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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中，男性专制主义以“父”的形式无所不在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父权”成为男权统治的基本形式，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对男权的依从集中体现为对“父权”的屈从。因此，男权制与父权制这两个概念相互重叠，构成一组同义词。虽然男权或父权制是一种纵贯历史和横跨文化的社会现象，但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激荡和中国女性群体力量的增长，“父”的权威地位的合法性也逐渐受到了动摇。 新时期女性文学写作主题中，由“恋父”向“审父”的过渡成为一种突出的变化。新时期女性逐渐摆脱了对“父亲”无条件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感情依赖与臣服，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隐藏于“父权”光圈背后的猥琐与平庸。由恋父到审父的发展，既是中国女性主体意识增长和心理成熟的标志；也是和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布、女性主义观念中对父权制的审视与批判分不开的。 进入新时期之后，在有关父/女、男/女关系的表现中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则是张洁的作品。她作品中折射出来的心路历程，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新时期女作家如何从“恋父”到“审父”再到“自省”的演变轨迹。 一、“恋父”——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渴望 新时期伊始，张洁写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作品以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爱情、婚姻伦理的质询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共鸣。中年女作家钟雨与老干部之间魂牵梦萦的生死爱情，引起了读者对中国婚姻质量普遍低下现状的反思，激发了人们对纯净美好爱情境界的无限向往。小说以女作家的女儿为叙述人，追忆了一段深刻的、感人而又无奈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位使女主人公为之一往情深的满头银发、含蓄深沉、持重浑厚的长者形象。联系张洁少年时代即失去父爱、母女俩在漫长岁月里相依为命的生活事实，不少学者将作家笔下成为女主人公爱情对象的长者阐释为作家潜意识中对缺失的父爱的呼唤。因而，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大大年长于女主人公的男性主人公的出现，理解为是作家恋父情结的外部投射，确实是有道理的。张洁的恋父情结贯穿于她的创作中。她作品中不少女主人公爱恋的对象——男主人公不约而同地都具有理想父亲的某些共性：即刚毅、智慧、稳健、可靠，有着骄人的业绩和不凡的风度。除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外，其他较为典型的情人/父亲形象还有《七巧板》中的袁家骝、《波西米亚花瓶》中的简、《沉重的翅膀》中的厂长郑子云、《无字》中的高干胡秉辰，等等。女主人公们虽然都沉静、优稚，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洁的人生追求，但在她们在爱恋的对象面前，却总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女儿情态。在她们心目中，男主人公既是情爱对象，又有着温暖的慈父的某种职能，是女儿们精神上的依托和避难的港湾。他们往往是道德的楷模，具有顽强的毅力、积极的进取精神和高度的自律特征；他们还有着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以及由于丰富的阅历而获得的深度和内涵。这类男主人公形象的文化意义是表达了新时期以来相当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渴望。不仅张洁是这样书写的，当代优秀的散文家韩小蕙也曾虔诚地书写了她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形象：“优秀的男人应该是沉稳的山岳，挺起大山的胸膛，为女人挡住风，挡住雨，挡住虎，挡住狼，挡住一切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崎岖坎坷”，“哪个女人都希望她所爱的男人比她强大”(《说不尽的男人和女人》)，“每个女人其实都在企望一座长城，能够安全地靠在上面”(《不喜欢做女人》)。同时，也流露出她们对自身的不够自信，和对以“父”为象征形式的男性权威者的出于历史惯性的依赖和依附心理。这种依赖和依附心理的产生，主要是基于漫长的农业社会形态的宗法制文化背景，中国古代女性长期困守家庭和儒教，缺乏作为独立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有限的生存空间使得她们不可能像男性那样具有忧世之思、济世之愿，中国妇女群体作为人的主体身份被剥夺，从而表现出浓厚的非群体性和奴性意识，妇女命运只能取决于自身以外的因素或者说是取决于妇女个人生活里的男性，男性逐渐成为女性的“神话”、女性的依附。从中国宗法社会的古老典籍与文学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男性神话的信念是怎样被千方百计强化的：那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说卦》)；是“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班昭：《女诫·敬慎》)。无论是在中国古典诗歌还是民间传说中，女性总是在梦幻中期盼那个理想的男性——可以彻底改变她们的命运和赐予她们所有幸福的人出现。中国古代女性面对男性的身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望眼欲穿式地被动等待——矗立山头几千年岿然不动的望夫石，就是中国女性共同的期待理想男性的固化姿态。女性对男性依赖与依附的心理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 西蒙·德·波伏瓦曾站在女性的立场这样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恋父情结：“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并非像他猜想的那样，是一种性的欲望，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所有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她可能一生都在努力寻求那失去的充实与宁静状态。”[1] 这一分析，对我们认识作家张洁无意识深层的性心理不无裨益。也正是由此意义上，戴锦华认为：“张洁的作品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句段。一个时代的、被无限‘丰富的痛苦’所萦绕的精神之旅的笔记。一份不断地寻找神话庇护、又不断地因神话世界坍塌而裸露的绝望。因此，张洁始终在书写着一份丰饶的贫瘠，一次在返归与投奔中固执、张惶、来而复去的疾行，一处在不断悬浮与坠落中终于被玷污的‘净土’。”[2] 二、“审父”——女性对理想男性的失望 新时期女性写作当中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日常生活诗意的消解中，“男性神话”被逐渐肢解，“爱的对象”一个个被打碎。然而，现实世界中的男性和女性一样有着喜怒哀乐，有着软弱、自私甚至猥琐的一面。而对这一切的发现，是与女性主体意识的成长和自身的逐步坚强同步的。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性观念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论现代性》)现代性正是以其追求自由精神的本质，以理性观念的进步的信条，为女性的平等和觉悟提供了外在动机，并与她们萌动的内在要求相契合。中国现代性进程当中，女性开始了自我从非理性到理性的探求过程。徐坤指出：20世纪女性解放的历史已经有效地楔入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记事当中，进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经典场景和精神的寓言式表达。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人性自由、个性解放这些概念，正是从社会性别(gender)的注重到女性性别(female)的张扬之间逐步得到表现。正是在“现代性”这一前提下，女性命运得到真正的改写，并在现代的理论纬度上开始了她们真正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这过程中，势必会伴随着女性在精神断乳时和断乳后的失落、无助和彷徨。然而，不经过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女儿难以成长为真正成熟的女性。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张洁这位具有文学上的恋父情结的代表，又率先以犀利而透彻的《只有一个太阳》，对恋父心理和行为进行了反思。与作家的前述作品一样，小说同样建构了一个贯穿了女主人公青春记忆和人生历程的“不朽”的爱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年长的、不无气质和素养的令人心仪的“表舅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冀望”成为现实，“冀望”却又已经不复是往日的“冀望”，“表舅舅”也不再是理想的、被崇拜的偶像了。他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衰朽，结束了张洁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再行恋父的可能。 在长篇小说《祖母绿》中，女主人公曾令儿不仅代恋人左葳受过而被发配到大西北，而且还冒着流言蜚语生下并独自养大了她和左葳的孩子。后来，孩子夭折了，她又克制着极度的痛苦，化解了一切恩怨，千里迢迢回来帮助那个曾经抛弃了她的、胆怯、自私、懦弱和无能的左葳。就连曾经成功地从曾令儿身边夺走了左葳、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卢北河，最后也大彻大悟地对为了情人而无怨无悔地牺牲了一生的曾令儿说：“多少年来，我们争夺着同一个男人的爱，英勇地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到头来发现，那并不值得。”到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部由张洁滴血泣泪完成的小说，母亲形象、母女深情更是和丈夫形象以及夫妻之间那种格格不入的冷漠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张洁在小说中虽然对那位丈夫着墨不多，但其冷漠、自私、惯于索取而无能的形象却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力作《无字》中，两性关系更加紧张冷漠，其中充满了计较、欺骗和狡诈。张洁通过女性家族史的回忆，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代女性被欺骗、伤害和背叛的历史。而位于小说中心地位的，则是中年女作家吴为和她的那位革命老干部丈夫胡秉宸之间曲折而复杂的关系中。在胡秉宸和他前妻联手的戏弄和算计之下，痴心和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吴为最后终于精神失常。张洁感慨的写道：“未来的世纪恐怕将不会再有这种爱了。吴为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说是20世纪的绝唱，也是所有古典情结的一曲挽歌。”应该说这部作品中，张洁对男性的“看透”乃至绝望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无字》带给我们的是陷入黑暗的绝望和沉重的悲哀。吴为始终仰慕一个男性的神话成为悲剧的根源，她以理想为自己的生命常态，并为平庸的生活涂上理想的光辉。但这层光辉经不起情的打磨，吴为最终陷入一种梦醒来却无路可走、极度焦虑的精神崩溃状态。“在一个由父权统治的文化历史里，女性的处境永远都是进退两难。由此，最初开始寻找时的那一切诗意寄托和幻想的美妙篇章，渐渐都崩塌而成泡影。一曲曲‘怨妇吟’，堆积而成‘厌男调’。从最初的爱戴、期盼、幻想、守望，到后来的想象和心理行为上厌倦、轻蔑、敌视、憎恶……”(《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张洁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个极端表现体现了作家最深入的情感体验，而这种情感体验能够展开本身，证明女性主体的自觉和女性主体的人性探险，它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身性别囿限的经验。 联系到张洁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发现，当年刻骨铭心的爱着却无法走到一起的钟雨和无名老干部，在历经苦难终成眷属之后，却成了今天的吴为和胡秉宸。历史岂不是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经过人生的历练，张洁终于以犀利无情的笔，告别了自己当年美丽但又幼稚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女主人公被伤害后的疯狂清算了可笑的恋父情结、消解了理想男性的幻象：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愈合的、长在吴为生命上的伤口，直到她生命的终结才可能结束，也许还会带到下一世也未可知。……可是吴为却走出了男人的迷宫，她对这个人世的希望以及有关男人的一切神话，也一闪而灭。她还有一段伤心之后的自嘲之言：每个女人自出生起，就在等待一个白马王子，那是女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直到她们碰得头破血流，才会明白什么叫做痴心妄想。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对人心灵的震撼让人无法忘记；缺少真情，逢场作戏，追逐名利则是徐坤的短篇小说《厨房》刻画的具有代表性的某类男性形象；铁凝的《大浴女》和张洁的三部曲《无字》，读者也不难体会尹小跳和吴为的女性人生所潜在的对一个时代的男性神话的解构。 三、“自省”——女性对男性的理解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女性主体意识也在不断地觉醒和增长。女性开始不断重新反思和认识男性世界。或许人们并没有从对女性命运反思的角度思考过张洁的散文《拣麦穗》，作者满怀深情地回忆童年时代的农村生活，农村的女孩们很早就开始准备嫁妆包裹。“不过，当她们把拣麦穗时所伴随着的幻想，一同包进包裹里去的时候，她们会突然感到那些幻想全都变了味儿，觉得多少年来她们拣呀、缝呀、绣呀，实在是多么傻啊!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渴望的那个男人，有着多么的不同，又有着多么大的距离。”梦破灭了，可是又有谁会关心呢？“连她们自己也甚至不会感到过分地悲伤。”虽然这段话只是“绣荷包事件”出现的一个引子，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代女性对理想男性/幸福生活的美丽梦幻悄然地破灭，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叹息的声音，除了无奈接受被安排的命运，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80年代初，舒婷的《致橡树》表达的是对平等的两性之爱的憧憬和幻想。张辛欣、叶梦、铁凝、张抗抗、王安忆……女作家们无所顾忌地开启了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以纯粹的女性视角和体验向世人言说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没有以往惯常的掩饰、羞怯、自卑甚至惧怕，没有为了改变社会角色的同时也隐去性别差异。8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关于家务》一文对心中的男性形象进行了反思： 以往，我是很崇拜高仓健这样的男性的，高大、坚毅，从来不笑，似乎承担着一世界的苦难与责任。可是渐渐地，我对男性的理想越来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多体惊女人，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只碗的渺小劳动。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都市文明带来了紧张的生活节奏，人越来越密集地存在了有限的空间里，只需挤汽车时背后有力的一推，便也可解决一点辛苦，自然这是不伟大、太不壮丽了。可是，事实上，佩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王安忆对男性要求从理想化到平淡无奇，她坦率陈述毫无遮掩，是一种完全从容而自由的心态。她没有不平之气，她只谈对男人最为切实的要求。而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中出现的“印家厚们”也被解除了一直笼罩在男性头上的英雄光环，男性作为普通的人，他们同样为生活中的琐碎而烦恼、无奈、焦虑甚至束手无策。我们看到在这一阶段，女性对男性形象的想象中包含了平等观念支配下的理解和同情。池莉在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冰与火的缠绵》中，写了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女孩成长为一个独立自强的成熟女人的故事，作者也想象了她心目中现时代理想的男性形象：平凡无奇的外表、丰富细腻的感情、具有同情心和事业心，乐于助人以及为人处世成熟理智。但他在作品中却处于边缘位置。我想总有一天他会处在中心位置的。 对觉醒中的女性来说，要争取自身的独立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就必须承担起所有的后果。女性作为一种独立的个体既向往着独立，又难以承受独立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打破整个男权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女性也是与男性一样丢失了以往种种责任、义务和某些角色内容，在男权社会中女人也享有一些既得利益，随着推倒男权主义的压迫，女人也不能再坐享其成地在物质和精神上要求男人的“关照”和“庇护”了。[3] 觉醒的女性应意识到自己的全部的女性的内容，不仅仅在于要做女人，而且要做和所有独立的人一样的女人，不需要借助或者依靠反射男性的光芒来确证自己的存在，也不需要男性自以为是的救赎和冠以各种名目的施舍。不以放弃自己为代价，去屈就世俗和事实性存在的男性世界，也不以征服他者为武器，而落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窠臼。我们相信，女性和男性都生活在此岸，只有留在此岸。没有另外一个伊甸园。男女本是“上帝”的一对双生儿女，是左手和右手，是人类社会生活里的亲和体，男女没有根本利益的矛盾，男女有着一样的人生极地；如果将二者置于对立对抗的境地，我们的地球村以至于每个家庭都不会再有太平。虽然，在我们的政治和权力中浸透了男权话语和性别歧视，但是“和谐”与“平等”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男人和女人是永生永世无法分开的一对，男人和女人要发挥各自性别的优势、取长补短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 注释： [1]西蒙·德·波伏瓦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2]戴锦华：《“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 [3]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版，第118—119页。 [作者简介] 蒋晓丽，湖南女子大学。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