女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女人还没有彻底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念。 到了80年代初，一批女性作家凭着她们敏感的触觉，大胆地揭露了当今女性生存的困境，戳穿了实际生活中“男女平等”的神话。张洁在她的作品《方舟》的题记里写道：“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就表明了女人受到一种男性文化、男性的习惯视野、男性的价值观念的规范和制约，女性如果要脱离这种几千年的男性文化所规定的模式，必将承受更多的不幸。这充分揭示了女性要寻找自己的个性，将是多么地艰难。张洁在《方舟》中描述了荆华、柳泉、梁倩三位知识女性的不幸遭遇。这三个女性都是感情丰富、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只因为不能或不愿被丈夫当作保姆、花瓶、生育工具，而遭受婚姻的失败。于是三个人组成了“寡妇俱乐部”，试图开始新的人生，但是却遭受了许多的不幸，男人的刁难、报复，左邻右舍的流言蜚语等等，这些描述充分表现了张洁对女性现实处境的清醒认识及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 另一个突出的女作家就是张辛欣。她的女性小说文本《在同一地平线上》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感情困境，表明了在实际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实质上并不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例如，女人和男人一样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但男人却要求女人照顾他们，做家务，有时甚至要求女人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事业。在《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张辛欣则叙述了一个有自己的事业，且有着自我独立意识的女性，但是她在追求爱情上却错失了机会，找不到自己的真正幸福，这说明张辛欣还是没有脱离以“男性为中心”的圈套，使得它们的女主人公都陷入到追求一种男性化的价值和作为一个女人的性别主体性确证的困境之中。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文本，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的女性主义意识，她们始终没有摆脱男权的制约。但是，她们触及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女性的自主意识，虽然还不是很深入，但也可以说明女作家们已开始思考女性的存在价值、女性的主体意识以及女性性别的特征，同时也竭力想挣脱父权制的统治，使女性在社会上能够得到真正的平等。 二 8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批女性作家吸收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文本。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主要是展示女性主体意识，颠覆男性中心主义。这时候的女性作家都开始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她们认为自己和男人之间虽然有性的差异，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女性历来被看作是“第二性”，并不是天生的。如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2]这一时期是女性的觉醒时期，女性要求摆脱几千年来遭受父权统治的命运，要求精神上的完全独立和人性的完整。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引进，像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所表达的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来自于对强势男性世界的认识和反抗)，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表现的女性强烈的自省意识(它揭示传统男性文化、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抑、摧残与扼杀)，深刻地影响了我国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作家。如以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玫瑰门》为代表，开始围绕女性身体的生命阶段而展开。铁凝在《玫瑰门》写道，小说女主人公司漪纹被男人抛弃后，为了可以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封建家庭中生存，她变得阴险毒辣，狡诈无耻，她是一朵“充满女人的狡诈与诡计的恶之花”，[3]她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着生活，又无时无刻不在毁灭着自己。作者以女性为视点，着重剖析了作为个体的、个性的、女性的性心理，从性别的角度揭示人性的复杂及其脉动，真实地展示出“一种女性的状态，女性的生存方式和一种生命过程”。这是一部女性自我审视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铁凝力图通过笔下人物的命运，展示在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及文化阴影中挣扎的女性的真实生存状况，使文学对女性的透视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张抗抗说：“我想‘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社会尚未具备‘女性文学’产生的客观条件，女作家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假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怪圈。”[4]这就足以说明这个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已进入对女性性心理的揭示，中国女性文学已走上女性意识的觉醒历程。 三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作家更多地受到了埃莱娜·西苏的文学理论的影响，大胆地创新了创作手法，出现了“个性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经验写作”、“私人话语”、“边缘话语”等等。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指出：“我个人而言，我以身体书写小说。……我紧依着身体和本能书写……以身体构成文本”；“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5]在此西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用身体书写”，且被公认为是“女性书写”理论，也即女性写作要回归女性躯体，这样就能建立一种新型的女性话语，以此来对抗已深深扎根于人们心理的男性话语，从而确立女性自己的地位，埃莱娜·西苏的理论正被中国的女性作家当作目标。 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来看，女性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是没有话语权的，一直以来，女性都是使用男性话语说话，充当男性的传声筒，这就使得女性没有自我，没有地位。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女性意识的增强，女性越来越觉得，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建立一套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来对抗男性话语，才能够真正摆脱男权制文化的压迫，寻找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地位，才能与男性达到真正平等。但是女性写作要完全摆脱男性的价值观念和脱离男性世界，就只能是对男性世界不闻不问或者使男性在自己的作品世界中缺席，要做到这点何其容易，这就使得女性作品只能在孤独中完成。陈染在谈其创作经历时说：“十余年来，我在中国文学主流之外的边缘小道上吃力行走，孤独是自然而然的。应该说，我不算是一个更多地为时代的脉博和场景的变更所纷扰、所侵蚀的作家类型，我努力使自己沉静，保持着内省的姿势，思悟作为一个个人自身的价值，寻索着人类精神的家园。”[6]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开始以自传或准自传的形式，大胆书写“我的身体”、“我的自我”，书写自我的生命体验、女性经验，记述自己的性别经历、性经历，书写她们的姐妹情谊、同性恋、自恋倾向等等，以此来突出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而不象80年代的作家一样，竭力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西方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到：“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有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个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经验。”[7] 90年代中期，许多女性作家，特别是林白、陈染，都能“从自觉的性别立场出发，把私人经验、幽闭场景带到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女性经验的自我解读和情色问题的大胆表述，破解男性神话，颠覆男性中心社会建构的政治、历史、道德等方面的理念。”林白的女性化写作就是一种性别写作。她说：“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觉、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8]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塑造了女主人公林多米的形象，描述了多米成长的故事，通过多米的人生路，林白编织了一场女性与自身、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文化、女性与世界的多重战争，细致地展露了女主人公所经历的同性之爱、强奸、诱奸、失恋、身败名裂等种种极为隐秘的私人生活经验。陈染的《私人生活》叙述了女主人公倪拗拗的成长经历，她的成长主要是一种确认自我的个体存在的过程。丁老师对她的性骚扰，家庭的不和造成她对爱情的怀疑，与邻居何寡妇的同性恋等，都体现了倪拗拗心理、生理最深处的激情与欲望，勾勒出一条充满体验性和梦幻性的女性生命轨迹。 陈染、林白等人的作品主要是从心理角度出发，抒发她们的情感体验、女性体验。用她们自己的躯体，自己的话语书写女性内心深处的感受，90年代的女性文学强化并且超越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女性文学进一步趋于成熟和对生命主体全方位的把握。 四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90年代中后期似乎又走入了一个极端。最开始是默认男性社会的价值，然后是对抗男性社会。而林白、陈染等私人化写作完全脱离了男性社会，在她们的作品中，男性或缺失、或颠覆，但在现实生活中，男性是存在的，也是不可缺失的，因此，近几年，文学界又提出了建立一种“双性文化”，这一观点是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移植和借鉴。在西方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不再强调男女的对立，消弭两性间的冲突、对抗，推进爱、温情，主张走向双性和谐。埃莱娜·西苏就提出了“两性共体”理论，她的理论并不同于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论。“两性共体”是一种文化的而非生理的定位，是对两性特征的尊重，是差异而不是对立，是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性或中性/无性。西苏的目的是要打破既定的性别等级秩序，建立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在这种理想境界中，两性“和而不同”，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呈现其鲜活生动和无止境的存在。[9] 在我国，孙绍先在《女性主义文学》中预测女性主义文学的未来走向时提出：“女性既不应该继续做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双性文化’”。[10]后来，刘慧英在《走出男性传统的樊篱》中也提出：“我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赞成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之中，我比较赞赏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道路。”[11]女性主义文学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与男性对抗，把男性踩在脚下，由女性来统治这个世界，而是要与男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再依附男性，不再做男性的玩偶、奴仆。只是与男性和睦相处，达到完美的双性和谐。当今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正在朝这方面迈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众多女性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能达到“双性和谐”这个完美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邓云著，《关于“女性文学”界说的理论辩析》，《学术论坛》2000年第1期。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3]董瑾：《困惑与超越》，《上海文论》，1991年第4期。 [4]张抗抗、刘慧英，《关于“女性文学”的对话》，《文艺评论》，1990年第5期。 [5]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江译，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6]徐坤：《双调夜行船》，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8]《90年代女性小说四人谈》，《南方文坛》1997年第2期。 [9]林树明：《身/心二元对立的诗意超越——埃莱娜·西苏“女性书写”论辨析》，《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0]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11]刘慧英，《走出男权统治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5页。 [作者简介] 丁伊莎，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讲师。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6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